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国在尼赫鲁外交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赫鲁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地位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在印巴关系中的地位
战后，英国留给了南亚两个敌对的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宗教、民族等方面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后来的次大陆战略格局：印巴对抗。
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除领土之争，各自的建国原则和建国理论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和防御上的需要，两国都很重视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对印度而言，完全占据这块毗邻中、阿、苏的重要地区，可以断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陆上联系，并可将印度的国防前沿推到阿富汗一侧。这样，在可能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便被完全地与其邻近的大国分离开，有利于增强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上的压力。因此，争取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持中立的立场，或进而支持印度的立场，无疑对印度具有极重要的安全上的意义。因为在印度的诸多邻国中，只有中国这个大国可以抗衡印度，且也是令印度感到担心的。因此，中国在印巴争端中的立场如何，直接关系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实力对比。
尽管在谁是印度的主要军事对手这一问题上，印度统治阶段内部曾有过争论，但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巴美结盟和中苏同盟仍具表面意义），以及中国本身的大国地位，在次大陆西部和北部两个传统的战略方向上，以尼赫鲁为首的文职当权派最终决定，在国家军事与财力均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①。这便有了印度独立初期对西藏事务干涉的行径以及50年代中期对华友好政策的出现，此点也表明了中国对于尼赫鲁的重要性。
在印巴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尼赫鲁选择了用外交手段对付中国，还在于他想借中国的力量对付巴美联盟。
巴美联盟对印度的确是块心病。因为巴美军事协定规定，当巴基斯坦遭到侵略时，在巴的请求下，美国将采取适当行动进行帮助，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美国当时是否真愿意在印巴战争中采取上述立场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事实上，它也并没有这样做），但这样军事同盟的存在却对印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巴领导人公开声明，巴基斯坦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印度，而不是针对中国的。对此，尼赫鲁也很清楚：“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他们对印度的敌意”②。尼赫鲁拒绝美国拉它参加军事条约，执行友好的对华政策，从而遭到了美国对其不结盟政策的公开指责。更使印度担心的是，巴基斯坦通过参加军事条约，获取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使之与印度对抗的能力得到加强。
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拼凑的军事条约组织的直接遏制对象，它是坚决反对这类的联盟条约的。尼赫鲁也正看中了这一点，在他反对巴斯坦参加军事条约的过程中，中国的坚定立场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借重中国的力量反对巴美联盟在情理之中。
尼赫鲁是不满意于印度独立后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因而建立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便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除了巴基斯坦敢跟它较量外，唯一近在咫尺的大国就是中国了，尼赫鲁采取外交手段对付中国，无非想是（一）稳住中国，（二）抵制中国的影响对次大陆的渗透，从而使它放开手脚在南亚谋求领导权。换句话讲，促使尼赫鲁采取友好或不友好的对华政策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即中国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太重要了。
总之，在印巴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尼赫鲁一要争取克什米尔归属印度，二要反对巴基斯坦参加军事条约组织，以便印度在南亚发挥领导作用。在这几点上，中国的力量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中国不支持巴基斯坦或采取倾向印度的政策，则无疑会给尼赫以极大的帮助。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尼赫鲁在5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采取了与中国友好的政策，这正说明了中国对其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
二、中国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无论是以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还是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印度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不变的，维护国家安全。1959年尼赫鲁在总结印度独立后的对华政策时明确指出，维护印度的安全与完整是印度对政策的制约因素之一③。《印度：从寇松到尼赫鲁及其后》一书的作者也认为：“尼赫鲁在1949年革命后决定与北京发展关系，不是出于他的罗曼蒂克，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的安全需要他这样做”④。中国在尼赫鲁国家安全上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对尼赫鲁而言，中国影响其国家安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国对西藏的“占领”，（二）印度国内的共产党问题。
在尼赫鲁的观念中，中国只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西藏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和1951年人民解放军入藏，中印间的这个距离消失了，两个国家面对面站到了一起，这使尼赫鲁及其同僚们大为恐慌。当时的印度副外长潘特致函尼赫鲁，对这种由于中国人“几乎来到我国的大门口”而造成的对印度的“严重威胁”深表忧虑。
尼赫鲁提防中国，在他本人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历史上，印度与西藏间存在友好的关系往来，“两国”有相近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西藏与印度的联系要比它与中国的联系密切得多，有这样一个友好的“邻国”，当然要比中国这样强大的邻国要安全。在许多重大的场合和谈话中，尼赫鲁均称西藏为一个国家，且往往将它与中国并列。第二，青藏高原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战略价值很大，中国“占领”了西藏，从而增加了印度国防上的压力。印度独立之初，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治家们认为，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屏障，即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飞来”。但是，人民解放军进藏后情况就变了，印度官员认为，“鉴于共产党中国的雄心与目标都看不出对我国有任何友好，印度必须为同它的北部与东北边境防务进行筹划”⑤。第三，尼赫鲁等人对中国抱有极端的偏见。1959年12月9日，他告诉人民院说：“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呆在我们的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⑥。12日，他更明白地讲，“基本事实是，每逢中国一强大，它就成为扩张主义者”⑦。尼赫鲁的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在50年代末才有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驱汉事件”，到50年代初他对西藏事务的露骨干涉就可看出。第四，西藏为中国所有，之所以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最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印度与中国间产生了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而这一边界却又是没有正式划定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过。尼赫鲁在谈论中国在其对外政策中所居的“中心”地位时曾进过这么一段话：“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地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边界。如果我们朋友，即使那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争论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⑧1954年他对议会阐述印度与中国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立场时说得很清楚，“我们放弃的实际上是我们无法获得的，事实上是已经失去的”。“我们应该去得到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友好的边界和（中国）对这个边界的绝对认可。”⑨毫无疑问，这个“友好的边界”，当是指1913－1914年英帝国主义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了。尼赫鲁对中印边界的担心暴露无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藏问题便与印度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尼赫鲁从安全角度考虑，免不了要同中国打交道。50年代中期他执行友好的西藏政策，正说明了中国的重要性。
确定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这是时势所迫。尼赫鲁从维护其国家安全出发，在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碰壁和建立针对中国的防务体系的同时，只有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
1958年12月9日，尼赫鲁在议会辩论外交事务时说，“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就是它自己的安全……。安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通常的观点认为安全必须靠军事来维持，那只对了一部分。同样正确的是，安全可以通过政策来维护。一项与其它国家友好的精密细致的政策，比其它几乎任何手段都更能获得安全。”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尼赫鲁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出于其安全考虑，采取了一条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政策。采取这一政策，正好证明了中国在其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外交与内政是不可分的。当内政、安全等因素与中国放在一起考虑的时候，尼赫鲁认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的影响，还反映在印度国内的共产党问题上。
40年代后半期，印度国内的农民武装进行得轰轰烈烈。1948年6月的《安得拉信件》提出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的战略，将中国革命的经验运用于印度的具体情况。
面对如火如茶的国内武装斗争，以及方兴未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尼赫鲁不能不小心对待中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尼赫鲁说得明明白白：“我深信，现在如果支持中国的垮台政府，我们会受到谴责，这会刺激印度的共产主义”(11)
因此，从国内的共产党问题来看，尼赫鲁也希望有一个对其友好的中国，这有助于他的国家安全。
总之，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出发，尼赫鲁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及奉行亲中国路线的印度共产党在国内的力量壮大，都构成了对其内部事务的威胁。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受阻后，尼赫鲁为了维护其国家安全，需要一个对其友好的中国。中国在尼赫鲁外交中的地位，从他的国家安全观上也得到了反映。
三、中国在尼赫鲁大国战略中的地位
巩固国家安全，实现与中国的和平共处，这只是尼赫鲁争当世界大国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印度独立前，他就幻想建立一个从中亚太平洋地区的印度。他在1944年版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断言：“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他毫无隐瞒他的真实想法：“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12)。
很明显，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尼赫鲁的目标是，努力振兴印度，跻身世界事务，争当一流大国。中国在这样的大国战略中，同样是尼赫鲁需要借重和警惕的力量。为了实现他的大国战略目标，尼赫鲁是需要在外交上做一篇宏文的，不结盟是它的主要思路。
所谓不结盟，是指不与大国结盟，即不与美国或苏联结盟。按尼赫鲁的理解，它是一种不等于中立，也不意味着要与整个世界孤立开来，而是企图按印度自己的方式判断行事的政策。1955年11月30日，尼赫鲁在欢迎苏联领导人访印时说：“我经常说我们不打算加入任何阵营或联盟，那是我们基本国策。但是我国希望出于和平、安全和人类进步的需要而与所有国家合作。”(13)而更早的时候，他还讲过，当印度与大国保持距离时，印度将处于一个更好的行动自由的位置。”(14)1958年他更明白地讲，“这个政策本身只能成为按我们的最佳判断行事的政策”(15)。可见，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其实是尼赫鲁想游离开美苏两大集团之外，执行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建立第三种力量，为其大国战略服务。
人所共知，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对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骑墙是不可能的”，“中立是一种幌子”、“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却有很多重要内容与不结盟政策所倡导的是一致的，比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比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奴役，反对军事条约的存在等等。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反对分裂活动、主张国际合作、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这些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16)因此，中印在不结盟政策上还是有共同点的。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尼赫鲁企图建立第三种力量的努力，单靠他一人是不行的，如果能得到中国的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尼赫鲁不是没有抱这种幻想，在美国对中立不结盟政策的公开指责声中，尼赫鲁迅速承认新中国、同情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支持中国恢复在安理会的席位、支持中国致力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等明显倾向于中国而与美国意愿相左的外交行动表明，他要利用中美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把中国拉到自己身边来，组成第三种力量。
但是，尼赫鲁是不甘心印度仅居于次大陆这片小小的天空的，他要扩张印度的势力范围，以亚洲大国的身份逐鹿世界。他采取的两面的对华政策，正是由于他看到了中国对其实现大国战略的重要性。
尼赫鲁知道，要想使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进步。而中国与印度有着极为相似的国情，中国的发展必然为尼赫鲁所重视。显然印度要想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就必须在这些方面把中国比下去，以自己的发展成就来打动、拉扰其它国家。
1954年尼赫鲁访华，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理解到新独立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回国后不久，他即宣布要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按照国内学者的看法，这是由于尼赫鲁有意同中国竞赛，以扩大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①e]，不无道理。
总之，尼赫鲁从其雄心勃勃的大国战略出发，试图确立印度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他推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正是想以此组织第三种力量，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为此，他一方面要拉拢中国，以求得到众多的国际问题上有中国的支持；一方面他又时时警惕中国，担心中国的发展及影响超过印度。而无论从哪方面讲，在尼赫鲁的大国战略中，中国都是一支为尼赫鲁所重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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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印度也早从尼赫鲁时代过渡到国大党以少数派执政的今天，然而，影响和促进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与尼赫鲁时代相比，却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中印间依然存在未确定的边界，印国内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西藏事务说三道四；第二，印巴对抗格局经过40多年的发展，虽紧张中有缓和，但基本上保持原样，双方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均没有松动。只不过大国退出了印巴间的争斗，而中国在其中实行更超脱的政策；第三，印度与其它南亚邻国的矛盾时有发生。
但是，毕竟时代向前发展了40多年。中印两国应该友好相处，正为越来越多的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同。回顾历史，是为了着眼未来。改善和加强中印关系，不仅是印度所希望的，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它能使我们安心致力于国内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印两国在新的世纪里，为两国关系的健康成长，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正是本文探讨中国在尼赫鲁外交中的重要地位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R·C·杜德：《贾·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新德里，1981年，第100页。
②富兰克·莫利斯：《尼赫鲁：光与影》，孟买，1964年，第9页。
③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8月，第41页。
④Nehru's speech in Lok Sabha,March 29,1995,in J.Nehru,India's Foreign Policy,Seiected Speeches,September 1946 April 1961,New Delhi,1983,pp.94.
⑤《印度军事思想研究》，第42页。
⑥Durga Das,India:from Curzon to Nehru and Afrer,Rupa,New Delhi,1981,pp.360.
⑦《印度军事思想研究》，第40页。
⑧《国际问题译丛》1959年22期，第11页。
⑨《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7日编辑部文章《从中印边界再论尼赫鲁的哲学》。
⑩Yaacov Y.I.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lndian Conflict,1959-1962,Westyiew Press,Boulder,Colorado,pp.66.
(11)《印度军事思想研究》第42页。
(12)J.Nehru,India's Foreign Policy,Selected,Speeches,September 1946-April 1961,New Delhi,1983,pp.79.
(13)梁洁筠：《印度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6月，第47-48页。
(1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文本，世界知识社，北京，1956年8月，第712页，57页。
(15)J.Nehru,India's Foreign Policy,Selected Speeches,September 1946-April 1961,New Delhi.1983.pp.101.
(16)A.Appadorai,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1947-1972,Volume I,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New York,1982.pp.14.
(17)Ibid..pp.16.
(18)见《世界知识》（北京）1956年24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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