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工就业互动与劳工特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工论文,互动论文,台湾论文,劳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台湾经济发展史上，农业曾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工业化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商业，工业经济的波动成长则致使劳工回流农村，形成农工就业互劝。劳工流动率偏高使非熟练劳工比重增加、农工就业互动性强、企业规模小以及工业布局分散，这些均导致劳工阶级意识薄弱和政治诉求多元化走向。这是农工转型过程中塑就的劳工特点。
一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曾经是最大的就业部门，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吸纳的劳动力大大超过农业，成为就业的主要部门。但是，工业部门所需劳动力并非由该部门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而大部分来自农业流出的劳动力。许多劳工的前身是农民，工业化后，农业劳动人口大量外流，壮大了劳工阶级的队伍。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是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产物。同时，台湾经济对外高度依赖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波动性成长，迫使相当一部分劳工在经济低谷时回流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农工就业互动性强，是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课题。
台湾在50年代初期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土改的成功，一方面造成投资土地无利可图，遂使大量的农业资本转向工商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根基。另一方面，土改后建立起的自耕农体制，引发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耕地面积也有缓慢增加。农业经济的繁荣也带来农村人口的增加，农户户数和农业就业人口有所上升。1950年农村人口574.1万，占当时总人口数的76%（注：陈碧笙、陈永山主编《台湾省人口》，第318页。）。如果按当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为37.2%计算，全省就业人口为218.19万，农村就业人口占213.7万，全省劳动力主要在农村（注：陈碧笙、陈永山主编《台湾省人口》，第318页。）。1952年的农户人口425.7万，也占总人口的52.4%。到5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仍保持在50%左右（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人力资源统计年报》1990年。）。但是，工业化以后，台湾人口增长过快，致使农业难以完全吸纳自然增长的农村人口，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据统计，在农业就业人口最多的时候，农村仍有100万剩余劳动力（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台湾省统计手册》第9期，1984年。）。战后初期，台湾农业劳动力向工商业转移的速度并不快，直到5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年外移率绝大多数年份均低于2%。60年代伊始，台湾确立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使台湾克服了内部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的限制，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起到关键性作用，农业劳动力也因农业与非农业所得差距过大向工商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1960年至1970年，年外移率由2.18%提高到6.81%。这一期间，乡村人口净迁出率高达17.4%，年均约有10万人由农村迁往城市。在台湾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农村历年外移人数均超过自然增长的数量，农业劳动力则趋于绝对减少态势（注：黄宝祚著《劳工问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7月初版，第58页。）。此后，农业劳动力持续快速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至1984年，台湾农业就业人口年平均降低百分率为3.56，其速度不仅快于日本，而且比美国也快得多，成为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注：B.约翰斯顿等著《农业与结构转变》一书附录中表Ⅲ等有关资料而得。另据《世界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第195-217页等有关资料。）。1970至1975年，农村移民占城市人口增长的65%，一般估计70年代每年大约有15万人由农村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快速转移导致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到1993年，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降至11.49%。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农村青年约90%已经转向工商业。目前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40岁以上的农民约占70%，这些中年以上的农民，再过若干年后，将因老弱而被淘汰，可能形成后继无人的后果”（注：台湾《中央日报》1969年7月28日。）。农业劳动力不足、妇化和老化严重制约着台湾农业现代化进程，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业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台湾城市化进程加快。
台湾农业劳动力流向工商业的载体有两个。第一，流向城市工商业，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镇为依托，合理的区域布局。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力主要流入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和基隆5大城市，一些县辖市和地方中心镇人口增长缓慢。60年代中期以后，西部5大城市人口逐渐趋于饱和，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因此，靠近大城市的中等县辖市和工商业较发达、交通较便捷的中心市镇逐渐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从而逐步形成以台北、高雄两个人口逾百万的大城市为核心，以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和台南5个人口20万以上的中等城市为骨干，以板桥、三重、永和等20个人口在10至20万的小城市为纽带和数十个小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的较为合理的城市空间构型。因此，台湾地区没有出现象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那样，因农业劳动力过度涌向大城市，导致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城市恶性膨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问题（注：B.罗纳德《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政策》，第47页。）。第二，转入农村内部非农业部门。除了城市非农业部门外，农村非农产业也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又一重要载体。在台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日据时代，农村就建立了一些糖加工厂，光复后农村非农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一定的农业基础，又因台湾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按照一种较为分散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要比其它国家和地区高得多。至1996年，加工工业新增加劳工27.2万人，其中台北吸纳了23%，其他主要城市吸纳了22%，小城市吸纳了9%，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吸纳了46%。同年，农村就业结构为农业占51%，非农业占49%，而1970年韩国同比为81%和19%，巴西同比为88%和12%（注；L.斯奎乐《发展中国家就业政策》，第88页。）。
台湾的发展经验表明：选择恰当的城市化道路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是确保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尤其对农业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内均有借鉴价值。
70年代，石油价格狂涨，石油危机爆发，导致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台湾经济首当其冲。其时适逢农业步入衰退期，经济发展迈向重工业拓展以及商业转化期，由于发生了停滞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致使劳工生产力由50年代的萌芽期，60年代的发展期，至70年代已经受到相当的忽略（注：黄宝祚著《劳工问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7月初版，第68页。）。在经济萧条低谷时，产业劳工回流到乡村，兼事农业劳动的数量仍十分可观。由于劳工回流乡村数量较大，有些工厂原先为方便单身女工而建造的寄宿楼房，以后却逐渐改为替上班工人准备班车了。有一家工厂甚至准备了58部班车来接送4000名搭车上班的劳工（注：斯皮尔、刘和蔡著《城市化和发展：台湾的城乡转变》，威斯特维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台湾城乡经济连结紧密，农工就业互动性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大特色，乡村地区兼业农的大量存在便是这一特色的有力印证。这种现象表明，城市产业劳工生活之艰难窘迫，必须在务工之余获取农业收入以维持生计，同时也预示着台湾农业的持续衰落，农户仅靠农业所得难以支撑家计，农闲时进城务工以补贴家用乃十分平常，由此影响农业耕作的精细化程度，导致农业经营粗放化倾向，经营效益进一步下降，务农诱因降低，必将加速农业青壮劳动力的外流。值得注意的是，农户举家弃农进城的情况较少，主要在小城镇从事临时性或固定性非农工作，并非完全脱离农事。1960年台湾有80.8万农户，其中兼业农户42.3万，占52.4%（注：黄安余《论台湾经济转型及其对劳工的影响》，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2期第40页。）。1970年至1980年期间，由于农业危机和非农部门的成长，专业农户占总农户的比率由30.24%降至8.95%，而兼业农户由39.7%上升至91.05%。就兼业农而言，在1967年以前“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所占比例大于“以兼业为主”的比例，及至1981年，情况完全倒转了过来（注：廖正宏、黄俊杰、萧新煌《光复后台湾农业政策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的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6年8月，第28页。）。这些兼业农户所兼之业，主要受雇于加工制造业。换言之，大部分自耕农身兼两职，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农业小生产者，又是雇佣劳工。他们及其家属大都已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中。
台湾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和城镇工业迅速兴起。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有移居城市或外出务工两种形态，但主要是仍然居住在乡村，以搭车上班的方式为主
（注：（日）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著，汪慕恒、陈大冰译《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84页。）。这些搭车上班族一般在周末务农，而且农村生活费用较低，可以节约生活费用的支出。大体而言，在70年代初期，台湾工商企业有50%、制造企业有55%是设立在农村和小城镇。其中食品加工、纤维、纺织、化学等工业的中小企业比例更大。70年代末，台湾当局所推行的经济开发计划又进一步促进这种发展趋势。这与发展大城市工业化的韩国存在明显差异。从就业状况分析，制造业男性就业人口所占的比率为：在小城市占25.7%，在农村也占19.6%；制造业女性就业人口所占的比率则更高，在小城市占35.6%，在农村占26.4%（注：斯皮尔、刘和蔡著《城市化和发展：台湾的城乡转变》，威斯特维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女性劳工往往把就业当成过渡性质的行业，流动性更大。外流农业劳动力进城后与农村仍然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这些企业劳工在农村还有“另一个家庭”（注：F.C戴约《奇迹的基础：新兴亚洲工业化主义的劳动依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时间一般只有5、6年，之后则返回乡村。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劳动力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从而又促使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在城市内部进行流动。这些城市劳工的流动性和上述“搭车上班的工人”，以及前述的外流劳动者地区分布和台湾工业布局的分散性，极大地削弱了台湾劳工阶级的凝聚力。因此，研究农工就业互动，深入探究台湾劳工与农民的联系，对于认清劳工特点是至关重要的。
二
鉴于上述分析，台湾农工就业互动塑就了劳工自身的特点与阶级性格，体现在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非熟练劳工比重较大
60年代中期，台湾实现了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的转变。支撑着台湾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的生产技术是极其简单的组装加工型劳作，正是这一特点使城镇制造加工工业能够容纳大批从乡村流入的农业劳动者。换言之，昔日的农业小生产者瞬即成为今日产业的“蓝领”劳工，且没有接受任何技术培训的劳动者也能勉强从事工业生产，这为农业劳动力大批转入加工制造工业提供极大的便利。台湾制造业就业劳动工人数的变化说明了这个问题。制造业劳工人数从1966年的58.41万人急剧增加至1971年的120.21万人，5年内增加两倍多，1976年达191万人，10年内增加了3.3倍
（注：台湾省工商业人员普查委员会编《台湾省工商业人口普查综合报告》，1961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13-2。1966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7-5。1971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13。1976年报告，第3卷第1册制造业表7。）。如果进一步把这些劳工按技术员、管理员、熟练劳工、非熟练劳工、其他劳动者划分来考察的话，那么各类劳工的实际数字虽然都有所增加，但从比重上看，显然技术熟练劳工的比重明显下降，而非熟练劳工的比重则有明显增大。就1961年和1976年这两个时间点的变化情况看，技术熟练劳工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35.2%下降至22.3%，而非熟练劳工所占的比重却从40.8%上升至53.7%（注：台湾省工商业人员普查委员会编《台湾省工商业人口普查综合报告》，1961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13-2。1966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7-5。1971年报告，第3册制造业表13。1976年报告，第3卷第1册制造业表7。）。此外，加入制造业的劳工在结构上以女工和青工居多。1984年4月，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工总人数为239万，其中女工高达103万，占33.2%；在女工中，24岁以下的青工占48.1%，这些女工的整体教育程度低下（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劳工统计月报》，第127期第14页表2-2，第174-175页表2-29。）。上述事实说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加上农业劳动力大批成为加工工业的非熟练劳工，使劳工整体技术含量被拉低。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台湾劳工流动率偏高制约了劳工技术的提高。从区域上看，随着农工转型和经济的波动成长，大批劳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形成农工就业互动。从行业上看，面向出口工业部门的纺织、化学制品、电器电子、其它杂货部门的流动率比较高，尤以电器电子和其它杂货两个工业部门为最，而材料部门的石油化学和基本金属工业等部门的流动率则相对较低。无论哪一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部门，它们的劳工流动率都在平均值以上（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劳工统计月报》，第127期第14页表2-2，第174-175页表2-29。）。1988年台湾制造业受雇劳工的退出率达3.64%，而进入率仅为3.33%（注：台湾研究会编《转型期的台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07页。）。制造业在近十年转型期间已释放出40万劳工，这些劳工多数在装配线工作，无专业技术。从行业流向上看，这些非熟练劳工基本上流向金融、保险、资讯、工商服务等服务性行业，成为上述行业新的非技术劳工。从流动动因看，多数劳工流动并非在同一工业部门的工厂间进行，而是与工种无关的跨行业流动，盖因工资、劳动条件以及其它条件等诱因使然。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外籍劳工因所得多寡频频“跳槽”，对台湾本土劳工之冲击不可低估。结果，一方面这些流动的劳工必将长期处于非熟练劳工的状态；另一方面，劳工高度流动本身则给劳工的职业训练带来极大的困扰。可见，劳工流动过频，影响其技术的提高，而“蓝领”劳工技术之提高尤显迫切。但我们必须看到，工业化后，台湾经济实力增强，教育投入加大，劳工整体教育水平较明显提高。笔者所言并不意味着台湾劳工素质是极低的，以上所论只是尚存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台湾劳工整体素质远高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工。随着台湾产业升级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对高、中级科技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出现增加之趋势，“白领”劳工比重有所上升，劳工结构向高层次趋进，对此应当正视。
（二）劳工阶级意识薄弱
50年代，台湾经济主要是恢复与重建正常的运行秩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工业，保障民众生存的基本需求和庞大的军事需要，处于艰困状况的劳工生活欲望不高，不太计较待遇是否公平。而且，劳工主要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具有传统的伦理观念、刻苦耐劳、服从权威、遇事忍让、富有人情和义气。他们对城市和工厂认同感与依存度低，往往认为自己是来城里做工的乡下人，虽然居住在都市，但基本观念仍认同乡下的土地和农家，一旦在城市里难以立足，就会重返乡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工是兼业农，他们乡村性格浓厚，政治意识保守，“忍”是那个时代劳工很强烈的阶级性格（注：台湾《联合报》1995年3月16日。）。“在农工转型的初期，劳工人口虽然大幅增加，但农业人口尚占有一席之地，况且农村还是这些移出劳工的大本营、居留所”（注：黄宝祚著《劳工问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7月初版，第72页。），可见劳工乡村依存度高。这些性格、特征严重限制劳工的凝聚力，极大地阻碍劳工阶级认同的产生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制约台湾劳工运动的发展，也造成劳资对立的缓冲带。70年代以来的劳工意识与思想形态变化颇大，固然与政治的发展密切难分，但是社会意识的抬头基本上还是靠经济发展之功。70年代后的第二代劳工大多属于都市型劳工，他们在进工厂前就有丰富的都市生活经验，都市性格强，乡村依存度比第一代劳工低，若发生经济不景气或工厂歇业，对生活的影响严重，争取生存的积极性相对提高。由于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所处时代环境不同，第二代劳工不仅易于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而且对不平等待遇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现状抱有更强烈的抗争情绪，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阶级认同感与斗争性比第一代劳工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台湾劳工的阶级认同感与斗争性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台湾农工就业互动性强，如前所述，这种状况极大地削了劳工阶级的斗争性和凝聚力。劳工流动率偏高则是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形成或造成阶级意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李允杰著《台湾工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2年8月版，第110页。）。其二，生产结构性因素。一方面，企业规模小，台湾和韩国都采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但是台湾以中小企业为出口创汇主体，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量高达98%。中小企业所需资本少，创业简易，劳工与雇主之间容易流动，阶级对立现象不明显。而且中小企业经营寿命短，劳工终身受雇于同一企业的机会不高，独立创业或转业的频率大，流动率高，因而雇主对劳工独占力微弱。近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及地区产业劳工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中，而台湾劳工恰恰不具备这一点。台湾单一企业雇用劳工人数不多，劳资之间容易协调沟通，易化解对立与纠纷（注：林大钧《劳资关系理论与实际》，载台湾《劳工之友》1991年第492期第15页。）。另一方面，工业布局分散。台湾的中小企业并非集中于都市地区，而是分布于城乡之间，使得农工部门就业互动通畅。预期未来中小企业仍将是台湾企业组织的主体，因此注定台湾劳工运动不可能形成大的规模。相反，韩国推行大企业路线，每个财团雇工动辄5、6万之众，而且这些劳工大多数都远离家乡，聚集在大都市的工厂里，劳动力成为其唯一的谋生工具，这对阶级认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劳工斗争激烈，劳工运动如火如荼，而且难以在企业内部解决，导致政府和其它社会运动的介入。劳工运动本身的串联，且与政治运动、学生运动有效结盟，促使政府不得不考虑政治上的代价。这种情形在台湾地区是极少见的（注：万又煊《谈台湾的劳资问题》（下），载台湾《工商时报》1989年7月31日。）。虽然80年代中后期自主工会风潮兴起，劳工抗争意识上升，但终不能形成气候，它表明台湾劳工阶级意识薄弱，并由此削弱其斗争性。
（三）劳工政治诉求多元化
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归咎于台湾劳工阶级意识薄弱。如果劳工阶级意识强，则会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为着本阶级利益而斗争，诸如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劳工阶级当家作主，就会成为其主要或一元政治诉求。其二，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湾劳工阶级各个阶层经济境况不同，其政治倾向与诉求也各异。劳工阶级上层“白领”劳工所得丰厚，政治意识业已中产阶级化，认同当权执政者。有些境遇中等的劳工，阶级意识开始萌芽，但在当局反共说教误导下，对祖国大陆尚存偏见，认同“不统不独”，即若独立对劳工有利则支持“台独”，若统一对劳工有利则支持统一。劳工阶级下层“蓝领”劳工，整体境况不佳，政治诉求模糊，部分低薪劳工甚至成为“台独”组织拉拢的对象。少数崇信社会主义的左翼劳工对朝野政党袒护资本家的施政本质有所体察，赞同“一国两制”，但其在岛内影响微弱，盖因国民党奉行高压政策，劳工左翼势力生存与发展空间缩小。劳工上层因其境况优裕，故安于现状（注：杨立宪《当前台湾劳工基本情况考察》，载《台湾研究论坛》1997年第1期第46页。）。总之，劳工阶级因自身种种局限性，如受雇于人、面临生存竞争、再加上“蓝领”劳工多数文化程度低下，所以一般难以自发产生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对其受资本家及其政权压迫的实质缺乏认知，因而难免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分而治之。特别在一个农工就业互动顺畅、劳工流动率偏高、企业规模狭小、工业布局分散的地区，则更难形成劳工阶级意识，台湾劳工的特点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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