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市场结构调整中的制度需求与供给——西北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市场结构调整引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西北地区论文,市场论文,信贷论文,国有商业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结构性重组相适应，以降低金融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相继在地区、行业、企业等层次展开。1998-2001年四年间工商银行全国分支机构撤并13000多个，占机构总数的33%；中国银行撤并2280多个，占机构总数的15%；建设银行撤并机构9000多个。在这轮经济金融结构调整中，西部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则因为西部大开发这一特殊背景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本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提供的资料，着重分析西北五省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绩效、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发展对策。
一、西北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中的信贷结构调整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的头两年，西北五省（区）金融机构贷款投入总量增长1070亿，比1999年增长20.64%，贷款总存量达到6254亿元。其中，2000年贷款增长3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3%，年末余额5515.19亿元；2001年贷款增长739亿元，增长13.4%，贷款增长幅度比上年又提高1.17个百分点，年末余额达6254.09亿元。贷款投入总量增长且逐年扩大的态势表明，金融机构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西北五省（区）国有金融机构在不断增加对西部经济总量支持的同时，针对各地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集中在机构网点、贷款投向、行业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结构调整。
1.缩短战线，收缩基层营业网点。1999-2001年五省（区）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909个机构，占总机构数的24.4%。其中，县以下经营网点撤并2722个，占撤并总数的93.57%，县支行撤并188个，占6.46%，全区20.9%的县现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从银行系统看，工行和农行调整力度最大，两行撤并数占撤并总数的85%。
2.集中资金，调整贷款投向。西北五省（区）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地区的存贷款比例，2001年比1999年降低15.9个百分点，从99.11%降至83.2%。其中：陕西降低5.8个百分点，甘肃降低26.7个百分点，宁夏降低16.8个百分点，青海降低43.2个百分点，新疆降低12.3个百分点。这些退出地区国有商业银行2001年新增贷款60.9亿元，只有青海省的贷款绝对额下降。
3.行业贷款配置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倾斜。西北五省（区）国有商业银行集中退出的行业是供销社、农资公司和一些中小企业。2000年贷款比上年减少21.8亿，2001年又减少2.3亿。对中小企业贷款2001年增加了218亿元，但增幅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主要贷款倾斜于双A级的企业。投向通信、能源行业的新增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量的39.16%，比2000年增加17.33个百分点；投向基建和技改的贷款增加300亿元以上。
二、西北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退出是“进”的退不是消极的退
西北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分支机构、调整信贷结构时有发生，但这次大面积、大幅度以“退出”为主要特点的调整以前却从未有过，因而在性质上就迥然不同。此次国有商业银行在西北地区进行的信贷结构调整，不是一个偶然性的普通的结构调整，它是在四大宏观经济金融背景之下发生的必然现象。这四大背景一是金融体制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二是金融增长方式发生转型，由过去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集约经营，提高效率；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四是加入WTO，需要面对国际竞争。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退出是“进”的退出还是“退”的退出？笔者看来，应该是“进”的退，而不是“退”的退。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1)是从农村退出。辖区内农村网点撤并了1/4，县以下占93.5%，县级机构撤了6.5%。1/5的县还保留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机构，4/5的县保留了2家；
(2)是结构调整性的退出。根据当年的新增贷款看，退出行业主要是供销社、农资公司、中小企业。这可以从当年的新增贷款看出。2000年和2001年，向供销社、农资公司、中小企业的贷款累计减少24.1亿，而投向通信、交通等重点行业的新增贷款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39%；
(3)是一种效益型的退出，就是以提高贷款边际效益为目标之退出。比如，工行向AA级的企业转移，规定了机械行业负债率超过60%的企业一律不贷，建行和农行都明确提出了重点支持某些行业的口号；
(4)是集约型的退出，即由过去的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比如，全国平均每一个网点服务6600个客户，青海为4000个。全国平均每一个员工服务440户，青海为350户。经过机构整合，不良贷款比率下降了，亏损减少了；
(5)信贷退出在地区内部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五省区退出地区的金融总量相当大，1999年存款1865亿元，贷款1845亿元，存贷比基本上为1:1。2000年该比率降为83%。从总体上讲，国有商业银行从西北地区调出了资源。但是，五省区内部情况不一样。陕西资源调出并不严重，存贷比只下降了5.8个百分比，而甘肃下降了26.7个百分点，宁夏下降了16.8个百分点，青海下降最多，为43.2个百分点，新疆下降了12.3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比较吻合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制度变革的总体趋势，是提高整体效益的客观表现，这是一种进步，所以是进的退而不是退的退。
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退出引出的制度性需求
国有商业银行在西北地区的信贷退出是积极的，应该给予肯定，但引发的问题在于：该走的走了，留下来的不是功能萎缩，就是无力承担提供金融服务，该进的又没有进，市场出现金融真空。这就是金融市场结构性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失衡。集中表现为：(1)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级市场退出，基层机构只有储蓄功能，而没有信贷功能，导致资金向大城市集中；(2)市场进入机制严重滞后，中小银行市场份额和机构数量比重过低，功能欠缺。原先较为活跃的信用社等社区性金融机构在早些年积累的问题开始爆发，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3)正式金融撤退为民间借贷留出了空间，但民间借贷仅仅在某些情况下起应急作用，不能满足工商企业对资金长期、稳定、量大的需求，并且非规范性操作隐藏着法律纠纷。非法集资和高利贷可能会趁机重新抬头；(4)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资本市场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吸引县域基层机构的资金，而风险则在基层沉积。以上情况使得基层金融脱媒现象很严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货币化、金融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渠道梗阻，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制度供给不足，必须从制度入手，打开市场准入大门，让该进的进，以接替国有商业银行退出的市场空间。
四、提高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的市场服务功能
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退出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要按市场原则进入，创造新的制度供给。在这里需要澄清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风险论。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风险大，银行信贷成本高。从我们的调查资料来看，2000年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户数为6708户，国有企业占35.6%，非国有占64.4%。从面上来讲非国有企业占比很大，但是从金额来看，被逃的本息共126.7亿元，属于国有企业逃废的占96.5%，而非国有企业仅占3.5%。因此，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逃。如果不正视这组数据，而认为民营企业风险大，显然是一种偏见。第二种观点是，国有金融主体论。这种论调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国有银行才能包打天下，经济发展的所有资金天然地要依赖国有银行。而如果真是这样，势必要引致商业金融政策化。第三种观点是把商业银行异化为典当行。典当行与商业银行的根本区别在于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当前，几乎所有贷款都要抵押，并且要折价，结果导致了信用萎缩。
所以，从战略上要考虑协调市场效率和政府效率，探索西部大开发的金融发展道路。以加入世贸组织全方位深层次开放为背景的西部大开发，与历史上和前20年东部开放开发相比都有重大的历史性差异，没有现存的道路可走，必须探索自己的新路子。这是一条史无前例的艰巨曲折道路。特别要把握西部开发与东部开放的四大差异。这就是：①制度环境、资源调节方向的差异。东部是在计划主导、资源顺向调节下的开放开发，西部是在市场主导、资源逆向调节下的开放开发。因此，西部开发需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②经济环境的差异。东部是在相对封闭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开发开放，西部是在全面开放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开发开放。前者是总量问题，后者是结构问题；前者是增加供给，后者是启动需求。这就存在一个启动内需还是启动外需的效应问题。③约束条件的差异。东部开发是资源约束，只要增加人力、资金的投入就能增加供给。西部开发是市场约束，加自然条件约束，单靠投入未必启动需求。严重问题在于产业导向。④产业关联度高低的需求差异。东部开发开放是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产生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产业关联度高，乘数效应大。西部开发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新技术为基础的开发开放，与东部相比，产业关联度底，劳动力、资源需求拉力要小得多。这里就有一个协调长远和短期，现代和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
因此，西部开发要在战略上处理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十种关系：①总体效率与空间均衡的关系；②建设性开发与资源性开发的关系；③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④梯度推进与中心突破辐射的关系；⑤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⑥经济素质与经济速度的关系；⑦基础产业与优势产业的关系；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⑩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北经济发展的金融问题单纯走商业化道路是不行的，因为资金天然的本性是顺向流动，追逐高额利润。西部开发必须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对资金实行逆向配置。因此，现实的做法是要考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构建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商业金融大中小并存、多元共生的适应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要坚持商业金融的市场导向定位，在政策性金融主导、商业金融市场导向的两个定位格局下，扩大市场准入，具体地要考虑五点措施：
(1)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和市分行的贷款权不能全部上收，可以考虑实行总额包干，按照存款总额的一定比例切割出一部分，周转使用于当地经济，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服务；
(2)要在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市场定位、重组机制创新的原则下，组建一批市民小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存款按一定比例入股，专门为县及县以下的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3)在省会城市以外的边缘城市组建市民互助金融，主要服务于城乡结合部的弱势群体；
(4)多模式规范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对市民互助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实行政策扶持；
(5)按市场原则把股份制商业银行做大，发挥金融市场资金融通的基础性作用；
(6)监管要创新。重要的是要提高监管效率，要着力于实现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从合规监管走向风险监管，二是从准入监管走向全程监管，三是从行政监管走向市场监管，四是从外在监管走向以内控为主、行业自律的内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