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分期——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为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尔滨论文,犹太人论文,视角论文,历史进程论文,点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8；K29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151-05
近年来，对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尽管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时间不长，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正是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近现代史、移民史和民族史等诸多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活动，放到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划分出几个重要时期，对于进一步把握犹太人在哈尔滨历史文化活动的基本脉络很有必要。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一、最初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
关于俄国犹太人最早到达哈尔滨的时间问题，其说不一，大体上是在1894—1899年期间。这里拟根据几种主要的史料和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考察。
与上海和天津犹太人不同，哈尔滨犹太人最初是伴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从俄国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来到哈尔滨的。其中，既有商贸活动的经营者，也有军役人员和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从当时的历史记载来看，暂住者多于定居者。关于这一问题，以色列学者艾林·埃伯教授认为：“第一批犹太人来自西伯利亚，是那里从事有利可图的畜牧饲养业和乳制品制造业的人。”他进一步指出：“在最早一批来到哈尔滨的犹太商人中，有案可稽的是一位名叫格雷格瑞·萨姆松诺维奇的犹太人。他于1898年从西伯利亚到达哈尔滨，其身份是中东铁路公司供应物资的一家公司的商业代表。”[1] (P9，P27)以色列另一位学者茨韦亚·锡克曼—鲍曼认为：“首批到达东北的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西伯利亚。他们给俄国工程师带来了建筑材料，给筑路工人运来了货物和食品。”[2] (P80)此外，中国学者张铁江通过对哈尔滨犹太人墓地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1894年第一个来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是哈尔滨最早的犹太移民”[3]。
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前，前来哈尔滨的俄国人一般只能通过水路，沿松花江上行到达哈尔滨地方，这自然要受到季节的限制，因此，来到哈尔滨的俄国人只是少数的、个别的，其中是否伴随着犹太人较难考证。1896年，俄国阿穆尔轮船公司的“英诺森”号轮船就曾驶入呼兰地方做农副产品贸易，这其中很可能就有早已活跃在远东地区的犹太商人。还有一份俄国人的材料也很重要：“一位名叫德里金的俄国商人，在铁路考察队出现前，就在哈尔滨这个地方接受来自阿什河的牲畜，并把它们装上自己的‘特路热尼克’(俄文“Т Р У Ж Е Н И К”，意为“劳动者”)号轮船。而他本人为了做生意方便则留居在哈尔滨地区，于是他便成了哈尔滨最早的俄国侨民。”[4] (P16)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前边所说的于1894年来到哈尔滨的俄籍犹太商人Г.Б.德里金，他的墓碑现仍安放在哈尔滨犹太人墓地[5] (P61)。
中国学者李述笑先生认为，德里金作为第一个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材料并不准确。他对这一问题亦进行了仔细研究：“据现居土耳其安卡拉的‘哈尔滨人’穆罕默德·达伊罗夫考证，哈尔滨的第一个犹太人是随中东铁路勘测队来到的别尔科维奇，然后是首批筑路工程人员巴赫和别尔希克。他们来到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1898年。而据《犹太生活》杂志1939年1月第3—4期记载，第一个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是萨姆伊尔·伊列维奇·别尔采里。他来哈的时间是1899年。”[6] 据此，李述笑先生认为，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在埠头区开办服饰用品商店的别尔采里是第一个来哈尔滨的犹太人。
由上可见。对于犹太人来哈尔滨的起始时间，主要有1894年、1896年、1898年和1899年几种说法，总的来说，都是在中东铁路开始修筑前后的这段时间。上述材料表明，在中东铁路筹备和动工之前，已经有一些俄国商人开始通过水路来到哈尔滨地区，进行牲畜及日用品的交换和买卖活动。他们与后来直接为中东铁路工程服务的商业代表、设备供应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商业者等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其身份和构成都比较模糊，这其中有善于经营的犹太人是不足为奇的；而后者则是伴随中东铁路的修筑，或是由官方派遣而来，或是已有一定的资本直接来哈尔滨移民投资的。
所以我们认为，1896年前后来哈尔滨的少数俄籍犹太商人，应是最早来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可能随着季节的变化，往返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并在哈尔滨周围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其中，有的俄籍犹太商人来到哈尔滨可能有所记载。如德里金，有些人因并未久居也就没有记载。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将俄籍犹太人最初到达哈尔滨的时间确定为1896年前后，而且，没必要确定某个人作为来哈尔滨的第一个犹太人。因为客观地说，对于根本无法确定的史实，这种稍微模糊的定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东北边疆政治、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过去清朝政府的封禁之地，这时已为日俄势力所染指。而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更使中央政府在这一地区很难实施有效的管理，这就给来自俄国的犹太人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从20世纪初开始，犹太人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创办工厂、贸易公司和商行，从事木材、煤炭、油料、大豆、制粉、毛皮等经营，积极参加银行和股票交易等投资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近两万，是当时远东地区犹太人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建立的犹太人社区和蓬勃开展的宗教、文化活动，使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成为犹太人得以暂时栖身和发展的家园。
二、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的分期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历史过程，一些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也划分出几个时期。如有的学者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框定在100年左右，将这一过程看作是一条从升到降的曲线，大体分为形成阶段(19世纪末—1902年)、发展阶段(1903—1918年)、鼎盛阶段(1919—1929年)、衰落阶段(1930—1949年)和尾声阶段(1950—1985年)等五个阶段[2] (P81)。还有学者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划分阶段的根据，将这一过程划分为：沙俄时期(1897—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九一八事变(1917—1931年)、日伪统治时期(1931—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45—1963年)等四个时期[7] (P125)。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分期的划分各有其特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第一种分期方法将这一过程分割得略嫌零散，并且概括得也未必准确。例如，划分出的“形成阶段”，是指什么的形成，并不明确，如果是指犹太人社区的形成，实际上当时犹太人社区尚未建立；最后的尾声阶段时间长达30多年，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后的若干年，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活动已经基本销声匿迹，没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了，因此似无必要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第二种分期方法按传统的历史分期法，以与哈尔滨犹太人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界限，层次比较清晰。但问题在于，俄国犹太移民的迁移浪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口流动过程，在上述各种界限的前后，有时并未出现移民因素本质上的改变。例如，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犹太人迁居哈尔滨的动机有什么区别，其中是否有某些共性的特点，等等。另外，这种分期方法，也看不出俄国犹太人在哈尔滨全部历史过程的趋向性的变化，缺乏宏观的把握和整体的认识。
对于历史过程的分期，主要是寻找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的转折点，从而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形成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并强调历史叙述的逻辑性。根据对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活动过程分为两个时期比较合适，即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发展时期(1896—1931年)和犹太人在哈尔滨的衰落时期(1931—1966年)，这恰好是前35年、后35年，总共70年的历史。如此划分并不是为了凑整，而是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历史过程的大趋势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所得出的。
首先，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过程的起止时间问题。我们之所以把开始的时间定为1896年前后，在前面已经作了论述。这里还应强调的是：最初的犹太人主要是经水路来到哈尔滨的，是一些从事商贸、贩运等经营活动的普通人，他们对后来犹太人大批涌入哈尔滨起到了传递信息、扩大影响的作用。这种普通人的流动，虽然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也无法留下明确的历史证据，但却从深层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正因为如此，对俄籍犹太人最初来到哈尔滨的时间确定，应该有一定的伸缩性和模糊性。并且，由于是一些普通人的集体行为，因此，对于谁是最先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问题，不仅无法准确回答，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终止时间，我们认为确定在1966年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那一年，犹太旧教堂和犹太宗教公会相继关闭，标志着犹太社区活动的结束。但是，当时还有一少部分犹太人生活在哈尔滨，据统计，“到1967年生活在哈尔滨的苏联籍侨民为69人，原为俄籍，1927年以后变成无国籍的侨民共有187人。”[8] (P231)在这187人当中，有些人就是犹太人。根据资料记载，1927年前后，在哈尔滨的俄侨有25637人申请加入了苏联国籍，还有30322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而变成了无国籍居民[9] (P80)。在那些未加入苏联国籍的人口中，除了十月革命后逃离新政权的旧贵族、官僚、地主等之外，还有就是部分原属俄籍的犹太人。
到1966年之前，虽然哈尔滨犹太人的社区活动已经终止，少数犹太人已经年暮，但他们还有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着相互间的交往。可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侨民又被怀疑与“苏修”有牵连，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人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国。从1966年到1985年最后一个哈尔滨犹太人阿哥列辞世的20年间，所剩无几的犹太人由于年迈体衰，已无法从事任何活动。所以，将1966年确定为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终止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其次，确定1931年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由发展到衰落的分界线的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这是东北近现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东北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日本占领东北，对中东铁路以至外侨在哈尔滨的事业和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932年2月5日，日本军队开进哈尔滨，1935年中东铁路被迫转卖给日本，于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侨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当时，哈尔滨中央大药房老板科夫曼和犹太人青年钢琴家卡斯普被日本宪兵操纵的俄匪绑票致死案等，表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发展已经开始逆转。
我们在哈尔滨犹太人人口统计表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曲线：从1898年开始到1931年的人口曲线呈明显的波浪形状。期间出现过几次高峰，几次低谷，最高峰为1920年达到20000多人，此后又迅速回落，到1929年仅为1324人，而在1931年又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回潮，达到2600人。此后，这一波浪形曲线就变成了一条直线，倾斜而下，表示人口逐年递减，再未出现过任何起伏。这一表示人口数量的曲线，证明我们对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过程的划分是合理的，并且与历史过程本身的发展脉络也是相吻合的。
譬如，从统计数字显示，俄国十月革命对犹太人迁居哈尔滨的数量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只不过十月革命后迁来的犹太人原来的经济状况更好一些，其中不乏为布尔什维克所打击的巨商富贾，只是人口构成稍有变化。同时，第一个发展时期也是曲折的，既有波峰又有浪谷，但总的趋势是在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在1931年以后，随着犹太人口的大量南迁，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事业也开始衰落，并且这种衰落趋势也未因抗日战争的结束或新中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认为，这样划分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历史过程，趋势是明确的，线索是清晰的，也便于取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哈尔滨犹太人口统计表[10] (P132)
年份 人数年份
人数
189831924
5848
1899
101925
1400
1900
451926
1367
1902 3001927
1352
1903 5001929
1324
1906 30001931
2600
1908 60001933
2170
1911 24001935
1500
1913 50321937
1100
1919 75001953
450
1920200001959
130
1922110001963
三、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发展时期(1896—1931)
1896年前后，少量俄国犹太人与俄国人一起乘坐早期的蒸汽轮船从黑龙江进入松花江，上行到哈尔滨地方，与这一带呼兰、宾州、双城等地的居民从事各种买卖交易活动。他们主要来自西伯利亚和远东各地，为不断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国移民，以及正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人们，征购牲畜、粮食等农副产品。在中东铁路修筑前，这条水路可谓是黄金之路，比起欧俄到远东要节省数倍的时间和运费。况且西伯利亚与远东冬长夏短，气候寒冷，农副产品十分匮乏，因此，从这里收购农副产品运往俄国远东确实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当然，有的轮船可能在狂风暴雨中覆倾而沉入江中，近年来，在松花江哈尔滨江段发现不少当年俄国轮船的遗物可作旁证。①
在来哈尔滨的俄国商人中有犹太人的记载在前面已经列举过，不过根据几种史实的推测，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以下几点：一是当时已经有数万犹太人在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生活，并且他们已经到达了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的许多地方，与中国人开展贸易比较方便；二是犹太商人一般较为殷实，有一定的资金投入经营；三是犹太人精于算计，很会经商，不会放过这一有利可图的机会。另外，当时的这种贸易活动很少有官方记载，而在俄商中犹太人的身份亦不易辨认，这就是早期俄国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一般情况。
此后不久，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俄国犹太人由少渐多，一批批地来到刚刚开发的哈尔滨。这其中有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有中东铁路护路队的士兵，有资本家、商人、手工业者、医生和艺人，等等。到1900年为45人，② 1902年哈尔滨俄侨中的犹太人已近300人，犹太人的商行和工厂已有10多家。在这一年，由别尔科维奇等32位犹太知名人士集体签订了《侨居哈尔滨犹太人协议》，是为哈尔滨犹太人的第一份文件。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哈尔滨犹太人达到500多人。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迅速增加，1906年达到3000人，1908年即达到6000人，成为犹太人移民哈尔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的到来，是由以维特为代表的俄国政要所提出的“亚洲黄俄罗斯计划”直接导致的，就是给退役俄军士兵以各种优惠，让他们留在路区之内安家落户。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战后俄军撤离中国东北时，有相当一部分复员俄军官兵，包括犹太官兵留在了哈尔滨。他们招来了家眷，在此成家立业。”[11]
1911年，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为2400人。1913年犹太人在哈尔滨为5032人，在哈尔滨的工商企业已达110多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籍犹太富商涌入哈尔滨。他们中既有携带巨资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又有工程师、职员、医生、作家、音乐家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沙俄政府曾任命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的最高代表霍尔瓦特，在这时为同苏维埃政权相对抗，大量募集了被苏联红军击溃而从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进入中东铁路路区的旧俄军队。1918年2月，在一次接纳被击溃的谢苗诺夫残部时，他就募集了进入中国境内的旧俄官兵4000余人，成为自己部队的骨干[12] (P237)。因此，旧俄官兵亦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重要人群，原来在沙俄军队中服兵役的犹太人也有许多一同来到哈尔滨。
1919年，哈尔滨犹太人达7500人。到1920年，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超过20000人，是人数最多的一年，是整个发展时期的最高峰，哈尔滨遂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犹太人最多的城市。此后，哈尔滨的犹太人逐年减少，1924年为5848人，1926年为1367人。1927年为1352人，1929年为1324人。但到1931年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弹，人数回升到2600人。此后，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使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事业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于是1931年以后，随着犹太人在哈尔滨人口的直线下降，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活动也进入了衰落时期。
3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俄国犹太人却在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颇有作为。尽管这一过程是在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它作为一种文明交流的过程，仍然给哈尔滨留下了构成其城市特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积淀。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社区、宗教、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活动主要是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进行的，期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犹太人则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这一切，毫不气馁地、执著地在这里生活着，经营着，创造着，绘制了犹太人在漂泊他乡的不平凡的历史画卷。
四、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衰落时期(1931—196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也出现了许多变化。1935年，日苏经交涉，就售受中东铁路问题达成协议。一些犹太人由于受到排挤和迫害而离开哈尔滨，迁往天津、上海等地。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断向南逼近，日本与英、法、美等国以及与苏联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缓和与英美苏关系的建议，他们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和构想称为“河豚鱼计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政府也曾在一些方面采纳了该计划中的措施，如允许哈尔滨、上海等地的犹太人一起建立远东犹太人大会；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国外的犹太资本来“开发满洲”；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持默许的态度；与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以此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等等[13] (P43-47)。虽然这些设想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在客观上对安抚中国的犹太人有一定好处。这一时期，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活动、犹太人的工商贸易事业、犹太人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比较活跃，这里不再赘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当局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日本人希望得到犹太人的资金支持，而犹太人也要求得到较为安全的生活保障。但是，尽管日本当局出于各种考虑，曾表示承认犹太人的地位，可在不断动荡的战时，许多犹太人还是毅然离开了曾生活了十几年的第二故乡，举家南迁或奔往国外。由于离开哈尔滨的犹太人仍不断增多，到1937年前后，哈尔滨的犹太人降至11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取缔了犹太人社团组织，将犹太社区负责人考夫曼等人押送到苏联，以间谍罪和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而被判处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的犹太人纷纷离开哈尔滨，除少数回到苏联外，多数人去了美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1953年末，哈尔滨犹太人总数为450人，到1959年为130人[10] (P131)。
1963年，犹太旧教堂和犹太教公会相继关闭。至“文化大革命”前，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活动随着人口的急剧减少，而逐渐进入尾声。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仅存的少数犹太老人也受到某些方面的监督和控制，除了简单的生命延续外，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动和交往，至此，犹太人在哈尔滨70年的活动历史落下帷幕。
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后35年，虽然开始还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其衰落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人口的逐年锐减，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苏边境封闭，而许多人纷纷跑到天津、上海，这种只出不进的状况，使犹太人口大幅度下降，直接导致了犹太人社区、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迅速萎缩。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衰落的趋势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表明这种带有殖民地色彩、并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外侨在哈尔滨的经济文化活动已经时过境迁，其衰落和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1999年在哈尔滨松花江上坞泥沙中挖出一个1.5米左右的铁锚，虽然上面已经锈迹斑斑，但几个俄文字母还是清晰可见，现存于哈尔滨市松北区规划局。
②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加之统计过程的模糊性(一些数字是根据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登记，而这些登记有时只记录男人)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李述笑先生的研究较为接近实际，因此本文中的人口数字主要是参考他在《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一文中的统计(《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
标签：中东铁路论文; 中国犹太人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哈尔滨生活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