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本质的国族叙事与个人体验——中国、西方战争文艺“历史记忆”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差异性论文,中国论文,文艺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4—0063—04
在现代中国，抗战文艺事实上比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要早许多年，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1·28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拉开了中华民族现代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年，上海众多电影制片公司陆续推出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抗战》、《上海浩劫记》、《十九路军血战史》等多部表现这次抗战的纪录片以及故事片《上海之战》、《共赴国难》等，成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先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二战题材的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空前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抗战题材的文学艺术也随之日益高涨。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战戏剧、电影等，成为三、四十年代之交最重要的文艺现象。抗战文艺对于民族的整体动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使民众通过艺术的方式了解了民族的危亡和危险，并激起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残酷的战争场景、血腥的暴力场景和母亲送儿上战场等英雄主义场景，是抗战文艺最常见和历久不衰的经典场景。国族动员的诉求就是同仇敌忾，于是，每当战斗即将展开时，“请战书像雪片般地飞向连队”，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字叙述，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高尚、纯粹和勇于牺牲，在这类文艺作品中表达得最为充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表达了参与战争的人对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的正义感和无畏精神。但另一方面，它也不经意地表达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态度。战争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也创作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比如像《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以及其他电影等。但这些作品更注重表达的是对战争胜利过程的描述，以及对战争胜利的庆祝，而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没有完成。
因国族动员需要而形成的表达策略，使这些作品对战争的价值判断淹没或遮蔽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思考。或者说，对反侵略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因国家民族的叙事而忽略了战争对具体人构成的精神影响或心灵创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以二战或其他战争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关怀对象是非常不同的。200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展开，在北京，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查明哲博士推出了他根据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和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战争三部曲”话剧系列。这是在艺术观念、戏剧结构、舞台形式和“战争记忆”等方面都大不相同的话剧作品，他们的差异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更有趣的是，查明哲博士没有选择一部中国这类题材的作品，这三部作品均来自异域。这个选择本身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导演对中国抗战题材话剧的评价和信心。
我们注意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俄罗斯红场的阅兵尤其引人注目。那里出现了当今世界的大国领袖，也有当年战争中的老兵和英雄。全世界都瞩目那里，不是因为俄罗斯独特的风情和文化，也不是因为俄罗斯作为大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全世界瞩目那里，将目光聚焦那里，是为了参加一场伟大的仪式，是为了向在二战中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俄罗斯民族致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创造了二战的奇迹，以最大的牺牲保卫了自己的国家，帮助解放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许多国家，并且最终攻克柏林，而且他们付出的是2700万人口和1941年计算的6790亿卢布的代价。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连同改编的电影，就像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一样，在我国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有几部获奖的中篇小说，都有这部作品鲜明的印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被中国的读者所接受，一方面是我们与俄罗斯/苏联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是这部小说所展示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它挥之不去弥漫全篇的俄罗斯式的诗情和风情。
查明哲将这部作品搬上话剧舞台，成功的最紧要处，不止是他对作品精致洗练的诠释，不止是他对原作的诚实改编。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对俄罗斯文化独特的理解，以及他对战争文化全新的解读和识见。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人所共知，但战争对女性诉诸于肉体的消灭，就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战争绝对的罪恶。当然，这一点与原作提供的基础有关，但在具体的、以形象的、舞台艺术的方式阐释的时候，则显示了查明哲对俄罗斯文化独特的理解和想像。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是带着“他者”的眼光去诠释或者添加了个人主体性的思考完成这个舞台剧的。当然，关于那场战争，人们的理解随着时间的延展、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对战争本身的多方面反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瓦西里耶夫自己也曾谈到了这种变化以及对他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之后，在苏联立刻出现了战争文学表现胜利的浪潮。这是对我们的巨大牺牲的反映，大家都知道，为此，我们洒出了多少鲜血。后来，略微清醒和冷静了。为回答这种胜利浪潮我写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想说，不，孩子们，请原谅我，一切并非如此，战争是残酷的事物，不是盛大的欢宴……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还会继续写。现在的一代人写不出，但是，我认为在下一代将会写出来。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争，每个人在自己的战壕中、自己的坦克上，自己的大炮旁亲临战争……关于1812年战争的鸿篇巨制是在战争50年以后写出来的。我们现在关于战争的小说，情况也将如此。”对战争以政治学、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知的时候，可以得出正义、非正义；侵略、反侵略的战争观念。但对战争本身的反省或检讨，却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用艺术的方式去感受、认识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艺术是处理人类精神和心灵事务的领域，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都会对人的心灵造成难以愈合的创痛，胜利的战争也不能抹去战争给人的心灵带来的阴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这样的作品。事实上，“保卫基洛夫铁路”仅仅构成了戏剧的基本背景，编导者并没有对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战争事件投入更多的热情，他对外在的事件并不怀有兴趣。我们看到、听到的是舞台上，象征俄罗斯风情的白桦林亭亭玉立，俄罗斯歌曲不时响起，快乐的女兵风情万种，痴情的女房东一往情深。诗性、浪漫的俄罗斯文明，即便在战时也被凸显得淋漓尽致韵味无穷。这种渲染与罪恶的沼泽、子弹和匕首无情地结束了五个如花似玉年轻姑娘的生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没有什么比剥夺这样的生命和生活更震撼人心。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和承诺，才是这出话剧要表达的基本主题。战争结束了，但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幸存的瓦斯科夫并没走出战争的阴影，他的心灵已伤痕累累不堪重负。因此，这是一个反对所有战争的戏剧，这个想法一经浮出，我个人也不免震惊，但事实的确如此。
《死无葬身之地》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剧作家萨特的作品。它被查明哲第一次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演出之后好评如潮。这是一部极端复杂的戏剧，反复交替的两个场景都被规定为极端化的场景。一面是法西斯的审讯室，一面是关押游击队员的牢房。但事实上，与游击队员构成尖锐戏剧冲突的不仅仅是法西斯的严刑拷打，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每个游击队员的内心。除了坚强和富有经验的希腊人卡洛里之外，索比埃、吕茜、弗郎索瓦和昂利，都惶恐不已惴惴不安。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点什么秘密出卖以逃脱刑讯。既然游击队的行动都受到了怀疑，那么在敌人面前表现坚贞是否还有意义？但为了人的尊严，也为更多的游击队员免于被俘，卡洛里、索比埃和昂利都在审讯中坚持下来。但这时已经逃脱的队长若望却意外地被捕了，而且与队员们关在同一牢房。于是，矛盾急转直下：大家拥有了共同的秘密；相同的处境因队长的到来起了变化：队员要为守住这个秘密去遭受苦难，队长则要承受不能参与其间的心灵的煎熬。于是索比埃怕自己泄密选择了自杀，队长的同志和恋人被敌人凌辱，而吕茜的弟弟弗郎索瓦因扬言告密而死于同伴的扼杀。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在极端化的情境中表现了它的不确定性。人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人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人是有尊严的也是自私的；人是可以沟通的而他人也是你的地狱……。但争吵、宣泄或漫长的沉默之后，人的尊严要求和内心对高贵的意属，最终战胜了懦弱、私欲、卑下和法西斯的惨绝人寰，他们以死亡肯定了人的尊严和高贵。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已广为人知，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人除了他自己别无立法者，在本身被弃的情况下，必须自我决定。人需要重新发现自己，是去了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他的自身中拯救他。因此存在主义哲学从来也不是悲观的、绝望的哲学。恰恰相反，当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有自我超越可能的时候，存在主义正是一种乐观主义。《死无葬身之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萨特的哲学。
如果说《死无葬身之地》是在灵与肉极端化的情景中，对人性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真实地呈现的话，那么，《纪念碑》则是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对人的灵魂的严酷拷问。剧中的战争背景很模糊，但一个少年罪犯竟在战争中奸杀了23名女性，罪恶罄竹难书。他被判处了极刑，死到临头的罪犯斯特克并没有忏悔之意。他的逻辑是，这是战争的罪恶，他所做的一切是战争的一部分，人人都这样他为什么不能这样？意外发生的故事是，有人愿意担保斯特克免于一死，条件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担保人。斯特克答应了这个条件得以出狱，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担保人梅佳的女儿也是被他奸杀的。于是在梅佳和斯特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性的拷问和被拷问的决斗。梅佳在这里本应该是一个复仇者，但她又是一个救渡者。对斯特克既仇恨又悲悯，她希望这个罪犯能说出埋葬自己女儿的地方，然后再复仇。但当找到女儿之后，她却放弃了复仇。在追问、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梅佳也完成了对斯特克灵魂的刑讯。这个罪犯终于能够说出一句“对不起”！但梅佳能够原谅他吗？即便罪犯能够认识自己的罪恶，从此生活在生不如死的罪恶感中，心灵永远是暗夜，他就应该宽恕吗？梅佳放弃了复仇但也放弃了原谅，这种复杂性是所有善良和热爱和平的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关于战争题材以及对战争这种集中表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人性的现象，对其理解还远远没有终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和左右我们对这一现象的重新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宗教信仰、民族或种族有怎样的差异，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不仅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同时它也是这一题材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
这是三部形式上差异性鲜明的剧作，同时，这三部戏又同是战争题材，在内容上又显示了他对不同国度同一题材戏剧理解的深刻性。在让我们了解异域高端话剧艺术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一个中国导演的夺目风采。这三部戏的意义还在于，在话剧艺术日趋边缘化，高雅艺术正在遭遇亚文化或商业文化挤压、覆盖、遮蔽的时代，为我们重新建立了对话剧艺术的信心。当然，中国不是俄罗斯，将剧院当作教堂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查明哲们的努力将会使这一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戏剧的现代性理解，对打破地域乃至国界的尝试，都显示了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我们也隐约感到了查明哲对中国战争题材话剧的失望甚至绝望。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中国战争题材的话剧。这对本土话剧剧本创作来说，确实是一件遗憾和令人忧虑的事情。在我看来，本土这一题材的创作在艺术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与这三部剧相比，存在的差距是不言自明的。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关于这一题材的创作，多少年来，从来也没有超越国家主义的框架和“暴力美学”的模式。在这个框家中，对战争的表现、反省和检讨还限于“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对立中。于是，无论是战争还是斗争，只要被命名为“正义”、“革命”，那么，无论诉诸于怎样的暴力乃至肉体消灭，都是合法并且合理的。于是，在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支配下，与战争、斗争相关的文学艺术，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血雨腥风”是我们在这一题材上可以概括出的统一风格。“英雄”和“敌人”，“神”和“鬼”是我们战争题材的基本形象。我们能够叙述的关于抗战的记忆，除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八女投江》、《英烈千秋》、《八百壮士》、《南京1937》、《血战台儿庄》；就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比如《最后关头》、《正气歌》、《孤岛天堂》、《东亚之光》、《狼山喋血记》、《松花江上》、《平原游击队》、《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等。了解或广为传诵的也是“十大英雄”、“九大鬼子”、“八大汉奸”、“七大游击战”。① 而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精神和心灵的感受、痛苦和伤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叙事中得到更丰富、复杂的展现和表达。特别是战后，对战争的深刻反映还没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这一题材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资源被不断地开掘。这一点我们和苏联的二战题材的文艺是非常不同的。在苏联，不仅有即时性的关于二战的文学艺术，同时，战争结束之后，对那场战争的反省、检讨和更深入的思考并没有终结。他们不仅有《莫斯科保卫战》、《解放》等全景式的反映二战的文艺，同时有《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通过战争对个人命运改变或毁灭的书写。劫后余生，他们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表达对战争极端化的体验。因此，二战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战争的审视和体验的表达并没有成为过去。80年代以后，我们也曾出现了《晚钟》、《鬼子来了》、《紫日》等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但因其争议性而影响不大，国内的讨论也没有充分展开。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反映和表现内战的作品比抗战的作品更多更成熟也更有影响。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是“三红一创、保山青林”。这八部作品有五部是和内战有关的。阶级矛盾或者谁来统治中国的问题，作为创作资源或表现对象来说，比抗日战争更受到重视，因此也更发达。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像《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在当代文学史上也不是重要作品。因此，关于战争，关于战争中的人性及复杂性、多样性的揭示还远没有穷尽。这不仅需要作家的想像力，需要对战争这一现象的诚实理解，同时也需要突破经久不变的创作模式和思维模式。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宽容、悲悯等，本身就是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基本立场和感情之一。不是说只有在政治和社会学的框架内才能解释战争的本质。艺术应该用艺术的方式来阐释其他学科或范畴对战争不曾言说或难以言说的东西，这就是关于对战争的极端化体验。这种“极端化”不止存在于国家民族的大叙事上。事实是，只有细部才能进入历史，也只有细部才能进入战争的本质。而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极端化体验，恰恰是我们理解、进入战争本质最有效的切入点。上述三部作品能够被中国导演所认同，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敢于将其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些作品的心怀感激和艺术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这三部反映战争的作品，也为我们这一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评价这三部作品时，很多人还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事实上，在这三部话剧中，多种不同的艺术手法的调动，已经远远超出现实主义所能概括的范畴。这里的浪漫主义、荒诞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观念和手法都融合或整合在一起，它不是哪一种“主义”的产物。因此，无论是艺术观念还是对战争本身的理解，域外战争题材的经验都是值得和需要我们学习的。
注释：
①“十大英雄”是指：《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地道战》的高传宝、《地雷战》的赵虎、《小兵张嘎》的张嘎、《赵一曼》的赵一曼、《白求恩大夫》的白求恩、《吉鸿昌》的吉鸿昌、《白山黑水》的杨靖宇、《回民支队》的马本斋。
“九大鬼子”是：《平原游击队》的松井、《小兵张嘎》的龟田、《地道战》的山田、《地雷战》中的中野、《鬼子来了》的花屋、《自有后来人》的鸠山、《铁道游击队》的岗村、《铁道游击队》的小林、《烈火金刚》中的猪头小队长。
“八大汉奸”是：《地道战》的汤司令、《苦菜花》的王柬芝、《沙家浜》的胡传魁、《小兵张嘎》的胖翻译官、《新儿女英雄传》的张金龙、《红灯记》的王连举、《烈火金刚》的何志武、《鬼子来了》的翻译官。
“七大游击战”是：《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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