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以浙江经验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撑力论文,为例论文,浙江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支撑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必须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则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首先，文化总是一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文化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通常情况下，总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文化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的质量决定文化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性质决定文化发展的性质，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文化发展的趋势。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文化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这里，条件很重要。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的反作用才会发生。当然，这种反作用的力可能是正向的、积极的和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也可能是反向的、消极的、无助于甚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为，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失信的普遍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就是消极的。文化既要能动地反映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同时它还要根据自身发展规律实现自身的发展。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集中表现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
最后，经济与文化的交织，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没有没有文化的经济与社会，也没有离开了经济的文化。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时代新人——“市民阶级”——的“化身”。正是这种“经济人”的道德观，包括诚信守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等等，构成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市场进一步扩展和经济不断实现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大量经验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交织和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发展的。经济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经济的派生物。但文化所反映的，总是经济活动的深层本质关系。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才在其经济学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对经济动机的决定作用[1]。新古典经济学虽然特别重视和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重视甚至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奥多·W·舒尔茨不仅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作用在下降，而且看到了曾经依附于土地和资本的人的技术及其知识水平、特别是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他才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包括教育等与提升劳动者技术和文化素质在内的概念[2]。总之，经济与文化的交织，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文化的进化。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义的文化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人力资本”供给多少则是经济发展文化支撑力大小的具体体现。所谓“人力资本”，按照舒尔茨等人的理解，主要是指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和增进的知识和技术，或者说，是知识和技术在人身上的对象化和持续积累。诺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注意到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对于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3]；还有一些学者把道德伦理、行为习惯、宗教信仰等上升到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高度。但是，他们不理解人力资本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没有意识到文化在人体中的对象化和持续积累竟是人力资本本身。
人力资本主要由“素质人力资本”和“知识人力资本”两个方面组成[4]。其中，“素质人力资本”往往与一个人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等素质因素有关。简单说来，所谓“素质人力资本”，就是素质因素起作用较大的人力资本。它产生于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和习惯，并且总是在特定文化环境和传统习惯影响下，通过长期培养与熏陶最后形成的。“知识人力资本”不同于“素质人力资本”，它往往与一个人已掌握的一定数量的知识和技能有关。简单说来，所谓“知识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知识水平和技能起较大作用的人力资本。它决定于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培训获得并且可以得到传承的人力资本。
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再把“人力资本”具体分解为“素质人力资本”和“知识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科学内涵的新概括，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与层面深入探究和揭示经济发展文化支撑力的有效路径。
二、“素质人力资本”丰裕：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
浙江的资源条件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山区比例大，人均耕地面积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国家在浙江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取得迅猛发展，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一万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4位跃居为现在的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接近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4年已经达到了2893美元)，创造了“浙江奇迹”。“浙江奇迹”的创造，除了体制创新和民营经济崛起等因素外，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5]。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浙江的“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充裕。
浙江人的“素质人力资本”的本质内涵是“讲求实效、注重功利”。这是浙江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古代著名思想家关于“义利并存”、“工商皆本”等观点，均可在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事功学派中找到它的影子。事功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张学术与事功相互统一，强调实事实功，崇尚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这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浙江民间文化和经商理念，形成了浙江人的经商文化底蕴，表现为丰裕的“素质人力资本”。
浙江“素质人力资本”充裕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首先，明显的个体本位经济理性。在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中，家族本位理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浙江，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达浸润了浙江人的个体本位理性，浙江人的个体本位理性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浙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尽管浙江人的家族伦理纽带同样“坚固耐用”，但个体本位经济理性要求他们必须努力做到即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其次，四海为家的谋生传统。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里，“安土重迁”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然而，在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浙江，特别是浙南地区，人们更容易摆脱对土地的依恋，进而形成了四海为家、走南闯北寻求生路的理念。为了摆脱贫困，浙江人历来勇于走南闯北。浙江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便是浙江“素质人力资本”充裕的一个体现。
第三，小中见大的务实精神。大量考察和调查均表明，浙江人从“不以利小而不为”，务实是浙江人的一个基本的经商置业精神和理念。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一般人看不起、不愿干的修鞋、弹棉花等“本小利薄”的营生，浙江人都能看得上，拿得起，做得来，并最终成为他们发家致富路的一个起点。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动缝纫机巨头——飞跃集团——老总邱继宝、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企业——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人就都是从修鞋这个行当起家的。从钮扣、标牌到编织袋、打火机，无数本来不起眼的小商品生产，最终都让浙江人做成了辐射全球的大产业。
第四，善于学习、灵活对弈的思维方式。有人说，浙江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想如何赚钱”。浙江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把“少睡多想”作为个人成就事业的座右铭。围绕如何赚钱，浙江人不仅善于学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勤于开动脑，不拘形式，灵活善变。浙江人能吃苦，但不瞎吃苦，而是在吃苦中学习，在市场竞争与对弈中巧干，以求“四两拨千斤”之效。温州人创造性地提出的“股份合作制”，就是浙江人善于学习、灵活对弈思维方式的典型写照。
总之，浙江的文化传统和经商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丰裕的“素质人力资本”，不仅深深地植根于浙江工商经济社会的实践，同时还深刻地影响着浙江工商经济社会的发展。肯于吃苦，勇于探索，百折不回，造就了浙江“素质人力资本”及其供给。丰裕的“素质人力资本”，是推动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和实现腾飞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三、“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妨碍浙江经济新飞跃重要因素
必须看到，在浙江经济快速成长的背后，仍存在一些需要人们给予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浙江经济基本上还是一个以低附加值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国民经济活动的集约化程度还比较低。资源消耗大，资源约束力强，是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短期内还难于克服这个瓶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是，浙江“素质人力资本”丰裕但“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
浙江的“知识人力资本”相对不足，首先表现为浙江的人口文化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如有关浙江省情的文献资料所述，浙江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和人均国民经济活动总量虽然都位居全国前3、4位，但区域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却排在了全国的第6、7位。如下表所示，2003年，浙江每万人平均专利数虽居全国第4位，但真正的发明专利所占比重却比较小，浙江万人平均发明专利率仅居全国第6位。浙江万人图书馆拥有量和万人平均书店数量则位居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分别为第20和第16位。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按从低到高排序，也排在了全国第20位。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在浙江，外来人口文盲率仅为2.6％，本地人口文盲率却高达8.6％，比外来人口高出了6个百分点[6]。显然，浙江人口的文化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是浙江“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的一个国民文化素质原因。
其次表现为企业人才仍处于明显短缺状态。一方面，在本地人口中，企业迫切需要的知识型、技术型人才供给还明显不足。这既与浙江人口文化素质平均水平还有待提高有关，也与知识型、技术型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跟不上需求有关，还与本地人才大量外流有关。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的外来人才供给也明显不足。外地人才“不愿意来”或“来了也留不住”，是浙江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7]。
“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是浙江企业和全社会创新能力跟不上继续大发展的需要、浙江技术和产业升级后劲不足、浙江产出品平均附加价值仍不够高和资源约束仍然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温州剩余资本大量涌向北京、上海等地，形成所谓“温州炒房团”，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文化建设已经跟不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四、浙江经济再腾飞的战略选择：大幅度增加“知识人力资本”供给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浙江省委认真总结2000年颁布实施《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以来的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明确提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不仅符合浙江省情和浙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有利于浙江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新的腾飞。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本质是着力提升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围绕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在战略重点的选择上，大幅度增加“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着力提升知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把大幅度增加“知识人力资本”供给、进一步提升知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作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重点，应着力强化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基础：
第一，技术创新基础。继续努力办好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同时，创建浙江省技术发明奖励基金，对技术创新和各类发明以及与技术创新和发明的推广与应用有关的行为实行税收优惠，强推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大力构造提升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技术基础。通过奖励、资助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大力度鼓励技术发明、创新和应用，增加浙江“知识人力资本”的供给，有助于推进浙江品牌战略、打造浙江名牌体系。众所周知，品牌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商誉和诚信文化的载体。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用缺失、诚信建设滞后，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各个方面的重视，因此必须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而加强企业信用建设，提高国民诚信水平，一个明智的选择就是打造自主品牌体系(包括企业品牌和个人信誉这样的广义品牌)，以此大幅度提升浙江经济的竞争力和发展力。
第二，国民教育基础。继续着力率先实施和普及15年教育，积极发展高等、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如进一步搞好目前正在实施的5511工程等)，从基础抓起，大力构造提升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文化和技能基础。浙江成人中文盲半文盲比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前些年青少年因经商务工而中途辍学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这是与浙江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相称的。在浙江国民财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国民义务教育质量，率先实施和普及15年教育，将是推进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大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着力提升薄弱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得到大体相同的优质教育，又要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一视同仁”，让他们享受与本地居民子女相同的受教育条件和待遇，以此来提升浙江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教育基础。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高等、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中等技术教育。这是因为，要全面实现浙江经济技术和产业的升级，除了需要更多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外，还需要大量优秀的技术工人。这就要求浙江积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积极搞好基础知识和技能的高等和中等职业技术的培养和培训；另一方面，还要把发展高等、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同15年教育结合起来。从基础抓起，从根本上构造提升浙江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再有就是要大力开展成人扫盲和劳动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本地实际，从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成人扫盲和劳动技能培训等工作，以此来普遍提升全省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山区半山区居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以此来提升浙江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社会基础。
第三，公民素质基础。继续动员各种力量，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博物馆、书店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发展，大力构造和提升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基础。据测算，英国平均每10000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法国是每22000人一座，意大利是每26000人一座，德国是每6600人一座，芬兰是每5000人一座，奥地利是每4000人一座，挪威是每4000人一座，瑞士是每3000人一座[8]。而我国(2003年)是每47.7万人一座；浙江省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每56.4万人一座，这里只考虑了浙江户籍常住人口，还没有把在浙江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计算在内①。这是与浙江经济的进一步腾飞不相称的。在实施浙江文化大省战略的过程中，继续加大图书馆、博物馆、书店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无疑有助于大幅度增加浙江知识人力资本的供给，推动浙江国民经济实现新的腾飞。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