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科学合理性模式——评夏皮尔的历史理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合理性论文,视野论文,皮尔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科学合理性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科学是否是理性的？第二，科学如果是理性的，那它如何是理性的？显然，怎样理解理性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规定了科学哲学家致思的方向，以及相应地所能达到的水平。
从科学哲学演变的历史来看，哲学家对理性观的追问大致可概括为从逻辑的视野向历史的视野转换，理性也因此从逻辑理性向历史理性延展。逻辑理性属于传统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观是静态的、无时间性的、超验的，它在论证科学合理性问题时，由于科学本身的历史—文化本性，使得以逻辑理性为基础来评判科学的合理性模式遇到了很多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科学本身的历史—文化本性，很多哲学家尝试从历史的视野提出新的理性观，建构新的科学合理性模式，以维护科学的理性形象。美国哲学家夏皮尔(Dudley Shapere)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构思了“理由”(reason)和“域”(domain)这一对概念，尝试从历史的视野为科学合理性问题提供新的解答。笔者认为，夏皮尔通过“理由”和“域”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对科学哲学发展中历史理性的兴起有重要的作用，对理解科学合理性问题有很多启示，值得研究。
一
历史理性的兴起源于逻辑理性的失势。逻辑理性的衰落不是因为它一无是处，恰恰相反，逻辑理性所倡导的清晰、确定、自明是世代哲人追求的梦想。逻辑理性本身的清晰、确定、自明是它的优点也是其真正价值所在。问题是，逻辑理性本身是无限的。这既是科学合理性问题也是逻辑理性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知道，传统科学合理性是靠逻辑理性来辩护的，也即历史理性兴起以前，哲学家一致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乃在于科学知识体系在形式结构上的逻辑—数学特征和在内容上的实证特征。并且，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方式是单向线性的，即科学的合理性是由逻辑理性传递的。如此，科学合理性的可靠性依赖逻辑理性的可靠性，而逻辑理性由于其终极性，则缺乏据以辩护的根据。因此，对逻辑理性的追问在追问逻辑理性的根据的层面上必然产生对逻辑理性的疑问。此外，传统科学合理性理论一个致命的缺陷还在于，以逻辑理性作为根据而辩护的科学实质上不过是科学的理论部分，即它所辩护的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而实际上，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科学活动、科学知识体系三要素构成的有机的立体的结构。显然，逻辑理性的视野是过于狭窄了。
逻辑理性的内在困境是由其本身的必然逻辑所决定的，但它的问题暴露出来却经历了一个过程。
逻辑理性绝对地位的确立者当中，笛卡尔是一位重要人物。笛卡尔这位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llsum)。这一命题是其整个哲学的第一原理，并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有显著影响。笛卡尔这一命题以逻辑确定性和清晰性来规定“我思”，其结果是，一方面从确定性和明晰性来把握建构理性；另一方面，以此种理性作为标准来评判一切，确立理性君临万物的至尊地位。笛卡尔这一观点在一开始就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表现在：第一，“我思故我在”并不是透明的，“思”和“在”不能相互包容，相互引伸。第二，“我思故我在”本身是无法辩护的。其根源在于：第一，“存在”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而不是谓词，不能从逻辑中引伸出来；第二，“我思故我在”确立的理性主体是超时间、超历史、超验的主体。
近代经验论传统力图通过感性经验来拯救笛卡尔理性观的抽象性和空疏性，但结果却并不成功。例如，休谟以基于经验的印象、知觉来讨论知识的客观性、必然性，最终却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走向心理主义。因为经验同超时空、超历史、超验的主体一样，并不自明。
逻辑经验主义（或称现代经验主义）借助现代数理逻辑手段重振英国经验论传统，同时，它坚持笛卡尔的辩护方式：以理性为标准来评判一切。体现以证实为划界原则，确定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合理性纲领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波普尔敏锐地指出，逻辑经验主义的纲领在实施其证实原则时，必须承认归纳方法的有效性，换言之，归纳方法的有效性是其纲领得以可能的条件。然而，正像休谟早已指出的那样，归纳方法并不那么可靠。波普尔还指出，证实原则所据以进行的另一个条件是承认存在着纯粹的没有理论负载的所谓中性观察，但是，任何观察都是有背景的，即观察是渗透着理论的。波普尔的批判是有力的，他实际上指出了逻辑经验主义纲领并不具有可靠、确定、自明的品性。基于此，他提出了以“证伪”为标准的理性观。在他看来，以“证伪”为基础的科学合理性辩护模式是逻辑上确定自明永真的否定后件的蕴含式。的确，对波普尔来说，永真的、确定的辩护模式固然是确立了，但结果却并不美妙。根据其纲领，科学的积累是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的，然而，不存在“不断革命”的科学，科学的积累确有革命性的飞跃，但也有线性稳步的积累。显然，波普尔的视角尚未深入到科学具体的历史实践这一层次。其着眼点依然在科学辩护的逻辑层面，科学的知识体系层面。其结果必然不能逃脱与逻辑经验主义相似的命运。因此，可以认为，坚持纯粹逻辑主义立场必然会陷合理性问题于危机之中，而这又可以归结在理性自身问题这一焦点上。
波普尔之后，科学合理性理论沿着两条路线延伸：其一，依然坚持逻辑理性的确定性、规范性信念，并以这种理性为科学提供辩护，所不同者是突破逻辑主义的界限，引入自然主义的视角，为逻辑理性提供自然主义的根基；其二，由对科学合理性辩护的追问深入到科学的历史—文化层面，从而把科学合理性问题扩大为对科学立体形象的讨论，这样，科学的活动、科学的主体、科学的知识体系三大层面都进入了哲学家的视野，而且这三大层面都被置于逻辑—历史—文化的背景上给予理解。然而，遗憾的是它有一种与实用主义相似的价值信念。
这两个方向虽然在视野上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非常重视对科学史的研究。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话提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而库恩则明确拒绝科学哲学家的称号，声称自己是科学史家。对历史的兴趣无疑提供了理解理性新的地平线。
二
以上所论是夏皮尔登上科学哲学舞台所依托的理论背景。这样，对他来说，他必须针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现实。他既要考虑科学合理性理论逻辑的规范的要求，又要考虑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历史性品格。在策略上必须把两个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又要避免各自的缺陷与不足。根据这一考虑和策略，夏皮尔用自己的语言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危机的根源作了归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建构。
首先，夏皮尔指出，绝对主义的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怀疑论是科学合理性理论危机的根源。这里，夏皮尔以绝对主义的预设主义来指称仅仅考虑科学的确定性、规范性、逻辑性品格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及其建构模式，以相对主义—怀疑论来指称仅仅关注科学的历史—文化品格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及其建构模式。夏皮尔认为，绝对主义的预设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有一种东西，既是获取知识的先决条件，又不会因为获得的新知识或信念的影响而被修正或摈弃”。正是这种东西为科学提供最终的绝对的辩护。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当中所讨论的，这并不符合科学历史的真实情况。在科学中，一切都是可变的，不存在任何不变的东西。而相对主义—怀疑论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由科学中并不存在预设主义所断言的那种不会改变的获取知识的先决条件，进而否认科学当中有任何稳定性的规范性的东西，特别是在真理问题上，相对主义—怀疑论否认存在有客观内容意义的真理，进而走向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夏皮尔认为，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相同的根源。绝对主义竭力去寻找不变的理性标准，认为只有逻辑主义的理性观，只有确定性、规范性的理性才能为科学合理性提供最终的辩护。相对主义则是绝对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相对主义是在寻找确定性、规范性的理性标准，并以此为科学合理性提供辩护的过程中，发现不存在确定性、规范性的理性标准，由此否认科学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深层思路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科学合理性是由理性传递的。当理性不能说明科学合理性，或当理性不能为科学合理性提供辩护时，前者力图通过建构新的理性标准来实现对科学的合理性的辩护，后者则走向反面，即认为既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理性标准，那么科学便不存在合理性。
在对传统科学合理性理论提出批判后，夏皮尔提出了理解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要对科学做出准确的概括，首先应承认科学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它是否具有一般特征。他提醒人们注意，一方面，科学史的研究表明，科学变化是极为深刻和普遍的，业已扩展到方法论、科学与非科学问题的界限、科学解释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等一切要素；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又走得太远了，忘记了现代科学毕竟比过去进步这个基本事实。唯一有前途的科学哲学应公正地对待这两方面的事实，即“不预先假设那个在求知过程中无法得到但进行或至少是成功地进行求知时却必须设定的‘理性’的标准，来把科学（或更普遍地说是求知）理解为是能合理地进行的”。换言之，“如果不接受任何不可违背的东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寻求知识和获得知识的事业”。夏皮尔的方法论原则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关注来理解科学，通过历史为科学找到理性的根据。夏皮尔这种思路代表着对历史的理性主义旨趣，意味着历史理性兴起。当然，历史理性在夏皮尔那里并不是直接提出来的，而且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科学合理性的辩护的讨论而表达的。
夏皮尔根据自己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和思路，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夏皮尔认为，科学合理性理论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是一个开放的进化着的复杂系统，它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描绘总体的考虑及其相互作用的系统，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夏皮尔认为，科学系统一方面有自己的研究对象、问题、研究方法及其所欲达到的目的，这些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构成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现实整体；另一方面，它的对象的形成、问题的提出、提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等等，都离不开一定的前提，并受其制约。进一步探讨，夏皮尔发现在科学史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得到那种已证明是成功的并摆脱怀疑理由的信念。这类信念日益成为我们建立其它信念的基础。它们取得这样的地位的方式，也即弄清它们如何取得这样的地位，对于理解科学和科学推理的本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进一步获得这些信念，认识这些信念间的相关性关系，把这类信念（已被认为是成功的和摆脱了怀疑的信念）构成供研究的领域和与此相关的有充分根据的信念。这种构成作用越来越成为求知事业的特征，并且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越来越依据被认为相互关联的信念来确定。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区域或领域。这种领域越来越由两个可以区别的部分组成：(1)待研究的信息群(domain)；(2)背景信息群（background imformation与域相关的、成功的和摆脱怀疑的信息群，有时也称理由，reason）。
既然，科学系统的形成和科学进化的发生在于域的形成和与此相关的背景信息的形成，那么，研究这一过程的机理、探析域和背景信息的本性、结构、作用便成为科学合理性关注的焦点。
在夏皮尔看来，域，或待研究的信息群，指的是科学家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它是由相关资料或相关项(relevent items)组成的整体，它有自己相对确定的范围。它是一个关于问题的系统结构。它以问题为核心，并涉及实体信念、方法论启发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等方面的内容。联系科学史看，实体信念指的是围绕问题的有关自然界的结构框架。如在近代科学史上，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力、质量等，它们组成一幅机械因果性的宇宙总体图景。方法论的启发，指相关项目组成的域呈现某种结构特征，如元素原子量之间的规律性结构启发门捷列夫发现元素的周期律，并绘制了元素周期表。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域包含有明确的问题，一个域的形成就是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它还大致规定了怎样才算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产生于对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之间悖论的思考。就以上几个方面看，夏皮尔是从科学的稳定性和相对静态的方面来讨论问题。夏皮尔进一步指出，域是变化的，即它具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从其内部看，它是问题的逐层展开，表现为从“域的问题”到“理论问题”再到“理论恰当性问题”的进化。所谓域的问题，指的是域是一个问题场，它包含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科学共同体认为有意义的问题，它通过明确域的范围、对域的精确描述以及域中项目的取舍而确定。理论问题是对域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一种解答，这种解答以假说的形式出现。理论的恰当性问题指的是由域的问题引发的假说是否完全、内部是否自洽，与已有的科学理论是否相容等等问题。从外部看，域即可能和其它域联合形成更大的域，也可能破裂，形成新的域。科学的进化表现为以域为单位的向前推进。总之，域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科学进化的基本单元。
通过域，夏皮尔描述了科学展开的特征，解释了科学进化的方式。问题是科学展开的特征、科学进化的方式的根据何在呢？域的问题的形成、域的内外问题的解决依何种标准来判断呢？理由或背景信息就是用来解决上述问题的。
夏皮尔认为，理由既是域衍生的母体，同时也为域的各种要求提供保证。理由指满足成功性、相关性（指与域的相关性）、无怀疑性（就特定阶段上的科学水平而言）三个条件的已有的科学信念，它是科学的现实基础，是科学活动赖以展开的基本条件。它是开放的，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它的三个条件（成功性、相关性、无怀疑性）相应地也是根据科学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而论的。理由的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关于世界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实质性信念，它指向一个现实的自然界，并对它作出断言；另一方面，它包括有关可接受性问题的标准、解决问题的方式、成功的解答标准等等。理由是一项历史的成就，无论在科学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这类理由，作为信念它总是为当时的科学界所普遍接受，并深入到科学共同体的意识深层，制约着科学共同体对域的研究。作为一项历史的成就，它总是不断把已有的科学成就接受到自身中来，推动自身，更推动科学的进展。
这样，我们一方面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另一方面学会怎样才能获得知识。已有的科学成就产生域，并为域的解答提供引导，而域的问题解决形成新的科学发现，新发现归入到已有的科学成就中去，形成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科学不断扩大自己的基础，不断在这个扩大了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随着我们关于自然界存在方式和联系方式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观点，新的适宜的科学方法标准被引进，旧的不适宜的科学方法和标准则被修改或摒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科学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自主自足地组织和描述及处理其课题——描述它的研究域和与此相关的背景信息，系统地提出问题，制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确定一系列可能的解答，建立衡量什么是可接受的解答标准。科学所遵循的这个提出与处理其研究课题和问题的过程，实质上是在逐渐地把与科学相关的东西同不相关的、非科学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在逐渐地划定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
显然，夏皮尔通过科学本身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这与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思路上有非常大的差异。预设主义是一种泛逻辑主义，理性标准的变化对它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理性标准的不可变化性使之成为科学中超时代超文化的东西，对它的探求相应地也应在超越的层面上进行。这种探求的道路已被证明为行不通，其成果也未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相对主义—怀疑论则根本上就否定科学具有合理性，它力图打破人类对科学的理性信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夏皮尔从科学本身来说明科学，承认科学的合理性，这样，他就把科学合理性问题转换为如何理解“理性的标准合理地随科学内容而发展而进化”。夏皮尔认为，理性标准的合理变化取决于理由和域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通过这种动力型的相互作用，合理性的理性标准已从超科学的变成与科学信念交织在一起，它们既指导知识寻求的事业，又被这种指导的结果所指导。科学变化中呈现的稳定性特点是历史成就的沉淀。科学的历史性品格使得从逻辑主义的单纯视野来理解科学太过狭窄。历史理性意味着，科学的发展，新理论对于旧理论，既有稳定性的相互继承的连续性，又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性质。
三
夏皮尔在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研究中，承认科学的合理性，肯定科学的理性标准具有历史性的品格，以及在域和理由的相关性的辩证思维中确定理性随时间变化的特征，这些都是颇有启发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夏皮尔对理性的历史性品格的肯认和探讨。夏皮尔的研究无疑加深了人们对理性历史性维度的认识。但是他的观点也具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理性不仅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规定，而且历史理性通过这种获得和规定来反思自身，即历史理性具有批判性特征。它表现为历史批判和规范批判。一方面，理性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为某些稳定的超文化和超时代的非常一般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它要通过对变化着的科学发展进行描述，保持自身活力，免除自身规范的僵死性，以不致于蜕变为教条。因此，历史理性理应包含批判性，但夏皮尔的历史理性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科学理性的历史性格和特征决定了理性既是规范的，又是描述的，它既是逻辑的同时又涵盖了价值论和方法论。理由的成功性、无怀疑性、相关性应该是内涵逻辑的、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内容的。科学理论的描述功能、预见功能和解释功能在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方法论下具有不同的规定，需要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夏皮尔在这方面的研究多少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成功性、无怀疑性和相关性，夏皮尔仅指出它们是根据特定的科学史的阶段而确定的，缺乏更深入具体的分析。其实，这里可能是科学合理性理论中的一个亟待突破的方面。库恩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涉及之所以在哲学界的影响绵绵不绝，恰恰是因为理性需要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加以拓展。
第三，逻辑理性的衰落在于逻辑理性的极端化，在于它的规范性和先验性的绝对方面，而它的确定性、明晰性仍然是科学理性最本质的规定性。历史理性的兴起旨在在历史的发展中确定逻辑理性的确定性和规范性，所以历史理性依然排斥理性观上的神秘主义和模糊性乃至相对主义。因此，历史理性兴起了对理性探究的历史向度，但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在历史中给理性定位显得非常困难。夏皮尔的探究的确推进了理性探究的历史向度，但仍未完整地描绘一个规范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蓝图。
总之，历史理性是理性的本质特征，它包含了逻辑理性，而不是舍弃了逻辑理性。历史理性的探究开启了探寻理性奥秘的新思路，但是，真正揭示理性的规定性和特征，仍需要深入全面的探索。
本文引文均引自D.夏皮尔《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