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2555剩余体积复制时间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_胡笳十八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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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55残卷抄录时间等相关问题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敦煌残卷P.255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文学抄卷,此卷原藏法国巴黎图书馆,首经王重民和舒学先生整理,发表于1977年12月出版的《文史资料丛刊》第1辑。 但这个整理本仅收“佚名氏诗五十九首”和“马云奇诗十三首”共72首诗作,并以为这72首诗即残卷之全部。故后来高嵩先生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便以这个整理本为底本进行考释。1983年,柴剑虹先生首次披露了P.2555残卷全貌,此卷除王先生校录的72首诗作外,尚有116首诗和2篇散文作品。这全部190首诗文作品,只有16首诗见于《全唐诗》, 一篇文章见于《全唐文》。所以柴剑虹先生以为,过去把这个抄卷定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并不妥当,“它的正确定名应是‘唐人诗文选集残卷’”。(注: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辩》,《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第53页。)

这个残卷先后经过王重民、舒学、柴剑虹、陈尚君及台湾学者潘重规等先生研究,有些问题已经清楚,但是,关于抄卷的抄录时间及反映的时代背景、佚名诗作者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今不揣浅陋,略陈所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从残卷诗文已知作者情况看,残卷抄录作品所反映的是唐帝国由盛而衰转折时期的历史情况,大多作品创作于玄、肃、代三朝。

根据柴剑虹先生的考察,残卷所收190首作品中, 下列作品的作者可以考知:

1.《王昭君》“自君信丹青”,题下注作者“安雅”之名,P.2673、P.4944均题“安雅词”,其作者当是安雅。《全唐诗》未收。

2.《何(河)上见老翁代北之作》“负薪老翁往北州”,作者为张谓,诗见《全唐诗》卷197,题《代北州老翁答》。

3.《(五言诗二首)》其一“西行殊未远”,作者为岑参,诗见《全唐诗》卷200,题《寄宇文判官》。

4.《七言(四十七首)》其三“越王宫里如花人”,作者为冷朝光,诗见《全唐诗》卷773,题《越溪怨》。

5.同上其五“胡人吹笛戍楼间”,作者为高适,诗见《全唐诗》卷214,为《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题下注:“一作《塞上闻笛》”。

6.同上其七“十里黄云白日曛”,作者为高适,诗见《全唐诗》卷214,为《别董大二首》之一。

7.同上其十五“明时父遣别黄州”,作者为李邕,《补全唐诗》据P.3885补题作者名。

8.同上其三八“白玉堂前一树梅”,作者为蒋(一作薛)维翰,诗见《全唐诗》卷145,题《春女怨》。

9.同上其四二“故园东望路漫漫”,作者为岑参,诗见《全唐诗》卷201,题《逢入京使》。

10.《孔璋代李邕死表》,作者为孔璋,文见《全唐文》卷375,题《理李邕疏》。

11.《胡笳十八拍》“汉室将衰”,题前署作者名刘商, 诗见《全唐诗》卷303,题同。

12.《胡笳十八拍》后附《第十九拍》“去年骨肉悲□□”, 题前注云:“落蕃人毛押衙遂笳(加)一拍,因为十九拍。”故知此诗作者为毛押衙。

13.《高兴歌》“王公特达越今古”,题下注作者名刘长卿, 诗不见《全唐诗》。

14.《〈闺怨诗〉八首》其二《画屏怨》“荡子戍辽东”, 作者为郑遂初,诗见《全唐诗》卷100,题《别离怨》。

15.同上其三《彩书怨》“叶下洞庭秋”,作者为上官婉儿, 诗见《全唐诗》卷5,题同;题下注:“一作《彩毫怨》。”

16.同上其四《珠帘怨》“佳人名莫愁”,作者为颜舒, 诗见《全唐诗》卷769,题《凤栖怨》,一作《凤楼怨》。

17.同上其八《闺情怨》“日暮裁缝歇”,作者为王湮, 诗见《全唐诗》卷145,题同。

18.《白头老翁》“洛阳城东桃李花”,作者为刘希夷, 诗见《全唐诗》卷82,题《代悲白头翁》。

19.《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题下注作者名窦昊, 《全唐文》未收。

20.《江行遇梅花之作》“江畔梅花白如雪”, 题下注作者名岑参,《全唐诗》未收。

21.《冀国夫人歌词七首》, 此七诗紧接上首《江行遇梅花之作》诗后抄写,诗下不注作者名,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疑亦岑诗”,李嘉言、陈铁民等当今学人亦从之。

22.《咏拗笼筹》“今日陪撙俎”,作者为朱湾, 诗见《全唐诗》卷306,题《奉使设宴戏掷笼筹》。

23.《怀素上人草书歌》“怀素才年三十余”, 题下署作者名马云奇,《全唐诗》未收。

24.《御制勤政楼下观灯》“明月重城里”, 柴剑虹先生云:“此诗从题目与内容看,当为唐玄宗所作。”(注:以上均据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补录》一文统计,《文学遗产》1983年第4 期,第146—154页。)

以上24题47首作品,从其作者的生平情况看,绝大部分均作于唐玄宗开元、天宝间或此前。

张谓字正言,“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注: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卷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93页。)谓登天宝二年(743年)进士第,(注:《唐诗纪事》卷2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新版,第381页。又见徐松《登科记考》卷9。 )其从戎营朔当在此年之后;此诗又见《河岳英灵集》卷上,《英灵》选诗“起甲寅,终癸巳”,(注: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版《唐人选唐诗(十种)》第40页。 )癸巳为天宝十二载(753年),诗当作于天宝二至十二载。

岑参为盛唐边塞诗人代表,残卷录其《寄宇文判官》、《逢入京使》、《江行遇梅花之作》、《冀国夫人歌词七首》共四题十首作品。岑参曾在安西高仙芝和封常清幕下为僚,时均在唐玄宗天宝间,(注:岑参集中今存《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威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等作,诸家均以为即天宝间在北庭安西任节镇之封常情、高仙芝,故知岑参此间在西北边塞,参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陈铁民等《岑参集校注》。)前三首作品均应作于此间或此前。冀国夫人,指宰相裴冕之夫人。裴冕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始封冀国公,其夫人当死于此后; 又裴冕卒于大历四年(769年),(注:《旧唐书·肃宗纪》、《旧唐书·裴冕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294页、第249页、第3353页。)诗应写于此前。

《越溪怨》作者冷朝光,生平事迹不详。此诗曾收入唐李康成编《玉台后集》,此集成书于天宝间,(注:《文献通考》卷186经籍十三、卷248 经籍七五皆云:“后村刘氏曰: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初版,第1590 页、 第1954页。)故诗亦应作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前。

高适亦是边塞诗人代表,抄卷录其《塞上闻笛》和《别董大二首之一》,此二诗均边塞诗代表作。高适曾于天宝间入河西节度哥舒翰幕充掌书记,(注:《旧唐书·高适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排校本第 10册,第3328页。参周勋初《高适年谱》、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诗应作于此间;又《塞上闻笛》收入《国秀集》卷下、《河岳英灵集》卷上,此二集多选开元天宝间人作品,这也可证诗作于玄宗朝。

李邕是盛唐著名文人、书法家,两《唐书》有传。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年)为人所构罪,六载正月被杀,(注:《旧唐书·玄宗纪》第1册,第221页;参《旧唐书·李邕传》第15册,第5039页。 )诗应作于此前。孔璋撰《代李邕死表》,《旧传》已载,表云:“陈州刺史李邕”,(注:《旧唐书·李邕传》、《全唐文》卷375,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812页。)知表撰于李邕刺陈州之时。 《唐刺史考》置李邕刺陈在开元十三至十四年(725—726年), 表应写于开元十四年(726年)。

《七言(四十七首)》其三八“白玉堂前一树梅”,此诗《唐诗纪事》卷20作薛维翰,《国秀集》卷下收薛维翰《怨歌》“百尺珠楼临狭斜”一首,此诗与《春女怨》并见《纪事》薛维翰卷下。薛维翰,“登开元进士第”,(注:《唐诗纪事》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1987年7月新1版,第294页。)诗写于开、天时代也是肯定的。

《〈闺怨诗〉八首》其二《画屏怨》作者遂初,为盛唐前期人。诗又见《唐诗纪事》卷100,题《别离怨》,《纪事》云:“郑遂初, 万岁通天年李迥秀下登第。”徐松《登科记考》作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进士。其诗应作于盛唐前朝。

《彩书怨》作者上官婉儿,是初唐名宰上官仪孙女,以罪配内廷,进封昭容。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被杀。(注:《旧唐书·中宗纪》,中华书局排校本第1册,第150页。)诗应作于此前。

《珠帘怨》“佳人名莫愁”作者颜舒,亦开元天宝间人。此诗又见《唐诗纪事》卷20。诗末注:“顾陶取为《唐诗类选》。”颜舒为晋西平靖侯颜含14代孙,应制举及第,为长安尉,见颜真卿撰《颜含碑》。(注:《全唐文》卷339,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440页。)《唐诗大辞典》谓天宝时应制举,近是。诗应作于玄宗朝。

《闺情怨》“日暮裁缝歇”作者王湮,亦开、天时代人。此诗首见《国秀集》卷下,编者称王湮为“右补阙”。(注:《国秀集》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唐人选唐诗(十种)》第128页。 )王湮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进士,(注:《登科记考》卷8,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1版,第282页,参《唐诗纪事》卷23。 )其官右补阙当在天宝中,诗应作于天宝年间。

《白头老翁》“洛阳城东桃李花”作者刘希夷,《唐才子传》称其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注:《唐才子传校笺》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7页。《登科记考》卷2,中华书局版第62页。)由此知其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 《旧传》称其“善为从军闺情之诗”,“为时所重”。相传希夷撰此诗后即为宋之问虐杀,宋之问死于唐玄宗即位元初(712年),希夷当死此前, (注:《唐才子传校笺》卷1刘希夷传。傅璇琮先生据“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 时年二十五”推知希夷生于永徽二年(651年)。 《旧唐书·宋之问传》记宋之问赐死在先天时,《才子传》谓希夷死时“年未三十”,应死于高宗朝。)诗应作于玄宗朝以前。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作者窦昊,生平不详。此文中称唐肃宗尊号为“乾坤(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肃宗受此尊号在乾元十年(759年)春正月,(注:《旧唐书·肃宗纪》, 中华书局本第1册,第254页;《册府元龟》卷16帝王部尊号一,中华书局1960年6月新1版,第184页。)故文应写于此后。 又文中言:“今我河西节度使吕公……拥旌旄四载,一变五凉。”此吕公据《方镇年表》,为吕崇贲。吴氏置吕崇贲节度河西在上元元年至宝应元年(760—762年),《唐刺史考》从而疑之,荣新江《补遗》置上元元年至广德元年(760—763 年),(注:《文献》1990年第2期。)恐均不确。文称肃宗为“我……皇帝”,又不及代宗朝事, 写于肃宗朝是肯定的。 由乾元二年(759年)上溯四年为至德元年(756年),由上元元年(760 年)上溯四年为至德二年(757年),《旧纪》载至德二年春正月, 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叛,杀节度使周佖。同年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杜鸿渐当为“不出阁”者,愚意吕崇贲应为在河西掌节度实权者,其始任应在至德二年,文应写于上元元年春。其解任亦在本年。(注:《〈唐刺史考〉补遗》据敦煌残卷P.4698“使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杨,大使彭王,在内。”所补之上元元年(760年)任肃州刺史的“杨某”,愚以为即为吕崇贲后任。)

《御制勤政楼下观灯》“明月重城里”,柴剑虹先生以为玄宗所作,是。勤政楼乃玄宗开元八年(720年)于兴庆宫西南所置, 全名勤政务本之楼。(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1兴庆宫、卷1补记,中华书局1985年8月第1版,第27页、第190页。《旧唐书·让皇帝传》、 《册府元龟》卷47《帝王部·友爱》。)诗应作于开元、天宝间。

在这24题作品中,也有部分作品可以确考作于唐代宗朝者。

《胡笳十八拍》“汉室将衰”诗题前注:“丞议郎前卢(庐)州合肥县今刘商”。唐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云:“早岁著《胡笳词十八拍》”。(注:《全唐文》卷53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5389页。)《太平广记》卷46引《续仙传》云:“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注: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3次印刷本第1册,第289页。)李华《淮南节度使尚书左仆射崔公(圆)颂德碑铭》云:“合肥令彭城刘商,先后之族,临人惠和。”(注:《全唐文》卷318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228页。)此碑《宋本金石录》卷8记云:“李华撰,张从申正书,大历二年正月。”(注:中华书局1991年1 月据《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第3册,第189页。)以此知李华撰碑之大历二年(767年),刘商在合肥令任。《胡笳十八拍》写于刘商早年,题下又署“前庐州合肥县令”,则此诗创作于解除合肥令后不久,也就是大历二年正月后不久。刘商元和间(806—820年)尚在世,(注:参《唐才子传校笺》卷4、《唐诗大辞典》贾晋华撰《刘商小传》。)大历初是可谓其早年的。

《高兴歌》“王公特达越古今”,题下注:“江州刺史刘长卿”。敦煌残卷中,P.2488、2544、2612、2633、2712、2976、3812和S.2049等8个也抄录有这首《高兴歌》,其中P.2488、2544、2633 、 3812 及2555均明署“江州刺史刘长卿”之名。(注:参张锡厚《伯二四八八、伯五零三七敦煌贱卷初考》,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中唐有个著名诗人刘长卿,人称“五言长城”,有11卷本《刘随州集》传世。《唐刺史考》不记刘长卿为江州刺史,荣新江等补刺史考,亦不及刘长卿。蒋寅、傅璇琮、刘乾等也未及之。张锡厚先生在《伯二四八八、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一文中言:“敦煌本《酒赋》(笔者按:即《高兴歌》)作者江州刺史刘长卿是否即为随州刺史刘长卿。在无确切材料证实之前,还很难划上等号。”(注:参张锡厚《伯二四八八、伯五零三七敦煌贱卷初考》,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但又认为,《酒城》与《刘随州集》的某些作品流露出来的情感有共通之处,应引起注意。我个人以为,在《刘随州集》中,有多篇作品记长卿与江州刺史多人保持关系:《祭萧相公文》是祭以江州刺史卒的前相国萧华;《朱放自杭州与故相里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简吏部杨侍郎制文》,相里使君,即曾任江州刺史的相里造;《江州留别薛六、柳八二员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谓薛六为薛弁、柳八为柳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2页。)是。 薛弁大历中为江州刺史,柳浑在江西魏少游幕为判官。《柳河东集·柳浑行状》旧注:“大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游为江西观察使,少游表浑为其判官。”(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183页引孙注。)魏少游大历六年(771年)卒于任,薛弁、柳浑约大历三至六年在江州, 刘长卿与薛、柳二人在江州留别,应在此间。其若为江州刺史,时间当不长,似应在大历三年(768年)前后,也就是薛弁前任。 《高兴歌》署“江州刺史刘长卿”,当作于大历三年前后。

《怀素师草书歌》“怀素才年三十余”,题下署作者马云奇之名,此诗仅见P.2555,是研究怀素生平的最可靠材料。此诗亦写于大历间,我曾据此诗及相关材料,考定诗写于大历四年春,比高嵩先生提前一年。(注:高嵩先生在《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据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再考怀素生平》一节中认为怀素“西游上国”在大历五年(770 年)二月之后不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8页。)今略述如下:

怀素《小草千文》尾署“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注:《书画汇考》卷8,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第827册,第369页,《停云馆帖》,上海古籍书店1984年影印本。)据此,知怀素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至大历四年(769年),年33,与诗言“怀素才年三十余”极符。柴剑虹先生据怀素伪作《清净经》尾署:“贞元元年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一岁,”(注:《书画汇考》卷8,第368页。)定其生于开元十三年(725年), 是错误的。此与当时人行事不符。

李白《草书歌行》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如生于开元十三年,李白写此歌的乾元间(758—759年)为三十四五岁,不可谓少年上人;如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刚刚过20岁,极确。马云奇歌言:“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此指怀素大历二年投谒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徐浩事。同时人苏涣有《怀素上人草书歌》一首,题下注:“兼送谒徐广州”可证。(注:《文苑英华》卷337歌行8,《全唐诗》卷255,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扬州诗局本上册,第643页。)徐浩以御史大夫衔于大历二年四月至三年十月出任广州刺史,怀素去广州谒见徐浩,当在此间。徐浩以御史大夫衔出制,御史大夫秦汉间仅次于宰相,故可以“亚相”相称。马云奇歌既写到此事,亦说明作于大历三年怀素从广州返回湖南后一段时间。

马云奇《草书歌》又写到“闻道怀书西入秦,容中相送转相亲。”怀素曾西游长安,其《自叙帖》即言:“担籍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注:《宋绛帖》卷9,《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49 ,中华影印本,第10931 页。)任华《草书歌》亦言:“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注:《文苑英华》卷337歌行8,《全唐诗》卷255,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扬州诗局本上册,第643页。)怀素西游长安是由湖南直接出发,且是“礼部张公”携带而去。这位携带怀素进京的“礼部张公”,就是大历间礼部侍郎张谓。张谓以礼部侍郎主大历七、八、九年上都试,(注:《唐诗纪事》卷25、《唐才子传校笺》卷4。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在礼侍之前, 尚作过一任太子左庶子的官,任太子左庶子之前,即为潭州刺史。张谓约大历元至三年(766—768年)在潭州,二年因事停职,约三年(768 年)底彻查清楚,命以太子左庶子新职,四年春乘传赴京。四至六年在太子左庶子任,七至九年在礼部侍郎任。其乘传赴任便携带怀素一同赴京,时为大历四年(769年)春。 (注:常衮《授张谓太子左庶子制》称张谓为“中散大夫前守潭州刺史”,知其授左庶子时已解任;张谓《长沙风土碑铭》云:“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言其大历二年在潭州“待罪”,即因事被停职;又常衮《授张谓礼部侍郎制》称其为“中散大夫守太子左庶子”,知其是从左庶子任直接升任礼部侍郎。文见《全唐文》中华本第5册第4224页、第4册第3809页、第5册第4214页。另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熊飞《怀素生平考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马云奇写草书歌相送当在此时, 时怀素33岁,与歌言:“怀素才年三十余”极符。若怀素生于开元十三年,则时年45,不符。为了迁就怀素生于开元十三年这一结论,柴先生将《草书歌》写作时间上推至“肃宗乾元、上元到代宗广德年间(758—764年)。”(注:《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75页、第176页。)更与诗中所涉人事不符。

《咏拗笼筹》:“今日陪樽俎”作者朱湾,也是上述已知作者中时代较靠后的一位作者。此诗收入《中兴间气集》卷上,题《奉使设宴戏掷龙筹》。此集均收肃、代间作品,故朱湾此诗作于肃代二朝大致可定。题云“奉使设宴”,诗云:“献筹君有礼,赏罚我无私。”则朱湾在某节度观察使幕中为僚无疑。《新唐书·艺文志》有《朱湾诗集》,注云:“李勉永平从事。”《直斋书录解题》卷19《朱湾集》注云:“唐永平从事朱湾撰,自号沧州,其为从事,李勉辟之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564页。)李勉永平节度在大历八至十四年(773—779年),(注:郁贤皓《唐刺史考》第 2 册, 江苏古藉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90页。)朱湾受辟当在此间,诗应作于大历中。 这也许是此卷中最接近抄录年代的作品。

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由已知作者的所有作品是不能得出残卷及佚名诗写作年代为“公元758年—781年吐蕃逐渐侵吞河陇地区,而西州、沙州尚为唐军坚守之时”(注:《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75页、第176页。)这一结论的。

二、从“佚名诗五十九首”及“马云奇诗十三首”看,把这两组诗的写作年代放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沦陷后也是缺乏证据的。

诸家聚讼的焦点是“佚名氏诗五十九首”和“马云奇诗十三首”。诸家以《胡笳十八拍》后附《第十九拍》题前署“落蕃人毛押牙遂加一拍”及卷后“马云奇诗十三首”中《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便以此前王重民和舒学先生整理之“佚名诗五十九首”、“马云奇诗十三首”为“敦煌落蕃人诗”, 又以西北边镇大面积沦陷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前,进而将此72首作品一并视为此时被吐蕃俘虏的唐俘之作。这个结论,与72首诗作反映的实际相去甚远。

1.从唐与吐蕃的关系看,吐蕃与唐帝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可以说是与唐帝国统治相始终,初、盛、中、晚各个时期,几乎无年无之。每次大规模战争,均应互有杀伤俘获。故“落蕃人”自初唐始,每个时期均应有其人。如P.3812卷中有一首作品就题为《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诗云“自从沦落到天涯,一片真心恋着香(他?)。憔悴不缘思旧国,行啼只是为冤家。”此诗似为玄宗天宝前人作品,(注:王重民《补全唐诗》附高适名下,疑非高适作品,见《全唐诗补编》上册第34页;邵文实考定此诗前一首《奉饯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为高适开元二十年(732年)作,虽非定论,但可作此诗创作年代参照系。 文题《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辩》,《文献》1997年第1期。)字34 号抄卷《般若心经》卷后题记云:“破落官前同河西节度副使银青光禄大夫试鸿胪卿兼肃州刺史杨颙写讫。”(注:转引自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肃州陷蕃, 《元和志》卷40记为永泰二年(766年),杨颙落蕃应在此前后。 这两例“藩蕃人”记载均不在建中二年(781年)后, 所以不能一见“落蕃人”、“破落官”字样,就认定其一定写于建中二年后。

2.这72首诗的内容,也不能说明它们均作于建中二年(781 年)前后;恰恰相反,倒是可提供多例不写于此间的硬证。

“佚名诗五十九首”之第一首题为《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此诗题中之“退浑”,即吐谷浑,“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地兼鄯善、且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本臣于唐,后与吐蕃不和,递相表奏,各论曲直,高宗依违两可。吐蕃怨怒,大举进攻吐谷浑,陷白州等十八州。咸亨元年(670)四月, 诏右威卫大总管薛仁贵、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等率众十余万(《新传》作五万)讨之,军至大非川,为吐蕃所败。此后吐谷浑之地遂为吐蕃所有,其主慕容诺曷钵率部下数千帐内属,始于灵州境置安乐州以处之,诺曷钵为刺史。 吐谷浑国从唐代版图上消失, 时在高宗咸亨间(670—674年)。(注:《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卷198《西戎·吐谷浑传》,中华本第16册,第5225页、第5297—5301页;《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中华书局1960年6月新1版,第11575页。)佚名诗作者在这首诗中记载某年冬他由敦煌郡开始踏上西行征途,不久便进入退浑国界;又在某天早晨,由退浑的马圈出发,再次西征。马圈,地名,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有“马圈口堰”,其下注云:“在州西南廿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注: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19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亦录之。)此地为敦煌向西南至寿昌的必经之地,P.2641有“马圈口逆于阗使”之记载。诗云:“西行过马卷,北望近阳关。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方位与《沙州图经》所记同,故马圈指马圈口堰或马圈山无疑。高嵩先生《考释》以:“国朝发马圈”为读,又释马圈为放马匹之地,大误。当时在佚名诗作者眼中,赫然存在一“退浑国”,他脚下的马圈口,就是吐谷浑之地而非敦煌或寿昌所辖。从这一点看,诗应写于咸亨间吐谷浑举部内迁灵州之前。

“佚名诗五十九首”之第15首《梦到沙州奉怀殿下》,这位在沙州敦煌郡为守的“殿下”,当是位李姓郡王。佚名诗作者在诗中云:“昨来魂梦傍阳关,省到敦煌奉玉颜。”说明在佚名诗作者眼中,敦煌尚在唐人手中,由此知此诗当作于建中二年(781年)沙州沦陷之前。 王重民先生将此“殿下”指实为开元中率部攻打石堡城拔之而置振武军的信安郡王李祎(注: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第49—52页。 愚以为指至德间封敦煌王的李承寀更切实际。),可以研究。现知敦煌郡中,李姓人物前后有李祖隆、李无亏、李思贞、李庭光等数人,均不见郡王封号,不知是否史籍失载?

“佚名诗五十九首”之第35首《非所寄王都护姨夫》,诗云:“敦煌数度访来人,握手千回问懿亲。蓬转已闻过海畔,莎居见说傍河津。”此诗言作者被俘(落蕃)后被押解过了“海畔”,现在的“莎居”听人说在黄河边上。所以前面写的“敦煌数度访来人”,实是指敦煌方面派来的人数度于“非所”探望佚名诗作者,由此亦知敦煌当时没有沦陷。也就是说,诗不作于建中二年后,非如高嵩先生言“兴元元年(784年)春作于临蕃”。(注: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32页。)王都护其人,应为安西都护府都护,则是时安西尚存。安西四镇著名的王姓都护,开元间有王斛斯,天宝间王正见(注: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郁贤皓《唐刺史考》。),都极有可能是这位佚名诗人的“懿亲”。

“佚名诗五十九首”之第四首《登山奉怀知己》,诗言:“闲步陟高岗,相思泪数行。阵云横北塞,煞气暝南荒。极目愁无限,推心恨未遑。黯然乡国处,空见路茫茫。”此诗同前一首《冬日书情》“殊乡寂寞”和此诗后一首《夏中忽见飞雪之作》“三冬自北来”等数诗,完全没有出使的使者声口,从诗所反映出来的情调看,应是投身边塞的幕府文人。如果说当时沙州已陷蕃,则河陇诸郡早就沦没吐蕃之手,诗所言“阵云横塞北,煞气暝南荒”,就非常不切当时形势。唐帝国与吐蕃在西北和西南两面开战,仍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后事。 《冬日书情》为七言律诗,极合律,几无一字越格者,此又是天宝前所难以见到的,故此诗及前后数诗仍应写于天宝中。

三、“佚名诗五十九首”与“马云奇诗十三首”作者及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这72首诗的作者,目前有代表性的意见为以下两种:

1.王重民先生遗稿《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认为:“佚名诗五十九首”,“按其内容和编次,当是一个作者的诗集,可惜这个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了”。“马云奇诗十三首”“格调均相似,除第一首外,又皆咏落蕃事,故可定为一人作品。第一首下题马云奇名,作者殆即马云奇”。 (注: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第49—52页。 愚以为指至德间封敦煌王的李承寀更切实际。)

2.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辩》一文认为,59首佚名诗“显系一人笔迹”,“内容又紧密衔接,反映了作者自敦煌出使吐谷浑,途中被吐蕃拘系,押送至临蕃的经过。因此,作者自抄的可能性很大”。“马云奇诗13首”“署名马云奇的只有《怀素师草书歌》一首”,“《白云歌》等12首抄于《怀素师草书歌》之左,并无署名”,“从抄写格式到内容、风格均与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迥异,却与写卷正面那59首佚名诗连贯一气。因此,它们很可能也是抄卷人所作”。并推测71首诗的作者很可能是那位“落蕃人毛押牙”。(注: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辩》,《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 第53—58页。)台湾学者潘重规在《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的新探测》一文中,也持与柴先生相似的观点,也认为马云奇只写了一首《怀素师草书歌》,余下71首作品的作者可能是“落蕃人毛押牙”。(注: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汉学研究》(台)1985年6月第3卷第1期。)

本人通过对72首诗作的详细考察,认为这两种意见均值得商榷。

1.从72首诗反映的历史内容看,它们不可能出自一两个人之手。

前已谈到,“佚名诗五十九首”之第一首《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写于咸亨间(670—674年)吐蕃吞并吐谷浑之前,(注: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亦持此观点。吐谷浑中宗景龙二年曾遣使至唐帝国朝贡,不知是否复国,但我据此诗所使用的格律形式,仍认定诗应作于初唐。)而马云奇《怀素上人草书歌》则写于大历四年(769年),刘商《胡笳十八拍》也写于大历二、三年(767、768 年)间。若抄卷人和71首佚名诗作者均为在《胡笳十八拍》后“遂加一拍”的“落蕃人毛押牙”,则他至少应活到了大历四年(769年)以后, 他至少应活至120岁以上。如果将落蕃人诗推到建中二年(781年)以后,则其时他起码也应有135岁了,所以这71首诗从这一点看, 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作品。

另外,“佚名诗五十九首”起首二诗,是一位出行者口吻,高嵩先生等都推测其为被押解远行的唐俘。从“西行过马圈”,“步步缄愁色,迢迢唯梦迈”、“朝行傍海涯”等诗句均可看出。但第三首《冬日书情》“殊乡寂寞使人悲”、“一川戎俗是新知”,“为容终朝长下泣”等诗看,又像是一位汉人较长时间在少数民族地区留滞。第四首《登山奉怀知己》“闲步陟高岗,相思泪数行”,“樵心恨未遑”、“黯然乡国处,空见路茫茫”;第五首《夏中忽见飞雪之作》“愁云雾不开”、“唯余乡国意,朝夕思难裁”。这些诗句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与第三首也极为近似。如果把这三首诗与前一首硬联起来,也似过得去,因为既行即有住。但研究者们似只注意了诗的内容,而忽略了诗的形式,实际上,这五首作品在形式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故我以为它们不是一人手笔(说详后)。第八首《青海卧疾之作二首》其二“邂后遇迍蒙,人情讵见通?昔时曾虎步,即日似禽笼”。第八首《秋夜》“自然羁旅肠堪断,况复猜嫌似网罗”。第11首《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戎庭节物由来早”等诗,都写一位汉人知识分子在某少数民族政权(“戎庭”)内干事,起先很受重用(“昔时曾虎步”),后不知什么原因受到“猜嫌”,竟至被关押起来(“被网罗”)。这与前出使的使者身份和后第34首《久憾缧绁之作》“一从命驾赴戎乡,几度躬先亘法梁”、“即日无辜比冶长”的使者口吻也是不一致的。至于“马云奇诗十三首”之余12首,又完全是一位落蕃人口吻,“世穷途运蹇,战苦不成功”的哀声,充斥诗里行间,虽同是被拘禁关押,但二者所思所想毕竟不同。一者想的是“缧绁戎庭恨有余,不知君意复何如?一介耻无苏子节,数回羞寄李陵书”(《晚秋》七首其三);一者想的是“且随浮欲贪趋世,肯科寒灰亦重然”(《同前以诗代书》)。从这些诗所流露的思想情感看,它们也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2.从这些诗所使用的格律形式看,72首作品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诗歌发展史表明,古诗的发展在思想内容和格律形式两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唐代也不例外。

在格律形式方面,初唐诗歌即渐由古诗向近体诗方向发展,代表这一方向的主要是宫廷诗人,尤其是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诸人。

前已论及,“佚名氏诗五十九首”之第一首,从描写内容看,应是咸亨以前的作品,从格律形式看,这个结论也是准确的,这首诗及其格律形式比照如下:

西行过马圈, 平平仄仄平,

北望近阳关。 仄仄仄平平。

回首见城郭, 平仄仄平仄,

黯然林树间。 仄平平仄平。

野烟暝村墅, 仄平仄平仄,

初日惨寒山。 平仄仄平平。

步步缄愁色, 仄仄平平仄,

迢迢惟梦还。 平平平仄平。

此诗五言八句,从句式看与五律合,律诗的格律,主要由用韵、平仄粘缀和对仗三者构成(句式字数除外)。这首诗用关、间、山、还四韵字,均上平声十五删韵韵字,合律;但平仄和对仗则有明显不合律处。从平仄看,一联之间要对,而四联中,虽首、二、四三联表面均对,但并不合律,只有第四联稍合(“惟”应为仄声始合),(注:本文所论格律,均据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初版,1979年11月新2版。)从这个平仄形式即可看出, 此诗创作于开始讲究格律的初唐时期,不可能产生于开、天以后。从对仗看,有四联均对的,也有三联用对,一联不用对的,但最起码是中二联必对。此诗首联和尾联用对,但中二联却有一联不用对(颔联),这又与约定俗成的对仗格律不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诗不是成熟的律诗,应是近体诗逐渐成熟阶段的产物,其创作年代,或与杜审言生活年代相当。但作者的格律修养,却与杜氏相去甚远。第二首“朝行傍海涯”格律稍好,但是,仍不合律。首联平仄应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但此诗首句平仄却为“平平仄仄平”;第一联与第二联交接处应“粘”,但作者恰恰用了“对”;第二联平仄应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而作者恰写成了“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第三联和第四联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作者使用平仄,很注意“对”,但却失于“粘”,粘对还处在一种既有规律,又与常规不甚相符的阶段,明显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因此,第二首与第一首诗除内容相连外,格律形式也是一致的,似应为一人所为。

但是,第三首《冬日书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首诗用的是七言八句形式,从语言句式看,用的是七律形式。七言律较五言律成熟的时间要晚一些,其成熟时间在初盛唐之交界。而这首《冬日书情》,却是没有一字越格的标准七言律。为了说明方便列其格律如下:

殊乡寂寞使人悲,平平仄仄仄平平,

异域留连不暇归。仄仄平平仄仄平。

万里山河非旧国,仄仄平平平仄仄,

一川戎俗是新知。仄平平仄仄平平。

寒天落景光阴促,平平仄仄平平仄,

雪海穹庐物色稀。仄仄平平仄仄平。

为客终朝长下泣,仄仄平平平仄仄,

谁怜晓夕老容仪。平平仄仄仄平平。

这首诗,几乎四联均用对,中二联是严格的正对。平仄粘对合部合律,就是允许活用的地方也很少活用,只有第四句“一川戎俗”本律平仄为“平平仄仄”,作者活用为“仄平平仄”,第一第三字在允许活用范围内。从这么严格的格律形式看,此诗不可能创作于盛唐以前。开元天宝以前的诗人,没有人写出过如此成熟的七言律诗。

但是,这首诗的用韵,却与中唐以后的七言律明显不同。全诗使用了五个韵字(首句用韵)悲、归、知、稀、仪。其中悲、知、仪属上平声“支”韵,稀、归属其邻韵“微”韵,属邻韵通押。这种现象,在杜甫以后的律诗作家手里是很难见到的(注: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2分册《古汉语通记(二十九)》,中华书局1980年3月北京第5 次印刷,第1440页。)。从这个邻韵通押现象看,此诗又不太可能写于天宝以后。故其创作时间,就只能在玄宗开元天宝间。

“马云奇诗十三首”之第四首《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也是一首标准的七言律诗,其格律形式如下:

一人歌唱数人啼, 仄平平仄仄平平,

拭泪相看意转迷。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不见书传清海北, 仄仄平平平仄仄,

只知魂断陇山西。 仄平平仄仄平平。

登高乍似云霄近, 平平仄仄平平仄,

寓目仍惊草树低。 仄仄平平仄仄平。

菊酒何须频劝饮, 仄仄平平平仄仄,

自然心醉已如泥。 仄平平仄仄平平。

全诗中二联对仗。共用“啼、迷、西、低、泥”等五个韵字(第一句用韵),此五字均为上平声“齐”韵。平仄粘对均合律,第一句、第四句、第八句均为“平平仄仄仄平平”句式,作者均一律写成了“仄平平仄仄平平”,第一、第三字均活用(可平可仄)。这样严格的格律诗,也应该不是天宝以前作品,与前59首中之《冬日书情》恐非一人所作。

从对上面这些诗的格律形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佚名氏诗五十九首”和“马云奇诗十三首”并非马云奇同另外一位佚名氏所为,亦非写于一时一地。这72首诗是百余年中多人所作,只不过这些作者姓名难以考知而已。由于这些诗篇均写于唐帝国由盛而衰时期,又都反映的是西北边塞特别是沙州地区的历史现实,且都出自汉族文人之手,故而诗篇呈现出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特别是其中某几位作者都为落蕃唐俘,且互相之间关系密切,互相唱和,诗歌语言、风格难免互相影响,因此其作品更难分辨。上面本人所作的一切均为一种尝试,妥否敬祈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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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2555剩余体积复制时间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_胡笳十八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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