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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新型的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大国关系同样被放在关键性的位置上。以“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简约表述，反映出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是把握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在论述大国关系时，中国学术界一般有两个维度，即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以及大国与大国的关系。而在大国名单中，通常只有两类，其一是超级大国美国以及冷战期间的苏联，其二是德、英、法、日等经济强国。
20世纪后期，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国际战略研究者认为，尽管这三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完全同步，但是其对世界格局产生的现实影响以及潜在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将这几个国家的发展称为“崛起”，中、印、巴也由此而成为“新兴的大国”。
20年前，当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引起世人注目时，美国的印度问题专家科亨在其著作中指出人们对印度的看法还存在分歧：“世界对印度的看法分为两类。第一类分析家认为印度会是（或已是）一个‘大国’，……另一类分析家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注：〔美国〕斯蒂芬·科亨：《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然而到21世纪初，对印度发展持怀疑态度的人已经大大减少，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把印度看作是IT产业的佼佼者，而且从整体上将其列入新兴大国的行列。科亨以“印度正在崛起”为名撰文指出，“印度看来已经准备好在世界领导性国家（ the world' s leading nations） 中占有一席之地。”“印度需要像一个大国（ major power） 那样行事，美国也需要认识印度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注：Stephen P.Cohen," India Rising" ,The Wilson Quarterly,Summer 2000,p.32.）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U.S.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在2005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霸主（ global economic supremacy） 位置上的竞争者。”不仅如此，中国与印度还抱有“在多极化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雄心”（注：Pramit Mitra & Drew Thompson," China and India： Rivals or Partners？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April 2005,p.30.）。中国学者马加力则指出：“从目前情况看，印度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至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注：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此外，日本、法国、德国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也对印度的快速发展予以充分的肯定。有趣的是，印度学者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持正面的评价，并认为印度可以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得到许多启示。
显然，随着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国家进入大国的行列，两国间的关系也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关系相比，中印两国关系具有许多一致的特点：
首先，中印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综合实力，两国交往带有巨人对话的特点。按通行的观点，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印两国现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都具有国土广阔、资源总量巨大、人口众多等优势，近年来又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就以最能反映国家总体国力的几项指标为例：国土面积，中国列世界第三，印度第七；人口，中国列世界第一，印度第二；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列世界第六，印度列第十一；军事力量，中印两国在常规武器数量、技术装备以及军队规模等方面居亚洲前列，而且都拥有核武器；国际影响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则在积极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印还在某些科技领域领先的同时不断提高整体水平，力争迈进科技大国的行列。这一切表明，中印已经在迅速改变长期以来的“大而弱”形象。
其次，两国都将对方看作与本国战略利益关系重大的国家，从而将其放置在大国的位置上。1998年，时任印度国务部长的昆瓦·辛格就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领土边界的问题，与处理印度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在印度主要政党的执政纲领中，也将与中国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注：例如在国大党联盟政府共同纲领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就将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仅次于南亚国家之后的重要位置上。纲领译文载于印度驻华大使馆编《今日印度》2004年第5期。第一大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在其政治纲领中阐述有关外交政策时，第一重要的工作是印巴关系的改善，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强南盟的合作步伐，而继续与中国对话以寻求对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被放在第三位，纲领写到：“这是事关印度战略利益的一个课题”。）。这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完全相同，中国政府首脑在许多场合都高度评价对印关系的重要性，在2003年和2005年两国政府首脑互访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都把这种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的高度。
再次，中印关系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影响，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部分观察家相信，中国和印度能够成为合作伙伴以抗衡美国的霸权。”（注：Mona Lisa D.Tucker," China and India： Friends or Foes？ "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Fall,2003.）日本学者则认为随着中印两国在2050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将难以避免出现“小国化”的趋势，因此“现在日本应该改变只追随美国的思路，建立包括亚洲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共存关系”（注：〔日本〕雄谷润一：《50年后世界经济大国是中国与印度》，载《经济学人》2004年10月11日。）。在更多研究者的观点中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信息，即人们愈来愈多地关注中印这两个新兴国家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印关系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因素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写到：“悲哀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注：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C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 & London,2001,p.2.）按照他的理论，大国关系并不以合作、双赢为出发点和目标，相反，大国为了达到成为体系中惟一的霸主（ hegemony） 的目标，总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将对手压下去，而它的对手也总是采取同样的策略，因此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但是，与传统的特别是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大国关系模式相比，中印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换个角度说，中印关系中包含着一些新型的大国关系因素。
第一，中印两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达的大国，只是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因此其有关发展环境、策略、目标和手段等一系列政策立场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的政策立场存在差异。
冷战的结束对国际环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超多极”局面的出现，导致国际关系从过去的“对抗—均衡—打破均衡—对抗”模式改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模式，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九一一事件后，非传统安全成为许多国家（包括大国和中小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等许多领域里，各个国家看到了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尽管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协调国家间关系，处理国际性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愈来愈多国家的支持和尊重。而且，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摆脱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完全排斥国际合作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中国和印度是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保证下开始加速发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两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在接受国际关系游戏规则时两国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甚至牺牲，两国也都有着改变现存不合理国际秩序的主观要求，但与争取良好的发展环境，抓住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这个大局相比，两国均无意冲击甚至打破当前的国际秩序。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日所处的状况根本不同。也就是说，现存的国际环境对中印两国的发展基本上是有利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国际格局的动机，因此也就谈不上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
中印两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还有待时日。事实上，更准确地说，中印要实现的是民族的复兴，因为中印两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辉煌。这就造成两国的文化传统在现今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印两国的历史文化是和平文化。《尚书》强调：“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天下大同是中国社会的理想境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被认为反映印度思想精华的《薄伽梵歌》的主旨是对战争的批判。黑天尊者克里希那教导阿朱纳应在精神上保持自律，“当一个人的智慧、心意、信仰和庇护都完全坚定于至尊的时候，一个人便通过完整知识而变得完全地洗脱了疑惑”，才能“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一个温文有学识的婆罗门，一头母牛，一只大象，一只狗和一个吃狗肉的人。”台湾学者吴俊才认为：“全部的大战书，到处都有最宝贵的事物，它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益于社会而使自己蒙羞的事，千万不做’；‘成功不靠阶级或家世，而赖真理、自制、慷慨和非暴力’。”（注：吴俊才：《印度史》，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48页。）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就来自于《薄伽梵歌》并一直为印度政治家所推崇。周恩来在50年前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印“两国的东方文化有共同点。我们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都使我们之间容易互相了解。”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普拉萨德在谈到中印关系时也指出，“我们两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文化的联系，它强过任何政治联系，历经战乱岁月依然牢不可破。”（注：Tan Chung,ed.,Indian Horizons,Special Issue,India and China,Niranjan Desai,ICCR,New Delhi,1994,p.3.）主张和平的原则成为中印两国“和为贵”外交理念的历史渊源，也是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中印两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
第二，作为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印两国都把发展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都将21世纪的前20年看作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为达到这一目标，两国都重视改善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以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印两国在历史上都曾有过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辉煌，但在工业化兴起之后衰落了，而且都经历了一段丧权辱国的时期。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国家并没有如两国人民所期盼的那样，很快地摆脱贫困，重新强大起来。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中印终于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搭上了高速发展的列车，实现强国梦想的前景已清晰可见，因此两国都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都充分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发展的关键意义。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2004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为和平与安全而奋斗，去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承担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使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同时，我们也必须放开眼光，……要迎接我们所面临的很多挑战，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注：曼莫汉·辛格在《孟加拉湾多层次经济技术合作机制》首届峰会上的讲话，译文载印度驻华大使馆编《今日印度》2004年7月号，第2～3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多次表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我们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这种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印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然会坚持和平的方针。
如前所述，中印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快速发展起来的，“合作”这个时代的特征会体现在两国的发展进程之中。此外，两国的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力量达到振兴经济社会，迈入世界大国行列的目标。加强两国间的合作，以及加强两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利益，是理性的选择。事实上，主张合作，促进交流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印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第三，考察中印两国独立后的外交实践史，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那就是两国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受外来压力的干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指出，“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这始终是一条没有改变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49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独立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它首先包含着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基本、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外交关系落入他人之手，那你就并没有真正独立。”（注：K.Subramanyam,History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 & Progress Publishers,Delhi,1990,p.52.）他将这种基本精神体现在推动不结盟运动中，在阐述不结盟运动的实质时谈到：“我作为个人，更不用说我作为外交部长，都不希望任何国家、任何人放弃独立判断的权利。这就是我国政策的精神实质。”（注：A.Appadorai & M.S.Rajan,India' 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South Asian Publishers,New Delhi,1985,p.39.）尽管印度出于国家利益，曾在英·甘地执政时期与苏联建立了“准结盟”关系，但从整体上讲，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印度没有放弃的原则。在印度独立50周年的庆典上，时任总理的古吉拉尔指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永远是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从来不加入任何集团的原因。当这个世界划分成许多集团时，印度确保了自己没有卷入集团政治。我们为不结盟外交政策而自豪。”（注：印度驻华大使馆编：《今日印度》1997年“印度独立五十周年特刊”，第29页。）应该说，这是对印度外交政策比较客观的总结。
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制订外交政策和实施外交战略时不受外来压力干涉的同时，还意味着国家的外交实践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维护与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双边的外交活动不应针对第三国，不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威胁和损害。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一直在抱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包含对印度安全的危险因素，但愈来愈多的印度战略家意识到这种指责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斯瓦兰·辛格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印巴的矛盾焦点克什米尔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严守中立”，实际是一种“亲印度”的立场（注：Swaran Singh," China' s Kashmir Policy" ,World Focus,Vol.23,2002,p.34.）。还有印度学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将阻止印巴关系的改善，中巴关系的发展会损害印度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注：C.V.Kangannatan & V.C.Kanna,India and China： Developing Way after Sino-India War,Ha-Awaid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2000,p.161.）。对中国来说，“尽管巴基斯坦的敏感性仍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决定对印政策时产生的影响将愈来愈少。”（注：B.Raman," The India-China-Pakistan-US Quadrangle"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Dec.4,2005.http： //www.sAAg.org/papers14/paper1334.html）另一方面，中国对冷战时期印苏两国的特殊亲密关系也抱着相当的警惕心理。在今天，中、印、俄三国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再将另外两方的合作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相反，中印俄三角关系设想的提出，反映出有关各国对相互合作关系的认同。
外交是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博弈，笔者并不否认在中印两国的外交实践中存在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以相互制衡的因素，但是由于两国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且尽量消除外来因素的干扰，所以，两国能够把握自己的政策与行动，不必去针对第三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印关系的发展一般并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美国学者认为，“中印关系的加强最终会产生一种美、中、印三国之间的力量的‘软’平衡，任何一国都可以通过在一对一基础上的联合，在广阔的防御性战略方面保护自身的利益。”（注：Pramit Mitra & Drew Thompson," China and India： Rivals or Partners？ " p.3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条为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的所谓历史规律——当一个新的大国为自己的崛起创造国际环境时，总会引发世界的动荡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改写的可能性。因为中印两国都选择了新的发展策略和道路，其双边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将主要是积极正面的，并不会让历史重演。因此，中印关系是一种存在于21世纪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印大国关系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第一，印度是中国外交对象中惟一一个具有三层次特征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既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印度的关系因此就带上了重点性、关键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如果分开来说，也许印度在这“三性”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很难排在第一位，但其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情况会大大提升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会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全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中印关系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边界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解决，有些问题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变数。这就导致中印关系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两国都将合作放在了首位，“印度的政治决策者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来谈论。”（注：Ibid.,p.33.）
第三，中印关系发展潜力很大。《经济世界周刊》编辑最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印度与中国：他们能一起做什么？”（ India and China：What can they do together？ ） ，回答也十分有趣：“一句话：愈来愈多”（ The short answer is more and more.） （注：Somini Sengupta & Howard W.French," India and China are Poised to Share Defining Moment"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0,2005.）。仅就双方的经济合作而言，这两个市场巨大、地缘相邻且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目前每年相互贸易额还不到150亿美元，在各自的外贸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相互间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现在两国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上的互补性，都非常看好对方的市场潜力，希望能在近期有重大的进展，在近期进行的高层互访中就提出在不远的将来使两国的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在政治领域，“中印政治家都不喜欢美国的霸权，特别不喜欢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注：Ibid..），双方的这一相同立场使合作具有了相当坚实的政治基础。可以说，中印双方对在诸多领域的相互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国与印度高层都将与对方的合作提到战略高度，并以极大的热情加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