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社党走向看德国政党间“趋同”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社党论文,德国论文,政党论文,走向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直接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向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嬗变。1990年2月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团通过决议，正式将党的名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同年2月24-25日，民社党召开首次党代会，决定参加1990年3月举行的人民议院大选。这次大会虽然标志着该党对议会民主制的认同，但随后的选举结果却表明，该党已经由昔日的执政党变成了反对党。
可以说，民社党是德国1990-1994年间经历了最剧烈变化的政党。（注：Geoffrey k.Roberts,Party Politics in the New Germany,Pinter,London and Washington,1997,p.148.）1991年，民社党的财政状况是其所面临的最大压力。该党几近破产边缘，因为每月的支出是其收入的4倍。（注：FAZ,21 November 1991.）与此同时，到底应该竭尽全力成为一个“全德党”，还是集中力量保持其“东部党”的矛盾也始终困扰着民社党。（注：Müller,E,-P.(1991)Quo vadis PDS?,Politische Studien,(42)318:294.）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定位为一个“东德党”的主张在东德选民中获得了巨大支持：35%的选民说他们欢迎这样一个政党。（注：FAZ,21 August 1992.）但是，东部任何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迟早将会变成一个全德人面临的问题，因此，如果不立足东部、放眼全德的话，是不可能有出路的。（注：Das Parlament,5July 1991.）不过，要想成为一个“全德党”，就必须付出某种代价，其中包括在意识形态和纲领方面作出的妥协。而民社党内部“现实派”与“正统派”之间的分歧，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是否改变其“左翼”形象的问题。
民社党在全德首届联邦议院大选中因在东部各州的得票率超过5%而跻身联邦议院，并占据了17个席位。从外部因素讲，民社党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科尔承诺要在东部迅速实现“繁荣景象”，但是诺言却迟迟未能兑现。这一结局造就了一个所谓的“失落者”群体人数的增加，也使一批人对自己有可能在统一过程中沦为“失落者”深感担忧。住房、就业前途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犯罪率，被西部商人、政治家、官员以及教师“奴役”的感觉，东西两部分远未消除的生活标准上的差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使得许多东德人的不满情绪增加。另一个原因是社民党在东部败给了其对手联盟党和自民党。
但是，在首届联邦议院选举之后，该党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利因素。除了其财政和某些成员的个人历史所带来的问题，该党还深受其内部宗派分裂的影响，仍有一部分人渴望保持其纯洁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该党能够成为一个割断与德国统一社会党联系的社会民主党，他们甚至期望有朝一日能实现与社民党的合并。（注：Geoffrey k.Roberts,Party Politics in the New Germany,p.148.）
该党虽然在1994年大选中获得4.4%的得票率，但是由于获得的直接议席数超过3个而再次进入联邦议院，并得到30个席位。该党在这次大选中所奉行的是一条双重战略，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左翼市民以及对现状不满的人们的支持。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民社党的支持者不仅包括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学者、领薪雇员以及救济金领取者，而不包括众多的工人、手工艺者以及农民。（注：Berliner Morgenpost,July 2,1994.）
在第十三届议会立法期(1994-1998)内，民社党业绩不俗：在东部5州和柏林市议会中拥有129个席位，在东部各县镇中有180个县镇长和6000个镇议员。1998年9月梅－前州议会选举之后，民社党与社民党组成了州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该党在州一级执政的零的突破。1998年大选中该党获得了5.1%的选票，从而成为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在这次大选中，民社党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获得了36个联邦议院席位，同时创下在西部11个州中的8个州得票率明显上升、在1个州保持不变的历史性记录。这成为该党从一个地区性政党向全国性政党转变的标志。（注：周弘：《1998-1999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15页。）
事实表明，自取得1990年选举胜利后，民社党就努力试图树立一种新形象，为了在德国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融入德国政党政治的主流。
二
纵观民社党成立10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到，作为前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后继者的民社党，已经改变了一个左翼政党的形象，逐渐融入德国政党政治“主流”。这一过程是通过其实用主义逐步实现的：一方面，该党逐渐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面目来寻找与其他政党的共识；而另一方面，该党则紧紧追随社民党，企图像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那样扮演一种“国家支持者”的角色。（注：Ulrich Rippert and Peter Schwarz,German post-Stalinists to enter the "mainstream",World Socialist Web Site,25 October 2000.）
（一）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2000年10月初，在联邦议院举行的纪念德国统一10周年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该党领导人居西(Gysi)发表了他辞去民社党在联邦议院中的议会小组主席的辞职演说。
在这篇辞职演说词中，居西勾勒了他的政治遗产。他说，他已经为民社党融入统一后的德国做了最大努力。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已经在最可能现实的基础上得到实现，“尽管还未达到使所有人都满意的程度”。他呼吁在（包括左翼与保守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之间展开一种“新形式的政治文化和对话”。根据议会的记录，居西的发言“得到了所有政党的掌声”。甚至“献金丑闻”曝光后首次参加联邦议院会议的前总理科尔也鼓了掌。
随后，居西在一家报纸上用了两页的篇幅，更为清晰地阐释了左翼与保守党进行密切合作的基础问题：那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居西认为，德国左翼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从来不为国家利益着想……而且政治上的左翼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左翼是不能承担国家的重要责任的。
居西对民族主义的赞扬是民社党持续向右转的一个信号。社会和政治危机越是加剧，民社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就越是清晰。这一点既基于德国统一后至今长达10年的融合期内社会环境变化的压力，也是民社党企图摆脱自身困境、从而找到与其他政党共识之处的一个有利武器。这不得不使人回想起1999年科索沃危机时民社党的表现。民社党是德国联邦议院唯一投票反对北约对南斯拉夫开战以及德国参与战争的政党。这强化了该党“坚定的反战政党”形象。在后来与施罗德的会晤中，居西这样说道，“总有某种东西能把政党聚合到一起而不是分裂它们”。“对于我来说，这样一种共同的联系——国家利益的联系，将成为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前提。”
联邦议院内另外两个小党绿党和自民党的历史既为民社党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尽管短期内民社党不会取得绿党目前在联邦层面的业绩，但是，鉴于1998年联邦议院选举以来绿党在东部各州的表现不佳，民社党已经被看作是联邦和州层面的一个潜在的联盟伙伴。因此，在进入“卡特尔”政党俱乐部之前，民社党不得不高唱民族主义的圣歌。（注：World Socialist Web Site,18 October,2000.）
（二）追随社民党
任何一个政党都是有其阶级基础的，民社党在追随社民党的同时也必须解决自己的定位的问题。统一后的德国，已经不存在使民社党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客观环境。（注：Ulrich Rippert and Pater Schwarz,German post-Stalinists poised to enter the "mainstream",World Socialist Web Site,25 October 2000.）它成为拥有少量资产而幻想却破灭的人们的代言人，这些人最初对德国统一抱有极大的希望，但很快却失望了。民社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失望情绪的得益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民社党才能“为东部争取更多的权益”。萨克森州民社党领导成员克里斯蒂尼·奥斯托夫斯基主张，民社党应转变成一个“东部德国人的政党”，就像巴伐利亚的基社盟一样。居西则提出建立一个与现存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平行的、代表东部各州利益的独立议会。
民社党经济和社会纲领的核心，就是要寻求“中产阶级”的支持。民社党越来越经常地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主张“社会公正”的政党。居西在1999年发布的一份以“公正是时髦的”为题的12点政策声明，要求改善福利制度，撤除削减养老金的提议，以及对教育投入更多资金，等等。而在一年前，社民党为赢得联邦议院选举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在实践中，十多年来，民社党一直忠实地保持着与社民党的合作：在萨－安州，民社党支持社民党领导的州政府，在梅－前州甚至是州联合政府的成员。民社党毫不含糊地支持与执政的社民党的联盟。“合作，而不是根本的敌对”是该党的新观点。而且，根据新当选的党主席加布里勒·齐默尔的观点，这一点可以在与社民党的联盟中做到。
民社党最终还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德国。在社会主义纲领与亲资本主义事实之间搞平衡的走钢丝行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为此，《南德意志报》评论说：“它不再囿于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长期憎恨之中。它想成为新德国的一个部分。10年来，它充当的是一个异质团体，一个东部的政党……”而《时代周刊》的评论则是：居西“花了10年时间在联邦德国内建设民社党，……他们两人（居西和比斯基）是民社党融入联邦德国的象征。在科特布斯党代会上当选的新领导人则是后融入时代的象征。”
三
民社党的右转，即“中间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外部来看，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西方国家政坛不同类型政党的趋同，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泛化，都是欧洲社会党（工党、社民党）试图从趋同怪圈中走出来所做的尝试。从内部来看，在德国的政党谱系中，社民党的中间化趋势、绿党和社民党的联盟、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中庸”之道以及德国政党体制的集团化倾向等等，都是政党趋同现象为民社党的外在表现。从民社党的经历不难看到，德国政党的趋同现象为民社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一）社民党的中间化
在联邦德国的前17年(1949-1966)历史中，社会民主党所充当的是一种“建设性反对党”的角色。1966-1969年与联盟党共同组成大联合政府，是社民党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自1959年该党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是二战以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各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注：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6页。）这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变的国际背景。而就其国内背景来说，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的出台决不是一次历史的偶然，它是社会民主党在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惨遭第三次失败之后的一个必然产物。（注：[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29-237页。）勃兰特毫不含糊地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哥德斯堡纲领之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推崇实用主义，成为一个没有世界观的政党。（注：陈林、侯玉兰：《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65页。）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是社民党为壮大自身力量而作出的一种实用主义选择，可以说，这种变化是以获取执政地位的实际好处作为补偿的。
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是自哥德斯堡纲领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一过程导致了它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趋同。致于冷战结束后，德国社民党对英国工党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迎合，则是社民党为摆脱长期以来的呆板形象所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第三条道路”在欧洲乃至世界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则反映了社会党（包括社民党和工党）人对所走过的与资产阶级政党趋同的道路作出的一种集体反思。“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90年代左翼复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后果，它所针对的既包括“传统左翼国家干预主义的政治模式”，也包括“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模式”，（注：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见导言。）它宣称要超越“左”与“右”，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中间化”。
（二）绿党：由激进到温和
从德国绿党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该党走过了一条由激进到温和的道路。（注：王军：“绿党：当代德国政坛上的后起之秀”，载《国际展望》1998年第22期。）该党在成立之后20年的时间里，即迅速崛起而成为德国政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一过程与该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紧密关联的。
绿党的早期领导人曾宣称，该党“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是站在正前方，以此来标榜其意识形态上的“非左非右、不偏不倚”，并以“第三条道路党”自居。但事实上，纵观该党2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该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该党最初主张“基层民主”，后来又放弃了这一主张而接受了代议制国家主张。这一做法其实是为其变为执政党作准备的。可以说，该党为达到执政目的在不断地调整着其意识形态。总的看来，带有激进色彩意识形态的绿党在其20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变得温和起来。
在1994年大选前夕，该党调整了其激进形象，似乎正在成为“90年代的自民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1994年萨克森州选举之前，绿党的领导人竟然声称，如果有必要的话，该党将不反对加入与基民盟组成的“黑－绿”联合政府。不过，这一愿望最终因基民盟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而成为泡影。从绿党1998年大选后成为执政党的实践来看，为迎合广大选民以及作为执政党的需要，绿党也不得不改变其一些激进主张，如要求关闭核电站、解散北约和联邦国防军、反对北约东扩、反对以军事行动维护和平等等。
绿党由激进到温和的演变，不仅为该党进入联邦议院并成为执政党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增加了主要政党选择执政伙伴的机会，无论将来哪个大党成为执政党，绿党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和选择对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绿党与民社党有类似的经历：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社民党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此，它们既是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可供社民党选择的执政伙伴。可以说，绿党的经历在客观上为民社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实用主义“模式”。
（三）基民盟和基社盟一贯的“中庸”立场
基民盟和基社盟是德国的“保守党”，但从历史上看，它所崇尚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却是介于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种新的中间化的意识形态。（注：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第108页。）为了与以往的政党有所不同，它在最初成立时，连名字的使用都避免了“政党”一词，它要树立的是一种新的政治作风，这种新作风建立在人民参与、和解、合作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
从基督教民主主义本身来看，其“中庸”色彩也是极其强烈的。作为这一意识形态基本框架的三个原则——“基督教原则”、“民主”以及“一体化”，无一不是“中庸”立场的体现。而且，从50年的实践中也不难看到，基民盟和基社盟从一开始对社民党持认同态度：先是逐渐认可了社民党的“建设性反对党”地位，后又与之共同组成大联合的联邦政府，两个政党最终成为维系德国这套民主制度的两根支柱。
当然，基民盟和基社盟一贯的“中庸”立场背后所反映是德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一立场不过是迎合了这种变化的要求。这种一贯的“中庸”立场，既是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党走议会道路从而实现执掌政权目标的最大障碍，同时，其中所蕴含的“包容”思想，也培植了社民党这么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得社民党成为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妥协来达到目标。
（四）集团政党体制的可能性及其意蕴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8年大选似乎预示了德国政党体制变化的一个可能的结果，那就是两大集团政党体制的出现。（注：Gordon Smith,William E.Parterson,Stephen Padgett,Developments in German Politics 2,Macmillan Press Ltd,1996,p.64.）冷战以后德国近10年的政党政治实践表明，以左右翼链条为基础分裂的政党谱系的确对德国联合政府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政党力量所发生的相对变化、绿党和民社党的逐渐壮大、特别是自民党影响的日渐式微以及两大集团党之间力量的消长和对比，所有这些都为两大集团政党体制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种可能。
由于缺少制度平台，德国由多党制转向两党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德国政党体制内，中左、中右两大政党集团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既反映了德国政党体制内部的裂变和整合，也是德国各政党趋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此同时，这种政党体制的存在也表明，德国政党间的趋同现象必然要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在政党意识形态的谱系上，从局部趋同到整个趋同，从意识形态分歧到达成某种共识，必然以中间为临界点，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超出这个“度”，更难出现角色互换的现象。
结论
综上所述，德国政坛主要政党都经历了中间化的过程。（注：本文没有谈及的自由民主党，也许是这种趋同现象的最大失败者，它本来就是一个靠不断摇摆于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而生存的政党。自绿党崛起之后，渐呈没落趋势。但笔者不敢预言，只要它迎合了这种趋同潮流，就可以东山再起。）这一过程是德国战后几十年社会阶级结构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其突出表现在于，德国各政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日益趋同。民社党所走的道路，既是这种趋同现象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趋同过程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民社党的经历不难看出，德国各政党趋同——或达成共识的基础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其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其目标则是对“权力政治”的追求。也许就德国统一十年来的发展来看，民社党是德国政党趋同现象的最大受益者。
需要指出的是，各政党间的趋同现象并非德国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是德国乃至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后30年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冷战后出现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发达国家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左翼、另一方面又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作出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而德国各政党间的趋同，既是这种大背景的一个产物，同时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从德国民社党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趋同现象为其融入德国主流政治社会提供了适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