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的成本与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5656 (2000)01—0087—07
一、对外开放过程中利益与成本共存
一国经济上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对经济运行进行重大结构性和机制性调整的过程,这就必然要在某些方面付出成本。不付出成本,一国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不付出成本,就不可能被其它国家所接纳。从一般的意义上来分析,任何类型的国家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上都至少付出两个方面的成本:
第一,实现内部资源重组的配置成本。开放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广泛地实行国际分工和交换,而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意味着要对本国的资源配置进行重组,因此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为了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一国需要对本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即主动放弃某些产业,而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生产资源向出口部门相对集中时,从微观层次上看,意味着部分企业必须要改变经营方向,某些专用性的投资就因此而完全失去经济上的价值,转轨过程中有较长时间不能获得利润。同时,一部分劳动者必须重新选择职业,先前掌握的专门技能不再有用,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新的投资。从宏观层次上来看,国际分工要求一国要放弃某些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满足程度的减少。产业结构的重组必然会造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更,一定程度的社会磨擦是难以避免的。在某些场合,这种实现资源重组的配置成本可能会相当高。
第二,承担外部市场风险的磨擦成本。广阔的外部市场既为一国改善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给一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新的风险。比如,当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造成进口需求下降时,出口商品的生产国就不仅会面临短期的收入下降,也往往要为资源的再次重组付出长期的成本。外部的经济波动是比较难以预测的,也是一个国家所无法控制的,当代国际的经济交流往往使得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等现象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相互传播。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加上文化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因素,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造成不利的影响。应当说,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外部风险可能形成的冲击。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开放的经济成本是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的一种协调成本。实行对外开放,一国会逐步地扩大对国际经济循环的参与程度,因而需要一个与国际经济的磨合过程。一般地说,这种磨合过程包括在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协调与适应:一是当某个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时,有一个使本国经济与既定的国际经济生活相适应的过程,即对本国内部的经济进行调整以与国际经济环境协调,这方面无疑是要付出相当成本的。二是国际经济格局因某个国家的参与或相对地位的变动而需要作出某些方面的调整,如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等,这些也都会形成相应的成本。
实行对外开放,应当高度重视对开放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防止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是忽略开放的经济成本。至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开放问题的研究上显然没有对成本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比如:在考察国际贸易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时,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到当代的部门内贸易理论都是强调参与对外贸易的重大利益,而没有对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给一国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作出明确的分析与阐述。他们往往是假定一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把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成本看作是非常低的。对开放过程的经济成本缺乏必要的分析,会导致对开放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考虑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造成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明显脱节。另一种倾向是过分地夸大对外开放的成本,以至于得出完全否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脱离世界经济体系来孤立地发展本国经济的政策主张。类似的观点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激进经济学家中曾经存在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对外开放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被看作是成本很高的事情。
二、后进国家对外开放的成本较高
后进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成本问题决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较高,成本因素对开放进程的影响也更为敏感和更为深远。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内部调整的成本显然会比较高,因为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幅度往往比较大,进行制度性调整的难度则比较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往往也会面临较高的外部成本,比较容易遭到外部波动的冲击,比较容易因外部因素而使自身遭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分析,后进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时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主要表现在:
第一,本国产业结构滞后。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首先可能出现的一种积极的变化是对外贸易规模增大,然而这里却往往会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本国享有比较优势即能够出口的商品,往往是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产业不足以作为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依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从外国大量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开放初期这方面往往呈快速上升的势头,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利的。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发展中国家会逐步增大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度,这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理由是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一般都是采用垂直型垄断的战略,即把技术相对落后、环境污染严重和其他因素等导致在本国成本偏高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战略上讲,跨国公司总是将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当作辅助性设施而绝非是核心部分。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固然可以对技术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至少是在早期阶段上会对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造成严重的冲击。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外部技术的转移加快,成本较低,诱使后进国家在许多方面放弃自身的研究开发,尤其是企业不重视对技术创新进行投入。结果虽然在投资方面有了较大的节约,但技术上对国外的依赖性却显著地增大。国际上虽然有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成功例子,但为数不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前景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外来的竞争在许多场合会直接地对国内的技术创新加以摧残。为了有效地控制市场,需要有效地控制技术。跨国公司通过价格竞争、人才争夺、资源控制乃至技术封锁来打击后进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行为,这在世界范围内早就司空见惯,利益所在决定了这种现象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第三,贸易条件相对不利。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换过程中,相对于各自的投入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远不是对称的。比如,就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而言,等价交换是无可置疑的规律,但这对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意味着以多量劳动与少量劳动进行交换。虽然用于支付进口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往往要少于国内生产同类商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量,发展中国家的确在劳动时间方面得到了节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消耗并没有都得到承认和实现。当贸易条件不合理时,发展中国家完全可能遭受到国民价值总量的损失。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上也是不平等的。再一个例子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后进国家的货币流通范围小,往往要借助发达国家的货币来完成国际收支活动,这就造成发展中国家要承担相应的货币流通费用,发达国家则享受货币发行的全部利益。
第四,外部波动影响明显。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外部市场波动的冲击对其经济运行的影响要严重得多。这一点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刚性大,需求弹性小,竞争对手多,市场集中度比较高,很容易遭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伤害。每当世界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时,首先遭受打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部积累不足,外部资本的流入往往就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产生明显的影响。然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在的变量,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单方面控制的,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往往受到政治和文化等敏感因素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当某种偶然因素导致资本大规模地进行跨国转移时,经济上受到严重冲击的总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内部阻力和外部压力,以至在较高的经济成本之外还要承担较大的社会成本。比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早期往往凭借武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门户,而不管开放是否有利于后进国家本身的经济成长。近代西方国家则广泛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这往往也会增大后进国家的成本。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反对开放的传统势力也往往比较强大,推持新的经济政策常常会导致出现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冲突。如果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对外开放时在这些方面要承担的成本会是十分高昂的。
当然,不实行开放政策上述问题也会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开放会对这类问题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对外开放会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显化,使潜在的竞争劣势更多地转变为实际的经济成本。二是开放本身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在对外开放之后的一定时期内,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不实行对外开放,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但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的国家获得了成功,有的国家则长期没有能摆脱困境。因此,我们在充分地肯定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决不应当存有幼稚的幻想。
如果在开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成本过高,受到影响的就不单纯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进程,其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今天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在开放过程中如何合理地控制需要付出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可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也要在开放过程中承担很高的风险。对开放进程的利益与成本进行全面客观的比较之后,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富有成效地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而在这方面核心问题是对成本的合理估计与控制。面对既定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效地控制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亟待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开放成本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影响一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所要支付的成本高低的现实因素有很多,但概括起来讲主要有:(1)本国经济的发展阶段。(2)本国实行的特定开放政策或开放方式。(3)外部经济环境。显然,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是相对独立的,但它们在发挥作用时又是相互影响的。进一步分析,对于单个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的格局往往是一种给定的因素。处于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的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卓有成效,有的国家则无所作为。因此,一国开放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应当是前面两个,或者至少可以说,相对于一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而言,其内部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一些。
总体上来判断,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愈低,参与国际分工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代价就会愈高,需要承担的外部风险成本也会愈大。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就是基于这种判断所作出的论述。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变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通常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政府开放政策的调整则能迅速地引起对外开放的利益和成本发生变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中所付出的成本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正是一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实施的开放政策或开放方式,对开放成本的高低产生着十分直接的重大影响。因此,这里把分析的注意力适当地集中到开放政策的影响上来。
开放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给定的时点上,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这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能占有的份额,影响本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从而也就直接地制约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实施对外开放时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一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越快,本国产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受到的冲击就会越大,为此需要支付的资源重组成本就相对地上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自由度越大,本国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的竞争就越大;对货币兑换和短期资本流动等方面的管制放松得越快,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压力就会相应地增加。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后进国家政府政策的变动对开放成本的影响要比在发达国家更为敏感。
从现实生活中看,渐进式的开放模式具有短期成本相对低的优势。控制对外开放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控制开放成本的发生,至少是使一定时期内开放成本增长得比较慢。基本的理由是,国内市场的开放进度较慢时,国内企业受到的冲击也就相对地少。同时,逐步放开市场,为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提供了过渡的时间。如果实现对外开放的进度控制得适当,开放成本是有可能实现最小化的。不过,经济生活往往是相当复杂的,渐进式开放的最大风险是开放的进程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突破,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倒退现象。
相对而言,激进的开放模式则往往会导致一定时期内的成本迅速地上升。这是因为开放进程推动过快,内部资源重组的成本必定快速地提高。比如:迅速展开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可能造成国内某些产业的严重衰退甚至消失,企业难以适应突然开放的市场竞争,出现较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等问题。短期内即实行货币兑换自由化,往往会明显增大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刺激投机行为等。当然,激进式开放的预定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对外开放的利益最大化,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因为开放利益的获得既需要一个深刻的经济调整过程,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外部环境,一国政府单纯地通过加速本国经济化进程来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往往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假定选择了既定的开放模式,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同,一个国家开放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需要承担的成本也是变化的。从理论来分析,对外开放的经济成本可以从总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来衡量。但开放的成本总量比较难以进行判断,而对开放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进行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这里所指的边际开放成本,是指当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增大时而需要新增加的成本。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各国的边际开放成本通常会呈现出倒U形的变动轨迹, 即在一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初期边际开放成本往往会比较低,而随后一个时期内边际开放成本会递增,再到一定时点后边际开放成本又会趋于下降。
一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初期边际成本较低,可能是由于其市场的准入程度还比较低,因而民族工业受到的冲击还不明显;也可能是因为在现行既定的世界市场格局中,利用传统上形成的比较优势能够明显地获得规模经济,而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还没有真正显示出来。随后,来自外部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国内企业面临的压力加大,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式开始受到深层次的内外挑战,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成为经济生活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边际开放成本就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然而,当一国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好本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问题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更有效地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来改进国民经济运行效率,这时一国又可能只需要付出较低的边际开放成本。
四、我国深化开放进程中的成本控制
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除了各国转向开放经济体系时共有的内部资源重组成本和外部风险成本之外,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还付出了较高的学习成本。但是相对于实行开放政策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而言,这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值得的,收益明显地大于成本。
整体上来判断,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边际成本上升的时期。这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一个关键性阶段。从现实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由于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我国在开放初期获得的某些经济利益正在趋于下降或者接近极限,而一些原来并不明显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到今天,内部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既无法回避又不能再拖延下去的问题,外部对中国经济动向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扩大对外开放意味着必然要付出比以前更高的成本。
然而,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唯一明智的抉择,也是在未来开放的世界上获得更多利益的唯一途径。面对边际开放成本上升的趋势,需要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理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对外开放,一方面要重点防止在短期内发生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要避免出现因改革措施不当而导致成本在短期内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要从长远出发,认真解决好一些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力争比较平稳和比较快地渡过边际开放成本上升的阶段,在我国真正形成有效的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应当看到,切实加强开放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举措得当,把边际开放成本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也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也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把发展出口贸易和优化产业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缩短我国再次实现内部资源重组的时间。前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我国主要是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资源重组,即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出口为特点带动整个工业的增长,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重型产业结构得到了根本性的调整,大大地改进了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需要进行一次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重组。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需求规模只有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持续的有效扩张,而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出口规模也只有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才能保持继续增长。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转向以资金和技术要素密集使用为基础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重构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显然,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更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需要付出更大的资源重组成本。在这里,重点是要尽早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哪怕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也应当优先解决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级化问题,建立起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二,把引进技术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效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在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但也对自主技术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至少可以说,近年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进展是不尽人意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进一步突出。经验证明,真正先进的、关键性的技术是不大可能通过引进方式获得的,而技术创新直接地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国应当继续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等现实的做法,但需要逐步地把引进技术的重心转移到促进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来,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对国内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产品,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项目应当优先考虑技术转移因素,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技术创新问题不解决好,参与未来国际竞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
第三,把利用外资同培育国内市场体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尽快形成能适应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的运行机制。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利用外资往往是更深层次的开放,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同时也必然会在管理方式、制度安排和市场需求等方面产生较大的示范效应。我国前一阶段的利用外资,各方面是把重点放在吸纳外部资金上,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国内资金和产品供给短缺状况的缓解,我们应当也必须把注意力更多转移到外商投资可能形成的示范效应上来。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应当更多地注意发挥外商企业在开发新市场方面的探索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更多地学习其企业管理的方法。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应当更多地考虑是否可能在市场开拓和制度安排方面形成有利的示范作用。在这些方面有所进展,我国才能使为引进外资而付出的代价得到有效的补偿,降低参与未来国际竞争的风险。
第四,把扩大开放同增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结合起来,力争降低深化开放过程中的外部成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对外部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国际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变化的,中国需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过程,努力降低我国对外开放可能付出的经济成本。
收稿日期:199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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