樋口一叶与甲午战争——《行云》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一叶论文,行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樋口一叶、《行云》与甲午战争 1894至1895年(明治27-28年)年间的“日清战争”①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外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日本有学者认为它是一次“把国运当赌注的冒险”②，也有人认为它预示出“近代以降日本的发展方向”③。同时，这场对日中历史均有重大影响的战争也是同时代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的生活及其文学经营的重要背景。 樋口一叶的日记表明，她在极度贫困中依然坚持购买或借阅报纸，并且把读后的感怀记叙在日记里。成田龙一指出，“一叶在日记中有感而发的社会事件多与‘日本’以及‘国民’密切相关”④。然而，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一叶突然中断了日记(1894年11月14日-1895年4月15日)，至1895年4月16日才重新开始。当天，一叶在日记中写道：“入夜有号外来，与清国的讲和调停已经结束，详细内容过后通告。”⑤一叶的学生穴泽清次郎曾问她有关“战争与文学”的问题，她答“我们这些人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日》：126)。穴泽在回忆中表示：“当时还沉醉在战争热之中的我心想，真是这么回事吗?不由抬头注视起她毅然的态度。”(《日》：126)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举国出现了癫狂的主战意识和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叶的表现似与当时的势态完全相悖。 有关樋口一叶对甲午战争的认识，上世纪70年代，关良一在《日清战争与文坛——一叶的日记》中提到，“至少可以说一叶趋向于厌战”⑥。80年代中期，和田芳惠在《一叶的日记》中也指出，“对于战争，我们从一叶那儿感觉不到狂热与兴趣”⑦。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于“樋口一叶与日清战争”这个命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早期一叶文学研究也缺乏从文学表现发掘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2004年11月，一叶的肖像画出现在日本新发行的五千日元纸币上，这意味着一叶文学作为近代日本的社会文化表象，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具有重新解读的重要价值，探究“樋口一叶的战争观”也自此备受关注。 目前为止，学界主要通过一叶的日记、信函、和歌以及后人的回忆等材料对这一话题进行了相关的发掘与论述，虽尚无定论，但学者菅聪子提出：“根据日记以及书信来看，一叶对于日清战争持有的关心或不关心(或冷淡)意识不是单线条型，可以考虑是由多种思想回路交织在一起的。”(《日》：127) 一叶创作的小说中只有《行云》(《太阳》第1卷第5号，1895年5月)在内容描写上触及甲午战争，但是由于题材的因素，人们往往把这篇小说归结为明治以来最常见的上京⑧类故事。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明治青年野泽桂次的故事：从山梨县大藤村来东京求学的野泽桂次寄宿在养父好友上杉家时，不顾婚约在身，对饱受生父及后母苛待的上杉家女儿阿缝产生了恋情，可是回老家后又把对阿缝的誓言彻底忘成泡影。来东京的青年与寄宿主人家的女儿产生恋情是上京类故事的老套模式，而读者出于对同类题材的记忆，依据传统情节，把小说中“世间最不可靠的是男人之心”⑨这句表述作为中心议题，对于作品在创作期以及内容描写上具有与前线战事密切相关的时事性要素视而不见，然而，《行云》的时事性是反映一叶本人密切关注战局的重要依据。 1895年3月29日，博文馆的编辑大桥乙羽在写给樋口一叶的信函中，邀请她“为《文艺俱乐部》撰写一部二三十页的短篇”⑩，此后一叶创作了《行云》。其间，大桥在4月11日给一叶发过催稿信，后在4月13日的信函中又写道：“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迅速撰稿。”(11)根据以上内容推测，“《行云》的构思与起笔在4月上旬，脱稿并邮寄出是在4月12日前后”(12)。从撰稿到脱稿的时间段来看，正值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休战(同年3月20日)后进行和谈的时期。和谈在山口县赤间关市(现下关市)进行，于4月16日结束，4月17日缔结了《马关条约》。《行云》的时事性在创作期上便可略见一斑。 成稿后的作品没有按照预定登在《文艺俱乐部》上，而是登在《太阳》杂志第1卷第5号上。《太阳》杂志是博文馆在发行季刊杂志《日清战争纪实》(13)而获取巨大利润之后，面向大众新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杂志。针对《行云》最终被刊登在《太阳》上的事实，高良留美子指出，“这一定是大桥看出《行云》中与战事相关的景物描写具有吸引《太阳》读者的时事性”(14)。换言之，《行云》的时事性特征还体现在它的读者群上。作品中与战事相关的景物描写是指男主人公桂次回老家前购买了一些礼物，其中就有当时最流行的“日清战争浮世绘和庆祝大胜利的福袋”(《行》：504)。更为重要的是，桂次返乡的日子被设定在“4月15日”(《行》：504)。如前所述，1895年4月15日过后，中日双方宣告和谈结束，同时，一叶本人在4月15日过后也开始重新记叙一度中断了的日记。作品中，随着桂次在“4月15日”返乡，《行云》的情节发展被推到了高潮；作品外，“4月15日”暗示的是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以及作家本人的复杂心情。 作为维新后没落的士族、樋口家的女户主、女性职业作家，一叶以受困于贫穷、随时会被迫中止创作的个人境遇，努力经营她的文学世界，体现出一种强悍的忍耐力。这是由扎根在旧士族意识里的传统儒家思想与古风式教养所形成的精神意识，在明治的落差中它又成为激发一叶探寻近代人文意识变化的原始要因。在强调近代性问题意识的《行云》中，主人公桂次对于故乡风土人情的一味否定，在直面“都市与乡村”、“恋爱与婚约”、“自我意识与养子身份”等诸多近代性二元对立关系时表现出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意识，都反映出明治时代精神的异化。通过桂次这一明治时期上京青年的言行表现，不难窥视到“文明开化”下国家的近代化表象，也感受到一叶对于这一近代青年形象的否定与反思。 二、桂次的人性表现 《行云》在桂次讲述从东京回老家的交通路线、沿途景貌中拉开序幕： 酒折宫、山梨冈、盐山、裂石、差出，这些地名对于东京人来说听都没听过。沿路还要经过险峻的小佛笹子岭，站在猿桥上，湍急的涧流让人目眩。鹤濑、驹饲都是不值一提的小村庄，胜沼镇换在东京也不过是僻街小巷。甲府倒是有高楼大厦，还有躑躅崎的城池古迹。不过，等通了火车以后是不是会好一点我就不知道了，像现在这样坐了马车还要倒换大车颠簸一夜，谁还会去观赏惠林寺的樱花啊。(《行》：496) 从桂次的表述中读取到的是，与大都市相比，老家是郁闷又束缚自由的落后地方，养育了桂次的大藤村，让他觉得“特别的不方便不干净，夏天从东京回来的时候有些事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行》：501)。 原本穷苦人家出身的桂次之所以能成为造酒大主户的养子，是因为他的长相与这家早逝的长子非常相似。从七岁那年起，桂次开始把造酒家的老爷称为父亲。为此桂次曾经感到过“莫大的幸福”(《行》：496)，尽管与老爷的女儿阿作之间的婚约让他有些不满，但上京前他并没有觉得这是太大的不幸。如今，桂次却认为“自己等于是个替人看仓库的，[中略]为此还要搭上不中意的老婆”，这个女人更像是“长途路上的笨重行李”(《行》：496)。根据文本表述，养父年老多病，老管家多次来信催促桂次尽快结束东京的生活，回乡操持家业，令一心贪图享乐的桂次十分恼火，他抱怨道： 假如我是他家的亲生儿子，就算这样催促我回家的信来十封、十五封，我一定会说既然下决心立志来求学，没有做好学问就不能回去。[中略]最痛苦的莫过于这个养子身份。(《行》：502) 所谓的“立志求学”不过是桂次游手好闲的借口而已，在自我意识与养子身份出现不调和时，他考虑的是，“这世上要没有人情义理的羁绊就好了”(《行》：496)。无奈之中他甚至幻想，“最好我回老家前阿作突然暴死，[中略]那时我再故意犯点错误，养家就会跟我顺利脱离关系了”(《行》：502)。 如果说，上京是增长知识、为实现梦想而立志奋斗的重要契机，桂次表现的却是上京人应有的奋发意识与思乡之情被大都市的繁华便利和个人享乐给取代了。虽然自我意识的萌发是近代人性觉醒的重要标志，但是，从“莫大的幸福”到“最痛苦的莫过于这个养子身份”之间的巨大变化来看，桂次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否定过去、打破义理、无视恩情之上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绝不相同。尽管传统的自由主义试图达到“帮助自我逃避所遇到的压迫性意识形态划定的界限”(15)，但它的前提是，“人们已然认为一旦取消这些限制性的界限，我们可以获得新的道德统一、完善和自主性”(16)。以此为标识，由于桂次的真实身份、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他的自我本质这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各种非统一性意识形态相交叉的思维轨迹上，桂次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不可能获得新的道德统一或自我完善的新境界。 对于桂次的人性把握，日本学界之前的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以瀑藤满义为代表，他指出，“桂次是个多少有一点轻薄、忽冷忽热的青年”(17)。持同类意见的山本欣司认为，“桂次是一个漫不经心、不负责任之人”(18)。相对第一类意见而言，第二类的批评较为深刻。例如高良留美子指出：“他是一个放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19)第三类意见与上述两类截然相反，更侧重于为桂次辩护。例如关礼子指出：“很多人把桂次称为轻薄汉，但是如果导入观光旅行的文脉逻辑就不难发现，他的恐惧来源于被迫脱离中心地带的感受。”(20) 笔者认为，前两类批评不够彻底，而第三类意见则仍然是在“上京”与“返乡”的传统模式中进行读解。值得关注的是，导致前两类批评不尽彻底的原因在于，作品中，文本叙述者对于桂次的言行表现一贯采用揶揄口吻，而桂次本人善于狡辩的言辞又在文中占了很大比例，使得桂次的人性本质难以直白浮现。事实上，不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桂次与在后母苛待下艰难生活的阿缝，命运中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这个绝非偶然的设定，桂次与阿缝的人性特征形成了鲜明对照，作者对于桂次的人格定位也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得到了真切表现。 在“人品不好”的后母身边，阿缝的父亲“就像铁一般冰冷”，对于亲生女儿，他“连给一杯温水的情怀都没有”，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阿缝“就像寒冬里被埋在雪霜下的两片嫩芽，在这样的压迫下也想生长，那可不是寻常能做到的”(《行》：499)。过苛的生活环境令阿缝多次想了结生命，然而，一想到自杀会给家人带来不利影响，她又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活下去： “父亲虽然冷酷，但他毕竟是亲生的。我若自杀了，父亲的坏名声会四处流传，丢脸的只有他一人。”这样一想，阿缝觉得太对不起父亲，开始默默地在心里向他道歉。“既然欲死不能，凡事如果活得太明白，人世间的悲哀苦难就无论如何都难以忍受，与其这样倒不如人生五十年就把自己当成瞎子，这样就会没事了吧。”自此，阿缝当自己根本不存在，她一心只为让继母称心、父亲高兴。如此一来，家里也风平浪静一派祥和了。继母是个喜欢奉承、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在不知情的外人眼里这些都是她持家得力的功劳，却没有人知道，这些都是阿缝抹杀了自我、过着不见阳光的日子换来的。(《行》：500) 可以说，父母的冷酷无情没有让阿缝放弃责任和爱，她在坚强的忍耐中始终守护着家庭。就像从雪霜下绽放出的花朵，阿缝拥有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与阿缝的境遇相比，养家对桂次给予了深厚的恩情。养父抚育了他，在他上京期间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可在养家需要桂次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桂次却感叹道：“这简直是大难临头了。”(《行》：501)可见，桂次的人品决不仅限于之前研究所强调的“多少有一点轻薄”，他欠缺丰富的人性意识这一点不容置疑。 阿缝与桂次的人格反差还体现在对感情的处理上。回乡前，桂次不顾一切地向阿缝表达了爱慕之意，但阿缝冷静的回应却让他大为不满。此时，文本叙述者为描述阿缝复杂的心理感受，运用了细腻的肢体语言和丰富的形容词汇。比如对于桂次的表白，阿缝不知如何回答，她缩起身子向后退着道：“只觉得心里很难受。”(《行》：503)在“高兴”的同时，又感到“寂寞”(《行》：501)，“眼里噙着泪花”(《行》：502)、“皱起眉头不得其解”(《行》：503)。但对于恋人的心理甚至都不能正确解读的桂次，只是一味指责她如“岩木一样”(《行》：506)。 确切地说，轻浮的桂次与质朴的阿缝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达成恋人间的沟通与交往，因此桂次离京前对她许下的种种承诺最终也必然都化成泡影。小说结尾，文本叙述者以“年轻人过了那股热乎劲儿”(《行》：508)为由，轻松道出桂次变心的事实，而被指责成“岩木”的阿缝，“在默默的空盼中继续为家庭做着牺牲，她人生中的残缺再也无法得到弥补”(《行》：508)。 从桂次不顾婚约在身对阿缝疯狂示爱直到最后轻松变心，他无视人情义理、浅薄自私的人性特征尽显其中。这样的人格本色，除了在对待情爱的态度外，在对待故乡的风土以及养家的恩情等任何一个生活层面上，也都毫无例外地显现出来。归根结底，上京以后，桂次的价值判断迅速发生改变，肆意膨胀的利己欲望占据了他的思维空间，轻浮薄情的言行举止阻碍了他对人情义理的深刻感悟。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桂次回乡前购买宣战品及加入到为战争而狂热的队伍里去的行为，与他的人性表现绝非没有本质上的连续性或一贯性。 三、桂次的礼物及其文化含义 为方便一路玩乐，桂次回乡前将行李先行托运，其中就有甲午战争的浮世绘版画和庆祝大胜利的福袋。自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宣战以来，不到十天，日本国内就开始大量发行浮世绘版画，当时有报道记载：“自日清发生事变以来，宣传前线战况的版画店异常忙碌起来，各方争相出版新版画，如同打仗一样。目前已经出版的有25种，往往刚印好就立即被拿走，在贩卖的店员那里，人山人海混乱一团。”(21) 流行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浮世绘以传达前线战况为主要内容(22)，画面多以红、黄、绿为主色调，由于色彩过于艳丽，难免低俗之感。画面中，日本士兵威武勇猛，中国士兵则大多呈现出邪恶及恐惧的表情，他们或被打倒在地，或试图逃窜，尽显惨败与狼狈。同时，日军的服装和武器崭新整备，中方军队不仅武器陈旧不堪，服装更是缺乏洗练之感。 在独特的色彩中渗透着恶毒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浮世绘煽动着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敌意和蔑视，它在宣传战争、鼓吹民族差别上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对于这样的讽刺版画，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感叹道： 但凡成为所谓的讽刺画师，大都会坦然地描绘那种彻底愚弄中国人的画。甚至连清亲这样优秀的版画师也一样，他笔下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威风表现出格外的恐惧，那面目可恶的样子看起来简直就是不如人的动物。[中略]浮世绘里描绘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人像上差别之大，让我不禁要想，这在任何其他两个民族间都是看不到的吧。(23)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民众聚集在画店前被浮世绘所吸引的场面，在同时代作家岛崎藤村的小说《春》里被描述得十分写实：“一来到富士见町，就看见男男女女们汇集在画店门前，争相地看那充满血腥的画面。从过往行人的眼里仿佛能读到，‘到北京去。到北京去’。”(24) 毫无疑问，聚集在画店前男男女女们的身影里，包含了《行云》中本该在上京读书的野泽桂次。桂次把浮世绘作为“迎合时局的”(《行》：504)礼物带回老家的行为，正迎合了明治国家的政治目的。换言之，从桂次的行为中可以窥视到明治国家的政治文化指向以及近代以降引发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本诱因。 另一方面，对于庆祝大胜利的福袋，和田惠芳给出的注解是：“袋子是密封的，里面是碰运气的商品，价格均一。是市场为庆祝大胜利而发行的。”(25)在此基础上，菅聪子做了进一步补充：“可以推测是表面印有与日清战争相关图案的袋子。”(26)甲午战争的日方“大胜利”，与日本海军占领山东威海卫、给北洋水师致命打击、提督丁汝昌自杀、清政府请求停战等战事息息相关。1895年2月15日，为守护士兵们的生命，丁汝昌在刘公岛自杀。日本国内在2月16日报道了北洋舰队投降以及丁汝昌已死的消息。面对日本国内四处洋溢的喜悦盛况，国木田独步、内田不知庵、森鸥外等极少数文人为提督的死悲感交加。一叶在感慨之余，创作了下面这首和歌： 丁汝昌自杀之悲壮令人悲伤难忍 失去如此英雄豪杰都怨这可恶的战争 隔壁邻家花溅落凄惨不忍睹 原是春日里袭来了暴风雨(27) 在“丁汝昌的自杀”与“可恶的战争”之间，一叶阐发的感受非同一般。在她眼里，初春二月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取得的大胜利，犹如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摧残了邻国，导致英雄惨死。同一时期，一叶还创作了多首与战争相关的和歌，但“无论哪一首，不仅看不到因胜战带来的乐观情绪，相反，其内容表现的焦点都集中在对战争的哀伤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上”(28)。 反观《行云》，在桂次购买宣战品等一系列内容设定上，小说集中反映了一叶对于桂次的人格秉性以及对于甲午战争本质的双重批判。更为明确地说，一叶在甲午战争的和谈期间创作了《行云》，塑造了浅薄无情的野泽桂次，并通过桂次购买宣战品加入到为战争狂热的队伍里去等一系列行为表现，暗示出他的言行举止与明治国家鼓吹民族差别、煽动战争等浅薄言行属于同一精神构造下的共通性文化表象。不仅如此，已有婚约在身的桂次在向阿缝表达恋情时，嚼舌多辩、不负责任的语言表征也与明治国家为隐瞒战争真实目的、肆意捏造出“义战”论言说的历史事实在语言表象上表现出共性。 四、明治国家的“义战”论 对于“日清战争”的本质，战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后来的回忆录《蹇蹇录》中给出了如下定性：“这是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利之争。”(29)应该说，陆奥的定性有效地说明了日本自身试图通过战争谋求政治欲望的事实。与此相应，陆奥甚至感慨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了让外交与军事共同并行，最初动兵时各当局颇费了一番苦心。”(30)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明治国家处心积虑挑起的这场战争，日本民众给予了空前的热情。这一现象与战时遍布日本国内的“义战”论言说有着直接关系。 “义战”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随即在《时事新报》上以“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为题，阐述了以下观点： 在日本人眼里，这场战争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有以世界文明为目的的一方，试图打倒反对和妨碍实施该目的的另一方。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宗教信仰之争。[中略]况且，不用说此事的道理原委，文明世界的人们也会同意我们之目的所在，对我们绝不会有任何怀疑。(31) 这是福泽为了把日本挑起战争的行为正当化而给出的立论依据，然而，日本在战后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证实了上述言论的欺骗性。被福泽所指的“文明世界”，正是本着弱肉强食的利己主义欲望将殖民主义正当化的帝国列强们。 这一时期坚持“义战”论的还有基督教人士内村鉴三： 自从支那干涉朝鲜以来，其结果就出现了东学党在南朝鲜起义。凭这一点就可以把朝鲜直接比作傀儡政府。[中略]支那谋求的正是朝鲜所不能，以期让朝鲜长期依附于他们。在我看到的外交历史上没有如此卑劣的政策。这就等于残忍的娼家在实施诡计中，对无助可怜的少女惯用的那些政略一样。[中略]为了从地球上排除这个大患，我们不得不率先行事。(32) 菅聪子对这种表面看来与战争实质完全相悖的“义战”论有着清醒认识：“明治日本试图把日清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之战的政治欲望，是通过语言的构造得以表象化的。”(《日》：136)在内村的“义战”论中，当“朝鲜”与“可怜的少女”在“相似”的水平上被达成对等之后，日本便负有保护她、从统治者清政府手里解救她的神圣职责。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的日本彻底统治了朝鲜，由此在朝鲜半岛上开始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甲午战争过去百余年后，小笠原幹夫针对明治官僚知识分子们在“义战”论言说下谋求的战略性志向，给出了如下评价：“日本不是把别人的忧愁当做自己的烦恼而给予帮助的堂吉诃德。日本既然试图否认朝鲜政府与清政府的关系，为谋求扩张势力，和清国的冲突当然不可避免。”(33) 对于福泽的言论，小笠原明确表明：“那是为了得到与清国开战的借口而使用的手段。”(34)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为获得朝鲜的支配权，陆奥本人就提出过：“我们应该有必要毫不怠慢地实施断然处置的方法，为此使用一些借口也无妨。”(35) 战后，随着战争面纱的揭开，诸多明治文人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内村鉴三本人，1896年8月15日他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痛斥“义战”论的长篇感言。在表明自己也是诸多被蒙骗者之一后，内村说道： 所谓义战只是名义而已，是那些聪明人毫不顾忌公众言论之表现。正因为如此，战胜后不是让支那蒙受耻辱了吗，他们对于已经把东洋的危机逼到何种地步了丝毫没有任何反省。[中略]义战，若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义战，怎么不是即使牺牲国家的存亡也要战?日本国民若是仁义之民，为什么不尊重支那同胞的名誉?为什么不对朝鲜进行劝说?我等之哀叹在于，我们的国民太不认真，而他们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义”，却在倡导“义”。(36) 战后日本对于战争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的现象，是“明治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37)。甲午战争呈现的真实面貌绝非“义战”论所倡导的那样，出现上述变化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但令人悲哀的是，肆意的语言表象下，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敌视中国人的心情几乎无意识无反省地扎下根并滋长起来。这与《行云》中在桂次真假难辨、信口雌黄的表白下阿缝的不幸更为加重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应。 五、结语 维新以来，明治国家在唯恐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危机意识中，极力仿效欧美近代化模式，强调以“文明开化”为国是，主张“对外强硬”政策。这期间，近代日本对西方列强形成了无意识的“自我殖民化”(38)，而对亚洲国家反过来萌生出强烈的“殖民地主义统治意识”(39)。如此矛盾的意识形态导致日本走上了一条畸形的近代化道路，甲午战争正是这一历程的重要起点。 甲午战争给日本的近代史以及国民生活带来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被唐纳德·基恩勾勒得非常清楚： 这场战争提供了所谓的文化特征是：敌人，即中国。此前，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模范，抑或是竞争对手。[中略]直到19世纪，日本人对从中国传来的文化影响都依然是心怀感谢的。虽说开始了盲目模仿西洋的时代，但是明治维新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威信。[中略]日清战争前，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亲密。但就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曾经由几个世纪建立起的崇拜中国的传统就这样崩溃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心理从友情变成了蔑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件真正可悲的事情。(40) 甲午战争不仅让近代日本迷失了文化方向，从整个战争的经纬来看，它还成为日后日本动用武力、发动战争的根本模式和原型。如同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宣战前或根本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中略]以承认他国的独立作为表面借口，最终在动用武力的背景下侵略邻国，制造亲日的傀儡政府等方式，在发兵西伯利亚、满洲事变、日清战争、太平洋战争之中都被反复沿袭”(41)。 《行云》中，桂次在所谓的近代文明冲击下，利己主义欲望被肆意放大，贫乏的人性特征也因而更加凸显。尽管《行云》的基调离不开轻言薄情的男子率意变心的老套情节，但是，作为明治时期上京青年的代表，桂次的虚伪无情、无自觉意识的疯狂与明治日本蓄意挑起战争、蛊惑民众等国家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应；同时，桂次给身边人带来的痛苦和麻烦与日本在战时及战后对邻国的践踏也不无类似。可以说，在具有双重性构造的《行云》中，桂次这一负面人物的种种言行举止与错乱了日本近代化方向的甲午战争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精神构造下的共通性文化表象。在樋口一叶的“厌战情绪”和一贯的“冷淡”态度下，掩盖的是她对于明治国家政治文化走向的深刻疑问。 注释： ①即中国所称“甲午战争”。 ②小笠原斡夫「文学における日清戦争の意味—独步·一葉·子規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中心に—」，载「作陽音楽大学·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27卷2号，1994年，第161頁。 ③菅聡子「日清戦争よいぅ〈表象〉——一葉·鏡花のまなざしをめぐって」，载「叙述」通号8，2004年，第129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成田龍一「新聞を読む樋口一葉」，载「文学」第10巻，1999年，第81頁。 ⑤『樋口一叶全集·第三巻』(上)，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第405頁。 ⑥関良一「日清戦争よ文壇——一葉日記に触れて」，收入『樋口一葉 考証よ試論』，東京：有精堂，1970年，第393頁。 ⑦和田芳惠『新装版 一葉の日記』，東京：講談社，2005年，第351頁。 ⑧“上京”指从地方到首都，明治以后特指到东京。 ⑨樋口一叶「行く雲」，收入『通口一葉全集第一巻』，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第507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⑩野口碩編『樋口一葉来簡集』，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第240頁。 (11)野口碩編『樋口一葉来簡集』，第241頁。 (12)岩見照代等編『樋口一葉事典』，東京：桜風社，1996年，第51頁。 (13)《日清战争纪实》是博文馆在甲午战争期间发行的杂志。杂志封面上登载有战地的照片，内容包括由战地特派员发来的详细的战况报道、时事论谈和学者们的战争观，由此起到让普通民众亲身感受战争的作用。博文馆由大桥佐平在1887年建立，社名因伊藤博文的名字而来，以倡导国粹主义为主，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出版社。 (14)高良留美子「樋口一葉『行く雲』よ日記の中の日清戦争」，收入渡邊澄子等編『明治女性文学論新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会編』，東京：翰林書房，2007年，第120頁。 (15)巴特勒《解读后现代主义》，朱刚、秦海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16)巴特勒《解读后现代主义》，第205页。 (17)滝藤満義「『ゆく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