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铸币量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铸币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关于唐代铸币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不过对于唐代铸币量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仅有的研究也只是针对玄宗时期“岁盈百万”这条有争议史料的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讨论唐代铸币量的变化。
唐代的铜铸币大体有两种：一为官方法定的铸币，一为私铸或盗铸的铜钱。本文主要讨论唐代官方的铜铸币量的变化。
一、玄宗时期铸币量的变化
史籍中有两处关于玄宗时期铸币量的记载值得我们重视。一处是学者们认可的杜佑所记载的“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①此记载较清晰地记述了天宝时期铸币的基本情况。②一处是《唐六典》“诸铸钱监”注文中载“今绛州三十炉，扬、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③据这两处记载我们可以去推测玄宗开元时期的铸币情况。
通过对比两处记载，我们发现在铸钱炉数上有出入，《通典》记99炉，而《唐六典》记89炉，少润州的10炉。由于《唐六典》的记载未说明是何时情况，这就使我们无法判断《唐六典》记载的情况为玄宗何时的铸币情况。另据《新唐书》“(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④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唐六典》所记当为开元二十六年宣州置钱监后的情况。但是为何《唐六典》只记载了宣州10炉，而未记同为开元二十六年置监的润州10炉呢？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唐六典》漏载，而是《唐六典》成书时润州钱监可能尚未建成。因此《唐六典》成书时间是我们解释这段史料的关键。
关于《唐六典》成书进上的时间存在争论，韦述和刘肃说是开元二十六年，⑤《唐会要》记为开元二十七年二月进上，百官称贺。⑥不论哪种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最晚在开元二十七年初《唐六典》已经进上，当然其成书要早于这个时间。我认为《唐六典》在开元二十六年终进上，二十七年二月宣示其事。⑦因此在开元二十六年底前《唐六典》已经撰修完成，据此笔者认为《唐六典》所记为开元二十六年润州钱监未建成前的铸币情况。
《唐六典》成书时润州钱监尚未建成是有可能的。唐代钱监的设置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史籍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如：宪宗元和六年“河东节度使王锷奏请于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废管内锡钱。许之，仍令加至五炉。”⑧“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⑨由此可知，原来已设过钱监的蔚州，此时复置五炉费时4个月，可以想见新建钱监所需时间也不会很短。因此，润州钱监在《唐六典》成书前因未建成而未被记载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玄宗时期铸币情况的记载还有一条很有争议的史料，“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⑩张泽咸先生认为“所言可能有误”，(11)汪圣铎先生认为引文措辞含糊，令人难以置信。(12)但是两位学者并没有具体讨论。徐东升先生认为杨於陵关于开元年间铸钱“岁盈百万”的记载是可信的，并认为“岁盈百万”应发生在开元十七年之后。(13)
我认为开元中“岁盈百万”的记载如是事实，那也是个别年份最高铸币量记录的记载，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岁盈百万”还需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但是“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的记载却是可信的。据上文可知开元二十六年，天下铸炉为89炉，去掉开元二十六年设置的宣州钱监的10炉为79炉。我们可以判断79炉是开元二十六年宣州设钱监前的铸炉数。另据刘秩针对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二年提出的“放铸”的建议而提出的看法“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14)据此可以推断从开元中到开元二十六年宣州设钱监，铸炉数一直为七十余炉，而79炉的可能性很大。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玄宗时期铸币量的变化。参见下表。
第一，开元中：共9州置11监约79炉，79炉的规模保持到开元26年宣州置监时，每炉年平均铸币量最高达到1.2—1.3万贯，个别年份岁铸币量可能达到百万。第二，开元二十六年润州钱监未建成前：共10州置13监89炉，89炉的规模保持时间很短，从宣州置监到润州置监完成也就几个月时间。开元26年的铸币量约29.4万贯。第三，天宝中：共11州置14监99炉，99炉的规模从润州置监完成保持到天宝年间。年铸币量达到32.7万贯。
二、代宗和德宗时期的铸币情况
唐代的铸币量在代宗时开始锐降。据《旧唐书》“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15)此史料反映的是德宗建中元年铸币的基本情况，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代宗末年铸币的一些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把建中元年停罢的江淮七监(扬州2监、宣州2监、鄂州1监、郴州1监、润州1监共45炉参见上表1)4.5万贯的铸币量看成是代宗末年的铸币量，由此看出，代宗时期的铸币量是急剧下降，无法与玄宗时期相比。天宝中江淮共45炉，铸币量约为14.85万贯，而代宗末年江淮七监岁铸币量已经下降为4.5万贯，铸币量下降了69％。并且代宗时期钱监数量也有所减少，“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以后废。”(16)
德宗时出于铸币成本的考虑，在建中元年废停了江淮七监，而复置的洛源监铸币量也只有7.2万贯，铸币量进一步减少。
铸币量的减少必然造成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为了解决货币流通量日益减少的问题，代宗实行增铸措施，“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17)同时“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18)而德宗时则通过发行虚价大钱，变相增加货币流通量，“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19)
关于代宗和德宗时期岁铸币量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我们估计代宗和德宗时期岁铸币量也就十万贯左右。关于代宗和德宗时期铸币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上表是有史料可查的代宗和德宗时期铸币的基本情况，但是关于铸币的更具体的情况和岁铸币量的情况没有记载。在此，我们可以对代宗和德宗时期铸币的详细情况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上文我们基本弄清了玄宗时期的铸币情况，笔者认为，如果玄宗时期各钱监的铸币情况在玄宗后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们可以根据玄宗时期各钱监的铸币情况来推测代宗和德宗时期的铸币情况。推测的结果见下表：
我们大胆推测的代宗和德宗时期的铸币情况如下：第一，代宗时期：大历四年绛州2监增加5炉，加上原来30炉共35炉；江淮七监45炉铸币量为4.5万贯，每炉年平均铸币量1 000贯；蔚州钱监至德后废，减10炉；其他钱监炉数不变的话共4监14炉。因此，代宗大历四年前铸币情况：约10州13监共89炉；大历末年约10州13监共94炉。以每炉年平均铸币量1 000贯统计，代宗末年年铸币量约为9.4万贯。第二，德宗时期：江淮七监45炉停废，复商州洛源监10炉，年铸币量达到7.2万贯；其他钱监炉数不变的话为4监14炉和绛州2监35炉。因此，德宗时期约6州7监59炉。代宗年铸币量为9.4万贯，减去停废的江淮七监4.5万贯为4.9万贯，加上复置的洛源监的7.2万贯，估计德宗时期年铸币量约为12万贯左右。
三、宪宗及其他时期的铸币情况
宪宗时期的铸币量史籍有一明确记载，“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20)宪宗时期的铸币量比代宗、德宗时有所增加。但其铸币量不及天宝中铸币量的一半。关于宪宗时期的铸币情况根据有关史籍统计如下表：
表中统计的炉数是笔者估算：元和三年桂阳监以两炉铸钱“每日约二十贯”(21)，元和六年蔚州飞狐故监“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22)，单位应是文，可知宪宗时期诸炉铸币量相近，每炉岁铸约3 500贯—3 600贯，据此推测宪宗时期铸炉约30炉左右。
宪宗时期岁铸币量13.5万贯不知为何时的情况，笔者认为可能为元和三年后复置桂阳监后的铸币量。据上表：元和三年，郴州、饶州和宣州岁铸额合计为6.4万贯，加上德宗时期复置的洛源监岁铸7.2万贯，共计13.6万贯，与13.5万贯相差1 000贯。由此我们推测宪宗元和三年，郴州、饶州、宣州、商州设5监约28炉铸钱。
宪宗时期为了增加铸币量，于元和六年在蔚州又复置飞狐监，“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23)“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24)可知宪宗时期的铸币量在增加，元和六年后铸币量估计应达到15.4万贯(13.5万贯+1.8万贯)。因此，“穆宗时(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七日令百僚议钱货轻重)，户部尚书杨於陵曰：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25)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段记载真实的反映了宪宗末期和穆宗初年铸币量的基本情况。
宪宗以后的铸币情况由于史籍记载较略，现简单统计如下表：
其中关于宣宗时期铸币量的记载值得注意，宣宗“大中中，铸钱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庨。”(26)笔者认为，宣宗时期18.423万贯的铸币量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唐文宗和唐武宗时为了增加铸币量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文宗太和八年，“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27)，后来“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28)武宗时，废浮屠法，并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以增加铸币量。但是，即使实行了增加铸币的措施，文宗时铸币量也还不及十万贯。而在宣宗时期，史籍中没有关于宣宗为解决铸币量少的问题而实行增铸的记载，反而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却非常强调宣宗改变武宗毁佛铸钱的政策，并以新钱复铸为像的事实。应该说宣宗的政策必然会造成铸币量的进一步减少，但铸币量却为何会达到18.423万贯？超过实行增铸措施的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因此，此记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我们对唐代各时期铸币情况做了详细的讨论，由此我们可以对唐代铸币情况大致作一个总的概述。
第一，唐代的铸币量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如去掉个别“岁盈百万”的年铸币量，我们把其他各时期推测出的铸币量作平均统计，唐代平均年铸币量约为17.5万贯。见下表。
造成这种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各时期不断变动的铸币政策对各时期年铸币量和每炉年均铸币量的影响之外，唐代对铸币量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官府对铸币的态度。官府对铸币的态度决定各时期的铸币量，而铸币量的波动必然影响每炉年均铸币量。
第三，唐代各地区的铸币量分布不均衡，江淮地区的地位日益重要。下表为天宝中各地区铸币量的情况，可见铸币量的地区分布状况。
由上表可知：与天宝中相比，江淮地区铸币量下降了很多，代宗时江淮铸币量下降近70％，宪宗时下降57％。但是江淮地区铸币量占总铸币量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由此可见，江淮地区对于唐代铸币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注释：
①《通典》卷9《食货》9，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3页。
②《职官分纪》卷22记为“天宝十一年天下炉九十九……天下岁铸二十万七千缗。”
③《唐六典》卷22《少府军器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9页。
④《新唐书》卷54《食货》4，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86页。
⑤《直斋书录解题》卷6《唐六典》条引韦述《集贤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大唐新语》卷9，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6页。
⑥《唐会要》卷36《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页。
⑦钟兴龙：《〈唐六典〉撰修始末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8—12页。
⑧《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1页；《唐会要》卷89《泉货》，第1934页。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7页。
⑩《新唐书》卷52《食货》2，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60页。
(11)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2)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注。
(13)徐东升：《唐代铸币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19页。徐东升较详细的论证了唐开元中每炉年铸钱量达到一万两千贯以上是可能的，并认为唐代开元中的铸钱原料满足“岁盈百万”的铸币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
(14)《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098页。《唐会要》卷89《泉货》，第1930页记为“犹人铸日滋于前”。
(15)《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
(16)《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第407页。
(17)《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代宗实录》大历四年正月丁酉。
(18)《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8页。
(19)《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8页。
(20)《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1)《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新唐书》记“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有误。
(22)《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3)《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4)《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第407页。
(25)《玉海》卷180《食货·钱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309页。
(26)吕夏卿《唐书直笔》卷4，四库全书本。
(27)《新唐书》卷54《食货》二，第1390页。
(28)《新唐书》卷54《食货》二，第1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