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日本人论文,文革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3-0078-09
文化大革命史（以下简称文革史）是当代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这一问题，除了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自身展开研究外，还可以借助于外域的视野。文革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便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并透露出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此，不可不加以关注。
一
文革的发生及其进程，首先为敏感的日本媒体所密切关注，而在日本的媒体中，《朝日新闻》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惊人，条分缕析，社会影响极大。综观文革时期的《朝日新闻》报道，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 对文革的认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是相当难以理解和相当复杂的。对于这一政治运动，日本媒体有各种观点、各种立场，其间有左倾也有右倾，而站在左的立场上评论的较多。当时的《朝日新闻》也基本上是这一倾向，如在文革的起因上，《朝日新闻》的评论提出了几点解释。
1.在农村，中农开始扩大势力；在城市，有知识分子、高级技术人员等新的特殊阶层产生的倾向。
2.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年龄较大，在毛主席在世时，尽可能快些确立新的接班人和领导层。
3.最近的国际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无法解决，中国尝试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将人们改造成适应社会的新型人。[1]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久，大批知名人士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受到批判和迫害。《朝日新闻》虽然也认为这些事件与“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比相似”，但由于持文革是进步的文革观，总体上的论调是赞美文革，如1966年5月2日《朝日新闻》的社论《中国整风运动的背景》，称赞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斗争高昂、意气奋发要想建立成为‘道德国家’”，文革中中共与苏联进行的论战，“是一场向世纪挑战的实验”。[2]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及其兴衰，《朝日新闻》的评论也逐步发生变化。其变化轨迹为：赞美文革的发生→同情文革产生的混乱局面→对文革停滞不前焦虑不安→为提高中国形象对文革加以赞美→打倒“四人帮”后批判文革。尽管《朝日新闻》对文革的评论有其变化，但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整体上讲，该报对文革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
由于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打倒，行政权力失灵，给生产、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局面，就连《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方式，实在是急进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正确，不允许不同的看法存在，这对我们是难以接受的”，[3]并进一步提出“需要冷静地、多角度地观察”（中国）的意见。但是，对于混乱不清的文革，《朝日新闻》与其说开始用冷静的目光来审视，倒不如说对文革仍抱有很大的希望。“文化大革命在停滞不前，但不会一直这么下去的，中国作为国家也好，作为民族也好，为了实现现代化，需要一场类似西欧文艺复兴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上的革命”。[4]
如前所述，从总体而言，《朝日新闻》对文革始终是支持、赞美的。但是，对于在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因接受和观察的深浅不同，《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既有表示期待和敬意的，也有表示反感和批判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二） 对红卫兵运动的评论
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激烈批判学校当局的大字报，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指示要向全国广播，以此为契机，红卫兵运动兴起。随着文革的发展，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人身迫害，相对立的组织之间武斗不断，各地陷于无政府状况，局面混乱。对于这种情况，连毛泽东也未能料及。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如下讲话：“……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连我也没有预料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播放后，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的红卫兵就行动起来，要将你们都打倒，我这个人会引起这么大的灾难。”[5](p363-364)在日本，对红卫兵运动的批判观点占多数，这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物有一种尊敬和偏好的情绪。1967年7月28日，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阿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名发表抗议声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对于滥用权力，恣意侵犯学问，艺术，作为艺术家，我们无法无视和沉默。”《朝日新闻》则认为，红卫兵背后有人操纵：“许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年迈领导为了达到目的，并且是紧迫的目的，而在操纵纯真的年轻人，这种看法含有一定的真实性。”
1967年，红卫兵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四处碰壁，尽管事态已经非常明了，《朝日新闻》还是将红卫兵运动的功过五五分：“红卫兵运动也有好的一面，一是，达到了考察中共要人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之心的效果；二是，对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中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这两点上看，有进步意义。但是，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权来说最大的负面，是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机构。”[4]这种功过对半的评论，代表了日本左翼人士的流行观点。
（三） 对林彪事件的评论
文革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0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18个国家，提出“请进中国，赶走台湾”的议案，获得过半数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活动也空前活跃，显示出回归国际舞台的积极态度。《朝日新闻》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严厉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追随美国亲台反华的日本政府“不仅违背了国家利益，而且无视大多数国民声音”，并努力促进中日邦交。
正是由于上述立场，《朝日新闻》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即使有负面的东西，也要闭上眼睛，只报道正面的东西”。[6](p14)对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叛逃死于蒙古后，中国并没有马上公开真相，整个事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然而，事情虽未公开，蛛丝马迹毕竟可察。国际上因此传言纷纷。《朝日新闻》却坚决否定这一事件，继续刊载驻北京特派员的来电：“在香港一部分右派报刊上登载对林彪副主席出事的谣言，笔者在深圳海关，首先映入眼的是休息室内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站在一起的巨幅彩照片……称中国局势一夜之间发生剧变，进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时代，是大错误的说法。”[7]
林彪事件明朗后，《朝日新闻》迟了近一年方登出有关此事的社论。但是，社论的角度仍然不是批评文革而是肯定文革，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中国的进步：“说是发生了林彪事件、老干部复职重新出来工作，就否定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这是大错特错的……例如，文革的目标之一教育改革，采用让工人、农民管理学校的新方式，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毕业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缩短学习时间以及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这都是文革的成果。”[8]事实上，文革模式的教育改革带来的是教育的荒废、教育质量的低下。日本媒体如此评价文革的成果，其缘由在于对文革不加分析研究，照搬照抄中国的宣传文章。
（四） 对审判“四人帮”的评论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中国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二天《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审判四人帮是对文革的判决吗？》的社论。社论写道：“为了改变历史潮流，在闭关自守的社会里煽动民众的斗志，把民众引向歧途，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这种强行的方法只会造成牺牲者，不会有成果。”社论结尾写道：“文革给予中国的伤害太深了，数百万失业者徘徊在街头，发生像知青爆炸北京车站那样的悲剧，中国要建设现代化，需要社会的安定，不能再发生像文革那样使国内四分五裂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不为一派的一己利益，要站在十亿民众的立场上，对过去做一个彻底的结算和判决。”[9]
就这样，曾经高度评价过文革的《朝日新闻》，通过中国对“四人帮”的审判，开始重新看待和批判文革。但是，《朝日新闻》仍然不改旧有风格，依然按照中国方面的报道和宣传口径，对中国国内的政局进行报道和评论。文革时期，除《朝日新闻》外，采用相同报道姿态的还有好几家新闻报社。这样一种报道立场，不免受到日本国内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三好修的题为《新闻就这样屈服于北京了》的文章认为，《朝日新闻》为得到向北京派遣特派员的允可，自觉或不自觉地照北京所说的来写评论。[10]卫藤瀋吉的《中国报道：日本和世界的报刊》，则以林彪事件为例，将日本的新闻报道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进行比较，批评日本报社的随意性。[11]
那么，为什么在文革时期，《朝日新闻》会采取如此立场？其原因与当时中日两国的形势相关：1.在日本国内，由于安保斗争的挫折，希望文革获得成功的左倾思潮占有一定市场；2.伴随着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的公害问题，不曾被怀疑过的当作价值基准的“现代合理主义”受到质疑，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从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中找到新的东西；3.由于日本与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交流，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怀有亲近感和同情心。此外，越南战争的泥沼化，中美接触，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的方针，毫无疑问，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最重要课题，当时的《朝日新闻》的首脑们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自己的使命，以至于在报道中国时“即便有负面的东西也要闭着眼睛，只报道正面的东西”。当时的《朝日新闻》的报道方针采取一种双重标准，“对中、苏、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温和，而对美国、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较为严厉，对日本在野党，特别是对社会党比较宽容，对执政党自民党严厉”。[12](p131)阅读文革时期的《朝日新闻》，让人无法不感受到这样一种政治情感，其报道中，对文革的期待和支持，对红卫兵运动破坏作用的低姿态报道，就是突出的例子。
（五） 对中日关系的观点
自1972年起，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从“讨厌”开始向“喜欢”转化，而这种情感的变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田中首相决定访华的8月份，喜欢首先超过了讨厌，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0月份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喜欢”比“讨厌”的比例更大了。
赞成与中国恢复邦交的社会舆论，可以追溯到日本和台湾缔结和平条约的1952年，当时就有5成以上统计数字赞成与中国恢复邦交。由此可见，赞成派还是有相当的民众基础。但是，有趣的是，如果与中国恢复邦交，就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那么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1970年朝日新闻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所得出的对照性的二个结果：
“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有建交，与中国还没有建交，你认为日本应该正式与中国建交吗？或者不认为？”
1.应该建交
64%
2.不认为
11%
3.其他5%
4.没回答
20%
“有一种意见是为了与中国建交，不得不与台湾断绝关系，对这个意见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1.赞成19%
2.反对46%
3.其他10%
4.没回答
25%[13]
这种倾向在第二年的调查中也得到了确认。
“你认为是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为好，还是认为不着急慎重为好？”
1.尽快27%
2.慎重57%
3.其他3%
4.没回答
13%[14]
回答“慎重”的人大概是考虑到台湾的问题，却是占了多数。由此可见，对于中日邦交问题，日本人的考虑是复杂的。
对于体验过安保斗争等国内斗争的日本国民来说，和平主义的倾向较重，对中国激烈的政治运动似乎印象不好。尽管在文革时期，《朝日新闻》和亲华派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大加赞美，但是，在武斗达到最高潮的1967年，“讨厌”的人大幅增加，达到以往最高42%，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讨厌”超过了“喜欢”。对于今后应该友好交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舆论也不断变化，1972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中国超过美国；“四人帮”倒台后，美国超过中国。其后则转为对中美两国都重视。
二战后，《朝日新闻》的立场也是拥护台湾的，直到发生文革后，立场才开始发生转变。从以下三个社论中可发现其变化轨迹。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与台湾断绝外交，此时的《朝日新闻》还顾虑到台湾，其社论言：“统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的议论，作为姿态来说虽说是正确，但现实上主张对中国有统治权的政权存在着两个：即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日本与法国不同，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特别是1952年与台湾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承认台湾现在，并且将来有可能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政府，而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不言而喻我们无法立刻就采用像法国那样的想法和观点，毕竟法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比较疏远。”[15]1969年下半年开始，《朝日新闻》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日本继续带头提出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为目的提案，也太逆潮流，太缺乏先见之明了。”[16]进入70年代，《朝日新闻》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17]。同时，围绕恢复中日邦交，制作了专门的栏目：“走向中日建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从而对田中新内阁决心与中国恢复邦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中日恢复邦交是在报刊媒体率先引导下，促使了日本政府改革外交政策。
二
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对文革立场各异。大致可分为如下四大类型：一、赞美支持；二、批判否定；三、有理解的批判；四、指斥中国理念变质。
（一） 赞美支持论
此种文革观对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产生全面的共鸣，加以全面肯定和赞美，归纳起来有以下论点：
1.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
有的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学生正义运动，确实具有革命的志向，目标是通过政治的顶端与一般大众的奇妙协作的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18](p24)
还有的论者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另一个革命，那是追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和人之间应有的关系，造就中国革命接班人，将中国建成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19](p220)
2.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有的论者指出：“文革是经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成为世界上又一转机的革命。”触动灵魂的革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要改造思想，创造出新的文化。”[20](p23)
3.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
请看下例的观点：
“通过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大众才得以批判官僚制度中的当权者。”[21](p280)
“不深入了解民众对毛泽东的信赖感，只说这是‘个人崇拜’不准确，这不是那种自己不做判断的盲目尊敬……有人担心《毛泽东语录》成为令箭，会被教条化地使用，可是，《毛泽东语录》不是那样的书。”[22](p215)
“崇拜毛泽东的程度确实超出了想像，但是体察了大多数民众和青年的不满而支持他们，转而被他们高度支持，如果忘了这一点，所有的解释和预测都会大错。”[23](p338)
“世界上（也可以说历史上！）的政治家、统治者、领导人中，没有像毛泽东那么幸福的人了。这是因为他有千万万红卫兵与他同思考、同哀乐。”
“如果提到政治权力者，人们也许联想到毛泽东主席，但是毛泽东不是单纯的权力者，而是超越了政治权力的伟大的政治教育家、政治哲学家。”[24](p542-543)
中国全盘否定文革，对此，日本许多的中国研究者感到失望，这是因为他们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投影在中国的“革命”里，抱着某种的炽热的共感，如曾多次到过中国的安藤彦太郎，坚持自己的文革观是正确的。
（二） 出于好意理解文革
在同属于文革赞美、支持派的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想从学问的角度来理解文革，因为各自的专业和观点不同，所以主要是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角度来认识文革。前者以“支那学”系统的学者占了大多数。如吉川幸次郎说，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破坏程度也很大，文革中红卫兵的破坏只是做了辛亥革命没做的事，以破坏文化遗产来非难文革是没有道理的，就象明治维新、法国革命那样，“作为历史的一个阶段，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哲学也好，都有暂时休息，让政治改革专心致志的进行，不是也有这样阶段吗？”[25](p301-304)
山本秀夫研究毛泽东文革理论，他认为文革的理论“不是单纯的毛泽东个人的人类观、世界观，而是极为典型的中国式的思想。其来源远的可以追溯到中国“大同”世界的思想和农民革命的农民世界观，近的可以联系到孙文的思想”。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思想呢？山本认为“这是解放人类和人类体现最终价值的思想”。因此，“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有其理论基础。山本解释道：“正是这种解放人类的精神，推动了文化大革命。”[26](p148)
从社会主义角度来捕捉文革的学者，主要是采用与苏联相比较的方法。福岛正夫在其题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段斗争的理论》的论文中，将苏联、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和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将两国的不同点归纳为：“在苏联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采取镇压的手段来进行；而在中国主要采用以政治上、思想上作为民众运动的讨论、教育方法，这是两国不同之处。”他还指出：“在中国五反运动最为严厉，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家很久都不能忘记所受的痛苦和屈辱，但若与苏联相比，可以说是宽大无边了。中国所进行的企业公私合营与苏联的无偿没收有着天壤之别。”[27](p140-146)
营诏正义与福田正夫一样，把文革看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和后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而是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革命。可以说，这种革命斗争的胜利，可以保证发展经济，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近。”他对中国文革的成功，抱有很大的期待。[27](p210)
（三） 批判否定观
与以上文革赞美论相反，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猛烈批评文革和毛泽东路线的人也不少。
据称在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上有很深造诣的中岛岭雄，一贯是以挑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他写了许多有关文革的论文。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革命是“政治内战化的权力斗争”，他认为文革是“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政策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下，政治争论转化为领导权斗争、政治斗争”。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二个顶点的最高层的二个权力派别产生对立，而这种对立扩散到整个党内，不久又扩展到党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斗争，这就是文革。关于文革的起因，中岛岭雄认为，这既不是美国封锁中国政策造成的，也不是苏联对华态度造成的，而是“作为中国内在的必然性发生的”。
同样将文革作为权力斗争来分析的各务寮一不像中雄的论调那么激烈，他把文革看作是强硬派和批判派的正面冲突。
各务寮一要人们回顾自1966年4月8日《解放军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到4个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革命集会”的过程，提醒人们注意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180多人中的大部分是“1930年代，刘少奇、彭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开展地下活动时吸收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们。他们与刘少奇、彭真的关系极为密切”。各务认为，因为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分裂为毛泽东等强硬派和反毛泽东的批评派，为此，195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代会（按规定一年开一次），至1962年十中全会以前，4年间都没有召开全会，造成了党中央组织的形式化。各务进一步认定，1957年中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党意想不到人民和知识分子会对共产党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以此为契机，“人民内部矛盾”的温和的想法从毛泽东思想中消失，中国变质为对内对外路线的僵硬化、政治上的民主退步，极端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为特征的“毛泽东主义”。各务称这些症状与斯大林主义有着类似性。[28]
在大体上看法相同的知识分子中还可以举出佐藤慎一郎，他的观点是：1.文革的本质是“权力内部的领导权斗争”；2.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化是“农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3.毛的理想化的人民公社因其观念上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毛泽东的神化和对民主主义的排斥，成了“枪杆子下的人民公社”；4.从“不同意见者”即是“阶级敌人”这一点来说，毛的体制几乎就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29]
在批评文革的阵营中，日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作为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曾与中共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共产党，文革后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两党的主要对立点是，日共认为在“反帝反美国际统一战线”里应包括苏联共产党，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认为既要反美也要反苏，建立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焦点就在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中，是否要加上反苏。[30]日共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对红卫兵这个党外民众组织攻击、破坏党的组织，也表示出极其愤慨，“所谓红卫兵的‘新文化’是中世纪封建‘野蛮和粗野’的复活和横行”。[30](p117)
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追溯历史，对中共“错误”的来源进行探讨。高桥勇治、米沢秀夫编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代表了这批人的观点。高桥认为：“文革混乱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大跃进政策，“从出发点就犯了错误”。他批评文革道：“文革的思想总体上说，属于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范畴，特别在文革初期，是极左机会主义者们的天下，主观主义、极端的精神主义和狂热性支配着他们的头脑。”[31](p192)
米沢秀夫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分析，认为领导文革的毛林派的目的是：“解散旧党，组织新党，这显然是列宁所批判的解党主义。”[31](p123)
除了如上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批判文革的人之外，日本学者中，也有亲台敌视中共的人。这些人攻击毛泽东和文革。如佐藤慎一郎提到中国的几次政治运动，说这些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运用权力进行的”，“把憎恶的哲学、斗争理论带进中国大陆的就是毛泽东”。[32](p10)关于文革，佐藤慎一郎抨击道，文革“否定历史、抹杀传统、企图创造出虚无的文化的幻想”，“其最大的目的是彻底消除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以拥护其绝对性，文革就是这样的运动。”[32](p30)
（四） 有理解的批判论
此派观点处于赞美与否定之中，即对文革的观念加以赞美，对某些现象又持批评态度。如菊池昌典在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活动，在规模上和彻底性方面是斯大林时代所无法比拟的。”[33]对于中国孤立于国际，他讽刺道：“中国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孤立是自己招至的结果，他们学习列宁，将这种在国际社会中值得恐惧的孤立称为‘光荣的孤立’，丝毫不怀疑自己这种路线的正确性。”[34]但对文革的理想，菊池却视为是苏联忘掉的“前所未有的大实验”。他说：从现象来看，毛泽东和斯大林有类似的东西，但“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比较，毛泽东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与其说相类似，毋宁说存在根本差异，两者具有完全相反的方向和信念”。表现在：1.肃反的理论和内容不同；2.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观不同；3.斯大林是物质万能论，缺乏人民公社思想。[35]
具有同一倾向，但对毛泽东和文革批评更多些的是坂本义和，他把文革看作是禁欲性的人类改造，怀疑“这种近似于清教徒的人类改造是否会成功”。但对于中国孤独的关闭自守状态，版本义和却相信是苏美对其“封锁”造成的结果。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方面，长期是受害者”，“不仅美国的政策压制中国，就连在中苏关系中，苏联牺牲中国的情况也很多”。[36]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坂本表示出同情之心。
也有一些学者虽然亦接近于将文革看作是权力斗争，但对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理念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毛泽东所处的立场。例如，葳居良造认为：“文革并不是将党本身作为问题对待，而是党内领导权的争夺，是毛泽东在党内被孤立为少数派，失去领导权所进行的反击。”他认为：“毛、林的反击，革命意图不是否定党，相反地是想恢复党的威信、确立革命纪律，但现实上却成了向党挑战，结果是向与其意图相反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为了革命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使牢固的党组织处于崩溃的危机。”[37](p60)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革呢？林彪事件后，在桑原寿二、石川忠雄、中岛岭雄等13名学者所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座谈会上，葳居是这样分析的：“虽然打倒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中共政权，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既有其他政党的存在，也遗留民族资本家，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差太大，有必要清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要素，存在着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毛泽东自然认为不消灭这些是很危险，所以毛泽东要推翻成为温床的腐败的党的机构，打倒堕落的党的官僚。”[38](p60)总之，葳居认为文革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官僚主义方面有积极意义。
桑原寿二的看法也基本类似，即认为文革是权力斗争，但他又认为，文革“背后显示个人革命家毛泽东对革命的执著！”“文革是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对中国旧制度、旧体制的挑战”。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作为中国未曾有过的、野心般的挑战”，桑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进行这种野心般的挑战呢？据桑原分析，毛泽东曾对中国进行两次大的挑战。第一次是人民公社革命，这是对妨碍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固有传统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即把传统的社会制度彻底解体的所谓“社会革命”。但是，这种为完成共产主义革命所尝试的人民公社的社会革命，碰到中国“很厚的墙壁”而失败了。为此，作为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认为在社会革命之前，有必要先进行意识形态革命。所以，文革是“通过反省人民公社的失败，为了到达理想世界而再次进行的挑战”。[39](p334)
（五） 理念变质论
以上论及的主要是文革时期的争议。随着文革的事态明朗化，特别是在中国否定文革后，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为了把握文革后的中国而重新研究文革。加加美光行编著的《现代中国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Ⅰ》和《现代中国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Ⅱ》就是在这一动向中出现的论文集。据此书作者所言，他们的目的在于：“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昨天的浪潮中，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被文革带来的悲惨现实所吸引，以致于陷入将文革时期中国和现在的邓小平中国分开，不连贯地看待的倾向，无视文革对今日新生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一定的异议。”[40](p1)他们在考察文革时，将重点放在分析其思想史的意义上，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采用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手法，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美好的理念在文革进程中变质，带来了悲惨的结果。
例如，加加美光行指出：“在文革当中，有不少真诚的人出于对文革的理念是诚心诚意信服。为了批判和改革中国的现状而投身运动。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不是没有值得批判和革新的各类矛盾。”[41](p4)因此，文革的理念不是那种可以单纯地作为“虚伪”的东西来处理。这是因为它“超过了提出理念的人们的预料，从根基上动摇了中国的政治、社会，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1]（前言）
渡边一卫认为，从“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之际起，文革的理念开始变样，那以后的“革命”已经变得不纯了。这是因为：“无论高举怎样的理想旗帜，其背后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背叛理想的现实。只不过在那里强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后动用了军队的暴力统治而已。”[42](p79)
按照理念变质论者所作的分析，文革的理念在文革进行过程中之所以脱离了原点，那是因为“理念构成的本身存在着原理上的缺陷”。即文革的原点理念是由经验革命论和“人民公社国家论”构成的。其原理基本上是对敌的武装斗争和对友的互相帮助，可以把这两种实践看作是被相互区别开的二元化的东西。但是，文革“在实践中维持区别这二元化的东西，从原理上看是困难”，而且“这种困难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原点理念中，通过实践被暴露出来”。
三
文革时期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角度。
（一）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是破坏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的征服。这一体系尽管含有一部分外国的模式，本质却是传统上的统治型的再生。贝冢茂树和野村浩一就是这一种意见的代表。贝冢茂树从各个方面试图将文革定位在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等的传统中。他认为，不管中共领导人是否自己意识到，在他们的著作或发言时，总可以找到儒教理论。[42](p17)野村浩一则主张，不管意识形态有着怎么样的主义，文革是“真实存在中国历史体质里的革命”。[43](p11-19)
（二） 从比较共产主义的角度研究文革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在建设国家方面采用了苏联模式，追求国内统一性，日本的学术界就将中国纳入整体主义模式来看待，这个整体主义模式的概念常常被日本学术界作为规定中国政治体系的形容词来用。但是，尽管常常使用整体主义理论，而全面分析中国的“整体主义”的著作，却至今没人写出。若想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是有困难的。因为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太多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经过中苏争论进入文革时期后，人们对整体主义理念的基本点越来越怀疑。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体系相互间的比较分析引起研究中国政治学者的关注。文革时期，无论是文革的赞美派还是否定派，都常用到“比较社会主义”的手法，而比较主要是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但是同样是比较，日本的文革赞美派和否定派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由此显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三） 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研究文革
这种研究手法可以在藏居良造的论文中找到。他在论文中写道，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无秩序的社会诀别，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为了生产建设被动员起来，实现了新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通过革命来变化”呢？藏居良造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成，所以就必须发动文革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44](p3)
（四） 从循环变动的角度研究文革
这一派的学者将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过程分为“稳步”和“急进”这两个循环周期。卫藤瀋吉、冈部达味在其论文中论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指导下，自1949年建国以来，重复着稳步和急进的试行错误，但这种稳步和急进的重复并不是图表可以用列出的那样，分为这段时间是稳步，那一段时间是急进，而是在急进政策中有稳步的因素，在稳步政策中也存在急进的因素。另外，政策重要的幅度有大有小。”[45](p61)按照他们的划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1949年建国初期为第一次的稳步；从1950年起，面临朝鲜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变为急进（第一次急进），经过1952年土地政策和195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开始变为第二次稳步，1958年“大跃进”政策又使中国从稳步变为急进（第二次急进）；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大跃进”政策逐渐被修正，1961年前后不知不觉地进入第三次稳步阶段；1965年以后的文革又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第三次急进时期。[45](p61-88)就这样，卫藤和冈部将中国以建国至60年代末划分为“稳步——急进”的三个循环周期。
以这种变动的循环或波动来把握中国政治过程的学者在日本并不多，文革后，中雄也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中国的政治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过程“大体间隔4-6年时间，重复着‘稳步’和‘急进’的循环周期，同时其政治力不断增强，达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极限状况。1975年1月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契机，进入了历史性的转型期，直至今天”。[46](p64-65)
考察日本人的文革论，可概括为两个特色。
第一，先入为主，感情色彩浓厚。许多有关文革的文章不是客观的、讲道理的，而是渗入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感情。二战后，许多日本人对侵华战争怀有赎罪感。此种情绪的存在，使许多日本人在新中国成立时，以一种好感来看待中国。尤其使日本人惊叹的是，新中国不仅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赶走了外国势力，还让吃不饱、穿不暖的数亿人民当家作主。再加当时访华日人归国后宣传“中国没有乞丐”、“没有小偷”、“没有苍蝇”等，从而更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不少日本人，尤其是传媒和知识分子，往往对文革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和宣传，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朝日新闻》之所以对文革进行偏向报道，情绪上和政治上的倾向，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研究结论简单化。日本的文革研究带有很强的理论指向性，但在研究结论上，却往往以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复杂的文革。迁康吾曾指出：“文革十年，动荡的整个整态若用单一的因素——如毛泽东个人的首创，现代社会论的问题，或者当时领导人之间权力斗争等，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47](p129)确实，文革的发生，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思想上的、制度上的、权威上的、权力上的、文化上的，种种因素纠葛在一起，相互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人中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文革论。在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面前，任何简单的结论都是苍白无力的。
日本对邻国中国历来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终都持有特殊的兴趣。新闻界的报道、学术界的研究，在各种理解和诠释中反映出日本人的文革观。文革期间，日本媒体与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文革始终未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诠释，除了资讯的匮乏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中国缺乏了解。这一点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是，反观日本人文革观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自问，对日本人的文革观到底应予以何种评价。毕竟，对于跨国别的研究，我们也有诸多的欠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革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收稿日期】200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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