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动军用和民用技术双向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双向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主席前不久提出，中国的军工企业要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实现国防科技建设的技术跨越，这是中国政府面向新世纪的一种战略选择。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怎样实现这一跨越，是一道远比80年代“军转民”难度大得多的题目。
有关专家认为，本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面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伴随而来的竞争和挑战，所制定和调整的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法规，如鼓励国防技术向民用技术分离，加速国防任务驱动的研究成果向商业化转移，同时鼓励民用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技术等，可以说至少在技术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美国在困惑中调整政策
有关专家说，“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政府重新估价科学技术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便同时认识到科技进步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因此，70年代中期，联邦在民用、国防和工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大幅度增加，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75年全年的研发费用已超过1964年全世界的研发费用总和。1978年到1979年间，美国联邦的研发经费投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预算由481亿猛增到550亿美元，幅度为12%。在巨额的技术研发投入中，军备研究开发经费所占比重极大，为联邦全部研发预算的80%。巨额科研经费的投入使美国联邦政府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获得累累硕果，国家技术研究成果的储备得到极大的丰富。遗憾的是，为适应冷战需求所研发的国防任务驱动项目，大多数不能转为民用，更不可能实现商业化生产。
以军事霸权为前提的研究开发，导致忽视应用技术和技术基础方面的投入，其成果针对性强，缺乏使用价值，难以向企业输送。80年代初，随着经济日趋全球化，美国国内经济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快速成长的电子市场，受到来自日本的电子产品的无情冲击。电子行业的失业率不断上升，电子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外贸赤字激增。
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美国政府开始把利用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着手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其中，科技政策调整的内容包括，鼓励国防技术向民用技术的分离，加速国防任务驱动的研究成果向商业化转移；推动政府与工业界建立伙伴关系，倡导利用私人机构参与技术开发、技术扩散、技术商品化等活动。回顾70年代到90年代中叶美国技术政策的改变和调整，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联邦政府投入的研发成果向企业和研究机构分离，政府可以从商业开发活动中获利；为适应技术成果商品化而制定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企业、私人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广泛地开展技术开发、技术扩散和技术商品化的经济活动；鼓励企业和私人机构逐渐成为技术转化的主体；从军事技术民用化到民用技术军事化。
美国技术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增加对技术成果的储备和利用，吸引各种资金来源，强调新技术向民用化方向发展，开发现有技术的市场价值，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对于国防任务驱动的研究成果，政府着力解决军事技术的转移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使军事领域研究的技术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增强美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美国技术政策的重要转折
专家指出，进入90年代后，美国政府的技术政策又发生了重要转折。从70年代中期致力于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到90年代提出技术回归政策，表明美国政府一方面要使科技面向经济发展，实现军事技术研发项目的商品化转移，一方面又要利用民用技术，使之回归到国防任务驱动的军事项目中。
近30年来，为推行技术转移和回归政策，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其中包括政策和立法，建立新的机构来创造、孕育和培养有利技术成果快速商业化转化的环境。这种做法一方面建立起技术成果商业化利用的政策和创新体系，改善企业利用技术自我发展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民用技术回归到国防任务驱动的军事项目中成为可能。政府的双向转移政策，即技术分离和技术回归，使联邦研发经费的使用分配得到及时调整，社会的资金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技术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转化。
——从军事技术储备到技术分离。二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在科技研发方面大量投入，尤其是在国防、空间和其他国防任务研发中注入重金。政府研究与开发预算大幅度的增加，使联邦在基础研究领域、国防技术和国家项目中获得累累硕果。其中一部分转为工业化的技术，其他成果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能否将更多的军事技术成果商业化，成为当时政府的中心议题。
军事技术民用化开发和利用，是美国政府开展技术分离最原始的技术转移模式。技术分离或技术转移策略的主要内容，是鼓励企业和个人向由政府投入重金的国防技术成果和国家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投资，并将这些成果向工业界扩散和传播。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许多私人企业廉价购买联邦政府的研究成果和军事成果。企业利用市场开发的优势，将这些成果商品化后获得商业利益，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参与全球性高技术产品的竞争能力。如，在目前快速成长的半导体技术、通讯技术和激光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因此，美国公司在许多工业领域能够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与国家的技术转化政策密切相关。
——民用技术向军用技术的回归。冷战后，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中心任务。国防任务驱动的研发经费逐年递减。为适应形势变化，维持美国在全球军事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政府设法在减少国防研发费用的同时，借用民用技术发展军用产品，以满足国防任务的研发需求。美国国防部提出利用民用技术研究和工业产品发展军事技术计划方案，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工业技术回归来源于核武器库存维护技术研究，即利用民用技术开发模拟核试验爆破的超级计算机。在全面限制地面核试验的情况下，美国为了维持在世界核武器技术的霸权，研发一种高速模拟计算机，利用模拟技术创造新的虚拟空间，开展在有限范围的核试验研究，即在和平环境下进行新一轮的核竞争。这种模拟核试验的超级计算机，并没有采用特殊的芯片技术，而是采用了普通的民用奔腾Ⅱ芯片，经并行联结创造出每秒万亿次的世界最高速计算机。众所周知，英特尔民用芯片是在任何一家计算机商店都可以买到的。
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双向转移政策也可以使政府研发经费的分配结构得到及时调整，社会的资金得到合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技术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技术回归策略可以使美国在一夜之间从经济霸主重新变成军事霸主。
推动技术转移、扩散和商品化的具体措施
据专家介绍，美国在推动技术转移、扩散和商品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
——扩大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同盟军。促进技术扩散，从民间吸引技术开发资金，是美国联邦及各级政府机构实施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研究机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开展广泛结盟活动（如国家研究机构与私人企业结盟和合作）推动各种技术资源开发和利用。通过建立结盟关系，政府一方面促进技术的持续发展，使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开发技术资源、挖掘资金来源，更新投资市场的观念，利用企业的市场开发能力等，高效率地开发技术导向型产品。
1980年，联邦政府为开发研究成果商品化的潜力，在科技政策立法方面作出重大举动。为了使企业获得联邦政府开发技术专利权，总统和国会实施政策导向，鼓励中小型企业创新，将工业发展引入技术发展的轨道。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社会闲散资金重新得到配置和使用，更多的企业可以投资开发那些靠政府税收资助研究与开发的项目，大力加快了联邦研发成果商品化的步伐。
——加强科技立法。通过立法推动技术市场化，是美国政府鼓励科技成果商品化的重要措施。《大学和小型企业专利申请法》和《技术创新法》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法案。
专利申请法允许国家实验室将联邦政府拥有的专利许可，租赁给企业和学校。这是因为，如果一项联邦机构的成果专利不是由政府独自拥有，而是被企业的竞争者拥有的，其他企业就不情愿投入时间和各种资源开发并将其技术商品化。
1980年美国出台国家技术转移法，该法案强调在国家研究与开发项目转化中投入资金的重要性，同时授权联邦机构与公司、大学和各种非营利性机构签署协议，由政府和协议的持有者分享国家的各种研究成果。当时美国还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支持商业和公众目的的创新法案。国家需要这样的法案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技术转化和联邦政府资源的利用。
技术创新法促使政府在商业创新中的角色更为广泛，同时也建立了第一个将联邦实验室重要成果向工业界转移的计划。该法案还明确指出，国家实验室有义务将国家拥有的技术成果面向工业界实现技术的商品化。许多国家实验室相继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选择具有商品化潜力的成果，并向工业界广泛传播。
——建立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政策支撑体系。90年代美国政策支撑体系对技术转移和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现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政策的导向影响力远远超过直接资金投入的作用。专家认为，这一点，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