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新论】
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利益平衡的逻辑与机制
张嘉昕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瑞典“企业－社会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独具特色，它由劳资集体协议制、“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雇员投资基金计划、失业治理以及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组成。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对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和维护劳动者权益起到了较好效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工会、企业三方的共同合作，且政府强管制的作用不容忽视。文章研究了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的理论基础，剖析其演变历程以及各时期劳动关系的特点与成因，和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分析这一模式利益平和的逻辑与机制，为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共享型劳动关系；利益共享；劳资集体协议制；团结工资；雇员投资基金计划
瑞典“企业－社会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独具特色，其劳资集体协议制、团结工资政策和雇员投资基金计划等对于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和维护劳动者权益起到了良好效果。它使瑞典长期保持社会经济相对稳定，尤其在经济危机中调和劳资冲突，促进经济复苏方面表现良好。2008年发达国家爆发普遍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劳资矛盾日益加剧，如日前发生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呈现出更大规模的蔓延趋势。而瑞典社会的劳资关系相对稳定，值得我们对这一模式进行剖析，为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的理论构成
（一）劳资集体协议制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中劳资协议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个人契约确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内容。由于资方势强，工人劳作环境恶劣，每日往往超过15 个小时且待遇很差。可见，这种“个人契约”是资方控制的单方面劳资协议，工人基本处于无权状态。1890年起，瑞典工业化进程加快，内燃机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推动了交通大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工人数量剧增并开始团结起来。但劳动者依然处于弱势，当他们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回应时，就会以消极怠工或罢工的方式进行抗争，以迫使资方同意进行谈判。1869年，斯德哥尔摩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后同资方签署了瑞典的首份集体工资协议。经过近30年的激烈斗争，集体劳资协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哥德堡铸工工会与资方的劳资集体协议（1896）和机械工业领域的《关于处理工人与雇主争端的规则》、《关于最低工资、计件工作、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等问题的规定》（1905）。这些协议不仅涉及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还界定了劳动关系的基本原则，如集体谈判成为协调劳资矛盾的基调。尽管雇主仍占强势，但劳资双方毕竟开始以对话方式协调立场。1906年，瑞典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达成集体协议，雇主方提出的“雇主有权自由地录用并解雇工人、领导并分配工作”和工会倡导的“工人结社权、集体协议权和工会会员不受迫害的权利”获得双方认可。这个“十二月妥协”意味着集体契约即劳资集体协议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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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毕竟无法根除，于“一战”后集中爆发。高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给工人造成苦难。1920年，当局建立了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但它无强制力和终审权，因而收效甚微。1928年，政府颁布《集体协议与劳动法庭法》并设立劳资纠纷法庭，这明确了合法维权与非法斗争的区别，开启了劳动关系协调的法制化路径。然而，“大萧条”随即来临，劳资冲突再次激化。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公债等政策外，将劳动关系协调作为重点领域，政府支持企业设立投资基金和资助工会设立失业基金。1938年，在社民党的大力推动下，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就工作条件、工人保障和劳资协调机制等问题达成“萨尔茨耶巴登协议”。由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市场咨询委员会，对雇主的特权进行了一些限制，确立了协调劳资纠纷的程序、方法等。这意味着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实现了法制规范化，使劳资合作成为可能。
（二）利益共享理论
1.团结工资政策。20世纪50年代起，工会联合会在集体谈判中推行“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强调工资额取决于劳动状况，如难度、危险系数、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安全度等，而非取决于个别企业或部门的利润率，从而实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雇员工资差别的总平衡。工会联合会要求的公平工资意味着“同工同酬”，这导致生产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促进优胜劣汰，使依靠低工资维系的企业退出市场。当然，一些企业破产会带来失业问题，总工会将有序组织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劳资双方对此都很支持。这使瑞典企业以较低的平均工资水平运营，从稳定了劳动力市场。总工会推动下的工人培训、技术改造等工作，促进了企业更新换代和提高出口竞争力。自1956年以来的谈判中，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工会又在推动技术革新和工人培训方面成绩斐然，瑞典劳动关系呈稳定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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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生（1914－1945）。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虽保持中立，但以出口贸易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仍遭受重创，不过相对而言，国民经济好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913－1929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9%，瑞典为2.3%。1929－1938年，当西欧陷入大危机时，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6%，仅低于德国。[3]然而，瑞典的经济发展模式毕竟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低迷打击了瑞典制造业，引发了失业问题。1922年初，全国失业人数为163200 人，1930年出现第二次失业高峰。[4]为提高生产率，雇主方倾向于雇佣知识文化和技能水平高的工人，但同时又压低工资、增加工时和削减福利。社民党与工会联合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工会联合会日后虽不再强制要求工会成员“集体入党”，但这成为一项重要传统。广大工会组织向社民党缴纳会费和募集资金，促进了它的发展。社民党于1932年成为执政党后开启了连续44年在朝的神话。社民党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支出和进行大规模社会救济。1925－1934年，政府为帮助失业者的公共开支达4.3 亿克朗；1933年的工作救济计划为48000 人提供了就业。[5]这形成了瑞典的高社会福利传统。工会组织获得实际参政的权利，在与雇主方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体协议制为瑞典劳动关系协调提供了制度约束，政府、工会联合会和雇主协会的三方谈判避免了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和雇主单方裁员减薪等问题。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即改善了工人境遇，也减轻了雇主方的成本压力，与集体协议制一同稳定了瑞典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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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业治理理论。面对“大萧条”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而非单纯的现金救济，是瑞典政策的重要特征。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提出了失业治理理论。代表人物厄恩斯特·威格夫斯（Ernst Wigforss）指出，消费和投资的萎缩引发了经济危机，政府要推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他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企业调动储蓄者的购买力以使人们工作，那么，民众的节俭将成为一种令人怀疑的美德。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经济萧条期间应该毫不迟疑地开拓公共工作机会。当私人企业在将储蓄用于工作方面表现出犹豫不决时，公共部门必须前进一步并指导人们将其储蓄用于工作方面”。[1]尔后，古塔·雷恩（Gosta Rehn）和鲁道夫·麦德内尔（Rudolf Meidner）提出雷恩—麦德内尔模型；它指出，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是充分就业、反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充分就业为重中之重，以高增长和低通胀维护充分就业与收入公平。这需要一种政策搭配，即包含限制性需求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团结工资政策、集体储蓄与投资政策的组合拳，对劳动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
1.影响利润。增值税与营业税的不同在于：营业税是价内稅，增值税为价外稅。换言之营业税的合同金额包括商品原价与应缴纳税额；而增值税的合同金额则将原价与应缴纳税额分开。因此，在会计核算时由于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从而影响账面金额，因此将会对企业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袭来，瑞典也被卷入其中。在“去管制”的呼声下，社民党逐步推行了削减公共福利、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政策。当金融管制于1989年被取消后，银行之间的竞争带来信贷快速扩张，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投机活动异常活跃。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蛊惑下，瑞典劳动关系协调发生转向，雇主联合会不再支持劳资集体协议制，而是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即降低工资来提升出口竞争力。雇主联合会还批判公共福利政策，反对以往的大规模社会救济，主张削弱各级工会组织的力量。1983年，瑞典工程雇主协会与金属工人联合会达成了一项单独协议，从而破坏了原有的行业内劳资集体协议制。国家层面的政府协调和协商职能发生弱化，行业和企业层面上的集体谈判机制兴起。这打破了原有的劳资平衡，劳资纠纷频现。1990年，雇主联合会决议退出劳资集体协议制，在第二年从大部分政府主导的谈判协议组织中退出，“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遭遇严重挫折。1990年瑞典的失业率为1.5%，可谓欧洲最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的国家，但这一数字在1993年升至7.7%。1991年的长期失业率① 瑞典官方长期失业人员的统计口径：24 岁以下失业4 个月以上或25 岁以上失业半年以上的劳动者。 为0.6%，至 1997年达到最高值 3.4%，以后逐年递减，至2000年下降到1.5%。[9]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是自30年代以来瑞典劳动力市场状况最差的时期。严峻的现实使政府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羁绊，重新加强经济管制，仅两年时间效果就得以显现。1994年起经济形势发生好转，这与瑞典的制度传统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方面：
二、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的演进历程
（一）萌芽与创生时期
1.萌芽（1850－1914）。瑞典工业化始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农产品的大规模输出对瑞典农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大量破产的农民涌入城市进行工业生产，城市化引发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1850年，瑞典诞生了首个工会组织，但以破产农民为主力的工人队伍组织性不强。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大机器生产使工人地位进一步下降，劳资矛盾尖锐。在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斯德哥尔摩木工协会（1880）成为瑞典现代工会组织出现的标志。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即社民党创立，其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工会组织。1898年，工会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宣布集体加入社民党，其章程宣布旗下所有工会组织应在三年内集体加入社民党，否则视为自动脱离总工会。成立宣言还规定，工会联合会五名常委中两位由社民党任命，社民党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在社民党和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政治选举权等进行斗争。工会联合会组织了数次大罢工，政府虽宣布中立，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1899年，当局颁布《奥卡尔普法案》对罢工“罪行”进行严厉惩罚。1902年，雇主联合会与瑞典冶金行业雇主协会成立并采取强硬措施反制工人运动。这进一步加剧了劳资矛盾，1909年30 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占全国人口10%），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罢工事件。斗争的要求也从单纯的提高工资和减少工时转变成为工会组织争取更多权利。年轻的社民党和工会联合会努力合作，为工人阶级谋利。
2.雇员投资基金计划。尽管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但瑞典的大资本垄断程度较高，即便劳资集体协议制使工人境遇得到改善，依旧无权参与企业决策。而团结工资政策对于那些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大型垄断企业的限制性很弱。面对这一局面，社会民主党全力支持工会联合会关于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设想。1975年，“麦德内尔方案”出台，其目标有三：完善团结工资政策；抵制财富过度集中；增强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影响和权力。具体设想是将企业部分利润（比例为20%），从雇主手中转为雇员的集体财产。这笔钱仍在企业中，由加入利润分享的企业提供同等价值的股份，转为雇员所有。
（二）形成与波动时期（1945－1976）
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经济恢复相对更快。科技革命推动了瑞典跨国公司的发展，瑞典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很强。1950 至1973年，GDP 增长率为3.73%，人均GDP 增长率为3.07%，远高于美、英等国。这为共享型劳动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结构的改变。1900 至1950年，白领工人从8300 增至189000 人，占工人总数的比重由2%升至15%。[6]工会组织的力量进一步壮大，社民党推行的失业保险、工作救济计划日趋完善，工人生活得到保障。1950年起实施的“团结工资”政策使工会联合会与雇主协会进一步走向合作，“同薪同酬”方案使工人不再通过罢工来追求公平工资，雇主的工资成本压力也减轻了，这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双方通过集体协商达成协议；工会通过购买企业股份，并通过征税从企业生产进步得到的超额利润中获取资金，工人有机会参与企业生产决策。工会的技能培训一方面提升了工人水平，另一方面又满足了雇主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劳资双方倾向于选择一致性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协调矛盾，劳动关系趋于稳定。
然而，这一局面被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滞胀”危机所打破。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60 至 1965年间的 5.3%，降至 1965 至 1970年的 3.8%，1970 至 1974年的 3%，1974 至 1977年的 0.3%和1977 至1983年的1.5%。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值仍低于2%。在此期间，社民党政府依旧坚持充分就业和高福利政策，加之税收的增长幅度低于公共支出的扩张速度，赤字财政现象日益严重。1950 至1960年，财政赤字为 6.5 亿克朗；1960 至 1970年，为 32.3 亿克朗；1970 至 1980年，达 429.1 亿克朗。[7]
接着，有学生围出图4，这也占2格吗？怎么说明它也占2格？学生自然地采用了图5的方式说明：原来，4格的一半也是2格（倍拼的方法如期而至）！
税收上涨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尽管政府要求雇主承担各类保险费用，但这些最终难免转移到广大劳动者身上；高福利政策导致了部分生产者的偷懒行为，旷工、怠工现象增长。财政赤字迫使当局增加货币发行量和举债，又加重了通货膨胀。工人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使企业成本上涨。瑞典以出口原料加工型商品为主，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工人罢工次数由60年代年均17.5 起升至70年代的142 起。工会联合会强调，以增加失业来克服经济危机是瑞典工会运动绝对不能接受的。1976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败北。对此，有学者评价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团结工资政策走得太远，工资差别缩减过多。“同工同酬”目标在实际操作中走向了“所有工作都同酬”，由此导致市场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利润过低，政府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负担过重。[8]
（三）调整与发展时期（1976－至今）
1.反思与调整（1976－2008）。自“萨尔茨耶巴登协议”（1938）签订以来，瑞典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劳资合作的典范，工会联合会的斗争目标是提高工人福利水平，而未触及分割资方财产权和企业管理权，这实质上是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框架下的相互妥协。1976年社民党的下台是既有方案问题的集中爆发，反对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大资本手中成为工人运动的新要求。① 新政府实行货币贬值和紧缩工资政策，这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其口竞争力回升，财政赤字缓解。但这种牺牲工人利益的政策措施引发了劳工运动升温。 社民党在反思后，大力支持工会联合会的雇员投资基金计划。但其他政党和雇主集团对此激烈反对，在1983年的议会秋季例会期间雇主联合会组织企业家进行了一次“进军议会”的游行来反对关于雇员投资基金计划的提案。这次25000 名雇主参与的示威活动是反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集会。但在社民党和工会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仍得以通过。这被认为是对“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的强力补充，成为发展经济民主和打破经济领域内权力集中的利器，并有助于创造出一种摆脱经济危机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方式。雇员投资基金使工人开始参与大企业利润分配，从而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2001）指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诸如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知”。社民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其党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导向作用。新党纲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的核心部分如利益共享、集体协议制等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前瑞典首相和社民党主席英瓦尔·卡尔松（Ingvar Carlsson）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2007）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在新党纲中，社民党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这阐明了社民党的执政基础。总工会和雇主总会代表的是劳资两大阶级，社民党始终与工会一方紧密联系，二者相互支持。两大协会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具体走势，但具体情况总体上统一在“企业－社会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之下，这保证了瑞典社会经济的基本稳定和劳动关系协调的相对平稳，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1978年，工会联合会与社民党的联合研究小组提出《雇员投资基金与资本形成》的报告，确立了雇员投资基金的第四个目标：增加投资资金，包括雇员投资基金、共同决议基金和特别发展基金；并对它们的组织形式和作用方式进行确认。1981年，联合研究小组提出《工人运动与雇员投资基金》，对在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细化。1983年，议会通过了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法案。法案对于组织机构、资金来源、基金的使用及投资收益最低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于1984年1月1日生效，雇员投资基金计划正式执行。
2.新发展（2008－至今）。2008年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使瑞典的海外市场遭到巨大冲击，瑞典GDP 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0.2%）。斯德哥尔摩股票指数于当年下跌了42%，这打破了1931年下跌40%的历史纪录，银行业股票跌幅高达60%－70%。失业率攀升，“至2008年2月瑞典全国就业率下降为64.4%，失业率为8%。此外，自雇就业人数减少了3.4 万人。失业率的增长涉及各个年龄段，16－24 岁失业率由2007年同期的19%升至24.8%。”[11]这给政府公共支出带来压力，维持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危机对劳资集体协议制影响最为明显，工会要求涨薪，雇主方不愿意涨薪，甚至想要缩减工资，经多次谈判均无法达成共识。工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迹象，代表蓝领工人、企业白领和政府雇员的三大工会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无法统一与雇主方的谈判步调。
首先，社民党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搭配形成了瑞典劳动关系的稳定状态，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但并没有完全放弃管制，尤其是坚持对劳动力市场调控，并长期保持同工会组织的紧密联系，尽力维护传统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行业和企业层面集体协议新模式导致劳资对抗加剧和企业用工锐减，雇主方不得已再次回到了劳资集体协议制，在政府的协调下与工人进行协商。1997年，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同意了“行业发展和薪酬确定”协议。它涵盖60 万工人，占全国正式合同雇工的17%，其目的是加强劳资集体协议制的执行，对劳资双方的协商规则和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了符合实际的细化。在此影响下，那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业确立了规范性的工资增长机制。[10]其次，工会联合会与社民党始终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具有发言权。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工会联合会的影响力虽被削弱，但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工会组织。瑞典可以迅速调头，源于工会联合会能够强力贯彻政府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强管制政策，从而稳定劳动关系。最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为经济复兴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高福利依托于高额累进税和大规模公共支出，这需要政府强管制和资本家配合，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使这种局面成为可能。尽管雇主会将高额税收的一部分成本转嫁劳动者，但从全局和长期看，劳动者能够从中获益。尤其是雇员投资基金计划落地后，工人开始参与利润分享，并对企业运营具有了一定发言权。这带来生产积极性的提升从而抵消高福利下一部分人“偷懒”和“搭便车”行为。并且，在经济危机时期，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避免广大工人陷入贫困。在社民党政府的强管制下，使高税收和大规模公共支出同时推进，这在其他发达国家很少发生。此外，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94年，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设立，并制定了瑞典于2010年在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世界领先的目标。政府对中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从而在信息技术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为维护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政府大力进行宏观调控。2008年12月，当局宣布在三年内投入约230亿瑞典克朗（约28 亿美元）实施“就业与再培训”计划。2009年伊始，实施对雇主实施最多延迟一年缴纳雇主税和社会费的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就业；鼓励大学生继续攻读学位，为尚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多种培训。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指导，对12 家存在高管浮动工资的国有企业（全国共53 家国企）要求其董事会重新审议工资方案；并限制金融领域业的分红奖励。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劳动关系趋于稳定，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基础。2010年，瑞典的GDP 增速达5.5%，尔后保持在3.9%水平（2008年前的十年年均水平）。2011年实现104.7 亿美元的财政收支盈余。[12]
2012年起，瑞典社会经济进入新一轮稳定发展期，近五年失业率未超过8%，计划2020年降至7.5%。这为劳动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支持。当前，瑞典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外来移民的就业问题。2016年，约16.3 万外来移民的就业率仅有58%。如何平衡外来移民与本国居民的就业竞争成为新课题。外来移民并不能享有本国居民在就业和福利保障优惠，且技能水平低，唯有自降身价来获得工作机会。社民党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将外来移民纳入到劳资集体协议制和就业保障体系当中，以消除影响共享型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老福的母亲为成为儿子的助手而兴奋不已，这几天老是睡不着觉，老福一回家，她就拉着儿子打听事情的进展。出院第四天，老福终于给她布置任务了，叫她去把小宋请到家里来，理由是商量如何执行委托书。
三、总结与启示
瑞典“企业－社会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由劳资集体协议制、“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雇员投资基金计划、失业治理或就业支持以及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组成。这一劳动关系模式的构建与长期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密不可分，它的平稳运行离不开政府、工会、企业三方的共同合作。实践证明，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始终坚持其理论内核，并依据客观实际进行相应调整，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将劳资集体协议制的权力下放到行业和企业层面，但很快进行了调整，在90年代回归传统加强管制，依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灵活应对，调整“同工同酬”政策，允许弹性工资和收入差异，来保证劳动积极性；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各类就业扶持计划，可以说，政府对共享型劳动关系的调整总是在传统框架内进行，没有影响到制度内核。并且，对劳动力市场管制始终与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相搭配，又通过雇员投资基金计划来提升劳动者在利润分配和生产决策方面的参与度。尽管国际形势变化莫测，瑞典始终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重视科技创新、教育和劳动者技能培训，来提升劳动力素质以适应客观需要，也减少了失业量。总之，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国家既融入全球化进程又能够保证自身特性。基于此，瑞典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平稳，成为2008年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中恢复较快的国家。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瑞典难以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样处于危机、调整、复苏和再次危机的历史循环。当危机来临时，高社会福利所依赖的公共支出上升与企业高税赋成为点燃劳资矛盾的导火索，从而打破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平衡状态，破坏共享型劳动关系的运行（社民党于1976、2007年的两次竞选失利）。当前，新自由主义侵蚀、工人阶级内部分化、逆全球化和外来移民问题成为社民党政府（2014年后再次执政）构筑的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的主要敌人。
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可以为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首先，团结工资政策和雇员投资基金计划所体现的利益共享理念值得借鉴。利益共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内外学术界对利益共享有多种解释，但一般认为利益共享体现为劳动成果分配上的共享，可以视为对利益共享的基本解释或狭义界说，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正是体现了这一层面的利益共享原则或物质内容。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所涉及的利益共享，不仅包含狭义界定，还包括对生产过程的共享，这就是工人民主参与企业决策和工人自我管理。因此，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要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促进劳动者民主参与企业管理两方面同步推进，唯有如此，才能切实解决当前部分行业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实现工人体面劳动与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关系动态均衡。
其次，瑞典的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包含着具体的就业支持和失业补偿措施，在多个层面对工人进行知识技能培训，以提升劳动者素质；并对失业者给予高额补偿和福利保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具体国情，这种高福利社会保障对我们并不适宜。但可以借鉴其某些具体做法，建立完善的公开登记失业和失业保障体系来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实际，使政府宏观调控有的放矢。形成失业者再就业的促进机制，政府、工会和企业都能积极推进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使其更符合企业用工需求；而劳动者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自身劳动技能提升以及自谋职业的可能。继续推行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如社会保险法等。
为“做强茅台酒，做大系列酒”，2014年12月，茅台集团把酱香系列酒单独从销售公司的部门中划拨出来，成立独立的营销体系，酱香系列酒销售实现独立经营、核算、激励的运营模式。自此，作为占据“33”部分的茅台酱香系列酒，不再是茅台弱小的业务板块，而是和茅台酒一样，成为了推动茅台这辆战车驰骋酒业市场不可或缺的双轮之一。
最后，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模式构建了一个力量平和机制。工会组织、雇主协会和政府强管制形成三方协作，这不仅是瑞典劳动关系相对稳定的基础，也是面对经济危机时保证不发生剧烈的劳资冲突和使社会经济较快恢复的重要依据。瑞典的工会覆盖率居发达国家之首，工会联合会与雇主协会作为劳资双方的利益代表在政府强管制下进行谈判。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层面体现为利益协调。诚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关系在利益协调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但瑞典共享型劳动关系的三方协作利益协调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参考。尤其是瑞典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强管制的政策传统值得注意。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各级工会组织建设，强化政府在劳动关系领域的管控职能，从而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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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4－0014－07
收稿日期： 2018－12－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创新与国际比较研究”（16YJC710050）；吉林大学劳动关系专项研究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关系协调模式分类研究（2018LD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实践研究”（15ZDC005）
作者简介： 张嘉昕（1981－），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责任编校：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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