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春枝[1]2008年在《中国近代教学方法史论》文中指出中国近代教学方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教育家在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造,尝试以实验的方式进行教学方法的学习和创新,力图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引入学校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方法具有历史继承性,而科学化与民主化至今仍是教学方法领域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探索近代教学方法变革,对当今基础教育的教学方法改革具有借鉴意义。近代教学方法的变革表现在教学方法实践的变革和理论的发展两个方面,实践的变革是理论发展的基础,两者互为因果。近代教学方法实践的变革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联系,在内、外力交互作用下推进。传统的学校教学方法与农业经济形态相适应,强调机械记忆和静坐体悟,其教学原则与教学组织难以紧密结合,其难以操控性和体系的不完备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促使学校教学方法产生变革的力量。政治改革、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型职业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教学方法提出新的要求。传统教学中以重实证、实践为特征的实学方法受到重视,将“西文”、“西艺”融入教学中,构建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以中西杂糅为特征的近代早期教学方法体系,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中得到普遍应用。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是教学方法变革的时代动因,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指引下,构建新的学校教育体制,推行新式教学方法成为主流。政府参仿国外,相继颁布新学制,建立新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对教学方法做出相应规定。《癸卯学制》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对以背诵和体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教法进行修正；《壬子癸丑学制》将教学方法的变革定格在联络各学科,趋向综合的发展方向上；《壬戌学制》则试图增加学生自动学习的机会,将教学方法的改革指向民主和科学。在这场政府引导下进行的教学方法改革运动中,留学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留日师范生通过译书、着书以及从事教学活动,将“五段教学法”、“单级教学法”等引入国内；留美生用实验的方式将“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文纳特卡制”等引入,并邀请杜威、孟禄、推士等西方教育家来华指导,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以洋务学堂、新式书院、幼稚园、新式小学和中学为主的教育机构在借鉴国外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现代性改革,经过部分吸收、全面借鉴、理性实验叁个阶段的发展,创生出“教学做合一”、“整体教学法”、“廉方教学法”等本土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实践变革的基础上,教学方法理论得到发展。近代教育家基本确定了教学方法的概念和分类体系,在理论构建上,逐渐取向专业化、具体化和微观化,加强学科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教学价值观呈现出个性化、科学化、民主化、实用化的趋向,从而使得近代教学方法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本文运用文献法、统计法、案例分析法及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坚持历史和客观的原则,通过评述近代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展现私塾、书院、洋务学堂、新式学校、幼稚园、小学和中学等教育机构中进行的具体变革活动,揭示近代教学方法中科学化和实用化趋向,并由此深刻理解近代教学方法变革的现实意义。对近代教学方法变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对近代教学方法变革的理解,丰富教育史研究的内容,而且,可以得出指导我国当代教学方法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充分重视教学方法改革中移植和改造的困惑。第二,通过实验的方式,将教学方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将此运用于教学改革实践。第叁,教育者的改革精神是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的主要因素。第四,教育者的理性思考促使教学方法的改革在科学的基础上走向本土化。因此,对近代教学方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顾卫星[2]2001年在《明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英语，在晚清时期被引入中国学校教育，并逐步由语言教学发展到语言和科学专业教学相结合。晚清学校英语教学在近代中国英语人才培养、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再现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考察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观念与实践，探讨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典型个案，论述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社会功能和借鉴作用。本文的研究涉及历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历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对晚清学校英语教学作跨学科的研究，力图使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并对目前的学校英语教学改革有启迪意义。
卞浩宇[3]2010年在《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文中指出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同时也正式揭开了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序幕。面对种种不利因素,马礼逊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懈努力,很快掌握汉语并终成一代汉学大师。多年在华传教经历让马礼逊意识到,汉语学习对确保在华传教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此他一方面大力呼吁推广汉语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汉语培训机构推广汉语教学。此外,马礼逊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首次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多部汉语研究论着,为日后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继马礼逊之后,英、美等国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大潮中来。由美部会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很快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媒介。从1832年创刊至1851年停刊,来华传教士们以《中国丛报》为交流平台,撰写、发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轮汉语学习、研究热潮,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最高水平。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渐次开放。随着传教活动日益深入到中国各地,来华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众多方言,于是方言学习和研究又成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新特点。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华设立领事馆,出于自身职业需求,来华外交官们亦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浪潮中,其中又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翟理斯的研究最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汉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地实现了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模式从个体学习为主向以学校为中心的课程教育之转变。作为晚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中、英混合语言,“别琴英语”无论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均深受汉语语言影响。因此,“别琴英语”在解决中西民间交往语言障碍的同时,也成为来华西方人认识、了解汉语的一种特殊渠道。从历史的角度对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填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缺,完善学科发展;还能为今天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经验,同时对当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深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王洪玉[4]2010年在《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与一体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已迅速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将面临着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在国内既要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又担心会导致国家分裂的两难选择。国家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矛盾对现代教育提出了挑战,语言教育成为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必须面对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双语教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多民族、多语种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的国情之一,我国同样面临着既要维护国家统一,又要促使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问题。在教育上就是使少数民族一方面通过学习国家族际共同语以达到顺利进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同时通过学习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从而较好地保留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双语教育既是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各民族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客观需要。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之缘,东连汉地,西接藏区,具有“汉藏走廊”之称,费孝通先生称之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此处历史上就是一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藏汉双语现象早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藏汉双语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随着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地处边陲的甘南藏区社会文化发生着急剧的变迁,广大藏区农牧民处于在力图融入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社会文明成果的同时又担心失去本民族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的两难境地,因而藏汉双语教育发展将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也亟待探索研究。本研究遵循历史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并辅之以文化唯物论的主客位研究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在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政策学的有关理论,将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着重探讨了甘南藏汉双语教育个案的社会意义,并从人类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的视域对藏汉双语教育发展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历史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预测其发展趋势,前瞻性地提出了藏汉双语教育未来发展的理论探讨和策略思考。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共一章,着重论述了本研究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阐述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采用的理论范式和具体方法以及相关概念,并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为历史演变,包括第二、第叁两章,以历史文献分析方法梳理、再现了甘南藏区民族教育和藏汉双语教育的嬗变发展历程。第二章：简要交代了甘南少数民族教育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教育生态环境,阐述了甘南藏区自明清以来少数民族教育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论述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第叁章：上溯至先秦,从历史上先秦至明清甘南藏族先民羌、氐、吐谷浑、吐蕃等古代部族先后与汉族或历代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廓描出甘南藏汉双语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概貌,并分阶段阐述了明清以来甘南学校藏汉双语教育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各阶段的主要特点。第叁部分是主位观点,共一章,即第四章。第四章：采用文化人类学的主位文化研究方法,利用甘南州六所中小学田野工作的访谈资料,呈现与展示了当地文化负荷者对藏汉双语教育的态度与观点。第四部分是问题与探讨,共分四章,第五至八章。以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与文化人类学的客位文化研究方法,阐述了研究者对藏汉双语教育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未来发展的探讨,包括对当地文化负荷者不同观点的阐释、藏汉双语教育模式的理论分析、藏汉双语教育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未来发展的策略思考。第五章：归纳了社会各界文化负荷者在甘南藏区社会要不要接受我国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有无必要在当地中小学实施藏汉双语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不同观点与争论,用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阐释,并从民族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甘南地区实施藏汉双语教育的客观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第六章：从理论基础、教育目标、操作程序和实施策略方面对现有学校两类模式藏汉双语教育方案进行了评价。第七章：从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地理与经济生态环境、现有教育资源水平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影响与制约甘南两类模式藏汉双语教育发展的因素和条件。第八章：在前述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剖析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甘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藏汉双语教育将面临的困境和机遇,站在“国家一体”与“文化多元”和谐发展的立场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甘南藏汉双语教育未来发展的理论与策略思考。甘南藏区学校实施藏汉双语教育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必要性,在甘南藏区实施藏汉双语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甘南实施藏汉双语教育既是一种客观需要,又是一种实现国家统一和文化多元和谐发展的政治考量。
曾敏[5]2015年在《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外语已经成为了解他国文化、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这过程中,外语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也就日益地凸显出来。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各种外来文化的相互交融的大潮中,外语教育如何进行应有的自我定位和发展之路?外语教育如何维系其在国家文化安全构建中的作用?理想的答案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语言文化“被他者化”了,从而丧失了代表中国特色和民族自尊的文化“自性”和“我性”。如果牺牲了令人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精髓和最为珍贵的民族文化尊严,那么,将会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未来产生隐患,这种文化安全隐患将会或多或少地扭曲中国文化走势的版图。本论文将大学外语教育放置到国家文化安全的背景框架中,分析现行的大学外语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使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为反思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提供学理依据。第一章为引言,在阐述文章选题缘由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安全研究的历史过程和当前概况,同时,也介绍文化安全研究在中国外语教育中的进展。最后阐述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通过梳理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演变历史和回顾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安全教育思想,进而投射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总结与文化安全相关的研究成就。第叁章是文化安全的概念与理论框架。通过对“文化”、“文化安全”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和阐释,强调文化安全,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然后介绍了本文研究所立足的相关研究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第四章分析了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本质、历史演变与内涵。首先阐释了文化安全视域下的外语教育的本质与功能,其中包括对外语教育文化传播功能和外语教育的文化创新以及外语教育中“人的塑造”功能的剖析。本文还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明清时代之前,明清时代和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演变轨迹,借以说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的历史形成过程。本章最后阐述当下外语教育现状,从通识教育视角,公民教育视角和国际理解教育视角,分别阐释了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本质。第五章实证研究外语教育过程中诸多层面上文化安全问题。通过对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文本对比分析和对新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历时对比分析,说明我国现存的外语教育中存在着文化安全问题。为了使文章的实证分析更有说服力,文章对某一套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本进行了定性分析研究,并对多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试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文化安全隐患问题。第六章尝试性地提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改进对策和解决之道。首先,通过阐述其他国家的外语教育文化安全方面的举措,作借鉴之用；其次,从理念建构的高度分析和阐释外语教育所需的文化安全理念和文化安全意识；最后提出在外语教育实践行为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应对建议。第七章是结论部分,文章的结论是,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问题对我国的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对外语教育中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能得到有效缓解和有效疏导；我们可以通过变革文化安全研究路径,提升外语教育的品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外语教育的角度出发,探寻其中文化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与本质特征,努力寻觅一条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吻合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发展之道。其意义在于,从理论上,对外语教育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思辨与探讨；现实上,对我国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的现状、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以及文化安全问题的秩序规则的制定等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外语教育角度看,对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符合我国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符合培养既能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兼备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时代要求。
周毅[6]2005年在《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文中指出无论作为早期“通事”所掌握的主要外国语还是清廷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文化、教育和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在近代中国的正式传入和兴起都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其影响在1840年前后至1919年间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这个时期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真正有意识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时期,也是近代国人从被迫睁眼看世界到主动向西方和日本讨教的时期。鉴于当时英国是列强中之列强,加之英美贸易占据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英语很自然就成了一种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然而,要探究近代中国英语的历史,必须首先搞清中国洋泾浜葡语和洋泾浜英语的历史。 洋泾浜语是为了和其他某个集团进行交际而特意创造的语言变体,几乎都是外来者与当地底层民众为了生活与做生意的需要而相互接触中自发产生的,不存在屈折形态,学起来比较简单。由于交流的最主要需求出自贸易,所以洋泾浜语多半是贸易语言。从十六世纪欧洲新航线开通以来,中西接触明显增多。首先从海路来到中国(广州)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葡语作为一门异族语言被葡萄牙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带到中国,立即就与中国人的本族语言——汉语发生碰撞和交融。这样,葡语便与粤语产生某种混合,不久演变成在澳门地区的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通用语言,即“洋泾浜葡语”(Pidgin Portuguēs)或“广东葡语”(Cantāo Portuguēs)。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
陶莉[7]2016年在《民国时期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发展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英语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于19世纪初引入中国,并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我国课程教育体系中。民国时期,英语教育受到政府和各级学校的重视,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新式教育发展改革的前沿,受到区域经世致用之风气熏陶的苏南家族,秉承兼收并蓄的改革精神,这一时期完成了近代教育转型,高度重视英语教育,在建立的新式学校中纷纷开设英语,并取得一定的教育成果,因而研究苏南地区的家族学校英语教育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苏南家族的新式学校角度切入,以《民国时期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研究——以无锡天授胡氏为例》为研究课题,从苏南家族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以家族新式学校的英语教育为考察对象,通过阅读整理苏南家族的家谱、家族学校校庆纪念册等文献资料,结合民国时期苏南地区英语教育发展的背景,运用逻辑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了解民国时期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探析其英语教育具体的开展过程,涉及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内容,揭示其教育特点和历史价值,探讨其对当下英语教育的现代启示。通过探究,关于民国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我们得到以下结论:首先,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的发轫与发展与其区域文化和教育风气密切相关。家族教育近代转型所建立的新式学校,为英语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环境。第二,民国时期,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轨迹并不完全一致,受到不同时期的学制、课程标准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发展分为模仿起步期、探索前进期、曲折发展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具体的教学方法、教材选用都有所变化。第叁,苏南家族学校的英语教育无论是学校办学类型,还是教师素养都具有较高水平。
陈艳君[8]2015年在《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文中指出自外语作为一门学科引入我国教学场域以来,关于外语教学法的研究与运用就成为人们聚焦的议题。人们想要追寻他国外语教学法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开展上的兴盛与繁茂,更希冀教学法能在本土的文化环境里开结出适合本国土壤的花果,让外语教学法不只停留在对外来教学法的移植与改造上,而是要形成从培土到浇灌、从开枝到结果的教学法体系。唯有在本土情境下开结出的教学法花果方可真正适应和满足我国文化语境下的外语教学需求。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外语教学法的研究成为一种必然。庄启、周越然、陆殿扬、恽代英、张士一、林语堂、章兼中、王才仁、李筱菊、王初明等教学法专家在不同时期都对外来外语教学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研究与探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张正东、张思中、马承、包天仁等一批教学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或从理论出发,或以自身教学实践为基础,对英语教学法的不同层面做了一定的摸索与探究。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在我国的土壤里得以生发、成长。但是,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外语教育界对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的系统研究还比较零散且不成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本土英语教学体系的建立,也与我国英语教学现状和需求不相吻合。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本土的视角,通过管窥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学人对西方传来的各种外语教学法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和对本土的英语教学法进行的启蒙性探索,揭示融合型国际化背景与中华独特文化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法所做的历史探究与实践探索；并通过具体的教学法案例分析,探讨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与操作模式尝试进行综合性建构；进而思索我国本土英语教学法未来的发展。文章首先对英语教学法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进行了学理分析。本土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相关概念辨析包括教学法与教学方法、外语教学法与二语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本土化与本土英语教学法等。英语教学法在中国是一种外语教学法。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探究和建立本土英语教学法是我国关于英语教学法研究的两条途径和两种任务。本文着重从本土英语教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本土英语教学法,就中国来说,即中国的英语教学法,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或专家所创立的我国现代英语教学法。构成本土英语教学法需具备叁个特征：本土(中国)生长的；适应本土英语教学实际的；本国人原创的(带有本国特色的国外没有的)教学法。随后,文章以本土为视角,对我国英语教学法在各个阶段的零散探索进行串联成珠式的梳理与整合。这主要有以丁韪良、弗赛特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外语教育家的教学活动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蒙,有以恽代英、朱光潜等为代表的早期一批综合型外语教育家的“自学辅导法”实验、“道尔顿制”实验等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研究而带来的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发,有以张士一、林语堂等为代表的独创型外语教育家的“情境教学理论”和“意念-功能教学理论”探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的先声尝试。文章还从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英语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运用两个层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实践基础进行了论述。文章接着以新时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四种英语教学法——十六字外语教学法、外语立体化教学法、英语叁位一体教学法和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本土的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做了系统的阐述与论析。从形成路径来看,四种教学法的形成路径各有不同,但都经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反思批判—理性思考—实验探索—理论总结—实践检验。从理论来看,“外语学得”的英语教学本质观、“以人为本”的英语教学主体观、“工具与素养合一”的英语教学目的观、“语文并行、精泛结合”的英语教学内容观和“知行结合”的英语教学过程观是本土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文章还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操作模式结合具体的课堂案例进行了探究。通过分析四种英语教学法在操作模式上的不同做法,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在实施原则、教学步骤和教学技巧等上具有一定的特点,都是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实践化,同样可以体现本土的特征。文章还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特征与评价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法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是本土原创；二是体系完备；叁是理论支撑；四是方法多元。进而,文章从理论贡献、实践影响、历史地位叁个角度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影响进行了提炼和论证。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实验和教学改革的开展、对英语教材的编写、对英语师资的培训等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的英语教学法研究不但可以深化本土情境下的特色外语教学法研究,还可以推动我国英语教学走向更合适、更理性的发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充实和完善了我国本土教学论的研究,对外语学科教学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综合全文对基于本土的英语教学法在渊源、基础、形成、体系、特征、影响等上的分析,文章最后从实验研究、理论探索、队伍建设、文化环境四个角度对中国本土英语教学法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思考。
陈仙[9]2016年在《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学术史与文化史相结合、专题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借鉴海外汉学研究理论,通过对英语书院研究着述的介绍与分析向读者展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概况,揭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特点与不足,为书院研究走向国际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研究的重点在于英语世界哪些中国学学者,从什么样的角度,对书院进行怎样的探索和诠释,体现了什么样的学术思想特点和学术国际化的研究特征。通过专题分类研究,从宏观上梳理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脉络,展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和建筑等研究特色;通过具体个案研究,在微观上突显了英语世界书院研究细节,展示了书院研究多元化和跨文化研究特征,从而进一步考察海外书院研究的实质与意义。研究考察了英语世界对书院的哲学阐发。结合学术思想的时代特征,探讨了从南宋开始考亭学派、慈湖学派、洁斋学派、定川学派、广平学派、东林学派和乾嘉学派等创办书院、讲学和祭祀等活动,其中东林书院与东林学派、理学书院与考亭学派在英语书院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对书院学术思想的研究,逐步经历了以精英学者为考察对象到以社会史为研究内容的过程,研究方法以“外在进路”(External Approach)为主。英语世界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书院进行诠释,从书院课程、管理规制、书院类型等方面挖掘了书院制度的新特征。汉学家们解读了书院与佛教、道教圣地之争,探索了书院对正统文化的传承,并且分析了书院与士人、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是英语世界学者较为关注的专题,也是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最为突出、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新文化史视野下的书院研究,体现了鲜明的西方特色,折射出海外书院研究与中国传统书院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上的相互借鉴和促进状态。英语世界对书院教育制度的研究,充分反映了书院研究多元化的特点。英语世界学者客观辨析了科举、官学与书院叁者的关系,当官学发展成应付科举的机构时,书院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书院与官学是相似互补还是此消彼长,书院通识教育是否具备自由教育性质,书院应如何解决科举应试的矛盾,这些都是汉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汉学家们还亲身实践书院教学法,让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进一步发展活跃于现代文教事业中。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国际化特征还体现在对书院建筑体系的研究上。英语世界学者从书院择址、布局、园林、建筑风格、结构艺术等形制方面对书院进行探讨。他们论证书院园林景观渗透着理学教育思想,元代书院山水景观体现着中国文化记忆和理学学术思想,书院建筑景观成为书院学术思想和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英语世界对韩国书院选址、空间布局、园林植物等建筑特点的研究,推动了韩国书院研究国际化进程。研究还以万安玲、穆四基、麦哲维和秦博理的书院专着作为个案,探讨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以及跨中西文化研究特点。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这一论题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前人在一片荒芜之中未予以开拓,专门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极少,国内学界尚未有该论题专门的研究着述。对于这种中西两种文化的跨文化研究现象,我们既不能盲目接受,也不能轻率否定,应该总结研究特色和不足的同时,在“中国特色”基础之上,扩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主题,丰富研究方法,创设一个跨文化书院研究的崭新模式。
莫再树[10]2012年在《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文中研究说明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已正式进入本科专业目录，商务英语教学由自发最终走向了自觉。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至今阙如。学界在对近代英语教学史的研究中，已零星地旁及晚清英语教学中便已出现了的商务英语教学的史实，这些记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务英语教学史实方面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尚缺乏以近代商务英语教学为专门对象的历史考镜和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务英语学界对近代商务英语教学研究意识的缺失，不利于我国完整的商务英语教学史的构建。鉴于此，本研究本着拂去历史尘埃、逼近历史事实、还复历史原貌的宗旨，对我国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源流进行考察。本文以晚清社会需求为背景，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为切入点，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史及商务英语教材为核心，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不同主体、课程类别及教学法为脉络，既从宏观上勾勒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全貌和发展轨迹，又从微观上聚焦晚清各教学主体进行的商务英语教学，并在上述脉络下探讨晚清商务英语语言的变迁及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较全面地考察晚清各类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及编写依据和体例等，以窥其精微奥义。概言之，本研究首次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进行源流考镜，主要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是如何演进的？其演进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一研究问题可细分为：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有哪些主体？各类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展基于何种动因？各自的课程设置有何特点？各类学校开设的商务英语教学有何作用与不足？采用了哪些教学方法？晚清商务英语课程的属性是什么？晚清商务英语教育中是否有教育规划？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晚清民间非标准商务英语语言是如何起源、发展及消亡的？有何语言属性及社会文化涵义？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是如何演进的？有何特点、编写依据和编写体例？如何评价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本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个相关学术领域，以英语教学研究为主线，借鉴历史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采取历史文献研究法，钩沉、爬梳、筛选、甄别、整理相关史料，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进行考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首先，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主体和教学动因。晚清官办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是在被动开放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主动意识，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是一种利益导向下的世俗化与功利化的选择，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是在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非正规教学。这种办学动因的差异性体现了晚清英语人才需求的差异性。第二、晚清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1）晚清官办学校出现了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和融商务专业知识于英语语言教学的端倪，其商务语言翻译实践开我国近代西方商学着作汉译之先河和商务经济类书籍汉译之新风。（2）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从最初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发展到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型商务英语教学，再发展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最后到基于近代化职业教育的商务英语教学。（3）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技能和商贸内容为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职业性和技能性。（4）清末学制改革使官办学堂商务英语教学日趋式微，但也使商务英语的职业教育成为可能。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性、教学方法及教育规划。（1）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从前制度化教育转向制度化教育，存在着正规教学、非正规教学和非正式商务英语学习。（2）存在着技能型和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3）语法翻译法、古安系列教学法、内容教学法和洋泾浜英语教学法在不同学校得以采用，各具特定的历史时代性、适应性和交际性。（4）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在教育主体、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与编审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教育规划，其教育规划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第四、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及不足。其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1）开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之先河，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需求导向性；（2）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见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3）是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实践；（4）是晚清社会心态日趋开放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1）官办外语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只是零星地带有些许商务英语教学的性质或成分，并未形成有规模的普遍的现象；（2）教会学校的教学是教会教育传教的一种世俗化和功利化选择；（3）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盲目性、纯粹工具性动机；（4）基本未深入西学内涵，文化教育意识严重缺失，大多数学习者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近代化进程。其次，关于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语言第一、CPE与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是一种为口岸商贸服务的英语变体。第二、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演变。（1）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分别是广州贸易制度和条约制度时期的中西商贸通用语。（2）CPE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最终退出中西商贸交往的历史舞台。第叁、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语言属性。（1）从社会语言学来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混合语，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2）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来看，CPE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其形成与中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CPE的演变与发展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第四、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社会文化意义。早期商务英语打上了社会等级的烙印，折射出了早期中西商贸交往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了口岸城市对外语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工具主义倾向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失。最后，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从词汇会话集向写作及会话教材演变，从“汉字注音”向国际音标注音演进，从“词汇型”转向“句字型”，从CPE转向标准英语，从“准商务英语教材”转向专门的商务英语教材，学习方法从机械记忆转向摹仿、推类、循序而进。第二、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特点、编写依据和体例。（1）特点主要表现在：商务内容多样化，实用性强，便于自修，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萌芽，编写者水平较高。（2）对商务英语重要性的认识、对商务英语语言和商务英语学习的认识分别是其编写的实践和理论依据。（3）编写体例：以义类编纂法编写词汇集，以话题型散点式编纂法编写会话教材，以文选型类聚编写法编纂写作教材。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重要意义：（1）满足了学习商务英语知识和掌握商务英语交际技能的需要；（2）是我国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滥觞，反映了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启蒙诉求。（3）见证了晚清洋泾浜式商务英语语言的兴衰，实录了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大量语料；（4）反映了晚清商贸语言接触的历史和文化，是研究晚清中西语言接触和中西商贸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依据。（5）对民国及以后的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尚有诸多不足：（1）有些教材内容安排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路；（2）所有教材缺乏语言学理论或外语教学理论的指导，教材内容缺乏深层次处理；（3）教材的用词、句式、风格、语气过于正式；（4）绝大部分教材缺乏助读系统；（5）多数教材较少涉及中西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商务交际。本文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的考镜，从宏观上梳理了其脉络和演进历程，勾勒了其发展全貌，从微观上考察了课程、教学法、教育规划、教材等，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与不足进行了评价，试图呈现一幅有血有肉的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的完整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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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国时期苏南家族学校英语教育研究[D]. 陶莉. 江南大学. 2016
[8]. 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D]. 陈艳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9]. 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D]. 陈仙. 湖南大学. 2016
[10].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D]. 莫再树. 湖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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