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弊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弊端论文,片面论文,高速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是任何社会制度下任何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模式。然而，经济现实表明，两者要达到和谐、统一却并非易事。这既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又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国力。如果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国力和脱离了国情，片面追求高速度则必然会造成经济质量与效益低下，必然会破坏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这已被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所证实。本文想通过对这一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分析来充分认识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高速度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弊端。
首先，脱离国情、国力片面追求高速度会引发以下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方面，会导致不正常的低速度或负增长；另一方面，会导致不正常的低速度或负增长后的恢复性质的超高速增长。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6%～7%是中速度，8%～11%是高速度，12%以上则是超高速度。第一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是1953年，其增长幅度为14%，1953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客观原因。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经济实际已经崩溃。解放以后，社会稳定、百业复兴，对经济在低水平上的增长十分有利。二是在宏观规模上实行计划调节，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投向社会最急需的部门，保证了经济的增长。三是当时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的高涨，于是便出现了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中含有决策上要求偏高的因素，尤其是对前三年恢复时期的超高速增长起了重要的诱导作用。1954年增长速度下降到5.8%，由于经济增长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所以造成1954年一年之内下降了8.2个百分点。经济滑坡现象没有使政府从根本上认识到它的根源所在，而是在调整计划上作文章，人为地导致了第二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1956年，达到14.1%。当时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偏大，超过了国力，引起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超高速难以为继，1957年就降到4.5%，下降了9.6个百分点。第三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58年，搞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国民收入增长率达22%，由于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变成大跃退，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整个“二五”时期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是负3.1%，1961年下滑为负29.7%，1962年又下滑为负6.5%，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第四、第五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达到16.5%和17%，这是在1960～1962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连续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是恢复性质的高速度。如果仅从恢复的角度看是正常的，但它又是在不正常的超高速导致不正常的负增长背景下的恢复性超高速，因而是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相联系的。第六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66年，增长率为17%，接着出现了1967、1968年的负增长，分别为－7.2%和－6.5%。这里既有“文革”的破坏因素，也有1966年过高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滑坡因素。第七、第八个超高速经济增长年是1969年和197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9.3%和23.2%。如果说1969年的增长是有恢复性质（恢复到超过1966年的水平）的话，1970年的空前超高速增长就是经济过热的表现。第九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78年，国民收入增长达12.3%，虽然未达到以往超高速的13%以上，但在当时经过“文革”十年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速度已经超越了国力。好在中央这次发现问题早，1979年就进入新的调整时期，经过几年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第十和第十一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84年和1985年，分别达到14.5%和12.9%，1984年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要求，竞相追加投资，上新项目，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于是出现经济过热。当时想实现“软着陆”，没有采取以往采取的急煞车和一刀切的调整措施，可惜“软着陆”未能实现。1985～1988年的4年中，经济仍以10.7%的高速度增长，特别是1985年，仍保持12.9%的超高速，这有其积极和成功的一面。但是，另一面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引起1988年18.5%的高通货膨胀率和群众提款抢购风潮，不得不再搞一次治理整顿，软着陆不成变成硬着陆。第十二和第十三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92年和1993年，GNP增长分别为13.6%和13.4%，1992年的超高速增长，也是既有恢复性质（前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增长速度下降较多），又有过高的成份，如果增长9%到10%是正常的。1993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下半年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由于面对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中央力图实现“软着陆”，因而经济过热的消极后果特别是高通胀率，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治理。特别是1994年，零售物价涨幅达21.7%，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以上，是1950年以来大陆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1996年，通货膨胀率有的降低，但仍将处于高位。以上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决不可脱离国情和超越国力去追求超高速增长。
其次，片面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没有产生高效率。这里的的高投入是指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从1953～1989年，我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代表）增长的80～90%是依靠物质投入取得的，技术进步、制度改善所产生的贡献率仅有10～20%。世界上其它一些先进国家如日本，非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16%，原西德更高达55.66%，这是两个典型的内涵型增长国家。美国的非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75%，也基本属内涵增长国。而我国则属于典型的外延型增长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高速度是靠高投入推动的，高投入没有带来高效率原因在于生产中的高消耗，这种消耗通过三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差。长期的“大锅饭”体制造成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的局面，加剧了生产中的浪费现象。二是产品档次低、价值低，甚至生产毫无销路、没有使用价值的次品、废品。长期以来，中国的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这些产品虽然为人们生活所必需，但价值低、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有时甚至生产根本不对路，没有社会需求的产品，更是白白地浪费了人力、物力。三是宏观资源配置不合理，往往一项几百万、几千万元的投资，却没有什么收益。例如，50年代的“大跃进”、70年代的“三线建设”，均耗资几千亿元，收益非常低下。在高消耗当中，生产资料包括能源、动力、原材料的消耗更高，而且是不断增长的。
中国是一个物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高消耗加剧了资源短缺瓶颈。由于消耗高，中国产值中中间产品比重大，最终产品比重小，大量的资源消耗在生产过程中而不能用到生活消费中。高投入、高消耗是靠高积累支撑的。从1952年至1990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达到28.5%，其中积累率最高时达43.8%（1959），最低也有10%（1962），这样高的积累率，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高积累的代价是低消费。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很低，再加上高积累和人口增长，使得长时间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以国有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例，1957年为637元，1977年为602元，20年间无任何增长，反而降低了35元，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下降更多。直到1984年，全民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才超过1957年的水平。压消费、保积累是我国改革之前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低消费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人们的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不得不采取凭票供应的办法，一些大城市的商品供应券多达三四十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居民住房难、行路难、看病难、农村居民购物难等造成经济短缺现象。80年代以来，由于受传统的以速度求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仍存在偏重于靠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来实现的现象。比如，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有60%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拉动的。一说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各部门、各行业就争着上项目、上速度，扩大投资规模，造成基建规模过大，能源、交通和建设资金紧张，拉长了建设周期，加之各地重复建设使有限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而大量浪费，投资效率低下。80年代我国投资增长率以17%的速度递增，但总体效益一直徘徊于低水平。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益制约也明显提高，独立核算企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EP）由1981～1985年的3.36%降到1986～1990年的1.33%，国有企业的TEP增长率及其贡献率则由1979～1983年的1.92%和33.2%分别下降为1984～1988年的1.9%和24.2%，这种制约揭示了同量的工业增长必须付出更多的投入，但单纯依靠资本及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换来的增长又会导致国有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处于低水平。1992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略有回升，但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仍然很大，整体效益还相当低，经济增长仍须借助大量增加投入来实现。
再次，片面追求高速度会劣化产业结构。比如，1958年的“以钢为纲”。钢铁等重工业超高速发展，1960年重工业比重高达66.6%，达历史最高峰，农轻重比例为21.8∶26.1∶52.1，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资源配置失衡，重工业孤军深入。为保证重工业的发展，不得不靠抑制消费、挤压轻工业和农业来实现，破坏了产业间的正常联系，走上了一条重工业自我循环，片面发展的道路。片面强调钢铁工业的发展，不仅使钢铁生产超过社会需求量而得不到有效使用，而且由于钢铁业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导致对整个产业结构的不利影响。又如，进入70年代后重工业连续几年超高速增长，1978年轻重工业之比为43.1∶56.9，又一次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和轻工业受到排挤，居民消费被大大压抑，重工业内部开始出现不协调，基础产业（能源、交通等）大大落后于社会需求。由此看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问题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受到重视，但以往追求高积累、高速度、挤消费对各产业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发展不足，消费品短缺；另一方面，重工业的自我循环状况未彻底改变，重工业的有效供给能力总是小于需求。当然，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并不是要无约束地提高消费率，也不是要使产业结构完全“轻型化”，而是要使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结构比较协调，保证经济稳定发展，避免产生结构的周期性波动。
最后，片面追求高速度是引发高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比如，1979～1993年间，其中1984、1985、1988、1992和1993年其增长速度都在11%以上，在这期间引发了三次高通货膨胀。这表明，超高速增长确实存在着高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如果其它条件具备的话，多数超高速增长年份会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有四种组合情况：一是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二是高增长率、高通胀率，而高通胀率又可低于、等于或高于高增长率；三是低增长率、高通胀率；四是低增长率、低通胀率。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追求过高的增长率会带来高通货膨胀率，但正常的高增长率并不一定会伴之以高通货膨胀率，应当寻求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组合点。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后的10年中，使经济增长率达到平均9%到10%，而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至6%以内。
认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总结经济教训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要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达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数量扩张型快速增长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快速增长方式，这已被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现实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