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中的传统经济——对二元经济论构成挑战的一个实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实例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4)01-092-008
一、对二元经济论的再认识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理论很快获得了第三世界决策部门的欢迎和沿用，从此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刘易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半个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未减，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质疑和修正，但就本质而言，我们一直承认它的存在价值，而且在实际经济分析中依然不断地在沿用他的方法和结论。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后，这一理论的潜在影响更为扩大。就在笔者参与云南大学暑期民族调查前，也查阅过有关二元经济论的原著和应用实例，笔者此次民族调查的田野现场是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该村的主体居民是仡佬族，当我们从繁华的城市经历一天的颠簸到达现场时，第一印象就想到了刘易斯，因为调查现场与现代都市反差太大，与刘易斯所构想的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反差确实太相似了，笔者想套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红丰村的经济活动现实进行诠释就十分自然了，但一个多月后，笔者不得不承认，该村的经济行为与刘易斯的构想相差太大，故决定立足于调查资料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作一次再认识。
二元经济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并进而探讨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最终实现现代经济“一元化”的规律性。后人对二元经济论的基本归纳大致如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论的前提假设在于西方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普通存在的传统经济都是可以相互独立的经济形式，而前者则是发展的最高水平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然而对红丰村仡佬族的经济活动历史稍加校理后，我们就会发现，红丰村数百年来的经济活动其实远非孤立的存在，它一直与我国国内的经济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地与外界保持联系以调适于外界经济环境剧变的需要，他们的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运行的。诚然，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活动一直呈现为强烈的反差，这一现象至今如此，我国目前的中心与红丰村完全靠手工劳作的乡民生活简直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然而这里的仡佬族对外部的经济活动并不陌生，而且历来如此，外部的经济活动也在吸收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则一直在吸收来自外界的产品和各式各样的技术技能。应当说，数百年来，他们的经济活动一直处于调适中，从未间断过，但结果是，他们从未进入过外部的工业社会。
改土归流以前，当地的仡佬族从事的典型经济生活是刀耕火种，当时他们完全隶属于彝族土司，是土司治下社会身份低下的部民，彝族的经济生活方式是农牧兼营，但彝族的这种经济活动与普底的自然生态背景并不能完好地兼容，由于海拔高，气候多变，在这一地区放牧过度后，草场极易退化，即使不退化，生产成本也很高。也正因为如此，具有部民身份的仡佬族才会被允许在这一地区定居，利用彝族废弃的土地劳作，历经数年后，又得转往它处，重新开辟刀耕火种耕地，这种两个民族经济生活相互嵌合的格局到底延续了多久，文献记载缺乏，无法考证，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长期延续的族际经济生活方式嵌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当代仡佬族不仅保持他们自己的经济生活方式，也熟悉彝族的生产活动并掌握了相关的技能。
由于刀耕火种形式的产品品种多，产量不十分稳定，各种产品的相对数量十分有限，当时的封建国家根本无法从他们身上征收税赋，加上语言和生活的隔阂，也无法对他们征发劳役，因而只好默许彝族土司对他们实行代管，相比之下，彝族土司能够尽量地吸纳他们的产品，而要使这种彝族代理统治持续下去，彝族土司在吸纳他们的产品后，还需要经过产品转换，才能直接向中央王朝提供税赋，当时彝族土司提供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是牲畜和当地仅能种植的燕麦。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仡佬族并非完全任凭别人摆布，他们也在中央朝廷和彝族土司之间展开一定的三角较量，元明两代的典籍中多次提到他们举行起义斗争，有时是反对彝族土司，有时是依附彝族土司反对中央王朝，有时则是借中央王朝的力量对付彝族土司。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也从其他民族中接受了各式各样的技术技能甚至新的观念，把改土归流前的仡佬族经济视为一个封闭的超然的经济，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改土归流对他们最大的冲击正在于依然对中央王朝认可，继续代理统治他们的彝族土司至此得按照中央王朝的规范向国家缴纳赋税，作为部民的仡佬族也得分担向国家缴纳的赋税，这就迫使当地的仡佬族不得不放弃原有刀耕火种的某些传统，开始批量生产能供作赋税的产品，在当时主要是牛马，因为牛马可以流入中原市场换取银两，缴纳地丁银，尽管这种转换仍然控制在彝族土目手中，但他们的产品已经早就不是内部消费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随着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和大量汉族的迁入，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粮食作物也辗转传到了仡佬族山寨，经过他们的几番筛选和改造驯化后，能适应当地生产环境的玉米和洋芋在当地生了根，这两种作物的生产和种植，很快压缩了原先同时生产数十种刀耕火种产品的格局，逐步定型生产玉米和洋芋两种主要作物，尽管传统产品还在生产，但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了。辛亥革命后，残存的彝族土目虽然已无原有名号，但事实上一直代理统治着包括红丰村仡佬族在内的部民，当地仡佬族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最大的受益是获得了与中央政权直接接触的机会，他们的成员可以越出彝族土目控制范围进入内地，同时，更多的汉族农民可以与他们发生直接的接触，他们的眼界得到急剧展拓，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按照传统和从其他民族借入的生产办法生产的产品得以直接流入国内市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是活牲畜和猪鬃、皮张等牲畜再加工品。此外，他们生产的生漆、桐油等也一直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不言而喻，外界的这一变化直接引导他们的经济活动做出了新一轮的调适，产品格局已经不再是典型的刀耕火种产品了，而是刀耕火种与农耕、畜牧业等多种经济形态混合经营的产物。如果说，他们早年执行的刀耕火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生活形态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执行的不仅是二元经济，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多元经济。
从1949年起，他们获得法律意义上的真正人身解放，由部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获得了耕地的明确使用权，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迫四处游荡，这一身份的剧变使他们有更大可能接触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各种各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内容像潮水一样涌到了红丰村，从种水稻到开采煤矿，从做小本生意到赚钱到外出打工，他们都一一经历过了。对经济活动的内容，他们也开始从盲目变成了自觉，他们开始清醒地知道他们生产的东西是怎样流入市场，也知道他们能从国内市场换回什么东西，然而他们祖祖辈辈沿袭的生产办法却始终在红丰村占着主导地位。
红丰村仡佬族的经济活动与外部的这种联系和它针对外界做出的调适，在历史上显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的，但它毕竟与外部经济活动一直保持着联系，就中国而言，不管是汉族的经济活动、彝族的经济活动，还是红丰村的经济活动，从来就不是各自孤立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较好的工业基础，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达到了可以与西方发达地区进行直接竞争的水平，但即使是这样的竞争，红丰村仡佬族的经济活动也一直在间接参与其中。就这个意义而言，要严格地界定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鸿沟，肯定是办不到的。因而，刘易斯所构想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绝对反差恐怕只有理论假设意义，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建构现代经济的起步阶段就一直在利用第三世界的资金、原料、技术，他们的产品也得仰仗于第三世界来吸收，西方的工业文明从来就没有和所谓的传统社会脱节过，刘易斯的这一理论设定只是在共时态对比下形成的印象，忽略了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间一直保持这的千丝万缕联系。二元经济理论结构中最突出的理论设定是传统社会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靠劳动力转移，从工业社会中分享利益，从而使传统社会获得资本积累，以奠定挤身工业社会的基础。而红丰村的实际却与这样的构想相左。在红丰村，其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投入，弹性并不大，每一个居民每天都在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劳动，在不改变生产状况的条件下，要滕出多余的劳动力可行性不大。诚然，红丰村的仡佬族也有不少人外出打工，从中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但要将这样的收入积累起来，在他们看来办不到，因为在外面打工消费太大，几乎存不下钱，不少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得借路费才能回家。这表明，转嫁劳动力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容易，可以大规模开展。村民认为最能赚钱的办法是挖煤、出卖牲口、采药出售等，村上两家盖砖房的农户都是靠这一渠道实现的，换句话说，他们现有的挣钱渠道并非工业社会赋予给他们的，而是他们的传统经济中已有的内容。随着我国粮食供应的稳定，粮价走低，他们当然无意扩大粮食的生产规模，但他们却拥有3000多亩可供放牧的荒坡，仅仅由于他们的牲畜是出售给中间商，因而获利比挖煤还低，致使这笔财富来源并未大规模的启动，该村的一位苗族村民，本是饲养牲畜的能手，而今并未大规模的饲养牲畜，却是加入了集市中间商的行列，从其他农户手中贱价收购牲畜，肥育后出售获利，居然积累了大笔的资产。这个实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的传统技能和经济生活并没有走进死胡同，靠传统还可以获利，那至今尚未全面利用的3000多亩荒山草坡，应该是他们凭借传统就能获得发展的根基之一。二是他们眼前的贫困与他们对外部市场的把握能力不无相关，他们靠传统生产办法形成的财富全流入中间商手中，才导致眼前的贫困，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他们能够真正地把握市场，即使沿袭传统的生产办法，也同样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三是，目前他们放养牲畜，最大的劳动力投入是防盗，真正形成大牲畜产品花费的劳力并不多，而防盗的难点在于，原有的村社组织无法应对外来不法分子的骚扰，这家苗族之所以走中间商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自己扩大畜群无法绕开这一社会障碍。
单就红丰村而言，我们当然无法认定它在我国国内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们起码可以说，所谓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不可能象原先想象的那样有众多的剩余劳动力等待受雇。按传统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在与工业社会并存的情况下也并不是无利可图。现代工业社会和中心城市反倒是一直在吸收着来自传统经济的产品，而传统社会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比用工业办法生产同样产品的成本还要低，他们出售产品比出售劳动力更能获益，关键的环节在于他们如何绕开中间商，直接将产品投入市场。由此看来，转移剩余劳动力只能是传统社会实现资本积累的一种可能，而不是唯一途径。
二元经济论的另一个理论构想是现代工业社会不仅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也是一切传统社会应当力争实现的目标，而且，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得按工业民族曾经经历的道路走，先实现资本积累，同时释放劳动力，才可能最后消除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在这一理论设定中，包含着诸多含混的内容，事实上不仅是工业社会，就是传统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其内在构成极其错综复杂，上文提到的汉族社会，彝族社会和仡佬族社会都可称为乡民社会，但他们却各不相同，要让这些千差万别的所谓传统社会都按同一条发展道路走下去，显然是行不通的。红丰村所处的自然背景具有特殊性，由于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矿产资源贫乏，又极度缺水，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建构什么样的工矿企业都不可能，要在这里建构现代化的集镇也不现实，甚至按照汉族传统方式在这儿开辟连片的稻田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搞现代化的农牧生产了，真正能够在这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可持续生产的反而是仡佬族目前沿袭的生产办法或是从彝族中借入的耕牧制。于是，若真要按刘易斯的构想让这儿的乡民都走上现代生产，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里的土地彻底放弃，将所有的乡民全部集中到城里去，但这与我国国情显然有冲突，因为在我国西部，与红丰村相同条件状况的耕地约占全国土地一半左右，短期内我国根本无法安置如此众多的人口，更不敢奢望帮助他们全部就业。
有鉴于上述，我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似乎把全世界并行的经济活动过分简单化了，红丰村的经济活动，远不是二元，而是多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可以稳定延续的，这一理解并非孤立的，近年来我国很多经济学家就明确提出在我国汉族地区就不是二元经济，而是“三元经济”。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仡佬族的多元经济结构决不是孤证，在我国西南各民族中，类似于红丰村的情况还很多。不过，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还是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其中，如下三点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首先，在这个理论中，刘易斯承认了不同的经济形式可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其次是并存的不同经济形态间可以相互交流，尽管刘易斯重点强调的仅在于劳动力输出，但就我们的调查而言，不仅劳动力可以转移，产品也可以相互流通，技术也可以相互引进，不过这样的引进要因地制宜，因文化而异。最后，刘易斯也注意到了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交流，到底哪一方能获利，能获多少利，并不取决于理论构想，而要受制于众多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因而，对红丰村仡佬族而言，他们要求得发展的道路和方式显然不只一条，而是可以同时做出多种选择。我们也是从上述认识出发，肯定二元经济论的现实价值，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红丰村的经济生活正好是一种运行中的多元经济结构。
二、另一种意义上的二元经济论
红丰村仡佬族三次蒙受冲击，三次调适，他们眼前的经济活动方式与本民族的远古经济传统已经很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每一次的调适都给他们的经济活动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下一次调适又是立足于已有的经济活动做出应对，每一次调适的结果都以变形的方式仍然残留在他们的现实经济活动，以至于他们现有的经济活动简直像是一块“百纳布”。不过，其内容由于文化的整合作用却总是相互协调，共同发挥影响，如果说，一种经济生活形态，按照刘易斯的说法可以称作一元的话，在红丰村实际是一个多元结构经济，在现实的仡佬族经济生活中，本民族传统的刀耕火种至今还部分地传承着，从彝族借入的耕牧兼营生计方式，至今还左右着他们的畜牧生产，通过汉族辗转传入的玉米和洋芋种植技术，确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稳定。此外，他们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会了经商、采煤。事实上，一个小小的红丰村，其居民的经济活动已经并存着众多的内容，远不是一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山村。
刀耕火种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原始农业，就连学术界中也有不少人主张要彻底消除刀耕火种，国家才能发展。在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中，也往往千第一律地希望照搬工业化的集约农牧业，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概念提出后，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因为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种看似原始的耕作办法可以不依赖农药和化肥就能完成整个生产，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极低，其生产过程完全符合生态农业的要求。如果有针对性地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比如，引进优质农作物品种，引进沼气处理农牧废料，回收能源和有机肥，那么红丰村仡佬族中目前尚在延续的刀耕火种作法，不仅可以持续运行，而且完全可望获益。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甚至能在市场上创名牌。举例说，一旦我国对有毒化工品的监管力度加强，那么，现行的室内装修涂料绝大部分都得淘汰，但仡佬族生产的生漆决不会被淘汰，靠天然生漆求发展，并不是不存在机遇。
当地仡佬族从彝族学来的农牧兼营，也是一种与当地自然生态背景完全合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办法可以高效利用当地的零星草场，森林和农作物秸杆，加上当地植物的生长期较长，种类繁多。因此，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相当高，经营得法时，八分地就可以承载一个羊单位，同时，还可以换季生产一部分粮食，只要允许他们按这一生产方式将该村的3000多亩荒坡全部利用起来，单是畜产品外销这一项就不愁脱贫奔小康。
当然，要让他们凭借传统的畜牧方式求发展，目前还有重重障碍。上文已经提到，他们没有自己的商业队伍，再就是，目前的土地承包政策仅承包耕地，草场、森林等可供放牧的资源，他们并没有合法稳定的使用权。此外，从事农牧兼营需要将所有的土地进行规划，早年他们是靠家族村社完成这一使命，而今家族村社已经不能发挥这一作用了，得有替代的机构执掌土地规划才能确保农牧兼营方式顺利进行，最后是他们的传统观念也需要重新调适，仡佬族长期以来是把牲畜作为家庭财富的象征，因而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喂牛喂马，但不轻易卖牛卖马，也不过分役使牛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养闲牛闲马多”，然而，要真正切入市场经济，就必须提高出栏率，加速畜产品周转，传统的价值观不改变，不建立与市场接轨的货币价值观，即令牛羊满坡，仍然对经济发展无补。因此，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将传统的农牧兼营导入市场，完全可以构成他们经济生活中可望求得发展的一元。
仡佬族真正介入打工行列和独立经商，为时虽短，尽管如此，在他们当中已经孕育出了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也出现了一些技艺能手，他们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已经介入了现代都市，尽管这一部分经济活动目前仍极为有限，但它却暗示了一个未来的前景，介入现代都市经济活动，转移剩余劳动力对他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也就是说，刘易斯构想的通过输出剩余劳动力实行资本积累，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可行的，不过，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用这种办法求发展只是一种可行的路径，而决不是唯一的路径，原因在于，上面提到的几种传统经济活动，对他们求发展而言，更容易操作，可容易稳定获利，较少承担风险，而要支撑传统经济活动获利，对他们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建构自己的商业队伍，如何完成他们内部的职业分化。
由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具有多元性，他们的发展面对另一种形式的障碍，那就是他们按照传统方式形成的产品，产量规模小，品种多而繁，产品质量虽然不差但却难于在市场上占据稳定的份额形成品牌，以往的研究者对于这种局面都是主张彻底丢开传统，按照集约农业的方式另起炉灶，组织生产。但看到红丰村的情况后，这样的主张显然行不通，一则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经济生活并不是不能经风雨的纸房子，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都没能让传统经济彻底破灭，怎么能够指望凭一两项经济措施就建起他们见也没有见过的集约农业呢？再则，我国实现粮食供应充裕，也没有靠从外国搬来的集约农业。时至今日，我国粮食生产中过半的产品仍然是靠传统农业提供的，我们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在这样的小山村彻底改变产业结构才能找到发展道路呢？解决上述困难的办法不应当是光凭推倒传统，一切重来，而应当有效地利用传统的力量，对此，我们充满信心，该地区当年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猪鬃就是从每家每户通过社会机制汇集起来地，过去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天更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单靠红丰村仡佬族，要绕开现存发展障碍当然不可能，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西南地区，像红丰村这样的民族村寨多得不胜枚举，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达到一定的联合，完成同类产品的规模化，批量化，优质化完全可以做到。关键在于，我们的有关部门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信息服务，能不能推动他们按照现代经济活动的规范联合起来。只要作好这些服务工作，传统产品切入就不再困难。
目前，他们面临的障碍还在于无法能动地引进一切可使用的技术和知识，上文已经提到，这里的仡佬族真正直接地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为时很短，他们对外部世界至今仍然缺乏基本的了解，要使他们真正了解外部世界，还要经历相当长的磨合期。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行政部门和科技推广部门完全是凭自己的理解，将自认为先进的东西不断地硬塞给他们，推广种水稻，引进优良畜种，兜售化肥、农药，不一而足。但今天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和现金收入却不是靠这些引进的技术，而是靠他们的传统。
三、启迪与深化
文化的多元并存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规约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以至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都不可能纯而又纯，它必然是各民族交互影响的结果。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各民族经济生活肯定具有多元性，红丰村仡佬族的实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承认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多元性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从这一理解出发，分析任何民族的经济生活，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刚性的整体，得客观地承认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运行方式的多元性，这样一来，凭借主观的愿望，想将任何一个民族的经济活动往任何一个方向去强行引导，甚至强行干预，其结果难免会事与愿违。
在红丰村的调查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此类事与愿违的经济活动事实，引导他们推广水稻种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无论是从经济层面、技术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剖析可持续的水稻生产都会发现围绕这一经济活动可能牵连到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都极其复杂，要全部凭借外力替仡佬族完善水稻生产的所有必须背景，显然不现实。因而红丰村推广水稻种植失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规划不成熟，在操作上有失误，而应当正确地意识到我们忽略了各民族经济生活多元并存的复杂性，也忽略了自然背景的复杂性。事实上，红丰村的仡佬族在引种玉米和洋芋上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两种作物不仅有可能在当地的自然背景下正常生长，更由于这两种作物的杆蒿可以给牲畜提供饲料，这两种作物用过的耕地很容易转化为牧场，取代他们传统种植的燕麦和荞子不需要传统文化作出调整。相反地，种植水稻必须确保供水，配备灌溉设施，而且这些设施还得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强行的推广水稻意味着要求他们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建构一整套与之配套的制度，还要确保与已有的生产方式不相抵触。不言而喻，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西部大开发中，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至关重要。任何从外部施加影响去推动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都面临着作用力单一，而作用的对象——各民族经济生活却复杂多样的局面，因而它永远是一种不对称的族际经济互动，它必然会派生各种各样的正面和负面后果。因而在施加影响时尽可能地关注各民族原有的经济生活特征，精选他们最容易接受，将会引起社会震动最小的内容去施加影响，才可望做到事半功倍。面对我国西部多民族并存的格局，要想用一种方式或办法解决错综复杂的西部各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显然不太现实。要使我们的西部开发举措更具针对性，更能因地制宜，经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理当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无不具有能动调适于所处自然及社会环境的能力，各民族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传统文化，并不像目前很多人设想的那样脆弱，在现代化冲击面前一触即溃，红丰村仡佬族在400年间所经历的大小冲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确实是太大太沉重了。但他们毕竟熬过来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同时获得了应对外部环境剧变的可贵能力。因而，低估各民族的能动调适能力，低估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的柔韧性，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偏颇，二元经济论设想只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可以彻底地改变传统经济生活，正好是在这一点上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同时，忽略了各民族的主观能动作用。
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红丰村仡佬族具有可贵的能动调适秉赋，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目前强大的现代化冲击，尽管他们必将面临重重的磨难，但他们最终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不牺牲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建构起它们独特的多元经济结构，既能与现代化协调，又能确保传统的稳定延续和有效。目前，要做到这一步的关键正在于需要留给它们一个较为充裕的经济调适和转轨的时间，决不能在这个调适过程中越俎代庖。文化多元性的价值，学术界早有定论。文化多元并存肯定会诱导出经济生活的多轨并存，这一点，目前学术界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潮流的今天，人们过多关注的是经济生活的趋同，而忽略了经济生活可以多轨并存。从红丰村的实例我们看到，这些处于边缘的弱势民族并不会拒绝外界环境剧变必然导致的后果，而是想办法适应这种剧变，但这种适应并不是必然以放弃传统为代价，而仅仅是有选择地做出最佳的应对，适应的结果依然保持着经济生活的多元结构。
当前的红丰村，既外出打工又就地开矿，既按照传统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又按照传统生产可以出售换取现金的牲畜。经济的多元结构一直稳定地延续着，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上述各种并存的经济活动中，最有市场潜力的那些部分在未来肯定会在市场的诱导下放大。而不能进入市场的部分肯定会停留在仅能满足自身需要的水平上，但决不会退出经济生活舞台。因而，即使实现了与外部经济接轨，他们的经济结构将依然是多元性的。
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决不意味着经济生活的全球一体化，而仅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市场交换统一规范化。至于各民族生产什么样的具体产品，恐怕永远也“化”不了。因为我们不能设想在没有水的地方强行种植水稻也能获得经济效益，更不能设想让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掌握空间宇航技术，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即今经济真正全球化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并存，只不过在市场交换和利益分享中更为合理，体制更其健全罢了。需要指出的仅在于，要实现这一目标，各民族间肯定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每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都不能置身事外，经济人类学有责任激励像红丰村仡佬族这样的弱势民族勇敢地参与这场磨合，凭借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正确估计和对市场规范的准确把握，去实现本来就属于自身的价值，就这个意义上说，二元经济论仅止是人们认识经济多元并存的一个起点，今后的探讨应当致力于剖析经济多元并存得以稳定延续的机制。
四、传统不是经济发展的包袱
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无法脱离其传统文化，当面对全新而强大的外来异质经济压力时，不少人难免会出现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的想法。其实，早在1979年，联合国在厄瓜多尔召开的基多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的中心议题。它的基本含义正是：应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经济价值体系。红丰村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充分调动了其体内资源进行综合运用，立足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调适的鲜明例证，它揭示了一个真理：若不立足于传统文化，任何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只要引导利用得法，传统文化不仅不会拖累各民族的发展，反而会成为各民族发展的助推器。
收稿日期：200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