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前前后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2-0001-10 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就不能不谈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样一份“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范性文本。它的历史作用，从纵向上是承续了1950年代末期以来“左倾”思潮的逐步升级，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从横向上来说，则是作为与彭真等人起草的力图把行将到来的急风暴雨限定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对立物，成为“文化大革命”酝酿时期第一个对随后的运动进行理论描述和思想发动的中共中央文件。对《纪要》的清算，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就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对于它的起因和形成，似乎还没有见到比较完整的叙述。笔者在阅读1965年10月到1966年5月，即“文革”酝酿和动员时期的有关史料，较多地涉及这一课题，对其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把它录在这里，以供方家参考。 一、从小型会议的《纪要》到中共中央文件的形成：对文艺领域形势判断逐步清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逐步明确 《纪要》的出笼为时两月，一波三折，经过反复的修改，而且毛泽东亲自参与，亲自动笔，其中充满了戏剧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江青以至毛泽东对它极为看重。“30年代文艺黑线”就是在修改中加入，并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在修改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提法得以明确和加强，对文艺形势的判断逐步清晰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基本成型。 事情的起因是，1966年2月2日，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纪要》，它难产了很长时间，千呼万唤才出来，直到4月10日，才经过中央批发全党全军。难以想象的是，中共中央批发《纪要》的“批语”，就有两个版本，等于一份文件发了两次。一年以后，《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重要文章，这样写道： 《纪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从2月2日到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毛主席3次审阅修改而写成的。……《纪要》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② 所谓三次修改的过程是这样的。 《纪要》源起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的一言堂，会议是江青得到林彪同意后张罗召开的。在有关回忆录中转引林彪女儿林立衡(也许她的小名林豆豆更为人熟知)的话说，江青为这个会议专程去见林彪，俩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差点打起来”： 听林豆豆说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在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明确此日期是1966年1月21日③)。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四清”不在场)“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做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彪答：“看过。”江青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很紧张，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④ 按照林立衡的叙述，在江青以及站在她背后的毛泽东决心要扫荡问题多多、积重难返的文艺界时，林彪尚且浑然不觉，自以为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何须开什么座谈会，更谈不上要大动干戈、“彻底砸烂”了。直至江青明确提出是毛泽东的旨意，林彪都没有什么热情支持、坚决紧跟的表现，仍然是待答不理、消极应对。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有待新的资料以作出较为确切的评价，至少这一次是没有达成默契。不过，此后，林彪仍然做出让步，指示总政治部安排这次座谈会并且派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到上海参加座谈会的有从北京匆匆赶到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和宣传部长李曼村。 有关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形成过程，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中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和负责人——他是部队方面出席会议者中职级最高，责任最大的——作出了如下的回忆。⑤笔者转述如下： 这个座谈会的议题是江青定的，会议学习文件和观看中外电影的篇目等是江青选的，会上也只有江青一个人大讲特讲。尽管说，后来写进《纪要》中的基本要点，如关于“文艺黑线专政”，关于“30年代文艺黑线”等，江青都讲到了，但是，与会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于会议结束的当天整理的、准备向中央军委等有关方面(包括林彪)汇报会议精神用的《汇报提纲》，却无法领会江青所言的深刻蕴含，无法体现江青的文艺思想，无法令江青满意，也无法令毛泽东满意。江青是“奉旨行事”，握有“尚方宝剑”，从这次会议的筹办召集，会议的进程，到会议《纪要》的起草，都是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内的。他指派自己的秘书陈伯达，以及正在上升的另一颗政坛明星张春桥参加会议《纪要》的修改。住在杭州的毛泽东则密切关注着修改的进展。于是，在江青的主持下，由参加座谈会并执笔《汇报提纲》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和陈伯达、张春桥进行了讨论和第一次的修改。陈伯达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有两条，都非常关键：第一，讲到17年文艺黑线的问题，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以后17年的文艺黑线，根子在哪里，这条黑线，是从3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要有破有立，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要把成绩讲足，鼓舞士气。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这些作品，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好好地写出来。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陈伯达加入修改，的确为这份《纪要》“增色”不少——陈伯达强调当前的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上海文艺界影响的内在联系，挖出了“文艺黑线”的历史根源——这样做，既表明问题的严重性，又“严密”了对这个问题阐释中的历史逻辑。还有，30年代的江青和张春桥，虽然都在上海文艺界，都是属于左翼文化阵营的，但是，他们在其中，并没有走红。像江青，曾经因为与王莹争演夏衍编剧的《赛金花》而败北；像张春桥，更因为化名与鲁迅论战而声名狼藉。如今，棍子打在当年的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身上，他们焉有不欢迎之理？ 陈伯达加强了对于江青所抓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文艺作品的正面肯定——这使《纪要》的“破”和“立”，批判和肯定，有了明确的对立面，又为江青歌功颂德，大肆吹捧，为树立江青的“革命文艺的旗手”形象，立下第一块基石。 这一次修改，仍然由陈亚丁执笔，2月28日晚上，修改稿得到江青认可，在篇幅上，由原文的3000字扩充到5500字，其改动之大，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江青把修改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改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修改《纪要》——并且指示对《纪要》再度进行修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陈亚丁等人再次在上海对《纪要》逐条讨论，反复修改。刘志坚也来到上海，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3月14日，《纪要》再次修改完毕。陈伯达到杭州去，带了一份修改稿给毛泽东。江青又送了一份作了醒目标记的修改稿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对《纪要》进行了认真修改，在正文的主要部分作了10余处修改和增删。3月18日，得到江青的通知，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于次日再次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对《纪要》进行最后的定稿通过。刘志坚等人提出，《纪要》中“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否定得太多，最起码，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队伍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为“整顿”，这也够分量了。事关重大，江青坚决不接受。到这时候，江青把毛泽东3月17日的批示拿出来，让大家领会，用毛泽东批示镇住了这些军人。江青还要求这些军人要对周扬保密。⑥ 江青要把《纪要》送一份给林彪，并且让陈亚丁为她起草，给林彪写了一封很有内容的信，把毛泽东的批示写了进去：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4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会《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4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目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谢)镗忠、亚丁5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会《纪要》送上，请审批。 敬礼! 1966年3月19日 江青给林彪的信是3月19日，3天以后，3月22日，林彪将这个《纪要》分送中央军委常委，并且附上他的一封信，征求意见。林彪的这封信，由刘志坚和陈亚丁起草，写了两稿。第一稿写出来以后，林彪认为对《纪要》评价调子太低，陈亚丁加写了对《纪要》高度称赞的话；至于信中谈文艺战线的情况，即16年来云云，主要是重复了《纪要》中所作的最根本的论断。 林彪的信原文如下： 贺龙并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3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敬礼! 1966年3月22日 在这个《纪要》作为军委文件传阅期间，毛泽东对这个《纪要》，亲自动手改了第3遍(江青的信提到毛泽东修改了两次，并印证了毛泽东的话，“看了两遍”，“改了一点”，林彪的信讲的是3次，推测起来，林彪的信应当是后来作过更改的)。其中就包括《纪要》的正式名称。毛泽东的修改，从《纪要》的题目开始。这个《纪要》，原先的名字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几个字“林彪同志委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到部队召集座谈会，其缘由何在，这个文件发出去，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追问和质疑；毛泽东的“6字真言”，一语中的，给这个座谈会打上了合理合法的印记。而且，它还强调了主管军队的林彪对江青的支持，提高了座谈会的规格和重要性。 毛泽东对《纪要》正文作出的修改，意义就更加重要，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说明。 从陈伯达的介入，到毛泽东的3次修改，这个《纪要》已经是当前的头等大事。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郑重地向全党县团级以上单位批发了这份《纪要》。而由刘志坚等代笔起草的转发《纪要》的批语，先后写了两次，并经江青、张春桥修改审定，重写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批语的分量不够，对《纪要》捧得不够高。 这份《纪要》，在林彪那里，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因为对它的评价问题，就折腾了两次；到了中共中央，同样因为批语中表现出来的评价高低，又导致了中央文件发了又收，收了又发。这次重新写过的中共中央批语，有前车之鉴，又经过江青、张春桥之手，当然是尽其所能地对《纪要》大加肯定：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至此，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所产生的《纪要》，由汇报材料、中央军委文件变成了中央文件，从一开始，江青所谈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借助军队的讲坛，向全国文艺界发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纪要》下发以后，4月18日，《解放军报》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为题发表社论，将《纪要》的主要内容改写和刊载出来，全文9800余字，与《纪要》的篇幅亦很相近。这时，已经接到中央211号文件的全国各地，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转载了《解放军报》这篇社论。 二、《纪要》的不同版本及其技术性修改：一年之间的变迁 我们今天普遍能够看到的，是公开发表于1976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纪要》。这个文本与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有20多处改动。这些改动，大多是技术性的，比如，在原文的第三部分，讲到对于座谈会精神具体落实的10条措施，把《毛泽东论文艺》印发全军文艺队伍人手一册，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组织写作班子写批判文章，等等，在公开发表时都省略不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处改动： 一是在原文开头，提到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一一列举4人的名字，到1967年5月，刘志坚、谢镗忠等已经被“揪出”、“打倒”，因此，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一些同志”；同理，本来在引述林彪对江青的吹捧之言后，还提到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支持这个座谈会和他们表示感谢江青关心部队文艺工作的话，也都删去了。 二是原文在估计建国以来文艺界基本情况，提出“文艺黑线专政”的论断以后，总结教训说：“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不言而喻，现在就是要全盘地系统地抓文艺。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教训云云仍然照旧，有关“毛主席说”的字样不见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里关于教训的一段话，本来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它表明毛泽东决心全盘地系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可能也透露出“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和江青等人对问题严重性的充分估量，要想在一场前景未明的新的较量中，稳操胜券，击垮对手，就要直接标明毛泽东的论断以强化这个文件的影响力；到《纪要》公开发表的1967年5月，文化界和全国的形势已经大变，删除“毛主席说”，也在情理之中吧。 三是谈到军队文艺状况的时候，原文写道：“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既把前不久(1965年12月)受到清算的罗瑞卿的“错误”，扩展到文艺方面，又以此证明部队文艺界同样与“文艺黑线”有关。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有的人”取代了“罗瑞卿”三个字(微妙的是，在林立衡的回忆中，林彪在苏州与江青“差点打起来”的那次谈话，林彪也说过，部队的文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不知道林彪审阅《纪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句话，还是拿着明白装糊涂)。 四是谈到近年来的“文化革命”中，工农兵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原文写道：这些作品，“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到1967年，一方面是“其他同志”纷纷被打倒，一方面是造神运动登峰造极，这段话也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这里“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是对毛泽东的特指，不言而喻。 三、《纪要》解读：“文革”指导理论的基本成型 作了这些外围的廓清工作，我们可以解读这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了。 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序言性质。它转述林彪夸奖江青和授权江青全面过问部队文艺工作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还有江青的一段表白：“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4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两段引言，互相呼应，肯定了江青过问部队文艺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至于《纪要》的第三部分，删去原先罗列的需要落实的10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部队文艺工作而言，具体而微，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会议都想到了；作为指导全国文艺界乃至全党全军全民的纲领性文件，删除也是必要的——以后，变成简短的结束语，只有短短几句话。 这个《纪要》的“精彩”之处，它的核心所在，是作为正文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分为10条——中国人喜欢讲整数，喜欢凑够“10”这个数字，什么十全十美、十大新闻、十佳运动员、十大建筑啦，连中央文件也有很多是分为10条的，是否潜意识中受到这种心理定势的影响？ 这10条分别是： 一、新中国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文艺界基本状况的估计，对于现实的判断，是制定政策方针的前提，也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前提所在。 二、近3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正如陈伯达所言，既然把文艺界的基本状况看得非常严重，要去旧图新，破旧立新，那么，就应该明确指出破什么，立什么，“新”为何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标举江青的京剧革命，对此后10年间的文艺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对于军队文艺界的估价，是与对全国文艺界的估价相联系的，《纪要》对军队的文艺界也作出严重的批评。如果不是强调毛泽东修改了3遍，军委领导，包括林彪在内，恐怕都不会同意这样的提法。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这一条，对林彪进行吹捧说：“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正确的指示。”在一份中央文件里，林彪大捧江青，江青肯定林彪，相互吹捧，相互抬高，其中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吧。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这一条，大讲要破除几个迷信：破除对30年代左联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苏联文学作品也要进行分析。同时，这也是后来出现的“样板戏”、“样板团”、“样板作家”等称谓的滥觞。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这一条似乎放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但是，其中所批评的一种现象，“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让人费解，是否是指那些没有经过江青认定就请毛泽东观看的文艺作品？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这一条中点名批判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文艺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等。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在政治上，中共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批判修正主义，相应地，在文艺上，对苏联的文艺界也持批判态度，要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肖洛霍夫作为受苏共青睐的现代苏联作家中惟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地位和名声，使他成为江青眼中的“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后来，在别的场合，在其著名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江青还再次点名对肖洛霍夫大肆攻击。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这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革”中一统天下，惟我独尊。 十、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这是和第一条相呼应的，既然文艺队伍基本上垮掉了，当然需要重新加以组织。 在这10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它是整个《纪要》的核心段落：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这段论述，具有某种“经典性”：它阐释了“文艺黑线”的历史渊源——30年代的王明路线；它指明了“文艺黑线”的基本内容——“写真实”等所谓“黑八论”；它提出了搞掉这条“黑线”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文艺论著；它展望了未来的前景——要在几十年几百年时间里不断地同新冒出来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它说明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关系到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些方面，在十年“文革”中都是一再地宣传和实施的。 值得推敲的，还有这段论述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特征——它用人为制造的对立，把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推向了极端：一方面，它把毛泽东的文艺论著神化了，说它已经解决了革命文艺的理论问题，够用“一个长时期”，甚至说，“黑八论”这样一些建国以后出现的文艺主张，大抵都是毛泽东在延安已经批判过的，这显然是让毛泽东的理论具有无限的超前性；另一方面，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夸大其词和过分吹捧中，又使“文艺黑线”的罪行更加严重，毛泽东早就指明了方向，批判了谬论，“文艺黑线”却不接受批评，继续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唱反调，反其道而行之，岂不罪该万死! 与此相应地，《纪要》提出了对文艺队伍的基本判断：既然是“文艺黑线”统治了10余年，那么，在它指导下的文艺队伍，也大成问题，必须全盘打碎，推倒重来。《纪要》指出，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以此而言，一支文艺队伍，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这样一分割，还能剩下多少“自己人”？文艺界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部分所做的修改。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后面，毛泽东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在“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后面，毛泽东把原文的“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加上了“甚至几百年”——在把现状估计得危险万分的同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也估计得严重无比。这对于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 四、周扬1965年末讲话中对文艺界的大清算：谁代表30年代文艺传统 江青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向文艺界举起扫荡一切的“铁扫帚”。对于江青来说，作为阴谋家野心家的本性，使她不会放过任何清除异己势力，打击他人，抬高自己的机会。 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纪要》所提出的种种论调，并非是“天外来客”。如果说，江青、陈伯达等人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如同他们捏造这条“文艺黑线”一样，是子虚乌有，罗织罪名，那么，表现在《纪要》中的思维逻辑和许多观点，却是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登峰造极的顶点。 比如说，因为批判“文艺黑线”，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但是，在周扬执文艺界之生杀大权的时候，文艺界所发生的一次次批判和斗争，作为文艺批判对象的人物和论点，又为“文艺黑线”论的出台，作了某种预设和铺垫。 比如说，对于所谓“黑八论”，在《纪要》中是被当作“文艺黑线”的基本内容加以清算的；但是，在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年代里，这八论中的许多提法，就已经遭到严厉的批判，它们的提倡者，也已经被“文艺黑线”的制定者推行者们打入了“地狱”—— “写真实”论的倡导者胡风，是从斯大林关于写真实可以把作家引导向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并且把这个论断引用到中国文学理论中。从30年代以来，胡风与周扬等人在文艺观上屡次发生冲突，而且有着浓厚的个人恩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胡风是文艺界最早落难的；“写真实”论的被清算，也是1950年代的事情。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和它的倡导者秦兆阳，是从1956年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中受到启迪，希望通过对该定义的修正，扩展文学的发展道路。结果，秦兆阳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他所倡导的这个新说法，也被文艺界反复批判。 再比如，“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两论的倡导者邵荃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不久，就遭到批判……可以说，所谓的“黑八论”，没有哪一论是被江青等人揭露出来的，而是从5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左倾”化的政坛和文艺界所一再批判过的。如今把它们归结到“文艺黑线”上，只是对它们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和扩大而已。 就在《纪要》炮制出来之前，1966年第1期的《红旗》发表了周扬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长文。这是周扬在1965年11月下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原文。作这个讲话的时候，周扬的身份是党在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今天重新读这篇讲话，我们会有哪些感想呢？ 在这个讲话中，周扬历数建国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 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二、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学术观点的批判； 三、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 四、反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斗争…… 周扬讲话说：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在文艺方面，他们还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它已经‘过时了’，要另外开辟什么‘广阔的道路’。他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认为‘太窄了’，他们要当‘探求者’，打算离开工农兵方向去探求什么‘新的道路’。他们把我们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漆黑一团’。他们鼓吹什么‘写真实’，就是要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他们叫嚷要‘干预生活’，就是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批判和改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 周扬的清算还有第五：“对6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逆流的反击”。周扬说，这股逆流的来势很猛，在戏剧舞台上，大演坏戏、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还大肆鼓吹“清官”，“为民请命”；在电影界，鼓吹“离经叛道”论；在文学界，鼓吹“中间人物”论；还想以“30年代”文艺传统对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统。周扬说：对这股文艺逆流的批判，“是比过去历次批判更为深刻的一次批判”。 周扬进一步地分析产生这些严峻的斗争的深刻原因：其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反映，这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资产阶级在文化艺术上还有某种优势，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在内，大多数接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在世界观和文艺观中都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 周扬提醒人们说：“千万不要小看了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1956年的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搞暴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就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的团体，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 如果说，对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几乎没有比周扬更合适的人物——当年，他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那么，由周扬出面大讲“30年代文艺传统”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统的“对抗”，实在是勉为其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和周扬一道在30年代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战友们，夏衍、田汉等等，先后遭到批判，这已经预示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彻底被清算，为时不远；但是，进行这种清算的，居然包括被清算对象中的主要成员和直接领导者在内，讲这番话的时候，事情变得多么荒谬!它显示的，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周扬这样的被称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执行者和“文艺沙皇”的大人物，没有逃脱的权利，只能在对自己的清算中，看着狂澜既倒，感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可见，时代已经险恶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能是，周扬对于形势的判断，以为只要接过对30年代文艺的批判这一口号，他就能继续占据主动地位，继续领导文艺界。孰是孰非，发人深省。曾经有人指出周扬的这种“政治性格”在政治上并不是很敏感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初期，他都会有些被动和迟缓，跟不上形势和毛泽东的决策，然后，他会很快地转变态度，会尽力领会毛泽东的意图，积极行动起来，在文艺界轰轰烈烈地搞运动、清算异己分子，既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也包括在文艺观上与周扬见解不同者，文艺宗派上的不属于周扬圈子里的人。运动结束之后，他则会想方设法地向后退缩，对运动中的激烈和过火作一些弥补挽回的工作。这一次，他似乎又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学起了毛泽东的腔调，是否又要奋起批判，把他的最后的同类打落水中呢？ 当然，尽管说周扬勉为其难地批判“30年代文艺”，《纪要》还是没有放过他。相反地，在《纪要》中，对周扬的批判，已经是不点名地点名了，它点了周扬当年提倡的“国防文学”口号：“到了30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到姚文元后来写文章点名批判周扬的时候，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性为反鲁迅。)”周扬是在劫难逃。然而，在劫难逃的，何止是周扬，何止是“30年代左翼文艺”呢？ 路，是人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受难者，往往同时也是发难者。比如说，《纪要》中讲到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要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这为后来对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的全面否定，留下了伏笔。但是，要说它的首创权，怕也未必是江青的“功劳”——尽管他们总想把这些账目都算在自己身上。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中，站在彭真一边，对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等人，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并且与彭真一同被打倒。但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在批判18、19世纪的西方古典文学和批判修正主义文艺上，他和他所领导的部门，以及周扬，就对此问题频频发言： 195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然是文艺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周扬呢，在这个会议上作《团结起来，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创作的大跃进》的报告，还特意作了一次补充讲话，强调文艺领域大批判问题，说这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些想法，他提出要找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那就是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他提出要开展系统的对19世纪文艺的批判。他特别谈到毛泽东很赞成这个批判，这更增强了他这段讲话的号召力。 1960年3月7日至12日，陆定一为组长的中央文教小组在北京召开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5月16日至21日，会议继续举行。陆定一讲，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学革命。会后，各省市在高校、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运动，主要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学术自由”等观点。 因此，从《纪要》的批判锋芒所向来说，它几乎没有多少新货色；从它的倡导，即与所谓“写中间人物”针锋相对，写革命英雄人物来说，这也是60年代中期的普遍倾向。周扬在上述1965年11月29目的讲话中就说：“写英雄人物，这几年有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特别是写军队生活的，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像《开顶风船的角色》、《政治连长》这样的短篇，鲜明地塑造了解放军里面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战士的形象……”⑦在此前后，李希凡这位因为批判俞平伯的“新红学”而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艺评论家，也曾经撰写长篇文章《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权利——从部队优秀短篇小说看社会主义文艺英雄形象的创造》(1965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以当时出现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政治连长》《沉船礁》《五十大关》《迎春曲》等一批作品，论述了写英雄人物的现实生活依据和文艺规律。 罗马，不是一个白天建成的。 收稿日期：2016-01-02 注释： ①本文根据作者描述“文革”酝酿时期的长篇纪实文学《1966：风乍起》的第三章《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摘编而成。该书查阅了大量的可以信赖的文字资料，所述史实亦经有关部门严格审定，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已正式出版。 ②《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1967年第9期。 ③叶永烈：《陈伯达传》第17章《炮制〈纪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④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56-157页。 ⑤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见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⑥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见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⑦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红旗》1966年第1期。标签：陈伯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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