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
康定市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
高琳佳
【摘 要 】以语言景观为研究视角，通过拍照、观察和访谈的方式，考察研究康定市公共空间中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在康定3个抽样区获取453个有效语言景观样本，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康定市语言景观的多语样本均值达到65%，其中语言种类的使用随区域不同而不同，折东片区多语样本为25%，而康定城区为83%，折西片区则达到了98%。可以看出折东片区体现出语言使用的单一性，民族语言藏语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康定城区和折西片区的语言使用则表现出高度多样化，三种语言的语言活力比较均衡，积极地呈现出了多语并存的和谐局面，语言生态比较稳定，官方与非官方语言景观在主导语言使用上体现出了一致性。
【关键词 】多语；康定；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是通过考察公共空间特定区域公示牌上的书面语言来探究这个地区的语言使用、语言竞争、语言活力以及语言选择背后所蕴藏着的语言政策、语言发展、权势关系、身份地位以及民族认同等社会问题。[1]在多语言地方，语言景观被认为是研究多语种现象的一种新方法。康定是川藏的咽喉、汉藏交汇的中心、茶马古道重镇，是藏、汉、回等民族杂居的地方。康定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经济政治生活造就了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景况。在经济和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各民族在康定和谐相处，各种语言在康定长期并存，形成了多语的景观，为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料。然而，复杂的地形地貌、特殊的地理环境阻隔了不少语言学研究者前来做实地考察，就目前而言，关于康定语言状况的语言学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关于康定语言景观的基础数据库，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展示当前康定公共领域空间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
一 、语言景观
1997年，Landry & Bourhis首次提出语言景观这一术语，被定义为“出现在公共道路标牌、街道名称、地名、店铺标牌、广告牌和政府建筑的公共标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了特定区域、属地和城市群的语言景观”。[2]学界对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的契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学者逐渐在多语城市对多语现象开展实证研究，但是并未提出并使用语言景观这一术语。然而，1997年Landry & Bourhis在其论文中第一次提出linguistic landscape一词。至此以后，陆陆续续有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2007年Peter Backhaus 所著的《语言景观：东京城市多语比较研究》可视为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从2009年到2015年，出版了多部语言景观研究丛书，这些丛书的出版对语言景观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标志着语言景观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与之相反，语言景观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开展实证研究的论文少之又少。2014年，尚国文、赵守辉分别从研究视角、理论构建、方法指导等方面对语言景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为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2015年，李丽生对语言景观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为国内语言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16，张媛媛对澳门的多语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澳门公共空间中的语言符号主要使用汉语、英语和葡萄牙语，澳门官方语言标牌与非官方语言标牌存在一定的差异，自澳门回归以后，汉语拼音和汉语简体字的使用频率增高。[3]2018年，黄斌兰、李亮和刘儒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为例开展了区域性国际城市多语景观实态文化研究，研究发现南宁市语言景观多语性质不明显，壮文使用比例非常低，象征功能远远大于信息功能。[4]可见，近年来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逐渐有专家学者开始对多语地区的语言景观开展实证研究，而康定作为多民族聚集区，具有丰富的语料资源，对其进行语言景观研究是考察其语言生态最佳的方法之一。
二 、研究背景
(一)康定的地形地貌以及抽样区概况
在地缘上，折多山将康定市境分为市城区、折东片区和折西片区。康定市城区，是州府和市府的所在地，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藏区通往内地的门户，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也是游客较为集中的区域。折东片区，位于康定市的东面，川西民族走廊大渡河上游两岸，地处高山峡谷地区距，康定市、泸定县城均为三十来公里。折西片区，是康定市折多山以西地段，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属于半农半牧和纯牧区。一边是高山峡谷区域，一边是丘状高原地带，正因地形地貌的囧然不同从而导致折东与折西片区文化差异甚大，其中在语言使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本次语言景观调查就以区域为界，分别从康定市城区、折东片区、折西片区抽取一定量的语言景观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概括出康定市公共空间中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
(二)康定语言使用情况
康定是以藏族为主，汉族、羌族、回族、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城市，是藏汉交汇中心，从古至今都是康巴藏区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和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康定市总人口为13万人，藏族人口是总人口的69%，达到7.7万人；汉族有3.2万，占总人口的29%；回族761人，占0.7%；彝族450人，占0.4%；其他 民族517人，占0.5%。[5]可以看出，在康定，汉语和藏语是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交际语言。
三 、研究方法及目的
本文研究康定地区公共空间场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从康定的三个选定区域内共搜集了453份文字性语言景观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这些区域包括康定市城区的繁华地段，折西片区的塔公镇、新都桥镇以及折东片区的姑咱镇、金汤镇。通过分析，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康定语言景观中语言的使用情况；第二，官方与非官方语言标示牌的区别。第三，康定三个抽样区语言景观的对比分析。
另外，通过调查发现，部分非官方的标牌呈现出画面布局、语码分布等特征的相似性。经过访谈后得知，这些相似的标牌是政府统一制定的。(详见图3)
四 、调查结果
(一)康定语言景观中语言的使用情况
比较而言，康定市的三个区域中，折西片区和位居中间地段的康定城区呈现出语言的高度多样化，三种语言汉藏英同时使用，极大地展现了民族语言的活力，充分体现出了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而折东片区则表现出语言的单一，其中单语标牌119个全是汉语标牌，双语标牌42个是汉英双语，仅有的3个多语标牌使用了汉藏英三种语言。由此可见，折东片区语言景观表现出少数民族语言的严重缺失，在这个片区民族语言使用频率非常低，民族语言文化体现不明显，语言活力最弱。然而，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强势语言英语的国际传播和扩散使得英语在康定语言景观中也表现得极为活跃，其中折东地区的双语标牌全是汉英双语。
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开放、分工与合作。一组相互协调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使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地区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实现单个孤立市场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根据Lai(2013)的定义，单、双、多语标示牌的判定是按照标牌上出现的语言数量而定的，出现一种语言的标牌视为单语标牌，出现两种语言的视为双语标牌，出现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的标牌则被视为是多语标牌。[6]本研究沿用了这一定义。据数据统计分析，在453个有效样本中，单语样本占34%，双语样本占26%，多语样本占39%。总体而言，康定语言景观的双/多语样本占总数量的64.6%，同比高出单语样本29个百分比(详见表1)。这充分证明了康定社会语言景观存在明显的多语特征。
笔者另外召集参加或备考英语四、六级的学生做访谈。受访学生均表示乐于接受语言与文化并行并重的教学方式。四、六级考级改革后考题中与文化相关的内容是备考的难点，受访学生均认同对相关知识做好积累和储备十分必要。
表1 康定三个抽样区语言景观中单语、双/多语样本对比
康定三个抽样区标牌样本中出现的语言种类主要是汉语、藏语和英语，这也充分验证了康定社会中存在双/多语的传统。其中，三个抽样区域的单语样本中主要以汉语为主，占比32.7%，其次使用了数量极少的藏语和英语，然而藏语和英语单语的使用比例相当，使用频率相对比较低。(详见表2)
表2 康定三个抽样区单语样本种类
康定三个抽样区中双语标牌上的语言主要以汉藏、汉英为主，汉英的比例 低于汉藏。多语标牌主要使用了汉藏英三种语言。在453张有效样本中，没有出现别的语言种类。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和藏语作为康定的官方语言在康定社会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然而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在康定也被大家所接受和广泛使用。这也说明当地政府试图将康定推向国际，加强康定地区语言文字的软实力和服务力，从而吸引更多的外籍游客。(详见表3)
表3 康定双语/多语样本语言种类
2. 康定语言景观中的优先语码及凸显性
根据邹嘉彦在其论著《汉语与华人社会》中提出的“语言竞争理论”来划分，语言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人口竞争力、政治竞争力、文字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8]以此理论为依据，笔者对康定语言景观的三种语言作出分析和比较后，可以看出三种语言地位后面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
图1
从三个抽样区的地域环境可见，折东地区地处高山峡谷，折西地区则是丘状高原地带，而康定城区恰好处于峡谷与高原的过度地段。迥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变化形成了不同地段所固有的不同文化习俗，而语言的使用则是对当地文化习俗最直接的呈现和展示。通过分析，我们可见折东地区表现出了语言高度的单一性，而作为康巴藏区的一部分表现出少数民族语言藏语的严重缺失，作为民族语言的藏语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比较而言，折西片区和位居中间地段的康定城区则呈现出了语言的高度多样化，汉藏英三种语言同时使用，可以看出汉语、藏语和英语在使用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三种语言的语言活力比较均衡，积极的呈现出了多语并存的和谐局面，语言生态比较稳定。
图2
语言景观研究的标牌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商业标牌，一类是官方公共标牌。私人商业标牌主要指商业广告、民间活动告示、民间商业机构告示等。官方公共标牌主要指交通街道标牌、慈善机构公告、政府通知公告、议会选举公告、公共事务公告等相关告示。[4]基于以上的分类，本文通过对康定语言景观样本分析后发现，不管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语言景观在主导语言使用上体现出了一致性，都是以汉语作为主导语言。单语样本主要以汉语单语为主，双语样本呈现出以汉藏为主，汉语位置较为凸显，三语样本主要以汉藏英为主，凸显顺序依次为汉藏英。
(二)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异同
由此可见，在康定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中，汉语是优先语码，然后是藏语或英语，汉语在双语或多语景观中的位置最为凸显，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参照Rosenbaum对以色列耶路撒冷的Keren Kayemet 街道进行调查的研究框架，本次调查主要选取了部分商业街道和民居生活区。3个抽样区获取453个有效的语言景观样本，其中，康定城区标牌样本200个，折东片区标牌样本164个，折西片区标牌样本89个。样本的选定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标牌文字内容模糊不清的不计入样本；第二，表示相同内容的多家分店的标牌只视为一个样本；第三，一张图片中呈现多个样本的，只算一个样本。
此次实验就180例体检人员作为实验对象,并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分别采取综合护理、常规护理,一般组间资料对比P>0.05。结果显示:实验组体检采血人员护理满意度为100%、采血后皮下血肿形成率为2.50%,对照组体检采血人员护理满意度为70%、采血后皮下血肿形成率为13.75%。两组体检人员护理满意度、皮下血肿形成率对比,综合护理干预的实验组均有明显优势,P<0.05。
再说的时候,就说到找一阵了,还是找不到。找不到,搂宝的就直起身,说刚才你们看到了,是万子吧？他们说,有红有黑的,应该是吧。见大伙认帐,搂宝的跟了句,是八万吧？这句话,大伙不认帐了。就那么一闪,谁也看不清呀。他想想,也是,那怎么办呀？大伙说,再找找吧,找到了,我们给钱的,不赖帐的。这次,大伙还帮他找了。找到最后,也没找到。
图3
(三)康定三个抽样区语言景观的对比分析
本次抽样的三个区域分别是折西地区、康定城区和折东地区，且这三个地区自西向东依次与内地靠近。从数据分析(表4)可见，在三个区域中，单语样本比例最高的是折东地区，达到72.5%，最低的是折西地区仅为2.2%。双语样本的比例在三个区中比较均衡都是百分之二十多。而三语样本比例最高的是折西片区，达到68.5%，最低的折东片区只有1.8%。
表4 康定三个抽样区语言景观中单语、双/多语样本对比
1.康定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数量及种类
五 、结果与讨论
(一)康定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频率从高到底分别是汉、藏、英
从分析数据来看，康定语言景观主要由汉、藏、英三种语言构成。在453个有效样本中，有445个样本包含汉语，有246个包含藏语，有236个包含英语。其中，除了5个单语英文样本和1个单语藏文样本以外的，其它447个样本都表现为汉语为主导语言。换句话说，在康定的语言景观中，汉、藏、英三种语言不管从使用频率还是从语言凸显程度来讲，都形成汉语优先于藏语、藏语优先于英语的格局。
2003年，Scollon .R & S.Scollon 研究发现，在多语或双语样本中始终有一种语言会占据优势地位，也被叫做优先语码或主导语言。主导语言一般是按照标牌上语言字体的大小，所占的位置，以及所用的颜色等要素来确定的。主导语言通常是某一地区的官方语言或是强势语言。[7]在康定，汉语和藏语是官方语言，然而在标牌中体现的语码布局是汉语占了主导地位。大部分的商铺名称都倾向于选择自上而下的垂直排列方式，在汉、藏、英三语标牌中，汉语往往被放置在标示牌的中间最凸显的位置，字体也是最大的，而藏语则放在标牌最上面一行，字体次之，英语是被排在标牌的最下方，字体最小，也是最不显眼的位置。(详见图1)
在人口竞争力方面，按照民族划分，整个康定市拥有7万多藏族人口，占总人数的69%，3万多汉族人口，占29%，其他民族占到了1.6%。在政治竞争力方面，作为康定的官方语言，汉语和藏语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文字方面，尽管汉语、藏语、英语都具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是作为官方语言的汉语和藏语在康定地区的使用情况远比英文高很多，而英文仅用于旅游观光的外籍人士使用，流通性相当有限。在经济方面，康定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其独特的高原风光吸引了无数国内、国际的游客，近几年来旅游业也成为了康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在文化竞争力方面，康定主要以藏族和汉族人口为主，当地居民在保留藏民族文化习俗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也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因此，康定语言景观形成了目前汉藏英的语言格局。
(二)三个抽样区语言景观差异性分析
汉英或汉藏双语标牌也采用了相同的语码布局，通常为汉语被放在标示牌中间最凸显的位置，字体也是最大最粗最醒目的。而英语或藏语则被放在上面或是下面一排，字体相对较小，位置不凸显。(详见图2)
(三)官方与非官方的语言景观差异甚小
通过前文的对比分析可见在康定语言景观中，官方与非官方在主导语言的使用上都体现出了一致性，都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单语样本主要以汉语单语为主，双语样本呈现出以汉藏为主，汉语位置较为凸显，三语样本主要以汉藏英为主，凸显顺序依次为汉语、藏语和英语。
剧本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主要由人物对话（或唱词）和舞台提示等构成。是喜剧演出的文字底本。剧本按容量大小可以分为独幕剧和多幕剧。剧本的情节结构一般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作为康巴藏区的腹地、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康定的多语言状况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对象。而语言景观研究的兴起，为调查社会公共空间语言使用情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尽管本次抽样调查只选取了康定三个区域进行了统计分析，但从仅有的调查数据中也能看出目前康定社会中语言使用的大概情况。
除了交通条件外，中东欧各国还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以及宗教模式，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纵观过去十几年以来中东欧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判断，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种问题严重影响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在贸易出口方面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在长期贸易交往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的渠道和种类仍较少。
调查发现，在康定社会语言环境中，折东片区存在汉语、英语和藏语权势不对称的现象，作为民族语言的藏语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康定城区和折西片区则呈现出一个多语社会，保持着三种语言同使用、共生存的和谐局面，语言生态比较稳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四川省教育厅项目——“藏族作家阿来作品整体主义生态观的构建——一种跨学科对话的尝试”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SB0365；2016年度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解读福斯特小说的生态问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CWY16-05。)
(ⅱ)若|EXT (u)∩EXT (v)|≠0,取a1∈EXT (u)∩EXT (v),则边(u,w)∈Ei,a1,边(v,z)∈Ej,a1,则w与z间存在内的哈密顿路HP1.则
参考文献
[1]Backhaus, P. Linguistic Landscap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M].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2]Landry, R&R.Y.Bo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1)
[3]张媛媛, 张斌华. 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J]. 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1期，p46-54
[4]黄斌兰，李亮，刘儒清. 区域性国际城市多语景观实态文化研究：以南宁市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p120-125
[5]康定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康定年鉴[M].2012年,p235
[6]Lai, Mee L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ong kong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13(10):251-272
[7]Scollon, R. & Scollon, S.W.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M].London: Routledge，2003:115
[8]邹嘉彦，游汝杰. 汉语与华人社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An Empirical Stud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Kangding City
Gao Linji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language usage in Kangding public space through photograph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453 valid linguistic landscap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sampling areas in Kangd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verage value of multilingual landscape samples in Kangding city reaches 65%. Among them, the use of language categories vary with different regions, 25% of the multilingual samples in Zhedong District of Kangding, 83% in Kangding urban area and 98% in Zhexi District of Kangding. It can be seen that Zhedong District reflects the singularity of language use, and the living space of Tibetan national language is greatly challenged and threatened, while Kangding urban area and Zhexi District show highly diversified language uses. The language vitality of the three languages is relatively balanced, and the harmonious situation of multi-lingual coexistence is actively presented. The language ecology is relatively stable.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anguage landscapes show consistency in the use of dominant language.
【Key words】 multilingualism; Kangding; linguistic landscape
【中图分类号 】H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24(2019)01-0057-06
作者简介 ：高琳佳，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康定，邮编：626001)
[责任编辑 ：朱茂青]
标签：多语论文; 康定论文; 语言景观论文; 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