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报论文,中国论文,第五次论文,透视论文,人口普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人口普查，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件。最近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转型期间，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也是如此。中国以前的普查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2000年的普查却是第一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它的艰难程度和技术要求远远超过前4次普查。因此，这次普查过程和普查公报的发表格外引人注目。
令人欣喜的是，在近千万人口普查员的巨大努力下，这次普查获得了圆满成功，它不仅查清了过去10年来人口变化的各种结果，而且查清了新世纪起跑线上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基准数据。
虽然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有限，但信息量相当丰富。它使我们对我国的人口国情，特别是对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老龄化、人口教育状况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期论坛特邀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围绕“五普”公报进行“透视”。当然，这些意见和分析都是初步的，对这次人口普查的彻底“透视”恐怕还要等普查数据全部处理完毕以后才能进行。
数据质量面临的新挑战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任何人口调查的直接目的都是获取有关人口特征的数据，因此，调查数据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调查对象的特征，或者说，调查数据的质量，就成为衡量一个调查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中国人口普查曾因极高的数据质量而享誉全世界。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漏报率仅为0.056%。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普查的漏报率能如此之低，质量能如此之高，令国际人口学界为之瞠目，被称为“奇迹”。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漏报率为0.06%，虽然略高于1982年的水平，但基本保持了“奇迹”。
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快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流动的频度提高了，流动的规模扩大了，社会各层次人群的利益倾向增强了，各级政府对个人行为的行政调控能力消弱了。与此相对应，大型人口调查的质量出现整体下滑的趋势。以生育率为例，无论是在公安部的户籍登记中，在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还是在国家计生委组织的生育率和生殖健康全国抽样调查中，出生人数的数据质量一直令人怀疑。根据国家计生委抽查检验的报告，相当多地区出生人数漏报竟达30%以上。90年代以来，许多基础人口数据，如出生人数、死亡人数、迁移人数、全国及各个省人口总数等，成了雾中之花，看不清道不明。
由于90年代人口调查数据质量的这种状况，2000年举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自然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2000年11月1日普查时点的祖国大陆人口为12.6583亿，漏报率为1.81%。换句话说，在人口普查中登记的人口实际上仅为12.4333亿，按照漏报率推算的漏报人口为2250万人，公布的全国总人口数是普查登记人口数与漏报人口数之和。
客观地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进行人口普查，组织工作的难度自然比人口小国要高得多。而且，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转型期中，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员的居住环境，人员流动程度，人员的隐私意识，人员的利益导向等，都与80年代无法相比。中国以前的普查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进行的，2000年的普查却是第一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它的艰难程度和技术要求远远超过前4次普查。考虑到上述因素，人口总数漏报率能够达到1.81%的水平，相当难能可贵。而与世界各国人口普查相比，1.81%的漏报率则仍然属于高质量之列。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人口总数漏报率低于2%，属于高质量数据；漏报率在3%左右，属于一般质量水平；3～5%属于质量较差，但仍勉强可以使用的数据；漏报率超过5%，则属于质量不可接受的数据。作为交通、通讯、教育和经济等条件最好的发达国家之一，美国人口普查的漏报率1980年以前一直维持在3%上下，1990年才达到1.6%，2000年又创记录地达到1.2%。澳大利亚因为人口少，经济又较发达，它的人口普查数据一般被公认为是高质量的。它1976年人口普查的漏报率是2.7%，1981年普查时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多改进，漏报率有大幅度降低，达到1.9%。可见，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漏报率虽然高于美国，但仍优于澳大利亚。
但是，在肯定第五次人口普查质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普查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从纵向的角度看，2000年人口普查的漏报率(1.81%)比1990年(0.06%)提高了近30倍。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可以作为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解释，但是，漏报率上升幅度在短短10年之内就如此之大，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普查中出现大范围人口漏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流动人口规模大，调查难度高。流动人口的最主要特征是流动，他们的居住地具有临时性、分散性，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地还具有隐蔽性，比如很多城市中的打工农民居住在工厂的车间、库房等非居民区，更有极端的情况，住在桥洞下或临时的棚子中。现在全国流动人口估计约有1.1～1.4亿，因此，很难在十几天的普查期查到这类居住状况的人口的准确数字；(2)人户分离。在同一地区或城市内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人员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的小区不一致，结果两个小区的普查员都以为户主在对方的小区里登记，实际上户主在两个小区都未登记。人户分离的状况近几年十分突出，很多城市已达到30%以上，这显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漏登；(3)各种人员或单位的“利益”导致故意的漏报。最明显的是未办正当手续的打工人员、企业业主、计划外出生人员以及基层行政部门等。很多打工者害怕登记后要交各种手续费，业主害怕所雇职工登记后要交各种社会保障费和医疗保险，以及相关税等，计划外出生者的父母害怕经济处罚，基层行政部门怕影响政绩考核。结果，相当一部分人不配合普查员工作，拒绝登记，逃避登记，也造成人员漏报；(4)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增强，很多人不愿把个人情况，诸如房屋状况、婚姻状况、生育状况、迁移状况等告之外人，消极对付普查，不积极登记和回答问卷。
漏报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原因。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原因是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很显然，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挑战，普查的设计、宣传和组织工作当然也要采取新的措施，努力保证普查质量。“五普”的设计、组织工作虽然比“四普”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勿庸讳言，这种改进的程度和效果还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次普查员的选择并没特别考虑被调查对象的隐私意识问题，北京市一些楼房的普查员就是从本楼房中的住户中选取的。很显然，相当一部分被调查对象宁可与陌生人交谈自己的房屋、婚姻、生育问题，而不愿意将这些情况告知自己每天都见面的邻居。这种普查员的身份自然会影响回答问卷的质量。总人口漏报率比“四普”提高近30倍的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真正看到了数据质量面临的新挑战的严峻性。改革还在深入，市场经济今后还要继续发展，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动员力量，全面、彻底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设计出新的技术保障手段，21世纪的大型人口调查，包括2010年“六普”的数据质量恐怕还会继续恶化，甚至超出可接受范围。
总人口漏报率1.81%的事实，一方面让我们对这次普查结果略微安慰，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感到未来的巨大压力。它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呼唤，呼唤适应新形势的人口调查技术与方法。
中国的总人口与人口增长 刘金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1 关于总人口的统计口径
在利用普查资料分析中国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时，经常被引用的总人口有三种口径。一是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数，不包括现役军人。这是中国大陆户口统计年报中常用的一种统计口径，因为现役军人在地方没有户口，其人口不计入各省、市、自治区中，需要单独统计（注：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1519）；二是包括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和现役军人的大陆总人口；三是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人口在内的全国总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在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总人口的统计口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在引用以前的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时应该引起注意的。
表1 中国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
万人
注：1.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
2.大陆总人口：包括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与现役军人。
3.全国总人口：包括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现役军人、香港和澳门、台湾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
资料来源：1.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改革出版社，1996,P1518,P1522,P1526,P1528。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0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总人口由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现役军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四部分组成。1982年、1990年和2000年这三次普查全国总人口的口径和五普是一致的，而1953年和1964年普查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中包括了海外华侨、国外留学生和驻外使馆人员。大陆总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五次普查中也有变化，1982年普查时，福建省的人口中包括了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从1990年普查起，公布的福建省人口中不再包括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1953年普查时，广东省的人口数据中还包括了香港人口。表1给出了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给出的中国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的变化趋势。
2 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执行了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1964～1982年两次普查间，大陆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0%。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低速增长的行列，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又一次证明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进入了世界人口低增长行列。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止到2000年11月1日零时，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达到126583万人，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总人口增长了11.66%，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经降到1.07%，和1982～1990年两次普查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下降了0.41个百分点。在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也同步下降。1964～1982年两次普查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高达1742万人，1990～2000年两次普查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已经降到1279万人（参见表2）。本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会继续下降，到2030年左右中国大陆总人口将达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的负增长。
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对延缓世界人口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2000年不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发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人口倍增时间为36年，如果包含中国，世界不发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低2个千分点，人口倍增时间延长6年。中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左右，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15%左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将让位于印度。
表2 两次普查间大陆总人口的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计算。
3 人口多仍将是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
在20世纪，我国成功地把总人口控制在了13亿之内，人口增长速度降到了较低的水平，但中国人口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目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承受着更大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值，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惯性影响，使得三、四十年之后，人口的实际自然增长率才会首次出现负值。只有人口规模开始减小，人口压力才有减轻的可能。因此，在本世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将承受着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数量问题仍是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央《决定》中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本世纪我国人口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曾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做过多次预测，最新的预测结果主要是基于中国1995年1%人口调查数据作出的。按照预测中方案的设想，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90年代后期的水平不变(TFR=1.8)，大陆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值14.42亿人，然后开始下降。按照高方案的设想，中国妇女普遍生两个孩子(TFR=2.1)，总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45年，达到峰值15.5亿人。
中国的人口压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劳动就业的压力。五普数据表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经高达70.15%，而劳动力人口仍将持续增长到本世纪20年代。目前我国的劳动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今后劳动力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只有采取人口负增长的战略，才有可能使21世纪中叶以后劳动就业的压力缓解。
中国人口结构面面观 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讲师）
1 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最重要的人口自然结构之一。按照通常的三分法，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越高，人口就越年轻；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高，潜在的经济活动人口和负担年龄人口就越多；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越高，人口就越趋于老年型。2000年中国大陆人口中，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口分别为28979万，88793万和8811万，占总人口的22.89%，70.15%和6.96%。
与历次普查数据比较表明，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期”，表现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了总人口数的70%，同时总人口抚养比继续下降。
表1 历次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
%
资料来源：1953～1990年数据来自查瑞传等主编的《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第11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
人口的年龄结构既是过去人口发展变动的结果，也是未来人口发展变动的基础，其影响因素为出生、死亡和迁移。在忽略国际迁移影响的前提下，中国目前中间凸起、两头凹陷的梭型人口结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出生和死亡因素共同塑造的人口作品：劳动年龄阶段的凸起源于高出生、低死亡时期的大批存活人口，少儿阶段的凹陷反映了计划生育的成就，而老年阶段的凹陷则是过去高出生、高死亡时期较少存活人口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必然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发生可预见的变化：当如今的大批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并在现代医疗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的支撑下较长期地留存下来；当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用细弱的中部承担庞大的顶部；那时人口年龄金字塔基座的少儿人口是多是少都改变不了已形成的“倒金字塔”局面，届时老年人口抚养所产生的压力将是巨大的。从目前的抚养比来看，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充足，少儿抚养比由于出生人数减少已经下降，老年抚养比虽然在上升但还较缓慢，因而总人口抚养比反而下降的“黄金时期”。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小的时候，尽快积累起较多的社会财富，制定较完善的各项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政策，就可以为应对今后的老龄化社会挑战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与2000年世界总体及其不同地区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所处的优势：即在老年人口负担上接近发展中地区，在少儿人口负担上接近发达地区，既免除了发展中地区高生育率带来的高少儿人口负担的影响，又尚无发达地区老化问题严重的忧虑，这正是难得一遇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如何扬长避短，既充分利用充足劳动力资源，又有效解决体制转轨与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就业岗位紧张，失业问题突出的矛盾，必须现在就抓住机遇，未雨绸缪。
图1 人口年龄结构的世界比较
2 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自然结构的又一指标，通常以性别比来表示，并可分为不同子人口的性别比。200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性别比为106.74。
图2 历次普查总人口性别比
比较历次普查的性别比，可以看到，我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05以上的水平，且自1964年以来，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总人口性别比受出生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迁移人口性别比差异以及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这四个因素的影响。从全国来看，由于我国国际迁移总量很小，因此迁移人口性别比差异可以忽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一般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相应地，人口年龄结构越轻，性别比应越高，因为越到高龄，男性人口存活得越少，以女性人口作分母的性别比应越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趋势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总的来讲，我国的总人口性别比应逐步下降。相反的事实表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很有可能超出人们通常认定的103～107区间，不仅偏高，而且在上升。这一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广泛关注并正在寻求解释。
3 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反映了人口的地域分布特征。虽然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城乡以及城乡人口的标准，中国的城乡划分标准也是历经变动，但以市镇人口数作为城市人口，以县乡人口数作为农村人口，已成为国内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考虑到中国市、镇地区的差异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的总方针，以城镇人口和城镇化（而非城市人口和城市化）来诠释urban population和urbanization两个概念应该更符合中国实际。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世界上，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纵向比较，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正在逐渐提高。城镇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20.55%（市镇人口）增加到1990年的26.23%（市镇人口第二口径），增长了5.6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速度3.45%。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36.09%（市镇人口第二口径），比1990年增长了9.8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速度3.76%。但横向比较，目前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还相当明显。2000年世界人口总城镇化水平为45%，发达地区高达75%，发展中地区为38%，中国36%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及发展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这当然有统计口径的原因，因为各国采用的标准不一致会产生可比性问题；但也有历史上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封建制度沿袭了上千年，非农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屡受挫折，不免步履蹒跚。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即使20世纪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田园回归”的热潮，但这是国家总体城镇化发展之后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体现。从我国国情来看，发展城镇化的前提是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转变农业生产结构，改变大量人力用来“搞饭吃”的局面，把更多的农业和农村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其他产业中去。这样不仅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有助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进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4 民族结构
民族结构是人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上一直采取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方针。2000年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总人口的8.41%。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增长了16.70%，比汉族11.22%的增长率高出5.48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的相对快速增长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其人口发展起到了直接作用。
5 家庭结构
严格来讲，家庭结构并不能归入人口结构的范畴，它指的是不同类型家庭比重的变化。但由于家庭作为连接人口与社会的桥梁，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又敏感地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加之家庭在中国存在的普遍性和中国人对家庭特有的依赖性，使得家庭成为承担人口变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家庭结构的变化正反映了人口与社会的双重变化。
家庭结构的变化首先来自于家庭规模的变化。五普公报显示，中国的家庭户规模在继续缩小。与三普和四普资料相比较，中国的家庭户总数和家庭户总人口数在不断增加，但户均人口数即家庭户规模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2 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
数据来源：1982与1990年数据来自姚新武等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7月。
家庭户总人口数的增加既取决于总人口的增长，也反映家庭作为人们生活单元其重要性的继续维持。家庭户总数的增加则反映了人们立户水平的提高。二者的同时增加带来了家庭户规模的减小，表明立户水平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这直接影响到家庭结构。
从家庭结构的分类来看，无论是按户内人数划分为一人户、多人户，还是按户内代数划分为一代户、多代户，抑或按家庭关系划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家庭户规模的缩小都会减少大家庭的数量，相应提高人数少、代际关系简单的小家庭的比重。人口实践中计划生育的深刻影响，又使小家庭中的子女数相应减少，增大了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
家庭户规模下降、家庭结构趋于简单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国际上看，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其户均人口规模都在3左右，而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家庭规模则超过5。中国家庭户规模总的变动趋势是缩小的，家庭结构也日趋简单。在人们享受家庭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独立生活空间和独立生活自由的同时，应该继续保持代际间的亲情联系，并继续关注老年人的照顾和赡养。
地区差异：塑造新世纪人口特征的主导力量 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多年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地区差异不仅制约着整个国家的人口动态趋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目前我国社会及其人口发展都正处在为时甚久的转变、过渡时期，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及由此带来的特殊人口区域问题更加集中和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对新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及对人口现实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区域差别与地区发展的基础之上。
本次人口普查的初步汇总资料，给出了我国大陆地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数量及人口密度。这些基础性数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各地在新世纪的起点人口信息，而且也使我们看到近十年来我国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特点：
(1)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因行政变动不可比外，与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大陆地区其余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为总量继续递增的变化态势（如果将重庆市和四川省合并计算，将出现相同的情形）。由此表明：尽管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已陆续进入低生育（水平）、低增长（速度）的新的人口发展阶段，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力量依旧在起作用，导致人口总量的增长尚未达到“尽头”。对各个地区而言，这种因人口变动内在机制引致的递增趋势还将持续十余年到数十年不等。
(2)各个地区继续呈现出人口差别增长的趋势，增幅最大的地区明显地集中在两极。在十年间，这种差别增长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慢，而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的增长速度更缓。区域人口增幅最大的，一极集中在社会经济活跃、发达程度最高的广东、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另一极则集中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新疆、宁夏、海南和西藏等省区。其中膨胀速度最快的广东省，人口总量在10年中递增了37.5%，北京、上海两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也都超过了1/4。黑龙江省是人口总量递增幅度最小的地区，10年中人口数量才增加了4.7%（见表1）。
(3)导致人口差别增长的内在制约力量发生转变，各个地区之间出现“质”的差别。对我国各个地区来说，人口总量的变化，都是在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就每个地区而言，这两种制约力量的作用大小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就是10年来人口增幅最大的两类地区。其中北京、上海作为我国人口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后者早在1993年户籍人口就已出现“负增长”，前者近几年户籍人口也接近“零增长”。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入并长期滞留，导致城市人口规模主要因机械增长而迅速膨胀。而对于部分西部省区来说，人口自然增长还是导致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力量。可以预见：在刚刚开始的21世纪，随着各地人口转变的最终完成，人口迁移流动将成为塑造人口地区发展格局的主要力量。
表1 我国大陆地区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0年间的人口增长状况
地区 净增的人口
10年间的人 地区 净增的人口 10年间的人
数（万人）
口增幅(%)数（万人）
口增幅(%)
北京
300
27.7
湖北
631 11.7
天津
122
13.9
湖南
374 6.2
河北
636
10.4
广东
235937.5
山西
421
14.6
广西
265 6.3
内蒙古 230
10.7
湖南
131 20.0
辽宁
292
7.4
重庆－ －
吉林
262
10.6
四川－ －
黑龙江 167
4.7
贵州286 8.8
上海
340
25.5
云南59116.0
江苏
732
10.9
西藏42 19.1
浙江
532
12.8
陕西3179.6
安徽
368
6.6
甘肃32514.5
福建
466
15.5
青海72 16.1
江西
369
9.8
宁夏9620.6
山东
640
7.6
新疆40927.0
河南
703
8.2
(4)各地区的人口稠密程度依旧各异，人口总的地区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动。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各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相差甚远。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上海市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有2600多人，而在西藏自治区则稀疏到每平方公里仅平均约有2人，青海省的同一指标也不到10人。从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看，人口密度呈梯度分布状态。这种梯度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北京、天津、江苏等省市的人口密度大体在700～800人／平方公里；山东、河南、广东、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北及湖南等省市，人口密度集中在300～500人／平方公里之间；黑龙江、甘肃、新疆和青海等西北部省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不到100人；其余各省区的人口密度基本在100～200人上下。但是由于各地区人口总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因此纵观近10年来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总量排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表明人口的地区分布格局依旧（见表2）。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这一东密西疏的人口地区分布格局还将继续延续。同时，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向发达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不断聚集的趋势，在短时间内也还无法逆转。
表2 2000年我国大陆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及其排位（从多到少）
地区
人口数（万人）
排序
地区
人口数（万人） 排序
北京
1382 26 湖北
6028
8
天津
1001
27
海南
6440 7
河北
6744
6
广东
8642
3
山西
3297
19
广西
4489 11
内蒙古
2376
23
湖南
787 28
辽宁
4238
13
重庆
3090 20
吉林
2728
21
四川
8329 4
黑龙江
3689
15
贵州
3525 17
上海
1674 25云南
4288 12
江苏
7438 5 西藏
262 31
浙江
4677 10陕西
3605 16
安徽
5986 9甘肃2562 22
福建
3471 18青海
518 30
江西
4140 14宁夏
562 29
山东
9079 2 新疆
1925 24
河南
9256 1
由上述可见，迄今为止，地区差异始终是中国人口国情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近3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地区差异的“绝对差距”在缩小，但是“相对差距”依然非常显著。而根据人口预测，在人口转变时间表上，我国走在最前列的地区与最滞后的地区，至少相差30年。这使得人口发展属于不同类型、处于不同阶段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形势、问题及任务大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世纪不仅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我国的区域人口发展问题，而且要积极探讨如何借助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力量，利用人口“结构性”调整手段，解决现实的区域人口问题。因为地区差异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意义，并非只是有弊无利，而是利弊兼有。在某些情况下，它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无可替代的。
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扫盲任务仍很艰巨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
(1)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由23344人上升到33961人，上升了45.5%；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由8039人上升到11146人，上升了38.6%；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1442人上升到3611人，上升了150.4%。初中、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均有大幅度增长，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增长幅度为最大。由于越来越多的地区逐步普及了初中教育，加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我国总人口中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每10万人中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1990年的37057人下降为2000年的35701人，下降了3.7%。
上述结果，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巨大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产业来加以发展，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公办高等院校通过挖掘现有办学条件的潜力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另一方面，本着“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国家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由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的民办高等院校迅速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拓宽了广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据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有各种民办高等院校1000多所；与此同时，成人高等教育在90年代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成人高等学校962所，当年招收成人高校学生100.14万人，同期全国成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达282.22万人。
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提高，标志着我国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知识经济和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发展教育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根据已经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重为8%左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1995年前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和阿根廷等国家的同一比例分别为46.5%、20.7%、21.4%、21.5%、18.7%、13.4%和12.0%（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848页）。可见，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我国不仅仍有差距，而且差距甚大。担忧高等教育过度发展的顾虑是不必要的。
(2)扫盲工作成效显著，文盲率大幅度降低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文盲率的大幅度下降上。同1990年相比，我国人口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下降了一半多。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已属于低文盲率国家。
仅仅是在50年前，我国人口的文盲率还高达80%。今天，我国的文盲率能够下降到10%以下，是多年来我国政府始终重视提高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并致力于扫盲工作的结果。据统计，从1949～1987年，全国共计扫除文盲1.57亿人。仅1990～1998年间，全国各地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学习班和扫盲班，就扫除文盲4094万人（见表1）。
表1 1990～1998年我国扫盲人数 万人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扫盲人数 399
530 523
548 486
476 407
404 32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1990～1998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尽管我国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扫除文盲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当前，在扫盲工作上尤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虽然是较低的文盲率，仍然意味着8507万的文盲人口绝对规模。我国文盲人口的绝对规模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人口数。如此大规模文盲人口的存在，将始终是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挑战。
第二，扫盲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并常常可能出现反复。1990年9月30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为此，我国于1992年发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9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15～40岁）文盲，……”的发展目标。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壮年人口中还有为数众多的文盲人口。因此，继续抓紧、抓好青壮年文盲人口的脱盲教育以及脱盲后的继续教育，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任务。
第三，要特别注意防止青少年人口中新文盲的产生。要彻底扫除文盲，从根本上讲需要防止和杜绝青少年人口中新文盲的产生。由于没有分年龄的文盲人数资料，我们尚不知道1990～2000年间产生的新文盲的准确数量。但是，从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和各种相关调查的材料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适龄儿童中未能及时入学或者入学后又很快辍学者仍然大有人在。这些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若干年后我国的发展建设乃至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现阶段，要特别重视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的儿童少年和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
总之，我们必须坚持抓紧抓好扫盲工作，尽快使现有文盲脱盲，同时，防止新文盲的产生。
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的发展 姚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是不争的社会现实。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再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7%即被认为已成为老年型人口或进入老龄社会。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在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从2000年前后的连续数字看，我国已成为老年型人口或说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从现实的感受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有两种意义。一是人口学方面的意义，即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的变化。二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意义，即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后者来说，人口老龄化已经超出了作为人口数字的具体意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发展的挑战。挑战意味着压力，更意味着机遇。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值世纪之交。以这次普查数据为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其一，人口老龄化速度超出了预期值。据国家计生委和部分专家的预测，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8%，而第五次普查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则为6.96%，超过了0.16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预想要快得多。在老年人规模上，实际人口数量也超出了预测数量。
其二，21世纪前期人口老龄化有越来越快的趋势。据统计资料和预测值，20世纪最后10年间，65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5.57%提高到6.96%，增长了1.39个百分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6.96%提高到8%，预计增长1.04个百分点。第二个10年间，预计增长3.3个百分点。第三个10年间，预计增长4.2个百分点。第四个10年间，预计增长5.6个百分点。
其三，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如果以80岁作为高龄老人的年龄标准的话，那么，高龄老人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预计比重，2000年为9.56%，2010年为10.86%，2035年为12.84%，2050年为20.76%。表现出增长的趋势。
其四，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规模也呈增加态势。到2030年左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高龄老人。
除了以上特点之外，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也非常明显。
如果将以上特点置于21世纪前期中国的环境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特征。
其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同步。我国已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和第二步战略目标，21世纪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发展，必将在加速经济发展与保障老年人共享权利的关系方面提出挑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21世纪前期我国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以人均水平计算，仍然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以这样的能力，我们将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而且数以百万计的贫困老人和患病老人将大大加重社会的负担。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讲究的是效率，而人口老龄化追求的是公平。虽然效率与公平很难取得绝对的均衡，但是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人口老龄化对21世纪前期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那么，这种挑战既表现为一种制衡，也表现出一种促动。因为，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将使社会主义中国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时时想到自己“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质特征。
其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进步并行。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人口和社会现象，它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表现。21世纪前期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将提上议事日程。社会进步实质上就是社会变革。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会推进社会变革的进程。因为，21世纪前期的中国老年人出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经历了新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实力，在认识上具有一种积极的思维，在能力上具有一种时代的能量。从个人生活角度来说，他们将推动公平、民主、法制的发展；从国家建设角度来说，他们将参政议政，对国家事务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思考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要考虑量的方面，更要考虑质的方面。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年人追求“老有所养”，推动的是一种经济的发展，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老年人则追求自身价值的再实现，推动的将是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人口老龄化与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针并存。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工作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在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后，党和国家根据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作出了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就是说，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针将并存相当一段时期。从家庭角度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意味着子女减少、家庭规模小型化。其结果，一方面老年人数量上升，照料需求增加，一方面子女减少，家庭养老资源不足，形成了供求关系的不平衡。老年人问题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问题。在中国“未富先老”和强调家庭养老的环境中，家庭依然是解决老年人问题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将会加大老年人问题的压力和严峻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人口为3.44人，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由此可以预测，老龄问题将会对社会助老支持提出更高的需求，从而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问题。
其四，人口老龄化与文化转型并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文化转型时期。代际关系、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责任认同等均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老年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和脱离主流生产领域的群体，往往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被视为“守旧群体”。但是，进入21世纪前期的中国老年人，则因吮吸了改革开放的乳汁，而可能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特征。在已有的社会调查中，准老年人在养老、晚年生活、家庭关系、自我追求等方面表现出的新观念，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口老龄化对文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并不都是消极的，有时还是积极的。我们所担心的，倒是这些老年人的新观念能否为社会和政府所容纳。
总而言之，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培育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新一代的老年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