孙小舟[1]2004年在《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畜牧业作为中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畜牧业，2005年全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3％左右。酒泉绿洲地处我国的西北干旱区，宜牧土地面积大，畜牧资源优越，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但畜牧业发展与其资源优势不相称。据统计资料表明，2002年酒泉绿洲畜牧业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20.52％，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酒泉绿洲与国家要求差距甚大，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酒泉绿洲生态环境脆弱，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加剧，地下水位下降、草场退化等，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转变农业经营理念，大力发展畜牧业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挥酒泉绿洲畜牧业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畜牧业的发展水平，研究和制定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良性循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笔者于2001年去酒泉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尽己所能了解情况，在酒泉市畜牧局、水利局、土地局有关同志的支持下搜集了许多数据资料，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文在论述了酒泉绿洲畜牧业的研究现状、选题依据、主要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认为人工、半人工草场面积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草畜比例失调，草场退化，草原管理制度不健全，鼠害猖獗，牧草产量年度变化大，产草量和草场利用季节不平衡，生产经营理念落后，成为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酒泉绿洲的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做了判断。最后从确定合理的载畜量，大力保护草地资源和发展优质人工草地，实施虚拟水战略以缓解酒泉绿洲的生态环境压力，大力推进畜牧业产业化进程，对农区农作物副产品的加工利用、加强祁连山防护林建设、组织畜牧业季节性生产，推广推广肉禽异地育肥技术、加强畜牧业生产的合理规划、增加资金投入，加快畜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草原鼠害的防治等十个方面提出了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的具体对策建议，以期望能对酒泉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孙小舟, 李权国[2]2005年在《酒泉绿洲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农民增收有积极意义,本文通过论述酒泉绿洲草地畜牧业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对农业结构的优化和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史志林[3]2017年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叁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叁,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刘晓春[4]2003年在《河西地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河西地区位于甘肃西部，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加之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河西地区人地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本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生态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加剧，土地盐渍化蔓延，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草场退化、植被萎缩，森林大量被砍伐。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使生态系统结构趋于单一，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系统越来越不稳定，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自然灾害不断加剧，从而使河西地区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这些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发生，除了河西地区自然条件因素外，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主要是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水资源是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人类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有关。生态用水大量被挤占，植被因水分不足而衰败。节水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唯一有效途径，缩减耗水量大的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农业对水资源的大量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 通过对河西地区目前水资源利用模式的分析，与以色列水资源利用作比较，发现，河西水资源短缺并不是总量不够，而是水资源利用不当所致。 为了保护和建设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必须逐步放弃河西作为甘肃商品粮基地的战略思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草畜业。加强以节水灌溉为主的节水生态农业，积极发展沙产业。 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应抓好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建设、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加强荒漠区治理、处理好叁大河流上下游用水问题，并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生态化建设。要强化通过经济手段保护与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
蔺海明[5]2003年在《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生态足迹和环境资产负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并提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恢复建设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可对河西走廊绿洲农业生态恢复建设与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采用生态足迹、环境资产负债、能学分析、问题树分析和比较评价等的研究模型和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演替规律、存在问题、生态足迹及资产负债动态变化、能流运转规律和恢复重建绿洲生态环境的对策等。通过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河西地区生态足迹研究结论是：1985年前为生态盈余或平衡，之后步入生态赤字，且赤字程度不断加大。1949年～1980年为生态盈余阶段，1949年全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55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2hm~2，人均生态盈余0.13hm~2。1980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均为1.02hm~2，二者正好平衡；1980年～198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均呈快速增长阶段，出现短期的平衡状态；1985年～2000年为生态赤字阶段，该阶段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均为下降趋势。2000年人均生态承载力1.78hm~2，而人均生态足迹为2.08hm~2，人均生态赤字0.3hm~2。酒泉、武威、张掖3市和永昌县的生态赤字依次为0.63hm~2，0.30hm~2，0.14hm~2和0.13hm~2。生态赤字表明农业发展已远离可持续发展。无论从河西地方尺度还是从全球尺度看，河西地区处于非可持续性状态。 2．河西地区环境资产与负债的研究结论是：全区的环境资产不断减少，负债值逐年增大。其阶段性变化是1949年～1975年呈递减态势，由9.6减少到1.6。1980年～1991年有所回升，由2.1上升到4.4。1995年～2000年保持比较平稳，在3.2～3.3范围之内；环境负债呈现持续负增长，由1949年的-1.2增长到2000年的-28.1，并出现3个明显的时段，1949年～1970年的21年平均为-1.41，1975年～1985年的10年平均为-4.12，1991年～2000年的10年平均为-20.33，环境净资产1949年～1970年呈现下降趋势，但一直为正值(8.4～1.3)，1975年出现负值(-0.5)，到2000年负债达到-24.9，亦说明河西环境资产库存不断减少。 3．对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能学特征及演变规律研究结论显示：无机投能水平1991年～2000年的与1949年～1960年比增加50倍，而同期有机投能水平增加97.2％，投能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有机投能为主体的格局演变为以无机投能为主体的格局。1949年～1960年无机：有机一1：13．7，1991年～2000年则为1．9：1。1991年～2000年河西全区的产出能水平较 1949年～1960年增加 3．5倍，但同期产投比由2．34下降到1．98。目前投能水平正处投能适宜区内，仅达到理论投能临界值的65．8％，表明河西地区仍具有增加投能的空间。同时显示，河西投能总量近年来增加的主体是劳动效率性投能提高，而产品效率性投比并不算高。过去研究得出河西投能水平己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结论并不确切。 4．在近半个世纪，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环境呈现局部（绿洲内部）改善，整体（绿洲外围）恶化的态势左000年的绿洲面积较1949年扩大3倍，耕地面积扩大84．3％～98．90，现有实际耕地面积95．3万hln‘～102．9万hm，比统计面积多出38．90～50．00；水资源总量呈现前增后减趋势，1981年～1990年径流量较1956年～1960年增加1．426亿 m‘，1991年～1997年较 1956年～1960年减少 5．208亿 m3。径流量疏勒河一直增加，黑河先增后减，而石羊河一直减少；虽然径流量稳中略减，但可资利用的水资源却严重紧缺，原因一是耕地面积剧增，农业用水过量；二是因平原水库。渠系水面蒸发使 2．5亿 m3～3刀亿 m’水无谓“逃逸”；叁是人口增加，城市扩容，用水增加。 5．绿洲生态环境演替规律表现为：绿洲面积扩大的走向是溯河而上，向水系源头推移。绿洲周围形成7k—～10kffi的“生态裂谷带”，绿洲越大，“生态裂谷带”越大，该带既是扩大荒漠化的重灾区，也是沙尘暴的策源地；人工植被增加，天然植被锐减，人工植被扩大的正面效应是“人进沙退”，而无然植被锐减的直接结果是沙漠化面积扩大，水源减少，环境恶化；地表水分配方式由自然分配演变成人工分配，原有水生态平衡打破，生态用水锐减，在下游绿洲中心出现“生态空洞”。地下水因过量开采水位年下降0．sin～l刀m，含盐量上升，水质变差；农田土壤肥力由不稳定向稳定、再向提高演替，出现肥力上升与单产提高同步态势，但农药、残膜污染加重；农田生产力不断提高，向产量、效益、技术集约型演替。 6．提出了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环境的总体思路；确定了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的3个重点，涵盖IO个治理层面，侣项工程技术措施，构成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工程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为达到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总体目标，提出8项具体建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宏观指导意义。同时，对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的水资源调蓄、高密度造林治沙，营造速生丰产林、投能水平与结构等进行了讨论，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
茹世乐[6]2011年在《酒泉生态农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生态农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起步发展以来,以其绿色、环保、可持续而得到理论界的推崇。生态农业是一个综合的农业生产体系,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应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综合分析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提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模式,才能有效促进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目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生态农业发展历程和模式的研究,着重从酒泉生态农业的环境基础、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和政策支持入手,客观分析了酒泉生态农业发展的SWOT矩阵组合及路径选择。分析表明,酒泉发展生态农业的环境较好,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初具规模,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体系基本形成,于此相关的水利建设、林业生态、畜牧养殖和生物质能开发成效显着。据于此,重点对无公害蔬菜、农作物种子繁育、啤酒原料、中药材、特色林果、草食畜牧业的生态化模式进行了探讨,推进策略上,重点在科技成果转化、标准化基地建设、原产地保护和品牌战略、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资源保护、农业信息服务、现代物流与产品营销体系等方面进行突破,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和产业政策引导生态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程弘毅[7]2007年在《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沙漠化是目前全球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之一，直接缩减人类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威胁粮食安全，已严重地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和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虽然经过多年的治理，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总体上仍处于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在个别地区如石羊河下游、塔里木河下游等地区仍然存在着沙进人退、生态难民涌现的现象。因此对沙漠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科学进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时期沙漠化作为沙漠化现代过程的基础和先导，既是沙漠化研究的基础又是沙漠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河西地区地处西北内陆河流域，气候干旱，水资源严重短缺，沙漠化问题相当严重，特别是在河流下游地区——民勤、额济纳、敦煌等地，已成为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严重障碍；该地区的沙漠化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为探讨沙漠化的成因和机制，了解沙漠化问题的历史根源，为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本文选取河西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研究区域——河西地区的先后9次实地考察，行程约19 500km，基本摸清了河西地区20处历史时期沙漠化区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9处干涸湖泊、72座代表性沙漠古城的调查与研究，采集年代样品50余个，查阅历史文献100余种，以及对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强度进行了多角度的量化，建立了河西地区及叁大内陆河流域的人口、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强度，水资源利用率，以及人类对环境影响强度等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强度量化指标，利用实地调查、环境考古、历史地理、文献分析及实验分析等方法和手段，初步复原了历史时期河西地区沙漠化过程。在类型上，将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区分为古绿洲沙漠化类型和古湖泊沙漠化类型；在空间发展模式上，将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区分为古绿洲沙漠化类型的溯源发展模式和随河摆动模式，以及古湖泊沙漠化类型的环状收缩-扩大模式；在时间上，提出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发生发展主要集中在叁个历史时期，即南北朝、唐末五代、明清两朝，对应叁个主要冷期；并且沙漠化的程度愈来愈严重，发生的面积愈来愈多。分析表明，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首先是易于造成沙漠化的第四纪沉积物质广泛分布，和地处内陆的空间位置和青藏高原隆升所造就的干旱少雨、风力强劲的气候提供了基本条件。而近2千年以来，河西地区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在宏观上主要受控于气候变化，沙漠化逐渐加剧是由于中全新世以来千年尺度上气候的干冷化宏观趋势所决定的，而具体的历史时段沙漠化则是由百年尺度上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造成。而近300年以来的沙漠化则主要受控于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借鉴和利用现代研究成果，系统地重建了河西地区历史时期主要的人类活动量化数据——人口、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强度、水资源利用率等。所有数据均指示，清代中前期人类活动强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人口密度突破7人／km~2，水资源利用率突破40％，标志河西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对沙漠化的影响已超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强度。利用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公式I=PAT，以现在人类活动强度为100，估算历史时期河西地区人类活动环境影响值2千年来平均为6.20，清代中期以前平均为2.79，清代中期以来平均达到22.50，而近45年来平均为69.70。清代中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达到了今天的18％以上，远远超过了前代。并与气候因素进行比较，估算近2千年来，河西地区人类活动对沙漠化的贡献率平均为24.4％，清代之前为19.2％，清代以来为48.9％，近45年来为81.6％。
卜红梅[8]2006年在《环境或公共政策演变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采用环境史学的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了汉代的郡县屯田、隋唐时期的营田、元朝时期的军户屯田、明朝时期的卫所屯田和清朝时期的屯田政策,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垦殖政策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应用环境科学、环境政策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和水资源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通过PRA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以及相关的二手资料,综合研究现代主要公共政策演变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包括人口增殖政策、移民政策、流域管理体制、产业结构政策。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石羊河流域环境或公共政策的制定缺少科学性,政策的执行缺少连续性、稳定性,最终导致政策失灵 2、人口增殖和移民政策导致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下降 3、流域管理体制不健全 4、产业结构不合理 在对环境或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即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建立公众参与和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论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民勤县为例,提出了基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压缩高耗水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力推广种植节水作物,加快草产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据此,建立以社区为本的流域管理模式,即“传统的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农民生计+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促进石羊河流域可持续发展。
李鸣骥[9]2007年在《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响应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西北干旱区属生态脆弱敏感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其相对独特的客观运行规律。在这种环境响应敏感地区,扰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加大,会导致环境景观体系发生异变,异变的链式反应会完全或部分的改变区域生态环境。城镇化作为现代人类活动强度最大、方式最先进的文明生活类型,它对西北干旱区绿洲区域生态环境的扰动、影响范围、以及生态环境的响应反应机理、程度等,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变化关系、机理、模式及特征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张掖市绿洲区为案例,反溯区域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出发,以地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主轴,辅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气象学、经济学、城市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探究干旱区环境下黑河流域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重点探讨黑河流域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对城镇化格局和过程的响应关系;揭示干旱区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耦合反馈的内在机制;并对区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耦合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我们认为近3000年的历史时期内,清代乾嘉之前黑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主要驱动力为自然力,气候波动变化是最主要影响因素。人类活动是改变区域地貌景观、水资源利用格局的副作用力。乾嘉之后地区人口剧增,对区域绿洲开发力度加大,人类活动逐渐成为改变区域生态环境的主导力量。历史时期区域城镇发展与区域人类农业开发强度和开发阶段密切相关,随气候波动下的绿洲格局变迁发展变化。2.近38年以来张掖市生态环境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1)气候变化。张掖市近38年以来气候变化方面表现为气温明显升高;降水量变化不大,冬春两季降水量略有增加;大风与沙尘暴天气近38年来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张掖市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施雅风院士提出的西北地区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变化。(2)张掖市水资源环境变化。区域水资源供求矛盾日渐突出。黑河分水对区域水资源量的变化影响较大,水资源利用总量下降,水资源需求总量持续上升。工业、生态、生活用水量显着增加。目前随着节水型社会的构建,区域用水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水资源配置逐渐趋向合理,水资源使用逐渐向用水效率较高产业部门转移。(3)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土地覆被变化总体表现为质量下降趋势。其中林草地面积20年来持续下降;耕地面积略有增加,空间表现为沿黑河溯源上移较明显;城镇用地面积增加明显,空间上表现为沿河流、道路的轴向延伸,以及向黑河中上游地区的溯源扩张趋势;水域面积20年时间里除肃南县外,其他各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未利用土地面积总体表现为增加的趋势。3.张掖市城镇化发展表现为:(1)城镇化速度显着加快,但劳动力转移仍存在较多限制性因素。(2)城镇化发展中城镇空间结构受地域绿洲分布空间格局影响明显。空间表现为“团块—轴向”分布特征。与所处绿洲相适宜的城镇普遍规模小,综合性程度高,空间上缺少完善的结构体系和网络联结结构。(3)在运用能值流理论分析区域能值生产与城镇能值消费基础上,认为张掖绿洲对城镇化规模承载的能值流潜力较大,绿洲经济区城镇化的弹性容纳空间可以继续接受约6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4.张掖市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关系方面,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程度的干扰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应对这种干扰存在着双向响应性。具体表现为:(1)城镇化与区域气候变化关系。城镇化对张掖市的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一些作用。区域城镇化与区域部分气候要素具有或强或弱的正负相关性。存在着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上的城镇化与区域气候变化一定程度相关的偶然性结合。从而构成一种短期与长期、微观与宏观的区域系统时空辨证发展特征。即全球气候变暖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人类活动作用所致,但气候变暖又促进了黑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活跃,加快了张掖市绿洲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气候一定幅度的变化。(2)城镇化与区域水资源利用关系。城镇化对区域水资源利用变化目前影响程度较低,尚不能引导区域人口、产业结构大幅度的转移,也无力改变当前区域水资源利用格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我们认为区域城镇化只能作为区域水资源利用格局变化的一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促进因素,而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区域产业部门之间的用水结构。随着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将会成为驱动区域节水型的水资源利用格局的主要作用因子。(3)张掖市城镇化与区域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关系。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与土地统计资料的数理分析,分别从张掖市宏观区域与中观绿洲经济区两个区域角度考察了1986-2006年张掖市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上城镇化对张掖市宏观区域与中观绿洲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均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张掖市宏观区域内,城镇化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贡献率只占到生态环境恶化总贡献率的1.34%。而在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绿洲区域,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起着重要的驱动作用,城镇化引起的相关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对绿洲经济区土地覆被环境的恶化贡献率达到48.79%。。
佚名[10]2009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北部风沙源区草业生态工程研究报告》文中认为前言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干旱少雨。全省天然草原面积2.67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9.4%,是构成甘肃省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自然条件严酷和人类活动加剧,植被覆盖率下降,天然草原已严重退化,甘肃已成为当前我国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两大
参考文献：
[1]. 酒泉绿洲畜牧业发展研究[D]. 孙小舟.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酒泉绿洲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J]. 孙小舟, 李权国. 甘肃农业. 2005
[3].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
[4]. 河西地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D]. 刘晓春.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5]. 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生态足迹和环境资产负债研究[D]. 蔺海明. 甘肃农业大学. 2003
[6]. 酒泉生态农业发展对策研究[D]. 茹世乐. 复旦大学. 2011
[7]. 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D]. 程弘毅. 兰州大学. 2007
[8]. 环境或公共政策演变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卜红梅. 兰州大学. 2006
[9]. 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响应关系研究[D]. 李鸣骥.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10]. 甘肃河西走廊北部风沙源区草业生态工程研究报告[C]. 佚名. 2007-2008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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