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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3-0078-03
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在60至70年代，韩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出“汉江奇迹”，用30余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的纪录，并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成为当今世界富有活力并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推进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有政府出口导向战略和民有民营等诸多原因，而韩国传统文化当为推进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可忽略因素。
一、令世瞩目的韩国现代化进程
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跨入“太平洋世纪”的潮流中，韩国扮演着重要角色。韩国在美日资本扶植下从60年代开始腾飞，“创造了超经济学家常识的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达到两位数，在仅20余年时间里，由亚洲最落后地区一跃而为中等发达国家，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跨进发达国家的‘门槛’。”[1]“在从1962年至1995年30多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增加到456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7美元猛增到大约8483美元……经济结构也由于发展计划的成功执行而发生了根本改变。”[2]据韩国银行1996年3月20日发表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达到10076美元。长期属于世界上发展国家最贫穷的农业国——韩国，已经以一个中等以上收入和正在高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面目名列世界前茅。在30余年时间里，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8%以上，1995年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11位。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电子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进入世界前10位。前几年金融危机风险后，经济又步出低谷，2001年经济增长率将达6%[3]。
二、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韩国是儒教文化区。对它们来说，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亲和力，而且发展成为一种企业文化精神。[4]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从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到管理手段等方面，都体现着传统的儒家文化因素。
1.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为政以德”的儒家管理思想。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处所、位置）而从星共（同拱，环绕）之。”这是说，只要以道德治国，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则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韩国儒家的“为政以德”管理思想是建立在道德感化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性也就越大。这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法家凭借“权”与“法”的手段而达到治人宗旨的刚性管理。管理者要实行成功管理，除了传统、职位、资历诸因素赋予的权力性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品格、才能、情感诸因素赋予的非权力性影响，即依靠管理者自身的完美形象，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在被管理者的心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产生一种敬爱感、敬佩感、信赖感和亲切感，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极大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使韩国传统文化寓韩国现代企业“形象管理”之中。韩国按照儒家传统文化讲的“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大体上都是从管理者的道德品格立论的，都是以道德为导向的。认为只有管理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对被管理者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如果管理者道德品格低下，即使他的职位再高、资历再深、能力再强，也会失去他的威信和影响力，从而失去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
2.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正己正人”的率先垂范作用。韩国传统儒家文化认为，在管理模式上必须做到正己而正人，修身而治人，上行而下效。只有真正做到自律，树立良好道德形象，才能达到治人的效果。管理者只有在企业管理中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取得被管理者的充分信任，才能形成企业内部的巨大凝聚力，保证企业的成功。韩国现代管理者认为，要依靠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实际行动，赢得被管理者的信任与理解，唤起下属的内在积极性，而不能凭借他的地位、权势和金钱。韩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认为，“政者，正也。”治国之道就是由“正己”而“正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政者“以身先之”，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孟子依据“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思想，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之道。韩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要求把道德上的“修身”与管理中的“治人”密切结合起来。韩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正己正人”的管理模式，有两大思想特征：一是强调企业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它内在道德感化力，而不注重企业家的外在权威。强调“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实际上，企业家对群众的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如职位、资历等因素）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如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等因素）。前者是强制性，后者是自然性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兼有两种影响力，而以率先垂范为主，方能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领导形象。二是强调自律高于他律，要求企业家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而达到管理他人的目的。
3.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德主刑辅”的人格化管理。按照韩国传统儒家推行的管理，主张“德主刑辅”。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的控制，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韩国把“道之以德”的传统文化作为管理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要求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既要提高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力，也要在被管理者中强调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导向作用，将企业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念灌输于全体员工的头脑中，使维系企业生存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体职工的内心自觉行为，提高全体员工的道德素质，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管理模式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注重“道之以道”的内在控制人格变化。
三、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影响的传统文化因素
韩国的迅速崛起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然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文化则构成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另一因素。韩国既是倡导儒家文化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范例。韩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启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移植”。儒家文化本身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伦理或价值观，也就是说，韩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自主地推进现代化，必须导入欧美伦理创造的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并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再生机制”。一方面，具有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中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另一方面，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精神，使得传统的伦理和秩序的存续与传承成为可能。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良积淀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可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突发性的成就。韩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吸取西方的社会文化及制度。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学习西方的政体，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国家政府。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行客观而公正的管理，韩国政府学习西方，制订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禁令。大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商业往来、公民权利与义务；小到饭店管理、停车规则、钞票保护、公共卫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②引入西方的企业文化及经营思想。严格按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操作，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平等竞争，政府对国营企业进行调控。政府派出董事会主席或常务董事对国营企业进行管理，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经济活动由总经理独立负责，并享有一定自主权。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这种受西方影响的韩国传统文化及经营机制调动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企业权责分明，聘用较多的专业人才担任管理工作，领导者对属下有高度的信任。③吸引西方先进人力资源。韩国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人才不足的限制，单靠国内培养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便大量引进外国人才。④大量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韩国政府通过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刺激外商发展高技术工业。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更加突出。韩国政府注意到了科技的作用，呼吁在80年代应当成为一个更有效、更有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现代社会。80年代后，韩国政府重点引进和发展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业，并取得显著成效。
韩国不仅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方面成为东亚国家的典范，而且在大胆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经验。在60年代至70年代韩国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对于冲破传统保守经济和社会伦理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拿来主义”，使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入韩国，与在韩国有更悠久历史的各种非西方文明相结合、相碰撞，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消化和融合，终于塑造出一种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推进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韩国传统文化。
四、韩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
韩国文明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韩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一些人士预言21世纪是东亚文化——儒学的世纪。21世纪必将看到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兴旺发达，21世纪，儒家文化将不战而胜。然而21世纪的韩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内容的文化，是孔孟传统儒学，还是融佛、道于一身的宋明儒学，还是摒弃旧的传统，迎合世界文明发展的现代新的韩国传统文化，很明显，肯定是后者。关于如何对韩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实现其内在的超越，不妨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①注重礼治与法制的结合。韩国传统儒学一向是强调“礼治”，反对“法治”。“礼”就成为规定多层人际关系、多种行为的规范。对于法，韩国传统儒家也不是一点都不考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最后的手段而已。相对于韩国传统文化，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就强调治国要依据法律，由法律来保障个人和国家权益的实现，使个人和国家行事都有章可循，防止个人专断，使社会运转有序。传统文化的礼治往往就缺乏这一点，因为礼治如没有法治的配合与协调，容易走向个人的专断，容易以“礼”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因此，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注意“礼治”与“法治”的结合，增强其生命力。②注重群体，更尊重自由。韩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利它”思想浓重，这种思想导致儒家群体观念至上，讲究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韩国文明的发展，它能够较好地维系社会和家庭的良好秩序，确立了人对社会、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容易压抑或限制个体人格，压抑和限制个人自由的发挥。现在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必然同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冲突，因而，韩国创新了的传统文化在注重集体价值观的同时，还注意培养尊重个人自由的精神，实现其内在的超越，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③重新树立新的义利观。韩国传统儒学主张重义轻利。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义利统一、尊义重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原则。从韩国文明的成功发展来看，它就是以传统儒学的重义原则为本，融入西方的功利主义，讲究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因而对于传统儒学如何重新树立自己的义利观，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义利统一、尊义重利成为韩国创新传统文化的主流道德观。④韩国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协调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发展到21世纪中叶，仍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文明存在着，那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以及中韩日的东方儒教文明。可见，未来世纪仍是多元文化的世纪，韩国传统儒学文化必将面向世界，在多元文化并存、协调发展中求得生存。韩国摒弃了那种片面弘扬传统文化而忽视或淡漠其他各种文化的思想和主张，真正做到中西文化的沟通，使韩国传统文化在多元化文明中求得生存、再塑辉煌、长久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