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第一、二、三代领导人都非常关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差异，认真比较研究三代领导人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探索，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作用认识比较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这一重大的问题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诸多的成果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被置于一个较为突出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1] (P364)。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各国出现的复杂事件成为了毛泽东探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动因。毛泽东大胆突破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一举动本身足以证明毛泽东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创立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过程中，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十年文革”中经历了“两落两起”的邓小平则更为深切地体验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他所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提出、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2] (P277～279)。如果说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要性的认识大量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更多的是通过他对“十年文革”中造成并且遗留下来，以及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的妥善处理，来极力展现他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他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存在的一些认识分歧；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把原来社会主义实践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大陆的社会主义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力地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面对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做文章，特别是抓住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的失误兴风作浪，企图以此打倒共产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他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3] (P221)。他同时还谆谆告诫全党“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3] (P218)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指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并强调要防止矛盾激化。可见，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和内容认识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正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分清敌我。毛泽东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应该说，分清敌我是确保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才能分清“人民”与“敌人”，如何才能使这一划分既能促进社会发展，又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如何分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与“敌人”，进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他们对“人民”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迥然不同的认识，而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
一是着重从生产关系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以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毛泽东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非常浓重的革命和斗争的色彩。在毛泽东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无论是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还是受到客观形势影响使毛泽东形成的个人主观认识来看，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着重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或是差异，也就是最终必然导致从生产关系的层面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认识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当然这个认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延伸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害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个认识也被毛泽东运用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判断以及他创立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当中。基于他重在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从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识，毛泽东把是否坚持和拥护“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生产”的公式作为划分人民与敌人的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看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的论断，毛泽东是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生产”作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判断标准。毛泽东也运用这个标准正确处理过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并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概念，启发人们动态地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把“质”和“量”统一起来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类型和存在形式进行考察，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矛盾的办法。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却把一切与这个标准有所背离甚至是稍有背离的阶级都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事实上抛弃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命题，并最终把“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外部，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了敌我矛盾，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出现了重大的挫折。
二是着重从生产力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促进经济发展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发，邓小平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改革和开放色彩。面对“十年文革”结束后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在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更多看到的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并由此大胆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经济，要用经济的发展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围绕对社会主义的这一价值判断，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根本一致的人民利益之所在。从而在界定“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时使之与经济有了更多的联系，对传统的人民判断标准进行了赋有时代意义的改革。邓小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生产力”标准引入到对“人民”范围的判断中来，把一切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人们，包括以私营经济中的雇主为代表的剥削阶层都纳入到“人民”的范围中来。面对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邓小平坚决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学术人员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从而确立了新时期开放的世界人民观。同样，邓小平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发，把一切维护祖国统一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们都纳入到“人民”的范畴中来，大大拓展了“人民”的范围，赋予“人民”以丰富的内涵。据此，邓小平“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也随着“人民”概念外延的扩大和对人民根本利益看法的转变而得以拓展，曾被当作敌我矛盾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劳资矛盾大量地被纳入到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中来。总之，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当年的教训，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动态地分析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思想，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是着重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建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出发，江泽民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时俱进，力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来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上找到了二者的“同”，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建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上找到了二者的“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理论，同时还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例外。面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复杂变化，江泽民提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新概念，进一步扩大了传统的“人民群众”概念的特定内涵，肯定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合理地位和重要作用。从而把传统的对“人民”进行界定的标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了出来，着眼于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整体把握，超越单纯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和惯性作用，丰富了新时期“人民”概念的内涵。在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团结他们，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大报告同时指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5] (P239～240)。可见，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概念的提出把许多在以往容易被当作敌我矛盾的矛盾内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既有利于我们发展稳定的大局，也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新的思想观念。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比较
三代领导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认同和重视是不容怀疑的，但究竟要运用什么机制，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既受客观存在的社会复杂的各种环境的制约，更有领导人主观判断是否理性和科学的影响。基于时代背景和个人主观认识的差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的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各有特点。
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使得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呈现出偏激性和单一性。着重从生产关系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使得毛泽东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失误后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尽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原则和方法，但问题在于，由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面临一些敌对势力的威胁，使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总在究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间摇摆不定，实践中毛泽东更多地倾向前者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置其他多种方法于不顾，往往单一地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同样，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物质利益矛盾还不够突出，利益集团也不明显，使得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考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思想问题，因此，综观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问题上的总思路及其亲身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往往使毛泽东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不恰当地采用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激手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导致了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实践上的一些失败；其二，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的认识局限性使其在解决方法上主要强调的是政治思想的方法，他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6] (P818)这些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曾经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由于对物质利益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的研究不够，使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中缺乏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因过分强调思想教育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方法，从而使得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显得单一化和偏激化。
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使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邓小平针对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上的局限，有的放矢地发展和丰富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客观地说，邓小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时虽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和主张，例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等，但本文认为，其中实践力度最大和成效最为显著的是从经济体制上找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主张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协调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实践证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完全离开物质利益去认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仅仅依靠空洞的说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是不可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7] (P195～196)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集中精力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效解决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因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那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重新调整和组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面对这种矛盾的局面，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以经济发展最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而是积极探索有效调节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原则，提出了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统筹兼顾，讲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的相互结合，允许先富与带动后富的辩证统一思想。他认为尽管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人们的受益程度存在某些差别是难以避免的，但从长远看，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是能够使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趋向合理，最终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从而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升到了一个更为长远的策略高度。
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使江泽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有制度性和全局性。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宗旨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方面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人民内部矛盾，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社会治安、突发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问题千头万绪。这些矛盾的出现，既有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暂时的无序甚至混乱的原因，又有我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人民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引导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8] (P306)。这个失误大大弱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基础。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江泽民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的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并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看待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又非常强调要进一步解决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问题。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去思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落脚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邓小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历史表明，仅仅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还不够，只有使理论制度化和法律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就是要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用法律和制度来管理国家的各项事物，用客观尺度而非主观认识来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避免从主观认识出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导致失误的历史悲剧重演。“以德治国”则强调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对于有效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最终解决的重要作用，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既从“防”又从“治”上为我们正确处理新时期更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通过对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进行探索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日益准确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变化，日益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日益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方向，使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行动都日趋成熟和完善。
标签：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江泽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矛盾处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