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态度呢？这是指研究者从纯直观的，亦即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角度出发，确信：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哲学的根本任务则是探讨外部世界和人的认识的起源。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在我国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它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老是纠缠在一些初始的问题上停步不前。下面，我们对自然主义态度的各种具体表现逐一进行分析。
在本体论研究领域中，自然主义态度关注的是宇宙的起源或世界的本原问题。人们通常对世界的起源问题的回答是：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乃是最根本的、最初始的东西，人类是在物质演化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同样地，人类的思维或意识也是物质演化的产物。从自然主义态度出发，世界的结构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自然、社会、思维。显而易见，社会和思维都是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而自然作为物质的最纯粹的表现形式，是先于社会和思维而存在的，所以，自然主义者对世界起源的探究必然蕴含着对自然的崇拜，这也正是他们对自然的先在性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所谓“自然的先在性问题”，强调的是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把人从自然那里剥离出来，从而肯定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的初始性和优先性。但自然主义者显然忘记了，“自然的先在性问题”仍然是由人提出并由人通过实践活动（包括实验）加以确证的。比如，人们通过放射性衰变的实验来测算地球的年龄。从时间上看，自然或地球确实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但从逻辑上看，人的存在和实践活动又是自然的先在性的现实的前提。撇开这一现实的前提，自然就成了一种与人相分离的、神秘的东西。所以，在自然主义者的物质观或自然观中，保留着初民的自然宗教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初民与自然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所以，自然主义态度的社会历史内涵就是根源于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崇古倾向。这种崇古倾向在理论上的反映是“起点崇拜”、“起源崇拜”和“自然（与人相分离的自然）崇拜”。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那些持有自然主义态度的当代中国哲学家根本上还未从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古代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这是因为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至今仍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认识论研究领域中，自然主义态度的集中表现是把对认识本质的研究还原为认识的起源问题。只要我们一进入认识论的领域，持有这种态度的哲学家马上就会询问我们，认识最初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逼入到探讨人类最早的认识活动的轨道上。如前所述，自然主义态度从直观出发，认为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而人类以及人类的认识活动是晚于外部世界的。要探讨认识的起源，当然只能向外追问，也就是说，把外部世界作为全部认识活动的起点，而外部世界又是可以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对认识起源的追问，目的还是回到与人相分离的原初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中去。这种认识论研究的思路与本体论领域中对宇宙起源或世界本原的询问是完全一致的。
自然主义态度在认识论研究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映论。虽然我们可以给反映论加上各种定语，如“能动的”、“非直观的”等等，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反映论总是以自然的态度、镜式的反映设定了一个先于认识者的外部世界的存在。如果我们离开认识论研究的语境，单纯地着眼于时间上的先后的区分的话，这种说法当然是能够成立的。既然人不过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作为人才有的认识活动当然是晚于外部世界才出现的。问题在于，在认识论的语境中，把对认识活动的考察归结为对认识起源的追溯是无意义的，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只要我们一进入认识论的研究，我们就已预先假定了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认识对象，即object是相对于认识主体，即subject而言的。从现实的认识关系来看，由于全部认识活动是由认识主体发起的，所以认识主体理应比认识对象处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那些认识主体所创造的，而在实际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的认识对象（如金山、龙、司芬克斯、上帝等等）和各种符号就行了。所以，从逻辑上的先后次序来看，认识主体比认识对象处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而认识主体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的前结构。也就是说，认识主体在从事任何认识活动之前都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已有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是通过教化而为认识主体所接受的。从内容上看，它表现为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这就是先行地植入认识过程的社会历史内涵，而认识的本质正是要通过对认识主体的先入之见的反思来加以探讨，即展示认识过程的社会历史内涵，而不是以抽象的态度去回溯认识的起源。一方面，回溯到一个脱离一切认识主体的，初始的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前所述，一进入认识论的视野，认识主体就已然存在了。假设一个未受认识主体污染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就已经逸出认识论视野了。而它一进入认识主体的视野，就不可能是未受认识主体污染的外部世界了。所以，在认识论研究中，不断地追问认识的起源问题，只能导致整个研究的抽象化，即使研究者在向起点回溯的过程中，遗忘了对认识活动的会历史内涵的关注和探究。
在方法论研究领域中，自然主义态度的典型表现是对“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的推崇。乍看起来，这种方法关注的是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它真正关注的仍然是历史的起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方法主张，逻辑上最简单的范畴对应于历史上最初始的阶段，而逻辑上较复杂的范畴则对应于历史上较高级的阶段。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引导我们去重视逻辑问题，而是要我们去关注逻辑范畴向历史阶段的还原，特别是简单的逻辑范畴向初始的历史阶段的还原。隐藏在这种方法背后的仍然是对历史起点的崇拜。事实上，逻辑作为规范性的科学与作为经验科学的历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着，那逻辑和历史就是一门学科了。事实表明，不但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相反的。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经济范畴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时写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页）。由此可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尽管可以被我们的一些哲学家说得头头是道，比如“一致是通过不一致表现出来的”、“逻辑范畴扬弃了历史的偶然性”等等，但这种方法所蕴含的实际态度仍然是崇拜历史起点的自然主义态度。我们发现，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仍然存在着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残余，因为他把逻辑范畴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与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大致上对应起来，而作为逻辑学起点的则是最简单的范畴“存在”，与这一范畴对应的则是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所以，黑格尔探讨的虽然是逻辑学，但仍然保留着对历史起点的留恋。在海德格尔那里，情形就不同了。他的哲学的起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范畴，而是“此在”的基本机制，即“在世界之中的存在”(das In-der-Welt-sein)。这表明，海德格尔作为当代哲学的代表已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的影响，而当代中国哲学家则在思维方式上仍未走出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不少中国哲学家对“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的偏爱就是一个明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自然主义态度在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中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并不令人惊奇。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我国长期以来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直接蕴含着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举例来说，当代中国哲学家为什么对“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出普遍的兴趣，因为在这种观念里，同样蕴含着对初始的自然界的崇拜。当然，这里崇拜的自然界并不是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然而，这一与人合一的自然界毕竟代表了自然经济的田园诗画，而决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过工业媒介的现实的自然界。所以，不作具体分析地推崇“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抵触，是崇古倾向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然主义态度之所以长久以来得不到批评，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态度已经习以为常了。它已渗入到人们的潜意识的层面上。人们不但很难对它进行反思，它反而成了人们反思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所以，在哲学研究中，虽然人们不断地追逐着新问题，不断地反思着老问题，然而，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回到起点上，无数次地重复着如下的问题：认识起源于什么？为什么说自然界先于我们而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不深入地反思并批评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我们在哲学研究上就难以获得真正的识见，也难以拓展出新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