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思想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5-0012-08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刘少奇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建党理论。尤其在党执政以后，他结合党所面临的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建设作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1962年11月曾集中阐述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从而为毛泽东党建学说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党的建设又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一些新特点，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艰巨了。为此，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2004年决定》）。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2009年决定》）。我们认为，研究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会大有裨益。
一、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重要原则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就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潮，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土的作用。”[3]。毛泽东也强调：把马列主义教育、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首位。可见，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被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从特殊意义上，即怎样结合中国党的实际，针对执政党的特点来具体地实践这个问题，刘少奇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在思想建设的必要性上，刘少奇的认识有深化。执政后，他多次号召全党，要努力克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理论修养薄弱的缺点，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随着党内先后出现腐化变质的行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党执政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对我们起侵蚀的作用。他告诫全党，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就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会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有可能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可见，在刘少奇看来，要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就必须确立马列主义即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巩固与加强这种领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4](P82)同时，刘少奇也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更是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后，各种工作更繁杂、实际工作任务更加重了，尤其在经济建设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后，如果只埋头到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政治学习，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就会脱离政治，脱离基本理论，而“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4](P49)只有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以利于国家建设。正如他革命时期反复强调的：“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5](P327)一样。
其次，在思想建设的内容和方法上应当有创新。在执政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抓什么？刘少奇多次指出：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加强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党员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明辨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他还把能否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作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之一。[6](P551)可见，在刘少奇看来，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是党的思想建设最核心的内容。
那么，如何学习和运用党的理论呢？刘少奇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前者是“言必称希腊”，忽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多次因这种错误而导致革命失败，因而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后者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从群众中来的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实行，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刘少奇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64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搞生搬硬套片言只语的形式主义之际，刘少奇尖锐而严厉地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实际情况，以确定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这才是学习理论的科学方法[7]。
可见，刘少奇把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的高低提到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这一高度来认识。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思想是科学的。新中国的诞生，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终结或者任何形式的、任何程度的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同时也要求党的领导不应是静止的、僵化的，必须随着客观事物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以期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在执政时期，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有赖于党在理论水平上的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愈高，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强，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在政治方向、思想路线上的正确或不出大的偏差，即使出现了偏差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从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
遗憾的是，刘少奇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使我们党在以后的工作中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剧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混乱。刘少奇对这一结局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他曾恳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地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
二、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途径
党的组织建设关系到党组织的巩固与战斗力的增强，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因此，在刘少奇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中，特别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和目标的有机统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是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条件，也是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执政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阐发两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刘少奇注意到，党内相当多的同志有淡化民主集中制的倾向，为此，他严肃地批评说，淡化以至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以后逐渐发生的政治上批“右”倾、经济上搞“大跃进”无不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结果。对此，刘少奇在1962年作了总结，如实地承认，最近几年，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很大削弱，而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与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鉴于这一教训，刘少奇再次强调，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么，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保证。最基本的制度也是这个。”[6](P689,728)可见，刘少奇重视民主集中制，并把它放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这一历史高度来认识，足见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曾指出：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P1057)执政后，党内有不少人，错误地把民主和集中看作是绝对对立的，认为有了民主就不能有集中，有了集中就不能有民主。对此，刘少奇作了详尽解释：毛泽东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我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正确原则，它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毛泽东论述的基础上，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二者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缺一不可。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实行集中统一。”[6](P707,713)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党的集中才能真正加强。但这种集中同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也绝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这种民主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刘少奇通过阐述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得出结论：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
第二，坚持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标准。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斯大林更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9]。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一贯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0]建国前，刘少奇也认识到，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际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6](P471)新中国建立后，他对党的干部工作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论述颇多。
针对建国后有些党员以功臣自居，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居于老爷地位，刘少奇严正地指出这种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坚持任人唯贤、掌握德才兼备的任用干部标准，是刘少奇在选人、用人方面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德才兼备的标准，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可行的。关于“德”，刘少奇着重强调了四点：一要有理想、有觉悟，政治上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二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刘少奇眼里，一个好的干部的标准，就在于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同人民同甘共苦。三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四要廉洁奉公，有牺牲精神[11]。对干部“才”的要求，刘少奇特别强调必须具备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规律性的知识，应当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从事做好工作的实际本领。同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还必须有客观的、深刻的调查研究能力，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必须了解党的战略策略；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团结干部：必须有胆量和魄力，敢于负责、解决问题。刘少奇特别强调：“总之一句话，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6](P480)刘少奇的以上论述，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党的干部标准。当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干部标准的具体含义也应有所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是德才兼备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三、党的制度建设应以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有过论及。但是，对于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制度建设，防止个人专断，防止党内腐败，以制度保证党内生活的正常化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是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执政条件下，在和平建设时期，外部约束相对减弱，党更多地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约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实现党和国家领导职能的转换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但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普遍重视，我国仍然沿袭革命时期搞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领导原则和方法。显然，这种制度已不适应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处在党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就如何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有诸多深刻的见解：
第一，主张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正常现象，理顺党政关系。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明确地划分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指出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对细节的干涉。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条件下，也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纠正党委包办行政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并指明：“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12]建国不久，刘少奇在谈到省委的组织形式和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问题时说：“工作重心变了，过去搞革命，现在搞建设，因之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业务机构。”[13]这是党委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之一。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部门就可以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工作、管党的组织工作，就可以检查方针政策，实行监督。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在提到要改善党的领导时，仍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起作用。[6](P630)这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却很严重，特别是到了1958年，肯定了从大政方针的决定到具体工作的部署，都要“一元化”，而随后“全党办钢铁”、“全党办粮食”等口号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刘少奇对此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无痛心地指出，党委领导了小事，没有领导大事，党委摆脱不了日常事务，尽抓行政工作，就搞乱了，等于没有党委领导。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针对几年来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再次指出了党政不分的弊端，进而强调，党委不能包办政府的事务，如果党委包揽的过多，势必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不能集中精力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那么如何做到党政分开，刘少奇认为关键是要认识到党与政权的职能和工作方法上的差异。党是依靠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的工作来实现领导的。也就是说，党是依靠真理、依靠威信、依靠说服教育，而不是依靠权力来领导的。而人民政权主要是依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进行工作的。因此，任何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都是党的工作必须避免的。
刘少奇有关党政分开的思想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没有普遍实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政分开才真正实行起来，足以表明刘少奇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
第二，提出改革干部制度，破除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等级制。
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及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管理体制，是从建国伊始就一直存在着的。刘少奇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的道路。应该有两条路，而我们只有一条路，这是不好的。“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大问题。”[6](P651)在这里，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个词，但实际上说的正是“干部终身制”引起的问题。干部“铁饭碗”的特点，除了“能进不能出”，还包括“能上不能下”，其弊端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的这段话是在建国初期讲的，当时我国正处在健全政权机构和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时期，各条战线都需要用人，干部过多的问题还不明显。尽管“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尚处于萌芽状态，刘少奇却已敏锐地感觉到，如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势必产生干部队伍膨胀，官僚主义泛滥，脱离群众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此后，他又多次提醒全党，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他以美国华盛顿当了八年总统退为平民的事例，设想我们国家是否可以参考一下，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还列举了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当过部长、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律师等事例，指出，资产阶级还能够这样做，但在我们的党员中，却还有要他退为平民、退为普通人就不满意的[6](P646-647)。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参考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露，我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群众闹事”。对此，刘少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群众闹事，有其深刻的原因，而原因恰恰是有的同志已经变成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这就无意中萌芽了一种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而这正是群众不满的根源。因此，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级，如果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6](P643-644)。如何防止产生骑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刘少奇认为，除进行教育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首先要建立“权力限制制度”。即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要限制，作出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的限制。其次要取消特权。刘少奇担忧地说，在我们党内不仅分房子有各种等级，连宿舍里放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党的干部从工资的差距到物质享受都不知不觉享受了特权。对此他建议；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于悬殊、显出等级性。领导者的特权、特殊待遇、警卫制度、特殊供应等都应该取消。他还号召，“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不要特殊。”[6](P646)总之，在刘少奇看来，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助长某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并会迅速扩散、蔓延，如不及时处理，就会使党腐败下去，就会蔓延到全社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他主张，对于刚刚开始萌芽的等级制度，应该立即废除。
第三，强调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
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和党执政以来新实践的基础上，1955年，刘少奇在给张难先委员的信中，强调了人民监督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这样大，机关这样多，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好，这是事实。同时，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4](P174)之后，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本身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这就不仅需要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而且也应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八大之后，刘少奇建议认真研究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样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党的领导机关。还把“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作为“判断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4](P275)。
对如何建立完善而有效的监督机制，刘少奇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指出，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和活动也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接受其质询和审议。其次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直接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其三，要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尤其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其四，要建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关系，加强各党派之间互相监督。可惜的是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全党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党内无法对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实施有效的监督。结果导致了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全局性错误。
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牢记宗旨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工人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早在马恩时代就被提了出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多次批评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拖拉、疲沓、官僚主义、笨拙无能的作风。毛泽东曾概括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P1093-1094)
刘少奇历来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执政后，他多次讲到，共产党员要坚持党性原则，树立好的作风，不要以为是执政党，就做官当老爷。这些强调形成了他关于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
第一，一再强调为群众服务是党的宗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刘少奇认为，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群众路线的含义与过去有了一些不同：在生活作风方面，群众路线是指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永远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到：（一）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权；（二）不要当了干部，掌了权就摆阔气、讲排场。在工作作风方面，刘少奇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要克服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事实上，建国后，我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表现得相当严重，妨碍着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正常开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工作作风的好坏直接与工作的成效有关。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4]面对日益滋生和发展的官僚主义，刘少奇指出，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而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刘少奇还创造性的提出：坚持群众路线，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路线同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刘少奇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而群众运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他批评有的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刘少奇进而强调，不论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然而，不同工作因性质、特点的差别，历史条件的不同，采取的方式自然不同。有些工作适宜搞群众运动，有些工作则不适宜搞群众运动。因而不能把群众路线同群众运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刘少奇看来，真正的群众运动，有三个标准，一是符合群众利益，反映群众的要求。二是必须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三是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要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6](P698-702)可见，在刘少奇的思想中，作为一种贯彻群众路线方式的群众运动有着特定的内涵。那种违反群众利益、没有群众响应的、脱离实际蛮干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和体现，而且是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和亵渎。
第二，反复要求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紧密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强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5](P110)执政后，刘少奇又强调，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过去几年里党在工作中所犯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所致。的确，这期间不少党的工作人员，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来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因此，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的错误时，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6](P685)并再次强调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6](P710)为了搞清情况，决定政策，当时刘少奇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倡导调查研究之风，不仅把身边工作人员派回各自的家乡去了解情况，告诫不要被假象所蒙蔽，务求了解到真实情况，而且他本人也亲自到湖南等地进行调查，还向中央建议，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
第三，再三重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列宁曾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5]建国后不久，刘少奇就注意到，党内相当多的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而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强调个人的威信，拒绝他人的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还有的党员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更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有了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意志，因而叫嚣要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这种种错误，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以上错误思想的存在，致使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畅行无阻。再三强调，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家机关的工作，才能不断地改正缺点和错误。还指出，以后党的任务，就是继续在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轨道上前进，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压制批评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团结。
五、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现实启迪
固然，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但其思想的深刻性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启迪：
首先，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启迪最直接。刘少奇在阐述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时不仅反复强调“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尖锐地指出学习要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2004年决定》提出“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坚持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这一战略任务。[16]而《2009年决定》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要求全党“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17]学习2004年和2009年两个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决定》，似乎在温习刘少奇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论述；研究刘少奇党的思想建设论述，又感觉是在阅读半个世纪后中央两个《决定》的初稿。表明刘少奇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现实启迪最直接。
其次，对“德才兼备”用人标准掌握的启迪最关键。坚持德才兼备是刘少奇在选人用人方面反复强调的问题。尤其对于“德”有四点强调。《2004年决定》仍然强调“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16]《2009年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17]显然这是对刘少奇前述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此，笔者以为理论上已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在实践的坚持和把握上要切实坚持“以德为先”，在领导干部的问责制上下工夫。因为这些年来有些腐败大案要案，落马高官固然是在更高位置上信仰缺失，思想蜕变，逐步走向腐败深渊的，但毕竟也有不少腐败分子，特别是一些高端腐败分子是在跃居高官之前已有劣迹，行为不端，甚至作恶多端，但他们是怎么上去的，是谁提名的，哪些人考察的，历来没有个说法，广大群众对这个现象的不满程度不亚于对腐败本身的痛恨。所以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把握是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亦说明刘少奇当年的强调是多么发人深思！
再次，对党实施科学执政的启迪带有根本性。《2004年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总体目标，包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刘少奇关于理顺党政关系的思想，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关于破除实际存在的干部终身制和等级制的思想，关于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的思想显然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思想源头，对党实现科学执政的现实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对强化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的启迪大有裨益。刘少奇一贯强调服务群众是每个党员的责任。他最痛恨的是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甚至做官当老爷。因此，执政后，他先提出“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后又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6](P555)，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6](P549-551)而《2009年决定》总结我们党60年的执政经验有六条，其中第四条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核心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在第七部分特别强调“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17]显而易见，这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刘少奇当年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可谓前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不难看出，研究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这就是一代伟人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之所在吧！
收稿日期：2009-11-20；修回日期：201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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