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执政”的内涵、特征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前执政、执政到执政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执政观念革命，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水平的改进和提高，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后执政”的科学内涵
提出“后执政”概念根据有二：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启示。工业——后工业、现代——后现代、网络时代——后网络时代，其中无疑包含着后者对前者的借鉴超越。美国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指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接受“后执政”概念，一方面说明“后执政”是对前执政、执政前瞻性战略思维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是与革命、计划经济时期的执政意识、方式彻底告别。二是“党执政”的启示。中国共产党真正有了“执政意识”是在苏东剧变之后。一些执政几十年的老党、大党发生剧变，促使对执政意识、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过去的执政意识适应顺境、在解决如何发展方面行之有效，现在面对出现腐败和风险（逆境）、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则明显不足。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阐明了“党执政”的科学内涵。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后执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党执政”基础上的充分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也由前执政、执政到“后执政”。经过80年的发展，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革命党、在野党→建设党、执政党；(2)封闭的党→开放的党；(3)计划经济的党→市场经济的党；(4)阶级的党→民族的党，等等。许多学者对这种“变化（转型）”作了形象的比喻，比如：“全控式”的一元化传统架构转向“主导式”的制约型现代架构；纵向的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转向横向的同心圆式的控制结构。这种新的控制结构像是一个球型星体，核心凝聚和引领着外围，外围不脱离核心并且围绕核心旋转。[2]也就是党已从主要依靠政策、权力领导向依法治国转变；从包揽一切、取代各方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从依靠阶级性向依靠自身先进性、民族性、社会影响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有效地实施领导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后执政”的开始。“后执政”不是不执政，也不是淡化党的领导，而是增强党的领导；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后执政”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依法治国替换以党治国，真正的法治取代人治。“后执政”从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执政兴国、执政为民、依法执政、党政分工，与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相匹配的政治文明。“后执政”的内涵在与前执政、执政的比较和区别中易于把握。
首先，“后执政”是执政兴国。如果说前执政离开革命，就推翻不了三座大山，建立不了新中国；那么执政、“后执政”离开了现代化建设、离开了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就无从谈起。执政是兴国的前提、保证，兴国是执政的目的、基础。党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执政党，也失去领导的基本保障。在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地位集中地体现在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尽管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改变，但是党的执政领导地位不能变，党的性质、宗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C.贝伊认为，即使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后执政”是执政为民。政党成为执政党只是表明这个党在国家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决不意味着政党本真（原）位置的改变。[3](394)如果说在执政前，我们党的领导途径是直接深入群众，实现党对本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直接领导的话，那么执政后，党的领导增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途径，把党所代表的阶级和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使之覆盖全社会，形成社会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可以说，这是党在执政前与执政后实现领导的途径、方式的主要区别。
革命党是远离国家这种公共权力的，而执政党是和国家这种公共权力紧密相连的。党内一些人所以能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江泽民说：“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4](942)“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5]这些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党的领导的实质，也是“后执政”实质，揭示了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党的领导的民主，绝不是人民民主；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的领导。
第三，“后执政”是依法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国家经常性的事务是经过人民授权，由各级各类国家工作人员负责处理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遵照人民的授权来处理这些国家事务，必须依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吏”。治国先治吏的道理也在于此。法，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而绝不是什么“防民之具”。人民授权，是各种国家机构行使权力的惟一来源。人民和国家机构之间，是权力的委托和受托关系。这种关系依法成立。未经人民授权，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不能成为人民之外或者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6](577-578)党执政是依法执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转型后的中国政治将是以党为领导、以人大为权力中心的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四，“后执政”是党政分开。(1)避免像国民党那样命令政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论述过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关系，批评了党直接干预政权机关工作的做法。(2)党政是平等关系。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曾说过：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这就如同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的规定一样。(3)党政职权不同。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共产党比较注意妥善处理党政关系问题。(4)党要有政府观念。1950年4月，周恩来指出：“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中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实施。”[7](174-175)说明党是通过间接的原则方式实施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而不进行直接、具体的管理。(5)党的领导和党政分工的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1986年，邓小平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8](177)江泽民也曾经指出：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本身的职能。我们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必须处理好党政职能分开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关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组织的不同职能，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权和责任。党政分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后执政”的显性特征
1.后现代主义——继承性和超前性的统一
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地孕育着后现代性，同样前执政、执政包含着“后执政”。在共产党没有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执政（政权）意识，或者说这是一种准备意识、超前意识、战略意识。这主要表现在：(1)政党生产力标准论。(2)政党群众利益代表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出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9](59)(3)反对一党专政论。还有诸如“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用民主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等等。这些为执政、“后执政”战胜各种执政风险，提供了法宝、指明了方向。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领导了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对执政规律作了重要的探索：(1)法大于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对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现象、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2)“领导就是服务”。(3)普选。他说：“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8](220)这实际孕育和标志着新执政时代已经到来。“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执政规律探索的重大成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罗蒂的思想明确表现出后现代话语逻辑：后现代主义不是要否定现代性，而用其内在的某些设想来与它争辩；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它企图颠覆的完整系统之中，它并不能被视为一种新的样板；尽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但它并没有替代现代主义。当然，哈贝马斯揭示出后现代思潮的核心就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但这并不妨碍借鉴其合理内核。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知识态度，它与具体的选择、建设或破坏指向无关。“后执政”是在这种意义上从执政角度的后现代主义，“后执政”是对前执政、执政的继承超越，而不是否定弱化。
2.政党政府——工具性和制度性的统一
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党的出现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的政治形式。不仅如此，现代政府都是一种政党政府。政党现也成为当今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最为关键的角色；政党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力量。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组织、控制和领导政府。或爱或憎，看起来，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政党存在；几乎当今所有的社会，无论民主与否，都有某种政党制度来联系公众和政府。E.E.沙特施纳德说：“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10](1)
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体系的力量和适应性。这就如同重要的是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样。政治稳定和政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也就是要有一个能够吸收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新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在美国，政党起到帮助把一拨拨的移民和少数族群成功地整合进美国政治生活的作用。一些美国政党甚至提供社会服务，纽约的坦幕尼厅就为欧洲移民提供周到的服务，它在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处的同时就将他们招到党的麾下。在那些政党没有能力把新阶层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来的国家，新阶层运动往往会很激进，有时带有革命性。在中国，集制度性和工具性统一的政党体制非中共莫属。“后执政”也一定能为执政党提供多功能视角，以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防范诸如“法轮功”之类事情的发生。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看，政党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中，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一位以色列学者发现：在许多新兴国家中有建立一元化——但不是专制——的政党政府的趋势，说明许多这样的政党在形成某些新的共同的集体认同中，在不同的竞争者之间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看来更像是发挥工具性的作用。[11](204)显然，政党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依托政党组织，建立起政治权威地位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历程。因为后发型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这就要求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其导向和组织功能，而且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予以协调，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否则，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失去秩序保证，出现所谓的“现代化中断”现象。以中国共产党为载体的政党权威的确立和巩固恰恰最符合这种需要，也能承担这种责任。
一般而言，执政党有三种执政方式：“文化大革命”式、“上下级”式、“法理”式。按现代国家的通例，第三种执政方式能够获得类似韦伯所言“法理型权威”，也最符合民主宪政原则。市场经济对政治系统和政党执政的一般要求是掌舵手而非划桨手，更不能自己吹哨自己踢球。党的领导通过党的执政来体现，其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含义是：党不是作为游离于国家制度外的领导力量，而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即作为执政党，来运作国家制度，领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党政关系将从传统的党政不分、一党代政，变为党政职能分开、党在政中。这种党的领导不是简单地从政治上来实现，而是从制度上来实现，从而使党的领导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和法律化的领导。新型的党政关系将确立在“强制度、强政党”的基础之上。[12](430)制度规范下的政党建设、政治现代化就是“后执政”。
三、“后执政”的隐性意义
1.执政意识与时俱进
一定要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个高于一切的政治意识。打天下有打天下的方法，坐天下有坐天下的规矩。此时，还简单沿用过去常用的一些思想观念、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列宁和毛泽东都曾看到了革命和建设的差别。
培养和建设正确、科学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在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把党的执政领导地位看做是党高居于社会之上，把党的领导地位误解为党员干部高人一等。通过执政进行领导，绝不是说党的领导的惟一途径和惟一方式就是掌权，离开权力就不会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老爷”，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就是“后执政”的要义。诺斯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够得到新团体和旧团体的忠诚拥护。“三个代表”、“两个先锋队”就是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最好明证，同时也构筑了新执政意识、“后执政”理念的基础。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整合的积极因素，它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符号体系，但其符号内涵已经实现了世俗化的转型，因此能够整合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这种意识形态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改革政策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清除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因素，降低因改革带来的政治压力，将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均等现象控制在合理的的范围与限度之内。[13]
2.“后执政”意味着党的建设日益凸显
1957年5月毛泽东指出：不整风党就毁了。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989年5月邓小平也告诫：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14](72)如果我们不警惕，不警觉，让那些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相违背的错误思想和腐败行为蔓延开来，那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放在一起，因为党的执政领导体制在主要方面规定着国家政府行政体制的构成和实际运转。只有适时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解决由党的执政领导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而带来的弊端，才能真正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领导改革的党必须改革党的自身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党的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党的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1993年6月，江泽民对邓小平“关键在人”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阐述了四个“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条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忽视、不能放松的，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与治国孰先孰后、孰重孰轻？2000年1月，江泽民有精辟概括：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如此。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亨廷顿说过，在现代化中国家，谁有了政治组织，谁就控制了未来。
3.有所为有所不为
没有政党、政府权限的恰当定位、功能的不断优化、机构的有效运作，社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便不能企望。党政不分，混淆了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同组织和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权限，否认社会分工，违背了政治现代化中的结构分化的基本方向；在实际工作中，使党组织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之中，无法集中力量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研究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问题，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这样势必影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刘少奇曾指出：“要有管业务的，这主要是政府系统、行政系统去管。另外要有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的，这由党委管。”[15](623)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指出：“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16](321)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毛泽东为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大理论、战略问题，尚且尝试退居二线，政党亦如此，只有放小才能抓大。
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增强，执政党的宏观决策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就是专管大事，不管小事。以前执政党包办的很多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则根据性质予以分解，转让给政府、社会和市场去管。执政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集中体现在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制定并实施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宏观发展战略。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惟一的执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自然就导致了民众对党的较高预期。大量应由政府、社会承担的责任、甚至不应该由政府承担也不由党承担的责任都会归结于政党权威。一旦政府行为出现失效，共产党就会不可避免地承担负面影响，政党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受到削弱。所以，培养“责任”意识，避免“责任”超载现象也成当务之急。“后执政”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有助于国家、政党、社会准确定位，形成一个政府失灵不危及制度，党员干部个人违法不殃及党组织（形象）的良性社会。重“贡献”轻“身份”，官员、公务员、公民各自既履行义务，又行使权力和责任。
总之，如果说后工业是对工业的超越，后现代化是对现代化的扬弃，那么“后执政”就是对执政的升华和结晶。以前，执政党代替、包办政府、社会、市场太多、太大、太强，21世纪执政党是否要由这样的“前台”逐步移向后台，像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会那样，虽不具体直接管理企业，但能更好地发挥领导决策和监督作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就是“后执政”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