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亲和力作用论——中国民族团结原因分析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和力论文,民族团结论文,中国论文,之四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4-0024-06
“亲和力”本来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注：《现代 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025页。)笔者借用这个词来说明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的关系，进而分析中国民族团结的内蕴之所在。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的亲和力可从互补性的结合和结构性的结合两个方面考 察。
1.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性的结合
中国文化从经济类型来分可大致分为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两类。在中国地图上，从东 北松嫩平原西部→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 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缘划一条线，那么，此线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的一部分为草原文 化区(注：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 ，89页。)，此线以东以南则为农业文化区。对此费孝通先生曾有一个说法，他认为“ 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这条 战国秦汉时开始修成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牧畜民族入侵的防线”。(注：费孝通 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0页。)
这样经纬分明，而且在历史上从秦汉起所形成的“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对抗格局的 两大文化区，为什么又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呢?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 又为什么能互动整合达到和谐一致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 互补性所产生亲和力的作用。对此，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有一 个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论述，他说：
“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 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 要的一面。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 ，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 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 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
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 ，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 ，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 马贸易’。”(注：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1页。)
费先生的这一段话正是对中国民族团结内蕴的经典诠释，事实正是如此。
秦汉之时，当秦汉与匈奴在政治上形成对峙态势之时，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就 以“合市”、“赏赐”等方式凸现出来。当时农业文化区汉地的物产，如铁器、铜器、 陶器、缯絮、食物、金银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大量流人匈奴。汉文帝时，中行说向单于 建言：“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 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归于汉矣。”(注：《史记·匈奴列传》。)这表明，汉 物流入匈奴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即使匈奴分为南北之后，北匈奴虽被击败远走，仍不断 要求与汉“合市”，汉亦应之。元和元年(84)北单于遣大且渠等驱牛马万余头至武威， 与汉商交易。在与匈奴交换中，汉所得到的主要是畜牧和狩猎产品。南北朝时，在南北 对峙的政治背景下，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仍然阻隔不断，以聘使互市等方式凸现 出来。
拿聘使来说，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拓跋焘南征时，就与宋互派 使者，索送土特产。刘宋以甘蔗、酒、柑桔、螺杯、炬烛、锦等土特产送与北魏，北魏 则以骆驼、马、毡、盐、胡豉等送与刘宋。(注：《宋书·张邵传》。)《宋书·张邵传 》。齐永明元年(北魏太和七年，483)，齐武帝遣骁骑将军刘缵聘于北魏；魏人出内藏 之宝，“使贾人鬻之于市”(注：《资治通鉴》卷135齐纪；《魏书·李孝伯传》。)。 北齐李绘使梁时，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注：《北齐书·李绘传》。)。西魏相宇文 泰为通好于梁，一次就“致马二千匹”(注：《梁书·兰钦传》。)
再拿互市来说，其在十六国与东晋之间已经存在。如祖逖北伐收取黄河以南后，石勒 遗信请求互市。逖不答勒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注：《晋书·祖逖传》。)前秦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 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注：《晋书·苻健载记 》。)北魏文成帝在宋孝武帝即位后，遣使求互市，“时遂通之”。这种互市在当时十 分普遍，据《魏书·食货志》所载，当时北魏不仅“西域、东夷贡其珍物”，而且“又 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
除此以外，当时民间私下贸易更是频繁。南齐、萧梁时，如“郁州接边陲，民俗多与 魏人互市”(注：《梁书》卷16张稷传。)。北方与南方贸易，主要为获取粮食、布匹、 羽毛、齿革、驯象、孔雀、甘蔗、柑桔、锦、名酒，等等，南方则欲从北方得到马匹及 其他畜产品等。史谓“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注：《宋书》 卷82周朗传。)可见布匹、粮食交换的数量颇为可观。寿春、襄阳等城市既是南北交争 的要冲，又是南北互市的枢纽。
唐代与回鹘马绢贸易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的一个典范。当时马绢贸易的主要方 式是进贡和回赐，一般情况下回鹘派到唐朝的使者，大部分兼做买卖，使者队伍少者数 十人、多达数百人，如乾元元年(758)88人，上元元年(760)20人，大历八年(773)140人 ，贞元四年(788)除回鹘大首领妻妾56人外，随从人员达千人之多，长庆元年(821)573 人。(注：阅马国荣：《回纥汗国与唐朝的马绢贸易》，载《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 第1期。)参马是主要贡品，且数量多至万匹。唐朝以绢市马，按正常比价，“一匹马可 换二十至三十匹绢，但实际上是“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
在这种互补中，回鹘从唐朝取得了所需要的绢帛，唐朝则达到了有利于边防安全和内 部稳定的目的。大历八年(773)的一次马绢贸易很典型地反映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 互补性。那一年“回纥赤心请市马万匹，有司以财乏，止市千匹。(郭)子仪曰：‘回纥 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须马，臣请内一岁奉，佐马盘’”(注：《旧唐书·回纥传》 。)唐代宗旋“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及至五代十国之时，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性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如后唐由于应付 战争，求马若渴，后梁贞明三年(917)，河东李存勖征募战马，没有马匹的人户便有的 以“鬻十牛易一战马”(注：《资治通鉴》卷269后梁纪4。)的高价向北山诸部购买上交 。于是西北草原地区少数民族乘机“贡马”获利，他们结队到后唐都城洛阳，“以贡马 为名，国家(后唐政府)约其直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万余缗”(注：《资治通 鉴》卷276后唐纪5。)后来，后唐在青州、登州、云州、泾州、灵州等地先后开设马市 ，进行交易。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后唐从青州市易中买到女真黑水部“马三十匹”( 注：《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后晋政府在灵武设马市，每年购得党项马5000 匹。(注：《旧五代史》卷125冯晖传。)后周广顺元年(951)，泾州“招到蕃部，野龙十 九族有马赴市”。(注：《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2。)正是这种互补性亲和力的作 用，当时前来互市的少数民族，除了带来大群马、羊等牲口外，还有玉团，各种皮货和 其他草原产品，而他们买回的是粮食、纺织品、珠、衣冠服饰以及其他农业产品。
宋辽夏金时，在宋辽和西夏的鼎立和金与南宋对峙的政治背景下，草原文化与农业文 化的互补性仍然十分突出，拿契丹族来说，五代时契丹与后唐就有固定的互市地点，并 规定过互市则例，《册府元龟》九九九载：“后唐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得契丹书， 乞置互市。……六州言：总管报，于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从之。”在后晋则专门设 有“回图使”管理互市商务(注：《资治通鉴·后晋记》：天福八年九月，“契丹以(乔 荣)为回图使，往来易于”。胡三省《资治通鉴晋注》：“回图使，凡外国与中国贸易 者，置回图务，犹今之日易场也。”)。在宋辽对峙时，宋初在镇、易、雄、霸、沦州 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檀渊之盟”后，辽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 场与宋交易；宋也先后在雄州、霸州、安肃军以及广信军置榷场与辽交易。在交易中， 辽卖给宋的货物主要有羊、马、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镒铁刀剑、珍珠等，以羊为最 多，宋卖给辽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纺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象牙等 奢侈品，同时宋的铜钱也大量流入辽使用。辽和北宋并立长达一百六十多年，但即使在 政治关系这样紧张的局势下，双方的榷场贸易和私人交易仍日益频繁，足见草原文化与 农业文化互补的不可替代性。
元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性有增无减，据《元史》记载，传统的“茶马互市” 在元代更为发展，特别在今川、藏交界处的朵甘思一带，汉与吐蕃两族人民可以自相贸 易往来，不受限制，元政府于至元十四年(1277)“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 。(注：《元史·世祖本纪》。)吐蕃人以马匹、氆氇等土产换取内地所产的茶、绢、帛 等物品。
明代由于政治局势的稳定，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展开 来。拿朝贡来说，据《明实录》所载的粗略统计，从永乐元年(1403)至隆庆四年(1570) 的160余年间，蒙古封建主向明王朝朝贡800余次。正统和景泰年间瓦剌入贡43次。以致 后使接着前使，“贡使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注：《明英宗实录》卷204景泰二 年五月癸丑条。)入贡人数最多的达2000多人，如正统十二年(1447)，“瓦剌使臣皮儿 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注：《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辰 条。)入贡品主要是马驼等牲畜、畜产品、兽皮、牧区手工制品如马鞍、箭囊等。贡使 所带马匹有时达4000多，兽皮达十几万张。(注：《明英实录》卷136正统十年十二月丙 辰条；卷197，景泰元年十月甲午条。)明廷则回报以钞币、彩绢、金银首饰、器具、茶 叶、药品、纸张、乐器、佛经等。而且贡使可利用钞币在京或沿途购取粮食和其他用品 ，所以贡使返回时，“金帛器服络绎载道”(注：《明史纪事本末》卷33。)。
又据《明实录》(注：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胡振华，黄润华译注 ：《明史》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记载，明代哈密、吐鲁番、火州、柳城、别失 八里、亦力把里、察弟儿、苦先、兀失、哈实哈儿、把丹沙、鸦儿、散竹、虎坛、阿端 卫等地的头领、高级僧侣和大商人共向明朝朝贡将近380次。其中，哈密朝贡近230次， 吐鲁番朝贡100次有余。其贡品主要是马、驼、羊、骡等牲畜，其名马有西马、阿鲁骨( 阿刺骨)马，其好马有骟马。换得的“赐物”主要是各色丝绢、锦缎、丝、布匹、衣物 、茶和钞币，还有瓷器、金银器、玉器、马革占、犁铧、铁锅、首饰、乐器、纸张和大 黄等药材等。其中贡品数量较多的几次是：明永乐元年(1403)哈密“贡马百九十匹”， 又“命有司给直收其马四千七百四十匹”(注：《明史·西域列传》。)。永乐十七年(1 419)，“哈密等处使臣及经商回回满赖撒丁等250人、贡马3546匹及貂鼠皮、硇砂等物 ，赐钞3.2万锭、文绮100匹、绢1500匹，遣还”(注：《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十年 (1422)，“哈密……及吐鲁番……贡马千三百匹，柳城……及哈密太师虎都卜丁等贡羊 二千余只”。(注：《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十一年(1423)，“哈密……贡马千匹、驼 三百三十六头”。(注：《明太宗实录》。)
明代互市市场叫做马市和茶市。“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马市主要对蒙古族 。隆庆五年(1571)，俺答汗与明建立和平通贡、互市关系，互市达到极盛时期。明朝先 后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市、守口堡、宜府张家口、山西水泉营、延绥红山寺堡、宁夏清 水营、中卫、平虏卫、甘肃洪水扁部口、高沟寨等11处开设马市。
马市分官市、民市和月市三种，官市每年开市一二次，每次三至十五日左右。明王朝 派官员管理，驻兵维持，各部头领也到市场监督自己的部属。在双方官员监督和维持下 ，明朝定出牲畜的价格，由明官方用银、钞收购马匹，或用布、缎、铁锅等折价易马。 民市又称和市，官市完毕后，在明王朝认可下，由商人和一般平民用银、钞或实物直接 和蒙古人交易。
月市又称小市，是在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与中原交接的地区，根据需要每月在适当 地点开设的互市，进行更频繁的交易。互市中交易的范围很广泛，蒙古方面除了马、驼 之外，还有骡、驴、牛、羊、毡、兽皮、马尾、盐、碱、柴草、木材和牧区的手工制品 。中原方面提供粮食、布、绢、缎、衣服、农具、铁锅、铜锅、茶叶、纸张、药品、颜 料、各种日用品和食品。
茶市主要对藏族。自洪武五年(1372)起，明王朝先后立秦州(今天水)、河州(今临夏) 、洮州(今临潭)、雅州(今雅安)、岩州(今松潘西北)等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设 茶市与藏族等进行茶马互市，“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注：《明史·食货志4》。)为 便于同藏族进行茶马互市，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迁其 治于西宁。
茶马互市的数量。据文献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 三千五百余匹”。(注：《明太祖实录》卷256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戊寅条；《明史》卷80 食货志载易马数为13800匹。)永乐中，“茶禁稍驰，碉门茶马司用茶八万余斤，仅易马 七十余匹”(注：《明史》卷80食货志4。)。弘治三年(1490)，“用茶四十万斤，约易 马四千匹”(注：《明孝宗实录》卷40弘治三年七月戊寅条。)。万历十九年(1591)，“ 易马九百余匹”。万历二十九年，“用茶四百余引易马一万一千九百余匹”。(注：《 明神宗实录》卷356万历二十九年三月壬申条。茶引是茶商纳茶税后，由官府发给的准 许行销的凭照，以此招引商人运茶到边地。)明王朝在西部地区设有许多养马处所，如 陕西行太仆寺、甘肃行太仆寺、陕西苑马寺、甘肃苑马寺等，以供军需。
除此以外，茶马互市在民间也进行着。当时藏族商队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汉地，一种是 直接到洮州、河州、雅州、黎州、威州、茂州藏汉交接地区的传统贸易地进行互市；一 种是编入朝贡使团，除了贡品之外，沿途进行交换。汉族商人也带着大宗货物进入藏地 出售，将大批藏地物产运到内地贩卖。通过藏汉商人运入藏区的物资主要是茶、盐、布 、绢等，也有罗、姜、纸、粮食、各种器具和衣服，输入内地的物资主要是马匹、各种 畜产品、红花、虫草和其他药材、土产。
清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彼此丰给”的互补继续发展着。据《清实录》记载：从 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至高宗弘历乾隆十九年(1636～1754)，准噶尔大、小台吉、宰桑 、喇嘛等共朝贡、贸易153次。(注：《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清实录>准噶尔史料 摘编》。)
如崇德二年(1637)“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来贡马匹、白狐 皮、獭喜兽、绒毯等物”(注：《清太宗实录》卷39。)。顺治二年(1645)，“厄鲁特部 落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来请安，贡马匹、氆氇”(注：《清世祖实录》卷22 。)。次年，又贡。康熙二十二年(1683)，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遣使向清朝“贡马四百匹 ，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银鼠五百，猞猁狲皮三张，沙狐皮一百，黄狐皮二十，活雕 一只，贴金牛皮五张，厄鲁特鸟枪四杆”。(注：《清圣宗实录》卷111。)噶尔丹在未 与清朝发生武装冲突之前，向清政府派出的进贡使团，每次达数百人，17世纪80年代时 甚至达千余人或数千人。(注：《清圣宗实录》。)
准噶尔部牧奴主贵族和大、小和卓农奴主贵族的叛乱平定之后，哈萨克与清政府的互 市日趋频繁。哈萨克的互市地点，先在乌鲁木齐，后来增加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乾隆 二十二年(1757)，清朝驻疆官兵，即以所余杂物“与哈萨克交易，共得马二百余匹”。 (注：《清高宗实录》卷544。)
乾隆二十三年(1758)，哈萨克哈巴木拜的儿子和弟弟驱马300余匹到乌鲁木齐贸易。( 注：《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62，见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 》，载《西域史论丛》第1辑。)自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十二月(17581760)，共 有14批哈萨克商队来乌鲁木齐贸易，用马4567匹。(注：见王熹，林永匡：《清代新疆 的丝绸贸易》，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换取了贡缎、苏花缎、苏素缎、 小花线缎、闪缎、彭缎、扬缎、帽缎、织云缎、补缎、妆花缎、摹本缎、金百蝶、金寿 字、金双喜、中片金、蟒缎、草锦等3733.5匹，绫249对，荆绢681.5匹，京庄白布等布 1619匹，梭布662.5对、匹，油绿姑绒1联，花毛毡6块，花红线7斤，川烟50包。(注： 王熹，林永匡：《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在哈萨克与清政府的互市中，马特别重要，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规定：“ 将来与哈萨克交易，当以孳生马匹为要，俟新疆足额，再拨补内地。”(注：《平定准 噶尔方略》续编，见《清代前期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哈萨克人则“皆需茶 叶应用”，于是清廷准许“宽裕运送，以资食用，俾彼地人众，并得承买。”(注：《 清高宗实录》卷699。)塔尔巴哈台“每年由肃州预调茶叶三千封”，用于购买哈萨克牲 畜及官兵购买。(注：《西陲总统事略》。)
正是由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互补性的结合，构成了中国民族团结的内蕴。 这种深层次的内蕴，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亲和力。
2.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从宏观上审视，中国经济类型大致是西北为牧区，东南为农区。事实上，牧区并非绝 对的纯牧区，农区也非绝对的纯农区。
为了深入地说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我们对新疆的情况作一个透 视。拿北疆来说，秦汉之时作为游牧民族的乌孙，其墓葬内普遍有陶器殉葬，并曾出土 铁铧，这是兼营农业的佐证。南北朝时柔然主阿那瑰北魏正光三年(523)给北魏上表， “乞粟以为田种。”(注：《北史·蠕蠕传》。)铁勒，“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 少马”。(注：《北史·铁勒传》。)隋唐之时黠戛斯人“颇知田作”(注：《元史·地 理志》。)，农产品有粟、小麦、青稞等。回鹘西迁之后，大量兼营了种植业，并逐步 转变为以定居农业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粒食已同肉食一样，对于回鹘贵族来说，也已成 为必不可少的食品。明末清初，准噶尔部“且耕且牧”，“部落繁滋”。(注：《西陲 总统事略》。)他们“从回疆各地强迫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居伊犁为他们耕种”。(注： 《平定准噶尔方略》，见《准噶尔史略》。)称这些种地的人为“塔里雅沁”、“塔兰 奇”。当时，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哈喇沙尔等地都有不少耕 地，种植有：小麦、大麦、青稞、稻米、高梁、糜、黍、小豆、麻等农作物，还有各种 瓜菜和水果，“百谷园蔬之属，几于无物不有。”(注：《西域图志》。)
由此可见，就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疆，也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的经济结构，形成草原 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再拿南疆来说，与北疆相比，其以农为主的特征凸显，但是实际上，南疆塔里木绿洲 定居农业区的畜牧业比重一直很大。如于阗、龟兹、焉耆、鄯善、疏勒等塔里木城邦诸 国利用自身的生态环境和地理特点，既在绿州沃土上经营农业，又在山谷隙地中放牧羊 马，所以，畜牧业是城邦诸国生产的另一支柱。《北史·西域传》记焉耆“畜有驼马” ，龟兹出“良马，H牛等”，疏勒、鄯善等国也同样饲养这类家畜，且皆以羊、马为主 畜。其中龟兹由于引进了大宛汗血马种成为城邦诸国中最有名的良马产地。故《旧唐书 》卷198记龟兹“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力业……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于阗沙 漠特多，以产驼驰名。在匈奴人的影响下，城邦诸国早已学会实施哺乳动物杂交，培育 出驴、马杂交的骡子，可见驴也是城邦诸国惯常饲养的家畜。
又如向以农业为主的吐鲁番一带也十分重视畜牧业，明代桂萼所撰《吐鲁番夷情》云 ：其地“畜羊马”，当地人“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或各山川各田，或打围射 猎”。(注：桂萼：《吐鲁番夷情》，《皇明经世文编》，卷81。)
再如清代主要生活在南疆的维吾尔人传统的男耕女织是其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 故《西域图志》载：“山南诸回部，有城郭宫室，故居处有恒；有沟塍陇亩，故田作有 时，男识耕耘，女知纺织。”(注：[清]傅恒：《西域图志》卷39。)农作物主要是小麦 ，其次有大麦、糜、豆、稻等。此即《新疆回部志》说：“回人稼穑，大率以麦为重， 虽有秫稻粟豆，不为常食。”(注：《新疆回部志》卷2。)但是此时维吾尔人的畜牧业 已有相当的规模，他们牧养的牲畜主要有羊、牛、马、驴、驼等，其数量相当可观。《 新疆回部志》云：每到集市日，各处维吾尔农民便携带“货以及羊马牲畜瓜果”到市场 买卖，(注：《新疆回部志》卷2。)牲畜是交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西域闻见录》中说 ：“回子宴会，总以多杀牲畜为敬，驼、马、牛均为上品，羊或至数百只”，连“最贫 苦之小回亦有牛羊驼马”，(注：《西域闻见录》卷2，卷4。)可见在维吾尔人中牧养牲 畜比较普遍。
为此，官府在维吾尔人中抽有牲畜税。喀什噶尔“每年抽收税羊一千至三千余只不等 ，抽收税牛一二只至十余只不等；孳生出群羊羔五百七十余只，孳生出群牛犊十二只” (注：《回疆通志》卷7。)。
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南疆，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新疆是如此，内蒙古和西藏的牧区也是如此。如内蒙古早在秦汉时期河套一带就有了 引灌的农业。阴山以南的河套——土默川平原；大兴安岭东侧的嫩江平原以及西辽河平 原等地，地形平坦，土质肥沃，温度适宜，光照充足，水源较丰沛，是内蒙古重要的粮 食和经济作物产区。在这里生活的蒙古族有的已完全从事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莜麦 、谷子及糜子等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大豆、胡麻、油菜、葵花籽和甜菜等。油料和 甜菜是内蒙古农业的两大优势，其种植面积多年均达600多万亩和200300万亩，是全国 胡麻和甜菜种植基地。(注：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1985年，309页。)
又如西藏的农区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以及金沙江、澜沧江、 怒江流域的谷地。耕地面积有333.4万亩，主要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豌豆、蚕豆 、油菜等耐高寒作物，在藏东南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有水稻、高粱、鸡爪谷、大豆等 作物。粮油基本自给，仅需内地供应部分细粮。(注：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 三版)》，368页。)
这样，在内蒙古和西藏这样的牧区，也形成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牧区是这样，农区又如何呢?事实上，中国的农区也不是纯农区，而是以农为主，兼营 牧业。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区也有大量的草山、草坡和滩涂草地适合牧业的发展，其主 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以及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等省区。在这些农区草山、草坡面积有50万亩以上的就有200多个。(注： 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107页。)
从整体上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特点是与种植业紧密结合，饲养业一般作为农业的“ 副业”生产部门。它利用种植业的秸秆、农副产品加工的副产品或“废料”和部分粮食 为饲料，同时为种植业提供肥料。畜群构成以猪和家禽饲养为主；但牛、马、骡、驴等 大牲畜在广大北方农区则占有一定比重。南方农区除耕牛外，也利用草坡草山饲养牛， 羊等。事实上中国的农区是城乡肉蛋奶的主要来源。牲畜的总头数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 80%以上，猪占全国猪饲养总头数的96%，牛占75%，骡占92.4%，驴占近70%，山羊约占6 0%。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农区的牧业在全国畜牧业中的地位并不亚于牧区(见表1)
项目 牧区
农区
饲草饲料来源以天然牧草为主，天然 以各类森林与农田景观为
与生态环境 草地供放牧和刈草 主。放牧场仅零星分布，以
农作物秸秆、各种农副产品
或饲料作物为主。
经营方式放牧经营为主，大多是 以舍词家畜为主，多猪、耕
与牧畜种类 牛、羊、马，有些地区还
牛和家禽。
以放牧骆驼为主。
在全国畜牧业是我国最主要的毛、
约占全国牲畜总数的2/3。
中的地位皮、畜牧业产地，绵羊
和马占全国60%
经营牧业的 有蒙、藏、哈萨克、塔吉
以汉族为主，壮族、苗族、瑶
民 族 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族等少数民族。
畜产品商品率不高 比较高
资源来源：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年，111页。
下面我们就中国农区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再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
华北农区的牧业主要牲畜有牛、马、骡、驴、猪、羊和家禽，并具有许多优良品种。 山东、河北是我国猪、牛、羊肉供应的主要省份，1990年两省猪、牛、羊肉产量占全国 12.2%，(注：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269页。)在此，草原文化与农 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显现无遗。
华中农区的牧业具有一家一户分散饲养的特点，累积数量很大。1990年华中大牲畜达2 197.2万头，占全国16.87%，河南居全国第一；牛1966.9万头，占全国19.11%，河南占 全国第二；马42.8万头，占全国4.20%；驴123.4万头，占全国11.01%；骡64.1万头，占 全国11.66%；肉猪出栏头数达7302万头，占全国23.56%；猪年底头数8159.4万头，占全 国22.51%；羊年底头数1523.2万头，占全国7.25%。猪牛羊肉产量553.2万吨，占全国22 .00%。所以华中是我国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河南的黄牛数量多，质量好，著名的 黄牛品种有“南阳黄牛”等。水牛以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较多。马、驴、骡以及羊亦 以河南最多。猪是本区饲养量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家畜，以湖南最发达，鄂赣二省次之 。(注：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308页。)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 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也显现无遗。
华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一是山地面积广，适宜发展畜牧业的草山、草 坡面积大；二是牧草生长季长(8～9个月)，亩产鲜草高；另外河湖水面及海洋广阔，有 利于鸭、鹅的饲养，以及广大农村农副产品下脚料多，稻草、秸秆多，饲养畜牧业的经 验丰富，农牧结合的基础好。1990年华南大牲畜达1459.4万头，其中役畜1031.8万头， 分别占全国11.20%和13.56%。牛1432.2万头，肉猪出栏头数3790.9万头，猪年底头数50 11.3万头，猪牛羊肉产量315.2万吨，其中猪肉306.5万吨，分别占全国13.92%、12.23% 、13.82%、12.54%和13.43%。(注：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328页。 )广西毛南菜牛，德保矮马，海南东山羊都是著名的优良品种。
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同样显现无遗。
华东农区以生猪饲养业为广大农村的主要家庭副业。苏、皖淮北平原，江苏沿江高沙 土地区和浙江西部是中国商品猪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此外，江淮丘陵的养牛业，太湖 流域的湖羊和广大浙江丘陵山区的养羊业都十分发达。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 性结合的特点同样显现无遗。
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中国农区，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 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这样，中国的牧区不是纯牧区，农区也不是纯农区，他们之中是牧中有农、农中有牧 ，我们要加以区别的只是农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或多少而已。所以中国草原文化 与农业文化这种结构性的结合也必然产生一种亲和力。
总之，分析了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性的结合和结构性的结合后，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在相互作用时，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性和结构性所 产生的亲和力，正是中国民族团结的内蕴之所在。所以，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亲和 力是中国民族团结的又一个原因。
收稿日期：2004-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