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学术论文,关系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8－0029－08
刘大年曾是“根据地”的一名战士，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著名史学家，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刘大年早年受到家乡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战争的洗礼，从学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塑造和亦学亦官身份的驱使，其学术研究时刻关注现实变化，关注意识形态需要。有学者称他是“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①。刘大年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始终坚信“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与政治无关的历史书。重要的历史书总是要直接间接反映当时的政治观点。比较有系统的历史书一向是政治教科书。”② 在阶级斗争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20世纪50、60年代，刘大年多次强调并实践了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治史理念；在思想活跃和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交锋的80年代，他始终站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前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代言人”；在“国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90年代，他又一次站到理论和意识形态斗争前沿，成为一面旗帜。
在如何把握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仍然是困扰学界难题的今天，笔者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著述，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于理解意识形态之于学术研究的正面价值及其价值的实现，或有一定助益。
一
回望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从一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活动之时，他就十分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侵华简史》是刘大年第一部学术著作。这部著作从选题、撰写到出版，是在反对美国企图通过扶持蒋介石政权达到控制中国、重新殖民中国的背景下完成的。用刘大年自己的话来说，研究美国侵华史，在“当时也是一种革命斗争的需要”③。撰述的目的是通过揭露近代以来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唤醒民众，认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反对西方、反对美国霸权一直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因此，《美国侵华简史》初版后多次再版，《人民日报》全文连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侵华简史》的出版连同它在反美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确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学术定位，决定了他此后50年的学术研究的旨趣和方向④。围绕反美政治斗争主题，刘大年又先后发表了《一八七四年美国与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简记》、《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台湾一千七百年的历史》等，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著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台湾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从1956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历史研究活动很多时候是与政治运动互动，而且也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许多时候常常相互交织与渗透，“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那样⑤，史学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潮，在不同的时期，有时这种史学思潮占上风，有时那种史学思潮占上风，而且也“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这不仅表现在某个或某几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而且几乎表现在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刘大年虽然在当时不是最突出的一位，没有像郭老、范老、翦老等老一辈史学家那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他的确是“活动在研究战线最前沿”⑥ 而且年轻有为的历史学界的人物，政治的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运动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刘大年的学术研究中。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历史学界的表现是对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等人的错误批判，这是十年探索中，历史学界掀起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翦伯赞、刘大年领导了这次反“右派”斗争，翦伯赞发表了《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刘大年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1日）发表《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加了这一运动并表了态。他们都基于对当时阶级斗争政治形势的判断，发表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观点。然而，他们当时的确自认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经陷进“左”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继1957年对雷海宗等人的错误批判之后，历史学界为响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展开对尚钺“修正主义”的批判。《史学月刊》1960年第5期《关于史学界批判尚钺修正主义观点的报道》归纳了尚钺的主要错误表现：第一，宣扬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第二，主张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应该“调和”；第三，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曲解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第四，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直接对立；第五，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随意曲解历史记载和马列主义经典外，尚钺还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历史比较法”。这些对尚钺观点的批判，有不少内容都可以从刘大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的演讲中找到它的源头。1958初，刘大年应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主持的“历史问题讲座”之邀，在北京大学作《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的演讲，并将演讲内容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刘大年的这篇文章对尚钺本人造成了严重伤害，有学者说：“由刘大年和黎澍的学术批评，最终演化为影响全国的政治大批判，这给尚钺本人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⑦ 然而，在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刘大年对尚钺的批评无论是从出发点还是从归宿来看，他都是在想真诚捍卫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决不是有意将“尚文”作为“祭品”置于祭坛之上。但是，在1958年“史学革命”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此文于客观上，在从学术批判演化成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又的确起了助推作用。
当学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错误的思想意识形态必定阻碍学术发展，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往往又能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大跃进”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开始纠正过去“左”的做法，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随着政治路线的调整，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反思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从1959年初开始，史学界以对曹操的评价为契机，揭橥对1958年以来“史学革命”的全面纠偏，反教条主义风气一时勃兴。在以反教条主义风气主导下，中宣部发起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召开了“文科教材编写会议”，确定了大量的历史教材编选计划。文科教材会议是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的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会议。这次会议制定的计划，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在“纠偏”的过程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发表了充满历史主义色彩的文章，这一时期，刘大年发表了《论康熙》长文。刘大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康熙以及清朝初期的历史，在肯定历史上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的同时，客观地评价了康熙以及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及其应有的地位，此文被后人看作研究清史的一篇范文，享有极高声誉，戴逸曾坦率地说：“《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⑧ 另外，对于刘大年来说，这一时期，主持编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成为中国近代史编史学上一项重要成果，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同范著《中国近代史》相比，刘著明显增加了经济、文化、思想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体现了一种新气象，从当时的史学环境来看，难能可贵，足可称道。“文革”后期，《中国史稿》在郭沫若的领导下扩充改编，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编撰完成后，经郭沫若同意，刘大年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此书虽然大体上仍采用《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旧框架，但是却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各章节的内容，主要部分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史料大为充实。
然而，上世纪60年代初政治上对“左”的路线的纠正是短暂的，历史学领域的“纠偏”也是短暂的，不久，“左”的史学思潮又开始膨胀起来。“文革”开始后，“左”的史学思潮被极“左”势力利用，成为他们达到政治目的工具。“文革”期间，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历史研究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严重错误，历史学领域已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可言了。
二
1976年“文革”结束，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的确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从“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中国历史又重新迈上向前发展的正道！
与政治方面的“拨乱反正”同步，历史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掀起了揭批“四人帮”之“影射史学”、反对历史研究中僵化和教条之风的高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来面目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史学界和理论界也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现象：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阶级斗争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提出要“回到乾嘉去”等。唯物史观派史学内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发生了内部冲突。作为一直走在意识形态前沿，一直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发展的刘大年，并没有像他同时代的不少学者那样，对自己过去的治史观念和作业方式做出深刻反省和调整。在严格区分史学的政治功用与“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他对史学服务政治的价值观念没有动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刘大年就注意同各种在意识形态领域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风气进行斗争，成为这一史学倾向的“有力代表者”。
1980年初，刘大年在日本讲学，针对当时出现的几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反驳。他说，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并把那些公式视为绝对不变的教条。很明显，这些所谓的“抽象的历史公式”、“绝对不变的教条”，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学说，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持这些观点的人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刘大年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他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缜密、最深刻的研究，凭借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证实了这个结论。”而且，现在，这一“科学思想如今已经变为现实。因此，资本主义的衰亡，社会主义的出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赞同与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矗立在世界上的客观现实。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一样。”
针对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但是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刘大年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切都要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正确，不是指个别事例，是指它阐述的科学世界观，彻底地揭示出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复律”。只要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没有消灭，没有改变，那种社会历史的“重复律”就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掉它的指导作用⑨。在“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⑩ 不仅如此，而且，刘大年还进而提出如何看待无产阶级领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这些人，他们是革命家、科学家，不是神。……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正确，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它的理论在革命的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人并没有把真理说完。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人把真理说完。客观世界的变化没有尽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没有尽期。每门科学要发展，都需要用新的成果来不断丰富、充实自己。不然，它就停滞不前，没有生命力了。马克思也是这样。(11)
在这里，刘大年明确提出应该和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这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1983年，是哲学界、文艺界、史学界各种思想激烈交锋、非常活跃的一年。自80年代初期开始，在哲学界、文艺界掀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发展到1983年已进入一个高潮。这一年，大概也是刘大年思维最活跃、发表学术文章最多的一年。他先后发表《学习郭老——在中国史学会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郭沫若与哲学》（《人民日报》，1983年6月13日）、《论领袖与群众》（《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坚持史学领域批判历史唯心论的斗争》（《光明日报》，1983年11月5日）、《谈历史》（《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6日）等文章。
从这些文章内容看，刘大年的确像一名“战士”，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坚决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文集中阐发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他说，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问题上的确存在模糊的观念。他说，现在“历史刊物中翻案性的文章相当流行。拿中国近代史来说，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存在意见分歧，都在讨论和争论。这里面有思想活跃，认识前进，克服过去那种简单、教条的一面，无可否认，也有认识反复，否定以前的研究中比较正确的、合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面。”(12) 新的各种“过时”说处处违反历史，违反现实，刘大年强调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据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1983年10月，中共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明确提出思想战线要“清除精神污染”。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清污”号召，《光明日报》编辑部以“高举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主题，邀请首都理论界文艺界部分同志召开座谈会。刘大年作了题为“坚持史学领域批判历史唯心论的斗争”的发言。他说：“历史遗产有精华，有糟粕，研究工作有唯物观点，有唯心观点。传播糟粕和唯心观点，都可以造成精神污染。历史研究中解决这个问题，要靠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拿起学术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坚持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研究者，有关的报刊编辑同志，应当勇于负起自己的责任，以党中央关于清除污染的号召为新的起点，把历史学领域批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懈地、长期地进行下去。”(13)
“清污”开始后，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受到质疑。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进行权威性批判。胡乔木明确指出，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实际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为的思想武器。胡乔木要求思想战线上的同志积极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争论(14)。有学者评价胡的讲话说，事实上，胡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从错误的学术思潮推向错误的政治思潮”(15)。为响应胡的号召，刘大年在《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和同年《瞭望》第8期分别发表《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及《异化与历史》两篇文章，从分析历史前进动力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刘大年认为异化问题的讨论，与历史研究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性和人的异化？事实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发现并证明这一问题：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是表现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异化史观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人性支配历史论”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16)。
起因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热”，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热”。各路学者围绕着当时中国文化的取向问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见解，如传统和现代化、全盘西化和抵制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走向世界、民族“寻根”等等。客观地说，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有力冲击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旧有的传统观念与运行机制跟时代发展不相适应，并且矛盾愈益突出的反映。于是，如何建设一个更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新文化体系，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此，近代史以来的“中”、“体”、“西”、“用”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成为文化讨论的焦点(17)。
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种学说和主张纷然杂陈，如“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批判继承说”、“推倒重建说”等等。其中全盘西化论与儒学复兴论是当时两大主要阵营，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从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的主要观点及其推演来看，它们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严重挑战，引起理论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应。为回应这一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1986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搞好这项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成败的大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1987年初，中央又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年3月5日，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意从学术研究角度回答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
与胡绳《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相呼应，刘大年在同年《瞭望》周刊第8、9期连续发表《历史否定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对“全盘西化”观点作了详细批判。刘大年指出，现在有些人提出“全盘西化”问题，绝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地理概念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概念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东方与西方思想学术异同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的概念问题。
东方和西方，东学和西学，不是横的关系，而是纵的关系；不是地理上的东西之分，而是不同历史阶段高下先后之分。西方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东方，即中国，代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就要求人们弄清一件事：不要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并以此应用于社会生产。西方化就截然不同了。西方化指的是把中国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怎么样，中国就“化”成那个样子，越彻底越好，简而言之，也就是后来有人所高唱的“全盘西化”。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今天有人对这内容不同的两件事看去含含混混，以为不足争辩；而中国前人并不那样，知道它们泾渭分明。前人在采用现代化生产手段、摆脱国家落后贫穷的问题上，没有以死相争的，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态度就根本不一样了。这恐怕是现在议论“全盘西化”的人所未曾想到过的。从中国近代史上看，共有三种不同的阶级，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他们态度非常明确，可以采用外国的科学技术，但坚决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第二种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言论家，这种阶级势力从康梁主张“变法维新”到孙中山实行“排满革命”到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他们对待西方的这几种不同经历、态度，既表现了系列顺序，又表现了不同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不同经历，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要向西方寻求富国裕民的真理，此路绝对不通；第三种阶级势力是中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西方抱的是分析、批判的态度。他们学习西方，是学习西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指出社会发展最新阶段的学说，即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这三个地位不同的阶级，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包括“全盘西化”说，经过反复摸索，最后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通了。因此，刘大年指出，现在再提出“全盘西化”，既“无历史根据，也无社会根据”。历史否定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
论证中国不能实行“全盘西化”之后，刘大年又针对当时有人提出中国是一个保守的民族的错误观点反驳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中国不是闭关锁国的国家，中国人民不是保守的人民。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学保守性很大，它是停滞社会的产物，不能不那样，但中国社会历史并没有因此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到底前进到了今天的样子。”现在中国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西方有用的东西如科学技术、有价值的学术思想的拒绝。我们的态度是“对于科学文化，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都应吸收过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18)
刘大年此文观点鲜明，论证深刻，并且是在当时站在舆论前沿的刊物——《瞭望》周刊上发表，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在理论界和史学界受到广泛关注。
1980年代末发生的“动乱”对中国政界和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影响。痛定思痛，这场动乱促使刘大年进一步思考如何从历史上回答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不久，刘大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说历史的选择》一文，指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特别是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也就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开始。”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是三四代先进的中国人，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苦斗，处处碰壁，国家处境每况愈下，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他们被迫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改弦易辙，作出选择的；第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的；第三，是大多数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空前提高了觉悟，群起参加选择的。不仅如此，刘大年还指出，近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基本认识：一个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各个社会阶级、各种社会势力之间长期反复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单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去解释，永远也讲不通。共产党的愿望因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才得到了实现；再一个认识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历史选择的继续(19)。
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挫。刘大年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现象必将给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带来严峻的理论挑战：社会主义还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先进阶段？它的前途和命运如何？中国会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存在发展的理由是什么？苏联解体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大约到1993年初，刘大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逐渐成熟起来。
1993年初，学术界召开“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会议，在发言中，刘大年从事物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或特殊性关系入手，重点强调事物发展的特殊性，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说，任何国家历史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发展也不例外，只有准确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认识，才能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在刘大年看来，中国不仅古代历史就与欧洲国家不同，而且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也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定根据之上的。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苏联瓦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挫折，但它并不能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跃进。”苏联解体与自身的体制有关，“社会主义是科学，与科学无缘的体制与路线的失败，不足为怪。不能因为苏联不行了，就推论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飞跃，就推论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先进性了。”“不同国家民族在不同时期受环境条件影响，变化无定，彼此不能类比”。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历史从来都没有直线进步的发展，“一个进步的社会，同时也可以变成退化的社会，反过来也是一样。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世界历史处在经常的发展变动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仅要从世界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更替的大趋势、大方向来认识，更要从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行程、特定的内外环境条件来认识。他强调说：“不是别国没有经过的中国就不能经过，别国不存在的中国就不存在；或者凡是别国经过了的中国就一定要经过，别国存在的中国就一定要存在。”(20)
刘大年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的生命力与具体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兴衰没有必然联系。那种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那几个政权塌台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塌台了”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相结合，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状况，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而是指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思想领域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前者靠科学思想掌握群众，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物质的力量，就属于那种状况。后者不同，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并存，从外面加进来了一层它原来所没有的权威成分，那就是政权的权威成分。政权的权威，一方面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现实矛盾，又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加诸科学理论之上，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鱼龙混杂。这不能不给科学思想体系的阐发、运用带来困难。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状况，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存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也存在。
刘大年强调说：
今天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这个论点，其前提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两种不同状况，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独立地位，而把它同政权视为一体，一而二，二而一。他们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政权的生存能力，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能力，某个政权的命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命运。
因此，依据某几个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客观地说，在这里，刘大年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处“社会环境”和“在思想领域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区分为两种不同状况，在反击那种借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垮台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如此，刘大年还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社会主义制度出现的先后顺序角度进一步指出，那些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一定完结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前，社会主义政权出现在后，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主义在后来成为官方哲学的地方地位改变了，不等于它作为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世界资本主义一天存在，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那个部分的生命力就会一天继续下去。
刘大年接着强调说：“政权的权威是一回事，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科学学说又是一回事。政权就像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所看到的那样，往往变幻无定，而科学学说则要在人类的生活中长久显示它的功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职志的论者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抛了出来，以为是掷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其实那种论据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炸弹最终只能炸到他们自己的头上。”(21)
与“全盘西化论”相对，新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学的兴起从另一个侧面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从90年代开始，理论界和学术界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同新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学的论战。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一方，刘大年是一面重要旗帜。
大约从90年代初开始，刘大年费十年之功著《评近代经学》，其著作动因和精神支撑与清算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儒家学说兴起直接相关。
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历史的文化积淀，又有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引发，还有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痛感“花果飘零”之后，重回大陆寻根并弘扬儒家“道统”的导引，他们的立场、观点对国内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国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借着国学“复兴”有利时机，国内外“新儒家学派”，顺风顺水，大造“新儒学”声势，宣传“第三期儒学发展”论，声称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23)。
面对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挑战，不少学者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提出批评。刘大年对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儒家学派的学说是非常关注的。1989年，他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对待中西文化，仍然要继续坚持：一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二是“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汲取其中一切先进的东西”(24)，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看法。随后，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旧体诗《见说四首》，直接表白了《评近代经学》的写作动机(25)。从后文内容结合当时的写作背景，此判断十分精到。
从《评近代经学》所表现的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看，此文正可以看作是以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儒家学派学说为对照物而作。在这篇长文中，刘大年试图用近代经学在近代社会剧烈变动中，或者说是在中国近代“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逐渐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来说明：如果传统儒家学说能够拯救中国，何必要等到20世纪80、90年代才又重新把它抬出来“指导现代化”呢？刘著《评近代经学》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26)。因此，阐释近代经学，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中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运动的主题。在撰写《评近代经学》的同时，刘大年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照唯物论思考》、《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方法论问题》等文章，分别从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根本方法，从近代中国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革命与改良”等方面作了全面阐述，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儒家学派学说的全面回应。
刘大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曾经把自己这一代史学家同民主革命时期老一辈史学家做过比较，认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时代提出的要求他们是交了卷的，是以他们的水平实践了时代的使命的”。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民主革命胜利以前相比，今天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了。“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集中起来说，就是与广阔的社会主义现实相接触、相联系，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历史学的特定性质，把阐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研究放在中心位置上，解答这方面由新情况产生的新思想、新认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当前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在相当长时间里的根本使命。”(27) 刘大年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50余年的学术著述实践中，凭着一位史学家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以史为鉴，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始终站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密切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像战士守卫自己的阵地一样，把笔当作武器，坚定地守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著书立说，一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
注释：
① 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 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载《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②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③ 转引自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长沙：岳麓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④ 参见黄广友：《“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⑤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⑥ ［日］野泽丰：《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⑦ 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⑧ 戴逸：《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⑨ 以上引文见刘大年：《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⑩ 刘大年：《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11)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第15－16页。
(12)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3) 刘大年：《坚持史学领域批判历史唯心论的斗争》，《光明日报》1983年11月5日。
(14) 刘大年：《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15)(17) 黎德化：《新时期人与文化的反思》，广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第148－149页。
(16) 刘大年：《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18) 以上引文见刘大年：《历史否定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瞭望》，1987年第8、9期。
(19) 刘大年：《说历史的选择》，《求是》，1989年第24期。
(20) 刘大年：《继承以往开拓未来——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1) 以上引文见刘大年：《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2) 张拴平：《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述略》，《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3) 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
(24) 刘大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求是》，1989年第7期。
(25) 参见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载《近代中国与世界》（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6)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载《刘大年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27) 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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