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新探索_后现代主义论文

高度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新探索_后现代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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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现代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形式就是现代化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研究是狭义上的发展研究,发展研究包含了现代化研究。更进一步说,发展研究则是狭义上的社会变迁研究,因为社会变迁可以划分为积极的社会变迁和消极的社会变迁两种主要类型。积极的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发展,其中包含了现代化这样一种有计划的、积极的社会变迁。

现代化理论自诞生至今,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现代化理论的产生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这是被正式称作现代化理论的学术领域问世并迅速发展的时期;第二,现代化理论的修正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这是现代化理论接受批判并经过自我反思而不断修正更新的时期;第三,现代化理论的晚近探索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是现代化理论在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所提出的问题而做出最新探索的时期。前两个阶段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是一种研究准备或正在进行现代化世界状况的理论①,而第三个阶段理论的关注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现代化目标之后的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或者说是研究已实现现代化世界状况的理论。本文所称的高度现代化理论(high-modernization theory)就是指第三个阶段的现代化理论。

进入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出现的许多特征,早期的社会理论和经典现代化理论都不能加以解释,因此,引起了许多学者进行探索并提出诸多新的理论形态。较具代表性的有:达伦多夫(R.Dahrendorf)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学说(1959年)、莱恩(R.E.Lane)的知识社会学说(1966年)、贝尔(D.Bell)的后工业社会学说(1973年)、利奥塔(J-F.Lyotard)等人的后现代主义(1984年)、英格哈特(R.Inglehart)的后现代化理论(1997年),以及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社会等学说,其中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社会理论中的后现代论争,它们促成了某种关于高度现代化世界发展问题的新的理论形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些理论形态的推动作用,使得作为现代化研究最重要成果表现形式的现代化理论从经典现代化理论阶段进入到了高度现代化理论阶段。高度现代化理论既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理论系谱中的一个新阶段,又可以看作是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重大区别的一种新形态。

一、高度现代化理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任何理论思潮的出现,在实质上都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变迁的一种表征。就高度现代化理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是最不容忽视的。

1.社会基础层面: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贝尔在1959年就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一次研讨会上他首次使用了“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当时贝尔强调的主要是生产部门的变化以及从一个生产性社会向一个服务性社会的转变。在1962年《后工业社会:预测1985年之后的美国》一文中,贝尔探讨了智能技术和科学在社会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这是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在1966年《普通教育的改革》一书中,贝尔强调大学和智能机构成为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在1973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根据社会的经济技术结构,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初民、农业、工业、后工业等阶段。他研究工作的主要旨趣在于重建社会学理论,以解释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

在贝尔看来,1945~1950年是后工业社会产生的时期。其主要的象征性标志有:1945年原子弹的诞生,产生了利用核能的潜力;1946年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试验成功,并得到迅速掌握和广泛运用;1947年维纳(N.Wiener)出版了《控制论》一书,阐述了自我控制机制和自我调节系统原理。如果说原子弹证明了纯物理学的威力,那么,计算机和控制论的结合则开辟了通向一种新社会物理学的道路,即通过控制论和信息传递理论构成一套技术,建立一个安排决策和选择的整体系统。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这一具有广泛概括性的概念,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经济方面: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和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创新与进行决策的源泉;(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进行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已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力。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后,都将从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可以预言,在21世纪,后工业社会将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呈现的基本特征。

2.文化背景层面:后现代主义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生的急剧而不确定的变迁,在文化思想领域引起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并且风靡一时。“后现代”② 这一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后来(就其主要智识动力而言)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尼采(F.Nietzsche)、海德格尔(M.Heidegger)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达到了顶峰,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掀起了一阵20世纪晚期世界学术思想领域的巨大波澜,尤其是引发了一场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随时间推移,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并因此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地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一些原有学科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也许此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3.知识动力层面:社会理论中的后现代论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社会理论领域,回应后现代主义所提出挑战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大论战。就社会理论中的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如鲍德里亚(J.Braudrillard)等。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地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而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如鲍曼(Z.Bauman)。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他认为,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重任落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鲍曼提示了这样一种困境: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三是坚决反对后现代性的人,如哈贝马斯(J.Habermas)。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大将们展开了论战,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坚决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自启蒙设定方案以来,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解决现代性病理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地否定理性化,而是应该重构新的理性方案。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某些后现代社会型构的人,如吉登斯、贝克。吉登斯认为,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然而,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即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状态。同时他指出,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的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生长。因此,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特征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他们的思想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理论的认识,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理论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中一个突出事例便是,试图超越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Lash)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范式。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它对社会理论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理论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引起了社会理论家重新审视和构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理论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促使社会理论的思考重返社会哲学层面。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理论,鉴于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向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理论提出了一次深刻的挑战。如何解决现代性病理问题,如何对现代性做出更具未来取向的定位,已成为晚近时期社会理论中最受关注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二、高度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说

本文所谓的高度现代化理论,是指在现代化研究领域或现代化理论系谱中出现的、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取向有所区别的理论潮流。正如吉登斯不愿意采用“后现代性”概念而创用了“高度现代性”或“晚近现代性”的概念来描述晚近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一样,本文所称的“高度现代化”,其意涵在极大程度上相当于“高度现代性”。与经典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同,高度现代化理论则重点关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简言之,“高度现代化理论”一词用来表述对于晚近时期发达世界的变迁状况进行研究的理论形态。高度现代化理论具有诸种形式,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1.后现代化理论

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英格哈特。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是非线性的。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发展的基本方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已发生了变化,而且,其正在发生着变化以至于被称作“后现代化”而不是“现代化”显得更为恰当。现代化首先是一种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得以增加的过程,即它通过工业化增加经济能力,而通过科层化增加政治能力。现代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因为它能使一个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所表现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领域普遍而深入的理性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一种从传统的、通常是宗教的价值观,向着法理的价值观转变。但是,现代化不是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发达工业社会的出现导致了基本价值观的另一种根本不同的转变,即不再强调作为工业社会特征的工具理性。而后现代价值观变得盛行,从而引发了各种社会变迁。

英格哈特指出,由于后现代化这种社会变迁,一种新的世界观逐渐取代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支配着工业社会的观点,反映了人们所缺乏的生活中的一种转折,正在使支配着政治、工作、宗教、家庭和性行为的基础规范发生深刻转型。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导致了两种后继的轨道,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虽然它们两者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后现代化代表了与表征现代化的信念所不同的信念相联系的发展的一种较晚近阶段。这些信念体系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或社会变迁的结果,而且还以交互的形式塑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并且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塑造。在后现代化阶段,社会发展的中心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提高生活质量、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英格哈特对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主要发展内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核心社会目标是在一种稳定的国家经济中生存,个人价值观表现为对传统宗教和社区规范的遵从,而权力体系的实质是传统权威;在现代社会中,核心社会目标是经济增长最快化,个人价值观表现为对成就动机的追求,而权力体系的实质是理性和法律权力;在后现代社会中,核心社会目标是人类幸福的最大化,个人价值观表现为后物质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而权力体系的实质是同时重视法律和宗教权力。

2.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贝克指出,他所谓的第二次现代化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历史分期学说,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当第一次现代化进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便开始了第二次现代化,而第一次现代化所形成的基础从此全都沉没消散,人们生活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对于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解需要全新的理论概念,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够达成。

贝克指出,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民族-国家社会;第二,大型组织社会或集体性社会,有时能看到的个体化过程与分化过程也都发生在既定的集体性之中;第三,社会与自然的明确区分,第一次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与自然之间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作为无限资源的自然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前提,自然作为纯粹陌生之物的概念,与社会相对立并受到控制;第四,第一次现代化的社会最终是劳动社会或充分就业社会,因为社会及其成员都是由劳动就业的状况来界定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其所从事的劳动。

贝克认为,从第一次现代化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是以非政治的方式进行的,并非一蹴而就,似乎是副作用所引起的变迁。

在贝克看来,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人们关于社会“集装箱”的观点由于内部和外界全球化进程而成了问题;第二,由于个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于既定的集体性范畴的依赖进一步减弱,而第二次现代化的标志是某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第三,由于科技加速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出现,使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变成了问题,长期以来被纳入工业化进程中的自然之物正凸显危机,这些危机在社会化进程中被提出来讨论,表现了一种独立的政治活力,这种进程即所谓的风险社会或世界风险社会;第四,资本主义、尤其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动力,即借助通讯技术与信息技术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侵蚀了劳动社会这一概念,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社会中,劳动已不再是惟一的意义所在,对其成员来说,劳动已不再是惟一的经济生活。[1] 17-21

3.自反性现代化理论

贝克、吉登斯和拉什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创建者。他们指出,提出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试图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后学术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进行一种超越[2] 7。

贝克指出,自反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正如其形容词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样)并不是指反思性(reflection),而首先是指自我对抗性(self-confrontation)。现代性从工业时代到风险时代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无形的、强制性的,它紧随在现代化自主性动力之后,呈现潜在副作用的模式。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和再嵌入,而自反性现代化则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和再嵌入。

他认为,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这种冲突明显地区别于在现代化自我反思意义上知识和科学化的增加。因此,他们把非自主的、不受欢迎的、无形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称为自反性(reflexivity),以区别于反思性(reflection),并与之形成对照。而自反性现代化指的是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其制度化的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的经典前提可以简化为这样的基本命题:社会越现代化,能动者(主体)越能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能据此改变社会状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则可粗略地表述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受到消耗、消解、改变和威胁。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这是最鲜明的区别点[2] 223-224。

贝克把简单型现代化与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状况和理论的区别点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生活状况和社会结构上,大型群体范畴和阶级理论在根本上区别于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个性化(和偏激化)理论。第二,行为自律领域的功能区分问题,被相互区分的亚系统及其沟通编码的功能性协调、网络和聚合问题所取代。第三,从最初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对进步的信仰,其典型特征是对线性模式和对控制的确信,现在被处于工业现代化权力中心的理性基础和合理化形式的自我修正、自我危害和自我消解的多元化、多层次辩证形象所取代。原因在于,不确定性通过自主性现代化的胜利以不可控制的副作用形式回归了。第四,简单现代化把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定位在工具理性范畴(即反思性)之中,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存在于副作用(即自反性)之中。无形的、未经反思的、外在化的事物扩大了结构性断裂,这种断裂分隔开了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分隔开了工业社会与目前和将来的新现代性。第五,作为划分政治的空间性比喻,左与右的两分法已和工业社会一起为人们所接受,但目前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理论冲突正在超越左与右。这些冲突可以从确定/不确定、内部/外部、政治/非政治等坐标系和两分法中加以把握。把这些问题放在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给以思考,将来应成为研究和争论的基本对象。[2] 231-232

极为重要的是,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是通向新现代性之路。现代性并非只有工业社会这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多种可能性,这便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做出的回答[2] 31。

贝克指出,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目的,首先在于让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社会学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这样便可以开拓出对于不同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前提、联系和道路进行世界主义讨论的空间[1] 20。

三、结语

任何社会理论形式在实质上都是具体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产物。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重要的具体形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知识动力。因此,当这一切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相应的理论形态也就会自然地产生了。

高度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体现出几个层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对晚近西方发达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和新趋势的一种理论反映;第二,它是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有关社会思潮的一种积极回应;第三,它既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超越,同时又是对现代化研究领域的一种扩展。

经典现代化理论形态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高度现代化理论形态则处在起步之初,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入了另一种轨道。这种现代化理论多重形态并存的局面,从一个独特角度表现了当今时代的多元现代性或复合现代性特征。

尽管作为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学术研究领域,经典现代化理论也关注现代化的取向、路径和模式等宏观层面,但是,经典现代化理论更丰富的内容是关注现代化进程的中观甚至微观层面,如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心理现代化等等。

而高度现代化理论则更多地从社会的未来取向、新质增长和未来态势等宏观层面来关注人类社会变迁的趋势。诚然,由于高度现代化理论诸形式产生的时间不长,还缺乏充分的知识积累,也由于高度现代化是一项更复杂的工程,预测未来是一件冒险的工作,所以,高度现代化理论的实质内容方面还不够丰富并且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此外,这些理论形式更多地还只是表现了描述、解释和预测性的功能,还较少表现建构的功能。这使得许多理论家为之殚思竭虑。而高度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正是这种关切和思考的一种表达形式和初步成果。

现代化事业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快行道,尽管这条道上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两个世纪以来的人类现代化进程表明,现代性的理想图式在具体化为社会现实结果的过程中表现了许多的缺憾,但是,这种问题的症结更主要地是出自人类的实践领域。解决现代化病理问题、朝向更合理的社会建构的基本途径在于重建现代性,从社会理论的视野来看,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审视和构建现代化的一些基本前提。而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能够在这个方面扮演一种重要角色。

注释:

①在现代化理论研究领域,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理论也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但是,本文把它理解为狭义上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而本文所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适用于广义上,实际上包括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

②后现代主义产生于西方。后现代(postmodern)是20世纪中叶在西方艺术、建筑和文化等领域兴起的一种思潮。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带有较明显的否定和解构的倾向,而晚近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表现出了较多的建构性倾向。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但是,关于“后现代”的时间分界问题,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是一种文化思潮,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有的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阶段称为“后现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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