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3-0019-06
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展望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前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能不思考：我们所崇尚的哲学在新世纪将如何前行?答案不可能是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莫衷一是。作者在本文中，想就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陈述自己的想法，请同行们指教。
一、当做中国人民当代实践的指导思想去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做学术去研究的马克思的哲学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恐怕首先仍要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或者说，在中国，谁和为了什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问世的时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话：“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中国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为了重新观察中国的命运，开辟救亡图存的道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曾对此作过深刻的总结和
说明。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一艰巨复杂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样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哲学，也是作为中国人民当代实践的行动指南的哲学。
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思想的大解放，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在这个大潮中逐渐进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研究。这些学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马克思的哲学”。这种研究又有两种范式。是把“马克思的哲学”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本真形态，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目的在于更好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当代的实践。二是把“马克思的哲学”当做现代西方哲学潮流中的一个学派，从哲学现代转型的视角去论释，目的在于创造自己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后人在研究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把握其本质规定之后作出界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一个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发展过程，包含着其他哲学家对这一哲学理论所作的贡献。而“马克思的哲学”则专指马克思个人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其中存在着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区别。所以，中国的学者们在说到“马克思的哲学”时，依然会各执一词；同时，对于为什么只提“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从它的总体规定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有形态或基本范式。对此，取第一种范式的学者是没有疑问的，但取第二种范式的学者却未必赞同。他们所作的个性化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焦点的转移。许多人并不以中国人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视点，而采取别的视点。例如，关注一般的“人”和“人的命运”，关注人类的“类生活”和“类未来”，关注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后果，有的甚至什么也不关注，只关注“自我”，说是马克思的哲学，其实是他个人的哲学。关注点不同，对马克思著作的取选也不同，结论也颇多不同。这就出现了众多的学术争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视域和对马克思的哲学的两种研究范式都是应当存在的。前一种研究视域的范式和后一种研究视域中的第一种范式是一致的，都立足当今时代，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围绕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坚持、澄清、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服务于21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的实现，并依靠实践提供的丰腴土壤，吸收人民积聚的智慧乳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着切切实实的贡献。后一种研究范式，渗透着研究者的个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吸收人类智慧、民族文化、西方哲学的营养，思考人的存在和命运的过程中产生出五光十色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不但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中的精品，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奉献了不同层面思想资源。上述两种研究也有矛盾，特别是对当代中国人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但有是否关怀、关怀程度的差别，还有是否正视、是否肯定的分歧，更有学理阐释上的对立。由此，争论就不可避免。这种争论对于推动双方的研究工作是有益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哲学家，能同时从事上述两种视域的研究，既充分重视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研究和把握作为中国人民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积极展开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学理的研究，揭示其深刻内涵，促进其丰富和发展，并把这两种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一元性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多样性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写在他的文本中的、具有明晰的理论内核的、经过人类实践反复证明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的、沿着其理论核心指向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哲学思想系统。既然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一元性本质规定的。所谓“一元”，在历时的意义上，是指从马克思以来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核；在共时或逻辑的意义上，是指这一哲学的诸方面规定的辩证统一。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一元性规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作了长期的探讨，取得了相当一致的认识，大致有以下要点：A，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主义为基本前提，它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存在、承认实践既得条件的客观性质、承认意识反映世界的功能。B，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的“实践论”为理论核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C，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史观为主体内容，唯物史观是以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为前提的，但它的基础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D，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解放即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为目标，是真正具有人道目标的哲学。E，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基本方法。实践论问题，历史观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没有辩证法一个也回答不了。把这五个要点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性规定。五者缺一，或者把其中的任何两点对立起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欧阳康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是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2](P620)我本人则宁愿把它概括为“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3](P33)“实践的”，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首要规定，然后才在生产劳动实践观基础上建立其主体建筑——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的建构决不能离开辩证法。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人研究的，由于不同的民族、群体、个体的个性化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多样性形态。其一，多样的民族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各民族的文化和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各不相同的具体形态。就欧洲来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样态上就有许多区别；就东西方来说，东方国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多样的阶段形态。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建设时期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样态上就有很大的变化。其三，多样的学派形态。这是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利用哲学资源的取选不同而造成的。如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哲学；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类哲学”。其四，多样的个性形态。有的学者专门研究马克思，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恩格斯或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这是一种学术个性；有的学者侧重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有的侧重讨论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学术个性；有的学者进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的则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当代实践之关系的研究，这又是一种学术个性；在对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更带着各自的社会个性、思想个性、学术个性。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的，解释上就有许多的不同。都讲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但对“实践”的范畴又有多样的界定。最近读到俞吾金同志的文章，他说：“生产劳动只是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形式，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形式”，“与人的自由和人文关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形式。”这些形式是“人类在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践活动”。[4]照我看来，生产劳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有的活动；说它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是一种割断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看法。实际上，本有的生产劳动实践，必伴有认识活动在内，这样，它才能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统一的。
我以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一元性理解和多样性阐释，二者的共存也是正常的，并且是能够统一的。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阐释中的某一种形态，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性规定的，那么，不但它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它以其多样性和个体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需要大力加强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新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和鼓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理解，允许和鼓励各种有益的哲学探索，从中不断吸收合理思想来丰富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民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以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为历史前提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东西方各种哲学为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哲学
一切心怀公正的人都承认，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们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及其发展，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斗争艰巨的东方大国中，掀动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革，根本改变了民族命运和前途，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哲学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我们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窥见与毛、邓的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也可以从毛与邓的哲学来洞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研究作为中国人民当代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毛与邓的哲学思想；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必须以毛与邓的哲学思想为其历史前提。
毛泽东、邓小平著作蕴含着深刻鲜活的哲学思想，我们解读马克思，毛和邓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参照物。我一直认为，毛泽东、邓小平著作可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形成了明确论断和论证的显性层面，二是尚未形成明确论断、然而潜含着深刻哲学思想的隐性层面。对于其显性层面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其隐性层面的发掘和阐发，是哲学研究中不可缺一的任务。在毛泽东著作中所潜含的主体性思想、中介性思想、价值论思想、规范论思想、建构论思想、实践论逻辑等等，都值得我们去发掘，而这种发掘可以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在邓小平著作中所潜含的创造论思想、效用论思想、选择论思想、矛盾可悬置可钝化的思想、设计和决策的思想，同样是极其可贵的。
但是，有些人不重视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他们贬评毛与邓的哲学，因而不予置理，甚至集中捕捉他们哲学论释中的不足、错误。另一种情况是并无这种贬评，但他们把研究对象定在“马克思的哲学”上，并且认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当代实践，这不是自己的任务。他们要创立一种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的哲学思想，以便在中国哲学甚至世界哲学中谋求一席之地。所以他们看重另一类资源，这就是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的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我注意到张曙光等同志所作的努力，这就是对马克思的哲学作生存论的诠释，也试图用马克思的哲学去改造西方生存主义哲学。张曙光同志指出：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都是生存主义哲学，他们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但也有“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思想倾向”，都是“关于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生存哲学是相通的，我们“应当看重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对话和思想撞击”，“通过这种对话和思想撞击，敞开、催化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并同时用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对现代的西方生存哲学合理因素给予拯救和吸取。”[5]我这里不可能评价这种把马克思哲学规定为“实践生存论”的见解，只是指出：这类研究一般是把马克思哲学同西方哲学对比，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具来重铸马克思哲学。他们一般都回避对中国人民目前的实践以及作为这种实践的指导哲学的评论。
在研究作为中国人民当代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不可忽弃的历史前提，但也应当重视西方哲学的丰富资源。对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应当密切关注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关注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隐性内涵，关注用怎样的哲学观念去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对于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从前到后的学理解读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轨道的从后到前的实践追溯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串联成为这部历史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的文本。每一个文本都是作者在当时语境中所作的思索、所形成的思想、所使用的话语，回到当时的语境中探索文本的内涵和价值，从而使这部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性本真规定是极为必要、也很艰巨的工作。令我国哲学界感到高兴的是，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同志以及他们的同事和学生们，多年做着并且已见成效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这种解读中，他们有许多发现。例如，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他们区分了马克思曾经接受的赫斯的“实践”概念，和马克思自己从人类生活中提升的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概念，这里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过程。抽象的思辨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定义的；只有进展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概念，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个‘以一定的(bestimmten)’人类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是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真正秘密。”[6](P365-369)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我们把被解读文本放在哲学史的基线上，从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释其真意的时候，不能断然确定自己的解读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解读者都受自己的视界的限制；同时，当我们反对把马克思所有文本看做是“同质”的时候，也不能否认在马克思经历的某个思想阶段上，他的文本又有一定的同质性。例如，你不能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这些著作是异质的。我们要区别异质文本之间的转变性和同质文本之间的发展性这两种状态。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有另一个史学方法。这就是站在当代，逆向回溯这个哲学的命运。这种回溯分析是把理论同实践加以比较，考察实践对哲学的要求和实践对哲学的检验，从而确证在当时实际地起着指导作用的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再反观这种哲学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间接地确证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总体规定。例如：从中国成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当时的哲学精神是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尊重实践条件的客观性的统一。毛泽东用“演出”与“舞台”的关系喻之。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或者只有创造的勇气而不同时研究并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那就不可能开辟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从作为中国革命之先导的俄国革命看，它的哲学精神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的统一”。[7](P272)正因为有这种哲学精神，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论断，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抓住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列宁曾就此回答论敌说：“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8](P777)毛泽东的哲学精神正是从列宁那里学来的。再上溯到马克思。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马克思所倡导的正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精神。
两种方法：顺序解读文本的方法和逆向追溯实践与理论之统一的方法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性本真规定，也都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两项工作可以由不同的学者分开来做，但是在哲学研究的总体上二者是相互呼应、相互结合、并且是缺一不可的。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创造功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否弃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方法论。这种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的。因为相对于人类的下一个阶段以及长远的美好前景来说，现实中的一切都有着否定性。一个以实现人类完全自由为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使用批判的方法。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现实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说，是积极的、必然的和必需的。但是，市场经济所实行的，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物化、物役的原则，人在其间获得的自由仅仅是占有商品的自由，等价交换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不自由。马克思主义者既勇敢地采纳市场经济，又坚定地否认它是人类的理想状态。这样的批判是必要的。
有的哲学家宣布：哲学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站在当代中国，面对人民群众热情澎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仅仅是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却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变成历史上所说的“清流”，总不是那么令人高兴的吧。应该说，在建设的时代，哲学应当成为建设、创新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这就是哲学方法论的新的功能和使命。有的人说：哲学已经把“认识论”踢到科学的怀抱里了。可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创造，恰恰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指引，需要把握实存“世情”和“国情”的反映的方法论，需要评论现实客体对于建设者主体的价值关系，以便确立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的评价的方法论，需要指导正确决策和科学设计的规范的方法论。有的人说：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对人提供价值关怀。可是，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关怀的“人”是谁呢?一切人吗?可是利益矛盾却普遍存在；关怀富裕的人们吗?可穷苦的人更需要关怀；关怀穷苦的人吗?那市场经济天然地导致分配结果的严重不平等又怎么办呢?可见，“关怀”是不能提供和赐予的，人所面对的问题，只能由人从事建设实践，发展经济和文化才能解决。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把握和遵循客观规律，所以哲学中不能只有价值论而没有真理论。我们的建设，需要真理论和价值论、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哲学思想，这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提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功能是应当辩证地结合的。批判就是对任何现实不取崇拜态度，从肯定中发现否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解放思想”；建设就是对现实不取毁灭态度，从否定中发现肯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实事求是”。批判与建设的结合，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结合。
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继承、发扬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精神，是把人的主体能动性和物的客观性统一起来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是打破现存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永远抱有超越现实的意向、实践地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进取精神。如果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数百千年当做一个大时代，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正是这个大时代的精神。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否则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我相关”的，它对理论作出的所有本质性判断都适用于自己。人类始终迈进在真理发展的大道上，没有哪一天会发现，我们已经到达了真理的顶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获得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对此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形成新的哲学理论。在这里，我只想举例式地说明这一创新工程的若干重大课题。例如：在作为人的实践的环境的自然界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生态问题。我们永远需要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但是，人的所谓自觉能动性，应当既表现为开发自然界，又表现为善于约束自己活动的范围和深度，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信息网络技术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由这种技术革命带来的“虚拟现实”，以及“虚拟现实”的本体论意义；研究信息生产力和知识经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将引起怎样的深刻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实践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对实践自身进行批判性反思，作出新的判定。有学者提出：“必须由实践的自崇拜转向实践的自批判”，防止把“实践话语当成独断的话语”。实践理论面对三大困境，即“主体性——物化困境”，“自然——生态困境”，“交往困境”。[9]我认为，实践和实践论是不同的；实践是人的活动，是实践论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恰好不对实践活动抱崇拜的态度。它指明社会实践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局限性，但社会实践又具有“自批判性”，它通过客观效用的显示，迫使主体改变观念，从而不断突破局限性，扬弃消极性，摆脱曲折性而进展到更高的阶段。在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上，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的自我调整和改革，我们应该研究人的历史创造功能，把握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主要是根本哲学精神和方法的继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当反映新的时代，新的实践，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新的社会历史进程，新的人类状态，登上哲学的新境界。
七、小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纪的发展之路
研究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之后，我们有可能对这个“道路”问题建立起比较合乎时代目标和中国情况的观念。这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创新的道路；这是一条以党和国家为主体，依靠对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进作为中国人民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同时以专业哲学工作者为主体，在各种学术资源的整合中，解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相互配合的协同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性规定的深刻发展和多样性学理的广泛阐发结合起来，使“主旋律”和“多样性”有机统一的文化生长的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依靠一支具有崇高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深广的哲学修养、严肃的治学态度、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化本质规定、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理论的精粹、善于把哲学同新的时代、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队伍。特别期待理通古今、学贯中西、善于全面评价和整合各种哲学的学术见解、研究方法，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出重大理论创新的大哲学家问世。
收稿日期：200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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