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智库研究文献的定量分析_美国智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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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智库,亦称“思想库”(Think Tank)、“智囊团”(Brain Trust)、“脑库”(Brain Tank)、“咨询公司”(Consultant Corporation)或“情报研究中心”(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等现代智库是实行有关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主题的研究和倡导的组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最新的《智库全球报告2014》显示,到2014年,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美国拥有智库1830家,中国429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分列全球顶级智库前十位。中国智库与2013年相比增加了3家,是世界上智库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拥有独特地位与功能的智库“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有些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1]。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了大段的重要批示。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智库的建设与智库的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虽然智库有近80年的历史,并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影响日益显著,但学术界对智库这一研究领域并没有显现热烈的关注。在西方,1971年,美国作者出版了第一本介绍美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Dickson Paul,1971),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则很少有思想库研究的重要论著,直到20世纪末期,对智库的研究才逐渐形成话题;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智库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因而我国智库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而以后的20多年内,学术界对智库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文献。

      本文旨在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首次对国内外智库研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系统梳理和分析,看到不足,保持优良传统,进而为推进我国智库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借鉴经验。本文的数据选用Web of Science的262篇SSCI外国文献与中国知网(CNKI)系统中手工整理获得451篇中国核心期刊、CSSCI文献,时间跨度为20年(1995~2015)。检索过程中笔者选择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Think Tank”(Web of Science)和“智库”、“思想库”(CNKI)作为检索词,手工筛选研究对象范围内的文献。

      2 文献回顾

      朱旭峰的《“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对西方智库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文章总结归纳了近几十年西方思想库研究方法的三个历史特点: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并分别从政治学(宏观)、政策过程理论(中观)与知识运用理论(微观)层面梳理了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脉络[2];徐小虎、陈圻的《智库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重点综述了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认为“研究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定量分析方法仍有巨大的运用空间与前景,扩展研究对象的空间主要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及其一系列发展问题”[3]。

      纵观最近发表的智库研究的6篇[4-9]文章其中3篇[4-6]集中在智库影响力这一课题上。其中文献[4]为综述性文章,概括了中外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并进行了评析;文献[5]为外国译文,不仅系统整理了全球智库排名及其运作方式、重点阐述以产出为指标的智库影响力评价,还提出了智库概念界定的问题,显示出智库概念问题已浮出台面;文献[6]为唯一一篇实证研究性文章,分类整理、统计比较了中国各类智库,并详述了各类智库在区域、时间分布上的特征,最后总结出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体系,与上述特征相结合得出结论,具有强烈的实证气息。

      尽管国内实证型智库研究仍没有大量涌现,但从整体上看,国内智库研究的变化整体上是比较明显的,原本定性、个体、专注美国智库的痕迹变淡,逐渐显现出定量、系统、放眼全球性智库的特点;对欧美国家智库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单一智库的介绍性案例分析,系统分析某一专业领域内同一类别智库的文章也崭露头角。美国作为最早出现智库的国家,一度是智库研究分析的重点,而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慢慢分散到美国之外的国家。

      然而以往的针对智库研究所做的综述几乎均为定性研究,尚没有对智库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过综合的系统统计与分析。本文的创新意义在于首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外智库研究状况进行集中梳理与动态分析。

      3 国外智库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3.1 国外智库研究概况

      在美国,自保罗·迪克森于1971年出版专著《思想库》以来,20多年内对智库的学术研究十分罕有。直到199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James A,Smith)的著作《思想的经纪人:思想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出版,90年代后国外对智库的研究才渐渐增多,除美国以外的学者也逐渐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本文利用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统计了近20年来国外智库研究文献的发展脉络(见图1)。可以看到,自1995年以来,智库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平稳状态,除2006年有一个明显的突起外,2014年以前其他年份的文献数量则徘徊于6~17篇之间。纵向来看,智库研究在近18年时间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2014年的文献数量十分突出,竟达到38篇,2015年2月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篇。由此可以推断,国外学者在未来近期内可能会密切关注智库话题。

      

      

      与此同时,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已开始关注智库研究这一领域。表1显示了智库研究的国别(地区)分布情况。统计结果的突出一点可总结为,发达国家的智库研究在国际上仍占主导地位,其中美国的研究数量遥遥领先,这与其作为智库研究的发源地密不可分,也同样可以归因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智库,研究样本充足。排名中大部分为欧洲、北美洲国家,可见这些区域对智库的研究兴趣相对浓厚。所有国家中仅有中国、匈牙利和南非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排名并不靠后,紧紧跟随欧美发达国家。

      3.2 国外智库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在统计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发现了国外智库研究的特性,阐述角度主要分为智库的学科属性分布、高被引文献、高产作者以及重要研究机构等。

      3.2.1 学科属性分布分析

      观察表2的统计表征,结论十分明显:20年以来的国外智库研究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涉及多学科领域,体现综合性特点。近1/4的文献基于政府、法律视角研究智库,而公共行政、商业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等也是受到重视的研究方向,智库研究可谓十分广泛。总的来说,宏观问题是国外智库研究的主要议题,其次则是人文领域的研究方向。Stewart等[10]认为,思想和学术经过不同学科研究者分享交流,有利于激发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方式、研究技能以及发现,进而创新自身领域的研究。智库研究受到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对于反思和发展智库研究意义匪浅。

      

      

      3.2.2 高被引文献分析

      在国外智库高被引文献前15名中(表3),研究方向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1)智库基本概念与性质、内部决策机制的探讨。其中文献[11]对智库一类的政策分析机构的定义提出质疑并辨析了代表科学的专家与代表国家的公共政策间的复杂关系;文献[12]通过双因子实验对智库内部的决策机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极具现实意义且十分贴切地响应了“决策”这一情报学核心课题。(2)某一领域内智库的结构、运作机制、对具体领域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某一具体智库历史的研究。国外智库研究的切入点是十分细致且明确的,例如在对中国国际关系智库的研究中,表述了其各项组织、研究概况、提供与这些机构相关人员的信息,并对组织的发展沿革方面阐述历史性的观点。进一步的,还有研究分析并评价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保守型智库与自由市场型智库对市场导向以及“新都市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扩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类似于智库对公共政策转移作用的研究在高被引文献中占有一定比例,然而比例最大的要数运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智库的研究成果所做的阶梯研究。(3)运用专业领域智库的研究成果的继续研究。国外文献研究智库成果的领域涉及范围广泛,环境科学方面有研究分析保守型智库中环境怀疑论问题[13];医学方面有研究分析世界首家为发展剥脱综合症研究而建立的医学智库[14];政治方面的研究最多,包括分析公共政策智库的研究成果调查同性恋的分布情况,运用对“市场保护联邦”的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在多层政治角度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化[15],利用欧洲主要国家智库的研究成果、分析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如何在对欧洲政策产生作用来深入研究欧洲安全与边防政策[16];社会科学方面,利用智库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促美非社区健康体重”团体的阶梯研究[17];生物科学方面,利用研究成果对稻米中但定位进行几率评估[18];等等。

      国外高被引文献中几乎均是包含案例的实证研究,不仅领域涉及广泛,且是对已存的智库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3.2.3 高产作者分析

      表4总结了国外智库领域近20年内的代表性作者。国际上研究智库领域的高产作者大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格兰,而这些作者的文献产出量均不突出。发文最多的作者Abelson De、Pautz H、Stone D等所研究的视角局限于智库的历史演变、现状、性质、规模、功能等基本属性,而产量低的作者则分布于其他研究视角。可见,研究智库的国外学者分布较广而产量较低,合作关系并不明显,这与国外学者研究领域广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2.4 重要研究机构分析

      表5是国外发表智库研究文献最多的前25科研机构,总体而言,发表智库研究文献最多的研究机构分布情况与表1中的国家分布情况是非常类似的。其中除去1所来自德国的慕尼黑大学、1所来自土耳其的卡迪尔哈斯大学,其余的高校几乎都位于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可以说研究智库的主要国家十分集中。前25位高产机构中,美国高校出现的次数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高校。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美国高校的文献产量总和位列第一,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是智库研究产出最多的高校,可见英国高校对智库领域的兴趣不亚于美国。除英国外,欧洲国家仅有德国、土耳其的2所高校上榜,可见北美仍是国外智库研究的“领头羊”。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25所科研机构几乎都是国际知名的高等院校,其中甚至包括诸如哈佛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高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多著名大学科研人员对智库研究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25所高校发表的智库研究文献数量之和仅占文献总量的31%,这一比例虽然不低,但智库研究并没有压倒性优势集中在这些高校,说明还存在许多科研机构从事智库研究。这对尚处于初步上升期的国外智库研究而言,多维度、多领域的学术机构、科研人员参与问题的探讨,使得学术研究多元化、讨论角度更加全面,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现实适用性,对于促进该领域的研究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也是一件有益的事。

      4 中国智库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4.1 中国智库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选题基本上属于智库知识的普及推广、对某一知名智库的概况性介绍[19-21]。正如徐晓虎等人所说,“国内研究机构及学者一定时期内接二连三地通过各种形式(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等)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情况,这样的发表持续相当长时间,而国内的关于智库的研究动向则始终局限于此类的总结、综述、介绍以及一般性历史回顾、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3]。自2006年开始,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工作才开始出现从定性描述、比较分析向定量分析、建立模型等高级研究模式的提升。

      为更好地了解国内智库研究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来检索并手工整理了近20年来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及来源于CSSCI的我国智库研究文献,共计451篇相关研究文章(见图2)。与国外研究脉络相对比,明显不同的是,国内智库研究在2000年前始终处于低迷状态(每年不多于3篇),直到进入21世纪才真正出现了一波智库研究的热潮。文献年产量迅速增长,涨幅远远超过国外研究文献年产量,2010年就已达到国外研究的最高年产量,而2014年达到峰值(147篇),这可以说明智库这一话题已经进入热议阶段。

      

      

      表6进一步统计了国内发表智库研究文章最多的前20种期刊。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智库研究的领域高度集中于社会、政治、教育领域,研究领域单一,不似国外跨学科研究的丰富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于从教育领域作为切入点研究智库的兴趣相对浓厚,而国外在这一方面并不明显。可见,高校作为智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格外重视。

      具体来看,智库作为一种情报性质的机构或组织,其研究领域必然涉及图书情报学,然而表6中,与图情领域有关的期刊仅有3个且均在10名开外。原因在于:第一,国内智库研究尚未成熟,研究步伐紧跟欧美国家,而国外对智库的研究方向便是政治、外交、军事、社科领域,国内必然以此作为初步阶段的研究方向;第二,智库研究针对的是实体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初步阶段无法直接跨过实践性的考察而直接触及抽象理论的研究,也即“在科学性、系统性、独立性等方面与西方智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在智库研究方法上有待提升”[22]。若将来能够摆脱基础的一般性历史回顾、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有理由大胆推测,将来对于智库在图情领域的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方向,即智库研究将逐渐抽象化而形成一类独立理论。

      

      4.2 国内智库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接下来介绍的是国内智库研究特征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考察高被引文献(以此窥见研究方法)、高产作者以及重要研究机构等方面。

      4.2.1 高被引文献分析

      

      笔者从文献影响力的视角总结了国内智库研究的高被引文献(见表7),由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国内高被引期刊的作者和期刊具有“群聚”现象,例如以朱旭峰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的文献就达到4篇,显示出其对国内智库研究的影响力;《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和《中国软科学》3种期刊各包含2篇高被引文献,也体现出国内智库研究的主要方向。第二,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与国外不同。内容上,高被引文献中仅有3篇是针对国内智库,其中2篇为中国智库的功能研究,1篇为理论研究,而有12篇是针对西方智库的,其中大部分为美国智库,此外,对官方和高校智库研究较多、对民间智库研究较少;方法上,10篇实证研究、4篇规范研究以及1篇综述研究。

      可以说,国内智库研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比较单一的,表7很清楚地表现了国内智库研究的不足之处。这是国内智库研究的弊端,如何走出单调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壁垒,运用案例、问卷、建模、访谈等丰富的研究方法对智库进行外延更广泛的研究,是国内智库研究学者未来要突破的难关。

      4.2.2 高产作者分析

      下页表8指出,高产作者分布分散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我国智库研究领域中,研究产量与国外相比也不突出,尚没有出现作者与选题“群聚”的现象,这应归因于国内智库研究集中于个人层面,组织或机构层面的研究集群尚未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莉丽9篇,清华大学朱旭峰7篇,这些学者可谓国内智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推进智库研究以及增强该领域的影响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列15位的还有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的原松华,限于篇幅未报告。

      4.2.3 重要研究机构分析

      表9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高产研究机构排名中位于前三位,且均位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其发文数量差距不大。这15所科研机构中的高校大多是知名院校,榜上有名的智库科研机构还包括各省市的科学院。与国外重要研究机构情况相似,发文量位于前15位的研究机构发文的总和仅占总数的21%,显示出智库研究并没有集中在少数高校,说明在国内,同样存在众多科研机构从事智库领域研究。“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肯是全球领先的智库研究专家,其负责的‘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也是全球第一的智库专门研究项目”[3]。而国内则有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部门等国家层面科研机构,这一现实为国内智库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明显的地域性在国内智库研究中有所体现。在发表智库研究文章最多的前15个机构中,大多数机构位于政治发达地区(如北京市、河北省、湖北省、浙江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其中北京市首屈一指。换言之,目前智库研究深深根植于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背景。

      5 国内外智库研究特征的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智库研究的异同显而易见。多维思考、比较分析这些异同并挖掘其隐性的并可能对未来研究产生影响的原因,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根源上动态地直观把握国内外智库研究的沿革与趋势导向,也可以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智库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概括而言,国内外智库研究在三大方面存在异同:一是研究氛围(历史沿革、学术期刊),二是研究实践(研究视角、方法、学者与机构),三是研究趋势。

      5.1 比较分析

      第一,研究氛围异同。国外智库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平缓状态,直至2014年才出现明显的提升。而国内智库研究经过长期的冷淡后陡然成为热门话题,这与国外研究存在相似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外智库研究起步较早,尤其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智库研究的专著,这是国内研究所缺乏的基础。学术期刊方面,国内外关注的领域均高度集中于政治、社会、教育领域,但不同的是国外智库研究呈现明显的跨学科合作,丰富了智库研究的视角,国内的关注点则略显局限。

      第二,研究实践异同。相对于国内智库研究领域单一的现状,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官方和高校智库研究较多,对民间智库研究较少,国外智库研究视角明显广泛;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智库研究类型则局限于实证、规范与综述研究,缺乏国外流行的案例、访谈研究,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等)的使用程度明显不足。最为明显的差异是国内智库研究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得不够广泛,大多使用的是质性的研究方法。欧美发达国家的智库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智库的介绍性案例分析,系统分析某一专业领域内同一类别智库的研究成果崭露头角,国内智库研究工作也应逐渐调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经过分析,国内存在许多专业领域内智库研究学者(如朱旭峰等),但相对于国外研究学者而言,国内学者的合作意向并不明显,国内智库研究集中于个人层面,组织或机构层面的研究集群尚未形成;国内并不乏知名高校与其他组织(如中国科学院)等专门智库研究机构,但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均有待提高。

      第三,研究趋势异同。中外智库研究近年来均出现实证研究比例增大的趋势,但方向有所差异:国内智库研究更加偏向综述性质的选题,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运用定量分析,在具体选题上更注重宏观层面;而国外智库研究更加倾向某一专业领域的微观选题,自下而上地考虑问题,研究结果也往往更具现实意义。

      5.2 改善建议

      第一,建立智库研究数据库。我国不缺乏专门研究智库的学术机构,其中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等国家层面的学术机构,国内智库研究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性的研究领域,一部分应归因于可获得的信息匮乏,没有研究资料则无法进行研究实践。“在智库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可用数据较少”[23],阻碍中国智库研究进程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缺乏智库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库,因而建立智库研究数据库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外国智库研究在定量化、系统化的研究方面已十分娴熟,国内智库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向西方学习使用丰富的研究方法。在选题方面,应多选择微观角度,例如智库的运作机制、社会功效等。从智库内部向外看,应更多使用情报学中系统的分析方法与流程,深入解析智库的内部机理。

      第三,智库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文献回顾、智库介绍、功能性质分析等传统视角,集中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应勇于尝试跨学科研究,选择多元的合作研究方式,提升智库研究的层次,进而成为一门独立性、系统性学科。

      第四,形成“智库学”。上文提到智库研究针对的是实体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无法直接跨过实践性的考察而直接触及抽象理论的研究。学者可以将智库与图情领域的融合作为将来智库研究的方向,即将智库研究逐渐抽象化而形成一类独立理论,以此为基石最终形成“智库学”这一专题研究。

      6 结语

      本文利用ISI Web of Science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资源,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外与国内智库研究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进而将两者深入比较,发现国内外智库研究在研究氛围(历史沿革、学术期刊)、研究实践(研究视角、方法、学者与机构)、研究趋势等方面的异同,以此为根据,提出了一些激励和推动我国智库研究的建议。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中国的智库学者从根本上(思考方式、研究角度、方法运用等)把握国内外智库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借鉴经验、弥补不足,为智库的后续研究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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