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正气是共产党员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员论文,道德规范论文,讲正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当前的社会道德中，原有的居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许多新的人生追求悄然兴起，不同社会成员的道德取向纷然杂陈，各种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日益明显。这种色彩斑斓的复杂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中，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尚未失去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必然形成新体制建立和运行的严重障碍。这种经济体制上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也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取向。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人们的道德取向差异很大，这必然导致道德面貌纷繁多样。
第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利益主体的分化是我国目前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利益分配挣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沿着竞争规律流动，由此造成社会成员利益的调整；由于利益驱动，一部分人也会运用不平等竞争或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营活动以谋取私利。从而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导致人们道德选择的多样化。众多类型的利益主体，不会有完全相同的道德选择。
第三，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会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在与当代中国文化相共融的同时，某些部分也与传统文化产生尖锐矛盾，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形成了强烈的观念文化反差。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由于其深刻地触及人们的政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将使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变得复杂和尖锐起来，也必然会引起人们道德状况的复杂化。
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变型期的道德状况，典型的有“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爬坡论”之说。这两种说法都是用一些预先假定的一般道德原则去评价观念的道德状况，忽视了在市场经济影响下道德运作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对同一社会现象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从社会的角度看，在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道德特别是道德运作方式随着这种转型必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外部关系上的改变，即道德与其他规范方式（主要是法律）关系上的改变。道德运作方式的改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内部关系的变化，即社会诸领域道德价值之间结构关系的变化，不容否认，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风气不正、秩序紊乱、见利忘义、贪污腐败等现象，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道德滑坡的征象。但这些现象的产生已不归结为道德上的事实，而是法律承担的任务。这些现象的产生不是道德滑坡而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从这一现实和认识角度出发，去看待我国大陆目前反腐倡廉与香港、新加坡的反腐倡廉的任务差异，就可以作出合情合理的理释。当道德现实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的追求，以及注重实效等，也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爬坡”了，但从本质来看，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题中之义，是客观必须的，无所谓“爬坡”。只有从道德运作方式的现实变化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解释当前的道德状况并提出合理的对策。
（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的主人，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自觉代表，其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面对道德多样化的局面，共产党员必须要从公仆和一般公民的相互比较中弄清楚适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同社会上通行的某些道德标准的区别，努力达到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为人民竭诚服务的人生境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是对这一部分人的道德要求的高度概括。担任党和国家公职的党员干部，不仅应具备职业道德，做到恪尽职守，还应具备政治道德，做到政治坚定、讲正气。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正气；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也是正气；江泽民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64字创业精神，同样是正气。这些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共产党人只有这样政治坚定、讲正气、辛勤为民、廉洁自律、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以个人和小集团的荣辱好恶来左右自己的政治态度，防止和反对旧时代官场上的政客习气死灰复燃。党的各级干部肩负着带领亿万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只有具备了不同寻常的、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使群众产生敬佩感和信赖感，从而把群众吸引到身边，团结和带领群众共同奋斗。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够对广大群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挺拔高洁、人所共仰的道德风范，要求党的每个干部都具有杰出革命领袖那样的非凡魅力，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党的干部总要有那么一些由个人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造就的人格魅力。如果同一般群众难分高下，还能凭借什么去吸引群众、领导群众呢？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是整体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坚持对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先进性要求，是在全社会有效推行正确道德导向的关键条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成员某种具有显著特征的行为取向，往往会对多数人的道德状况，乃至对社会范围的人心世道，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社会风气如何，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如何，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起着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孔繁森、张明岐、李润五等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殚精竭虑，乃至献出生命。他们不仅是当代领导干部的楷模，也为广大群众进行正确行为选择作了示范。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憾力量，引起了千百万人对真善美的景仰和向往。正是他们先进性道德的示范实践使得他们的浩然正气永驻天地之间。
（三）
“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具有五千年辉煌文化的中国，重视道德修养与教育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源渊。“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在那个时代已非常完整，并对中外人文精神产生过巨大影响。《左传·襄公十年》对人生“不朽”有个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放在人生“不朽”价值的首位。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把成德立人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确实出现过不少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民风朴厚的鼎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必然有一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睿智卓然、爱民如子的英明政治家青史留名；即是发生天灾人祸、异族人侵，也必然有大批怒发冲冠、壮怀激烈、还我河山、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留得丹心照汗青”。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古文化才称谓灿烂，我们的古国才称谓文明，我们的民族才称谓伟大。
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曾使西域各国使节对长安的“大唐风化教习”感叹不已；“康乾盛世”，“国阜民富，夜不团户，路不拾遗”多有史载。今天，出国考察归来者，对一些发达国家公民表现出的礼貌、都市环境的整洁常常表示赞赏，盖此由之。
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在全面走向“四个”现代化，经历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公元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并下发全党遵照执行，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现实意义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深远，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富强，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恪守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讲正气，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必须再上一个台阶、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