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与教育培训不足_社会文化环境论文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与教育培训不足_社会文化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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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转型与变革的结果;从社会的微观构成要素——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层面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是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与多重博弈的过程。因此,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的宏观视角。只有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现象进行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孕育出科学化、人文化的教育培训理念,明确针对该群体的教育培训的价值取向,才能选择利于该群体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培训内容。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本质

(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该群体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所谓人的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人所应具有的一系列心理、行为、知识、价值观、能力等方面特征的总和。人的现代化过程是指人通过学习,获得现代社会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的过程,包括分析与决策能力、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适应现代社会运行节奏与快速变迁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创新、创造能力。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方式、工作形式及生活观、价值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人的现代化过程既可以发生在两个社会阶段的过渡时期,也可以发生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地域。因此,同一社会形态及文化传统下的人的现代化过程也表现出时间和程度上的不均衡性,原因在于人的现代化过程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文化发展的显著地域差异(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使我国不同地域实现社会及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同步的。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及进程明显落后于城市,当前或更长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正呈现由农村向城市大转移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是有效调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之间文化及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也是农村劳动力群体由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先进,最终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我国农村劳动力群体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以小农意识、地方保守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群体文化性格”,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现代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通过转移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群体必然要为增强自我的生存能力而不断学习,获得现代职业知识与技能,并形成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合拍的社会价值观与生活观。该群体在增强其社会经济、文化适应性的过程中,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形成现代人的“文化性格”、生活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本质是该群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该群体的社会经济价值实现途径走向多元化的过程

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对于社会而言,即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即满足自我生存、生活、发展的物质需求的价值。人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要通过一定的职业活动来完成,并受个体的知识资本、职业心理倾向性及自我成就动机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知识资本包括工具性知识的存量、迁移与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创新与生成知识的创造能力;个体的职业心理倾向性是指个体在选择职业、进入职业角色的发生阶段所具有的职业兴趣、职业判断、职业选择的心理特征,也包括个体在职业活动期间的职业转换倾向;自我成就动机是指个体向上发展,提升自我社会地位的愿望与能力,它体现着不同个体自我发展动力的差异性。由于不同社会个体所从事职业类型的多样性及自身素质的差异性,人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具有多样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是可以通过外在因素加以干预与转变的,即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具有可塑性。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实现的外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个体外在生存环境的变化,主要来自社会经济的转型、职业种类的变迁等。其次是教育培训的影响与干预。教育培训能够有效作用并改变影响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实现因素的发生机制,通过教育培训能够增加社会个体的“知识资本”存量,提升社会个体的自我成就动机水平。

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是该群体社会经济价值实现途径走向多元化的过程,同时显示出对社会教育、文化发展的深刻要求。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人们的城乡概念仍旧泾渭分明,农民的社会经济价值似乎只有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形式才能体现,这是一种对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实现能力的片面性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其社会经济价值实现的潜在能力的有效释放。通过有效的教育培训,能够充分开发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潜在社会经济价值,表现为:拓宽就业领域,丰富职业类型,提高就业层次。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社会经济价值实现途径的多样性与可塑性向针对该群体的教育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教育培训具有多元性与层次性。

(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该群体主动适应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

教育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从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社会文化”适应性,即机械的应答性的简单适应性,进化到人类形成后的维持性社会文化适应性,现代又发展为创新性社会文化适应性。前两者的适应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维持,都是以冲击性学习为特征,在环境、自然界的压力下被迫学习,被迫适应;创新性社会文化适应性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形成后提出的,指人类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自觉调整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注: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09.)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带有一定的外在压力性质,但从其本质属性来看,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提高,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向上发展动机与现实能力增强的结果。因此,其转移过程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适应社会文化变迁,拓展自我发展空间与提升自我生存质量的表现,从其社会文化适应性的种类来看,属于创新性社会文化适应性。

知识经济所附带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城乡之间有着鲜明的对照。城市的经济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在急剧地转变,越发具有现代性。比较而言,我国农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仍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封闭性。农村劳动力群体面对科技对人力“替代作用”日益增强的现实,加之自我向上发展的本能性,从农村向城市进行转移流动是必然趋势,而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城市文化适应性是其适应城市生活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城市文化适应性主要包括:第一,观念文化的适应。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必须转变自我原有的职业观、生活观及价值观。职业观方面,该群体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观,以有效面对多次变换职业的挑战;生活观及价值观方面,该群体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城市经济生活的节奏,要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规律合拍,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自我的城市生存力与竞争力。第二,知识文化的适应。传统的农业知识不再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必须重新建构自我的知识体系,学习现代工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也要学习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与他人进行合作的人际沟通知识。第三,学习文化的适应。随着终身学习与全民教育思潮的日益推广,建立“学习型”城市成为众多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只有学会学习,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第四,制度文化的适应。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要增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同时要不断适应所在企业的制度文化要求。

(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该群体的教育需求性与“唯上发展性”得到满足的过程

人的教育需求性,顾名思义,指人为了实现自身的有效发展而对教育产生的需要性。人的“唯上发展性”是指作为社会存在的每个个体都有追求自我的不断完善与最优化发展的动机及愿望。人的“唯上发展性”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所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表象化为其劳动世界的变革,而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主要来自劳动世界的需要。(注:桑新民,陈建翔.教育哲学对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55.)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所带来的就业领域的变化,向教育培训提出了量与质的更高要求。此外,其转移也是该群体追求多元化实现社会经济价值,丰富发展空间,从而向社会上层流动愿望的深刻体现。只有有效满足该群体教育需求的多样性与层次性,才能促进他们向上流动,提升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地位。

二、教育培训实施的应然功能

教育培训实施的应然功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自由、和谐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的实质是人按照自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从属于某种外在的强制,使自身的发展偏离和压抑了自己的内在本性。(注:涂艳国.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自由发展是指该群体通过接受有效的教育培训获得现代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需求的一切基本条件,从而能够从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可能性出发,选择生活方式,选择职业活动的领域。该群体实现自由发展的最直接表现便是其职业选择与竞争能力的增强。由此看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自由发展,其实质是实现该群体在职业领域间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劳动力价值,从而最优化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价值。该群体实现自我的自由发展必须接受有效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应从该群体自由发展的现实需求及影响因素出发加以实施。

(一)教育培训应有效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现代性”的形成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自由发展要融于现代社会的宏观发展过程之中,使他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基本“生存素质”,即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是必要的。首先,要使该群体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与能力,以有效弥补该群体受教育水平的“先天不足性”。教育培训内容方面,应注重对该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合作能力、决策能力及综合职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使他们具备“现代人”生存应拥有的基本素质。同时,要通过教育培训转变该群体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形成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合拍的“社会文化性格”。其次,要使该群体具备从事现代职业活动的劳动技能与核心职业能力,主要通过对其进行具体的职业教育及相关技能培训来完成。第三,通过对该群体实施创业教育,使该群体具备一定的自我创业能力,包括创业心理品质、创业知识、创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创业教育正成为21世纪每个社会公民的“第三本教育护照”,因而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教育培训也应突出创业性,以利于该群体实现自由、和谐发展。

(二)教育培训应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社会经济价值的多元化实现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就业空间的广阔性与开放性程度,是该群体实现多元化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培训应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及适需性,赋予该群体进行职业流动的必要知识,拓展其就业空间,通过拓展向城市转移后的就业空间,改变其低层次就业的状态,促使其进入核心产业部门及职业领域进行就业。同时,通过教育培训疏通国际劳务市场的就业渠道,使该群体能够“走出去,实现自我的社会经济价值”。

(三)教育培训应突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社会文化适应性的培养

通过教育培训应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主动适应社会变革,调整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矛盾的能力。教育培训不仅要赋予该群体必要的生存技能,也要关注其城市综合适应能力的形成。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环境意识、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方面内容的综合教育,使他们从工作技能到文化理念、生活理念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步调一致。

(四)教育培训应有效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需求的多样性

不同区域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结构都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同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间的外出发展动机、预期价值实现值、可能胜任的就业领域等也大相径庭,导致对教育培训需求的种类、层次也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因此,应然状态下的教育培训应切实从每个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的特点、教育需求出发,有效利用并充分发挥有限教育资源的功能,真正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向上发展需求。

三、当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缺失

(一)教育培训目标的异化

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进行的教育培训应使该群体全面获得现代性,获得公平、全面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与能力,从而实现该群体的自由、和谐发展。当前因为缺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现象的理性认识,所以在教育培训的价值取向、核心理念及教育培训的内容选择与定位方面偏离了应然状态,导致培训目标的异化。表现为:一是片面强调教育培训的工具价值属性。农村转移劳动力不管接受了何种教育培训,只要“能就业”便实现了教育培训的目标,而忽略了教育培训在提高该群体的就业层次、就业质量及就业的多元选择性方面的应有功能与价值。此种教育培训作用下的直接后果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呈现低层次性及不稳定性,后续发展力不足,向上流动的能力不够,从而很难真正多元化、优质化地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价值。片面强调教育培训的工具价值属性,其实质是将应然的教育培训目标异化为:向社会“边缘部门”(注:李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4.)(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把产业规模小、产品供应与需求有季节性或其他变化、劳动力密集、低联合、小资产的产业化分为“边缘部门”,主要包括零售贸易、修理业、小商业、私人和娱乐服务业)输送临时性、低层次性的“社会边缘劳动者”。

从教育培训目标的异化现象中透视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弊端:我们不仅要赋予该群体一定数量的教育培训,更要关注教育培训的质量及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教育培训内容选择的狭隘性

教育培训目标的异化直接导致了教育培训内容选择的狭隘性。表现为: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内容的单一性与低层次性。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把针对该群体的教育培训等同于单一性的技能培训,并片面地认为鉴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受教育水平的低下,针对该群体的教育培训也只能基于他们的“先天基础”,以低层次的技术培训为主要教育内容。教育培训内容的选择缺乏对该群体经济价值实现途径的多样性与可塑性的深刻认识,缺少对该群体全面现代性形成所需的教育与培训。

从教育培训内容选择的狭隘性中反思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局限性:对该群体实施何种教育,何种层次的教育,将直接决定该群体的职业领域与就业层次,从而决定其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向上自由、和谐发展的程度。教育培训应通过有效培训内容的选择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内的自由流动,从而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

(三)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错位

教育培训没有从不同地域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出发进行有效实施。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化、过程化,培训内容千篇一律,其实质是教育培训只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来对该群体进行统一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而忽视了该群体自身的发展差异及对教育的多样需求。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的错位,不但造成了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延迟并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及其社会经济价值的多元实现。

笔者认为,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问题不能脱离社会的宏观背景,只有跨越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现象认识上的樊篱,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取向及教育目标,才能增强教育培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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