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朝鲜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社会经济。正当日本经济进退维谷之际，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重大转机：地处朝鲜东邻的日本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供应地，战争“特需”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使日本经济间接受益，极大地助推了日本日后的经济腾飞。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1945——1955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日本经济从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恢复了元气，为50年代中期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中，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本文拟从这场战争给日本经济形势带来的转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同仁。
一、朝鲜战争为进退维谷的日本经济提供了突破口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经济陷入瘫痪状态。1946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仅及1935年的26.4%，1944年的16%[①]。国民总支出（GNE）如以1944年为基准计，1946年只是54%，1947年为60%，1948年也仅为69%[②]。由于经济衰败，粮食和工业品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感叹道：“战后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国民衣衫褴褛，勒紧裤带，忍受着当时的艰苦生活，……制造飞机、坦克等武器的工厂，也都靠生产锅子、铲刀、锄、锹勉强糊口。”[③]
战败后的日本社会面临三大难题：其一是失业。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朝鲜、台湾、南库页岛等3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全部丧失，761万复员军人和150万驻海外的殖民官吏、军人及其家属撤回国内，因整个军工生产全部停止下来，约有400万工人失业。其二是粮食和生活物资供应问题。1945年，约7600万人口拥挤在狭窄的日本国土上，而该年度日本的农业收成只及平常年景的2／3。虽然幸亏盟军发放救济粮而未致酿成大灾，但城市的粮食极端匮乏。人们每月的工资收入只够应付支出的70%—80%，余下的亏空只得靠过去的存储填补。这种生活在当时被称作“竹笋式的生活”[④]，即象竹笋那样层层剥去自己的衣服卖掉来糊口度日。其三是犹如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由于一方面是生产急剧下降，而另一方面人们对物资的需求因战时管制的废除而大大解放，表面上的购买力急剧增加，加上战后民主化改革引起的骚动也刺激了人们的换物心理，战争期间延续下来的通货膨胀在1946年已达到失控地步。战败初期，官方批发物价达到战前（1934——1936年）平均数的3.5倍，零售物价也上涨3倍。仅仅过了一年，批发物价又上涨4倍，零售物价暴张5倍[⑤]。
因此，1946年前后的日本要复兴经济，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以减少失业，必须紧缩通货、增加物资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对于本土缺乏资源的日本来说，首先就要发展出口赚取外汇，以便进口必需的物资，这是实现全部目标的先决条件。但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和严格的贸易管制，日本出口业萎靡不振。虽然币原内阁曾采取了金融紧急措施，实行物价管制、发行新日元等对策，猖獗的通货似被遏制，但1947年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库为再建基础产业又大规模发行钞票，通货膨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随着战后东西方关系的恶化，美国开始积极援助日本经济的复兴。1949年2月，负有帮助日本实现经济自立之使命的美国公使道奇来到了日本。道奇曾以“竹马经济”来形容当时的日本：“日本的经济就象两只脚不沾地而踩着竹马一样。竹马的一只脚是美国的援助，另一只脚是国内的补助金。竹马的脚过于长了，就有倒下来跌断脑袋的危险。”他表示，“使日本逞强式的经济转变为脚踏实地、不接受援助也能自立的经济，是自己的使命”[⑥]。为此，道奇亲自编制了1949年度预算——“超均衡预算”。道奇预算的措施包括：设定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固定汇率；削减各种补助金、紧缩货币；压缩国民生活以增加出口等严厉措施。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强烈的通货紧缩性质。
如果单从结束通货膨胀方面着眼，道奇总算不辱使命。如图表所示：
战后通货膨胀结束过程—通货、物价、工资的上涨率图表[⑦]
从日银券的发行上看，1947年度比上年度增加89%，1948年比上年度增加43%。与这种猛烈的膨胀势头相比，道奇预算实施的1949年变成了—0.4%，一举收缩成功。消费品的实际物价（与上年相比）的上升率，—1947年度为2.28倍，1948年度为1.5倍，到1949年即落为—10%，官方物价和黑市物价都表现了同样的趋势，生产资料物价趋势也完全一样。至于工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1947年是前一年的3.02倍，1948年度是上年度的2.59倍，1949年则只增加了14%。
但是，另一方面，道奇预算的紧缩政策也产生了副作用，“带来了一股不景气的凉风”[⑧]。正如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顾问竹内宏所说，“道奇计划好比是把一辆飞驰的列车急刹了车，列车是停住了，但巨大的惯性使乘客们向前扑倒”[⑨]。贯彻“稳定第一”的道奇预算虽然结束了通货膨胀，但又使日本经济转而陷入了“稳定危机”。道奇的紧缩政策实施伊始，银根骤紧，得不到大银行融资支撑的中小企业一下子陷入困境，将近半数或停业或破产。而且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渠道，都靠向私设的金融机构借高利贷惨淡经营，所以中小企业一破产，债权呆账，那些私设的金融机构随即也一个接一个地破了产，失业队伍再度扩大。据总理府的劳动力调查，“稳定危机”期间，完全失业（一周完全没有工资收入）者的数目，1948年月平均19万人，1949年月平均增为38万，1950年3月份达到了46万[⑩]。若再加上部分失业者、农村的日工、家庭作坊吸收的潜在失业者，失业人员的数字更为巨大。
正当日本经济进退维谷之际，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福音”，日本经济出现了突发性的“景气”。
为了应付战争，减少长途运输，美国把地处朝鲜东邻的日本变成了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供应地。美国把大量军事装备、军队及其眷属运往日本，并且将原来通过日本政府用“结束战争处理费”采购物资的方法，改由美国出现款，直接向日本发出巨额军事订货并使用日本劳务，这种作法被称作“特需”。美国在日本的这种“特需”订货，约70%是供应物资，其中包括武器、发电机械、运输器具、金属粗制品、纺织品、医药品、原材料等；30%是提供劳务，主要是修理武器和维修基地、通讯运输等，这是狭义的“特需”。广义上的“特需”，还包括驻日联合国军官兵的消费开支、向南朝鲜提供的物资以及外国有关机构支付的款项等。这些都成为日本骤然间使“国际收支变为大幅度黑字的一个重要原因”[(11)]。据日本官方统计，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间，狭义的“特需”累计达12.8亿美元，广义的“特需”累计高达23.8亿美元[(12)]。至1995年，“特需”累计达到了35.3亿美元[(13)]。而且，在美国全力应付战争、出口量锐减的同时，被卷入“冷战”体制的西欧各国也因加速扩军备战而急需扩大进口，这也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以此为起点，日本的出口急剧增长，仅1950年7月份的出口总额即为7400万美元，比6 月份增加18%[(14)]，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纪录。“稳定危机”期间积压下来的约1000—1500亿日元的滞销商品竟也被抢购一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间，日本商品的出口价格反弹了43.5%[(15)]。“特需”带来的直接外汇收入，1951年为5.9亿美元，1952年、1953年分别都达到8亿美元以上[(16)]。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从1950年6月底的2.86亿美元，增加到1952年5月底的11.777亿美元[(17)]，增长了4倍。原本十分暗淡的经济形势突然间豁然开朗起来，难怪日本垄断集团及其代理人全然不顾朝鲜民族的苦难，为所谓“神风”[(18)]来临欢呼雀跃。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宣称：“朝鲜战争的发生对日本经济安定将给予良好影响。”[(19)]日本经济新闻社则直言，“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热潮把由于道奇路线造成的萧条气氛一扫而光，它成为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20)]借此“天赐良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了“战后经济”的低谷。
二、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直接推动
因与战争相关联，朝鲜战争“特需”使日本最先受益的是纺织业和金属业，即所谓“绞丝旁（纟）景气”和“金字旁（钅）景气。”[(21)]1950年6月至1951年3月，日本纤维和金属品的价格平均上涨90%[(22)]。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的“特需”订货涉及面越来越广，几乎动员了日本所有经济部门的力量，从而使日本工矿企业的生产迅速活跃起来。据统计，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以上[(23)]，都供侵朝美军使用。1950—1952年，美军动用的日本铁路的客、货运输量远远超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的运输量。日本重、化工业部门的许多工厂大量生产美军军需品，承担了军用劳务。日本大部分的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也集中投入到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电力、海运、造船、钢铁、化学、金属机械等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大企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竟相引进美国的技术和资本，迅速取得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大藏省作过调查，1951年一年间工矿业生产竟然膨胀了36.8%，以战前为基准计算的生产指数从1950年的83.6%增长到1951年的114.4%[(24)]，超过了战前水平。其中，冶金工业生产增长超过了44%，机械工业超过了97%。到1953年，日本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55%。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钢铁增长了46%，船舶增长47%，水泥增长54%，电力增长幅度更大，近乎1倍[(25)]。
战争以来的经济景气给日本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根据三菱经济研究所统计，日本加工工业部门的公司利润率在1950年上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从2.7%提高到10.5%，增长了近3倍。其中化纤工业部门的利润率提高最快，从4.1%上升到35.8%，棉纺业部门从4.8%提高到20.2%，纸浆工业部门从5.1%升为17.9%[(26)]。而且，这一时期企业利润的70%—80%，甚至90%以上保留在公司内部，这种情况使日本大企业公司的财力和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起来。
在大量增加利润的基础上，各产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的投入出现了高潮。投资热潮是从原材料的扩充开始的，从1950年底起逐渐转移到生产设备的扩充和更新。三菱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表明，600家主要大企业的原材料库存额从1950年上半年的137亿日元增加到1951年下半年的3149亿日元，增长了1.3倍。另据日本开发银行的调查，这一期间的产业设备投资总额从1950年度的2344亿日元增长到1951年度的4389亿日元，增长了87%[(27)]。从投资去向看，1950年度以纤维、化学肥料和运输为重点，进入1951年度之后，投资中心转向电力、海运、钢铁、煤炭基础产业，此即当时所谓的“四大金刚”[(23)]。过去由于这四大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不足，妨碍了整个生产的扩大，所以在朝鲜战争促生的经济活跃的条件下，日本政府相继实行了以上述四大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复兴措施和鼓励资本积累的方案。
首先，整备金融机构。1950——1952年，先后设立了日本输出银行（后改为输入银行）、开发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其中的开发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即以向主要产业提供长期低息设备资金为使命。第二，在税制上针对性地设立优惠措施。1949——1950年，在美国加普使节团的劝告下，日本进行了税制改革。“加普税制”将重点放在促进资本积累上，将1950年度的国税减少600亿日元，地方税反增400亿日元。1950年后，日本政府为鼓励设备投资和出口，又制定了新的特别租税措施：免税准备金及特种基金制度，对于企业的呆帐准备金、退职工资专用基金、电力会社的枯水准备金等，均承认为企业经费而免征或减征税收，鼓励企业增加储蓄；实施特别折旧制度，即为促进向特定领域的投资，在税法上规定了比一般折旧率更高得多的折旧率，其对象主要是重要机械及合理化需要的机械、开发研究用机械设备及新技术企业化用机械设备等等；建立出口所得的特别退税制度及出口损失准备金，鼓励出口。这些措施后来成为企业课税制度的基础，促进了企业资本积累。第三，根据《外贸管理法》建立起外汇分配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而制约进口总额、按项目分配外汇，允许规定数量进口的政策。同时，外汇分配还利用作为国内产业保护政策的一种。例如，为了扶植本国汽车工业，有10年以上的时间严格限制汽车进口。第四，鼓励根据《外资法》进行技术引进。由于此法保护，朝鲜战争期间，各企业技术合作式的技术引进逐年增多。1950年有27件，1951年上升为101件，1952年为133件，1953年为103件[(29)]。
依赖于政府的这些倾斜政策，日本的电力、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的投资迅速扩大。钢铁工业的比重从7.8%上升为10.1%，电力工业的比重从8.4%上升为12.6%[(30)]。政府的这些促进积累政策的实行，也使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充满了生气。1952年，政府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11.4%，1953年为36.6%，而同期民间投资的增长率则为17.1%和26.7%[(31)]。这样，国民总固定投资在1952年增长18.8%，1953年增长29.4%。故日本当时的经济白皮书称1952年为“消费景气”，1953年为“投资景气”。上述支柱产业的稳固发展，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长期计划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些投资多半是用于对闲置旧设备的重新运转方面，引进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设备还刚刚起步。但是，日本企业公司借此机会在战后第一次为积累资本打下了基础，为实现产业合理化制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也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高速发展鼓足了后劲，日本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所有这一切，与朝鲜战争所刺激的经济活跃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种突发性的“景气”，日本的许多经济方案、设想，尤其是不惜工本扶助基础产业政策的实施难度可想而知，至少还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日本经济企划厅对日本经济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有一个中肯的认识：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得到了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乱（指朝鲜战争——引者著）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32)]
三、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间接影响
朝鲜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使日本经济间接受益，为后来的腾飞提供了极强的助推力。
在战后东西方对立日益加剧的国际政治形势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政策需要作出新的调整，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相应地重要起来。对此，麦克阿瑟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成为维护美英两国权益的前线基地”，成为“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南进的壁垒。”[(33)]美国要实现这种新的战略构想，首先就必须考虑与日本实现媾和。作为战后冷战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政策调整更是迫在眉睫。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签署，次年生效，战后长达6年之久的公开占领状态结束，日本获得了主权独立。
严格地说，旧金山体制是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状态。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状态竟是日本人自己争来的。在签订媾和条约与安全条约前后，美国要求日本建立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以建立日美相互共同防御体系，实际上要日本承担防务开支；日本则坚持只建立能够维护国内治安的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首相吉田茂关于战后日本复兴的战略思想。吉田茂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东西方冷战所造成的复杂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以及美国拉日本作为同盟者的目的，作为复兴日本经济的有利条件。他批判主张全面媾和的南原繁东大总长是“曲学阿世”[(34)]，并不顾国内许多人的反对，在旧金山条约上签了字。在一般人看来仍然是屈辱的日本之国际地位，吉田茂始终处之泰然。1967年，他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举例说来，这种作法就好像让瘦马负重载一样，特别是现代的军备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因此，如果建立实际有用的军备，日本的经济就会遭到破坏。”[(35)]
吉田茂的这种战略思想成为战后较长时期内日本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从此，日本把防卫全部委托美军以节省军费，本国则致力于加强经济力量。在这种特殊关系下，日本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50年代从3%下降到1%，此后一直没有超过1%，约等于美国的1／417。当然，军费开支的减少并不能直接说明对日本经济的发展究竟起多大作用，但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开支，日本有可能以高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媾和条约签订后，就连日本作为战败国理应履行的主要义务——向东南亚受害国赔偿损失，也不仅没有给日本带来沉重的负担，反而起到了促进经济腾飞的助推力的作用。
一方面，旧金山和约规定，赔偿方式由日本提供“在制造业、打捞业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同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36)]从外贸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这种赔偿实际上就是日本商品对赔偿国的出口。而且这种商品的出口既不须向赔偿接受国支付关税，也不会遇到竞争者，从而能够在东南亚市场上占有阵地。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多种方式的劳务输出、技术指导及培训技术人才的形式使各受偿国对日本产品形成了某种依赖性，从而为日本工业提供了长期的、持续稳定的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促进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际竞争实力。
另一方面，赔偿支付还为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向东南亚地区的资本输出开辟了道路。日本在同上述国家签订赔偿协定的同时，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合作总金额达7.4亿美元。经济合作的形式主要是由日本提供技术设备和贷款同这些国家合办企业、修建发电站工程等。这种形式不仅扩大了机器设备等日本工业品的出口，而且为日本国内的盈余资本找到了新的途径。日本企业公司纷纷通过国家的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和贷款等资本输出，大赚其钱。可见，这种实物赔偿的方式，实际成为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敲门砖。1959年9月23日，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第2号《经济合作白皮书》公开承认，日本的战争赔偿产生了与海外经济合作相同的效果并借此可以开辟新的市场。11月10日日本《经济学家》周刊也发表评论说：“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已经变了质，变成了垄断资本利用国家资金向东南亚扩张经济势力的有效工具。”[(37)]这种“有效工具”使日本扩大了对东南亚各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甚至左右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还从国内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日本成为美军侵朝基地期间，国内“逆流”迅猛发展，不仅日本军队—“国民自卫队”借助美国之手再度复活，日本政府还趁这股“神风”，实行了一系列所谓“逆向”政策，着手重建国民经济的基础——垄断资本体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宣布“解散财阀已经结束”，解除对财界人物公职的整肃，允许“重新恢复财阀商号”（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接着又消除了《垄断禁止法》，放宽了“预防持股、兼职、合并等私人性垄断行为”的规定等等。此举大大地“冲毁了旨在抑制垄断资本复活的防洪堤”[(38)]，不仅使旧财阀康采恩各公司之间相互持股比重急剧上升，而且自1951——1952年后，大型商社的合并也迅速展开。朝鲜战争期间及整个50年代前半期，各垄断企业的积累能力得到了加强，旧财阀系统内部康采恩的调整、重建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且具备了现代特点。战前由财阀家族掌握、支配中枢神经的金字塔型结构的金融资本，被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坚、以商社为先锋，通过系统列企业相互融资、相互持股以及相互派遣管理人员而形成的具有联合体性质的垄断企业集团所取代。这种新型的垄断企业集团成为战后日本金融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要求，日本经济遂得以较为有序地向前发展。
正因为5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济的“景气”是建立在美国侵朝战争基础上的，因此朝鲜战争形势的任何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经济的状况，朝鲜战争的局势一度成为日本经济的晴雨表。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特需”的临时性。1953年，得益于“特需”的日本还在该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上列举了“特需”的“罪状”：“使得被道奇计划所结束的通货膨胀再燃、在正常状态下由于国际竞争力弱而理应被淘汰的企业延长了生命等等。”[(39)]。1953年3月，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股票市场出现了“斯大林暴跌”[(40)]，以军需股票为中心的股票价格平均下跌37日元，跌幅达10%[(41)]。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与“特需”特别是武器生产关系密切的有关机械、金属企业发生了危机，煤炭和海运企业也陷入不景气之中。但由于日本经济经历了1950——1953年的积累、调整，在预料之中的衰退来临之前即对应“特需后”而采取了促进积累和活跃的财政投资、融资措施，致力于实现“不依赖于特需的经济平衡”[(42)]，因此，安然度过了短暂的“停战不景气”[(43)]期。1953年10月政府开始紧缩金融，1954年国际收支顺差为200万美元，1955年扩大为2.8亿美元[(44)]。国际收支顺差和由此产生的金融缓和，为1955年以后的爆发性投资热（“神武景气”）准备了条件。
注释：
① ③《世界经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② ④ ⑤ ⑥ ⑨ ⑩ (16) (29) (31) (39) (40) (41) (42) (44)[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中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21、121、136、141、142、149、152、152、153、153、154、153、154页。
⑦资料来源：《第四次经济白皮书》，《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40页。
⑧ (20) (23)经济新闻社：《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经济日报社1993年版，第456、36、458页。
(11)[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战后日本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12) (14) (19) (23) (25) (26) (36)金明善等：《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2、73、73、74、74、80页。
(13) (15) (17) (21) (24) (38) (43)[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6、26、26、27、29、30页。
(18)[日]饭田经夫等：《现代日本经济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114页。
(22)[日]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2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1791页。
(27) (30)[日]大岛清等：《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版，第39—41页、84页。
(32)[日]经济企划厅：《战后日本经济史（总论）》，大藏省印刷局1957年版，第320页。
(33)[日]信夫靖三郎：《战后日本政治史》第3卷，劲草书房1963年版，第923、981页。
(34)意为改变自己的主张以迎合别人。见《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47页。
(35)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37)[日]《经济学家》周刊，1959年11月10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