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废名小说艺术观照的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蕴论文,哲学论文,生命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文学早期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等，他的小说上承周作人，下启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小说流派的关键人物。然而，这种表层的承上启下，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在深层意蕴上的契合，废名小说在艺术的明朗性上又与周作人、沈从文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显现出另一种意味。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废名其人其文，历来也就评价各异，鲁迅认为他的小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1]， 唐弢认为他的小说“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为小说，实近散文。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单薄，但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专写家常琐事，风土生活，富有艺术风格和个人特点，惟以一味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2]。至于在小说流派的归属上，或谓之乡土派，或谓之田园派，或谓之语丝派，或谓之现代派……应当承认，以上种种说法都存在某些合理内核，但是，由于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和批评范式的局限性，它们都很难揭示出废名小说的深层意蕴。我认为，要正确地解读废名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早期文学整体背景下来认识。由此，我们很容易发现，正如中国现代许多杰出作家一样，废名既是一位风格别致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见解不凡的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大多数现代作家受近现代西方哲学影响，对社会现实抱冷峻的批判态度，以期用自己的作品去启蒙愚昧黯弱的国民，而废名则是一位深受东方古典哲学影响的作家，对社会现实持佛陀式的超然态度，作品渗透着悲剧人生的意味，又表现着达观的情调。如用生命哲学（这里指对生命的体悟，而非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眼光去洞悉废名的小说，那么笼罩在废名作品中如谜面一样文笔叙述所生成的迷雾将随风飘散，豁然露出谜底的奇峰——废名小说是生命的沉思录，是生命哲学的悲剧演示。
一、孤独情结
李健吾先生在评价废名及其创作的时候，曾这样评价他，“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向内的”，“永久是孤独的，简直是孤洁的”[3]这个评价，对废名的为人和为文来说， 应该是较为中肯的。读废名的小说，我们总是强烈地感受到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游荡着孤独的幽灵，它踽踽独步在夕阳晚照之下，彳亍于一无依傍的桥头，有时也会以无声的恐惧逼上心头，它既留恋乡下的古朴田园，也游荡于都市的热闹喧哗之中。
在废名小说世界里，对孤独的表现集中体现在三组小说意象之中，那就是：“桥”、“黄昏”和“声音”。在废名的小说世界里处处有“桥”，王马桥、龙锡桥、赛公桥、仁寿桥……他小说中的人物都喜欢过“桥”。莫须有先生小时候“最喜欢过桥”，他最忠实的女儿也“最喜欢过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江南游子出城踏青，无兴查考古迹，“一径去过桥”（《墓》）；童年小林每每忽然出现在城外的桥上，都市归客程小林仍时时“站在桥上望一望”；紫云阁的老道姑化缘完毕，“柱着棍，背着袋，一步一探”，消失在史家庄的桥头（《桥》）……桥的自然禀性，一无依傍，独立特行，而一个人伫立桥头，目光迷茫，若有所思，这幅情景，则浸透了孤独、寂寞的意绪。
对“黄昏”景象情有独钟，也映照了废名身上浓浓的孤独意识。黄昏，在一天之中它是白昼的尾声，黑夜的序幕。对于人来讲，它是最便于散步思索的时辰，也多少暗示着生命的结束。黄昏时，夕阳西坠，乌雀归巢，万象逐渐隐入黑夜。因此，对黄昏的描写是最容易引起人的孤独感、家归感与漂泊感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黄昏之歌》最先抒发了这种情怀，“黄昏呵，你招回了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了绵羊，招回了山羊，招回了小孩到母亲身边。”在废名小说中，北游的旅客，“多半在黄昏时孑然一身”，面朝落日动了“乡愁”（《枣》）；莫须有先生也常在黄昏里“自顾盼，自徘徊”，品尝“绝世的孤单”，“怆然而涕下”（《莫须有先生传》）。他还常把黄昏作为不幸而垂暮的人生的一幕远景，浣衣母李妈的黄昏，在燥热的蝉音，喧闹的人声中，流尽了无依无靠的凄苦身世，叠印着哀哀无告的苍老灵魂（《浣衣母》）；“老猴”“乌龟”陈大爷与驼背长工“陈聋子”（《小五放牛》、《菱荡》）的黄昏，都在一片牧歌声，捣衣声，融融的笑声里，展示了屈辱或酸辛的遭际。在黄昏之美的映衬下，孤独的人生更显得飘泊无驻。
“声音”意象，在废名笔下也被谱入了孤独的旋律，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喜欢有声的世界，恐惧无声的宇宙。江南游子渴想雷雨天的蛙鼓虫箫（《半年》、《北平通信》），陶醉于深夜的落叶声（《枣》）；患病的阿毛姑娘爱听深夜的更锣声（《桃园》）；莫须有先生替“沉默的牛”“难过”，为伙伴聚会出现“鸦雀无声”的空档感到“恐怖”（《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程小林爱听老虎狂吼，牛的兀叫，万寿宫的风铃响（《桥》），他为蜻蜓、鹞鹰“总不叫唤”而“寂寞”，以想象里，梦境中的“雨相思”徒有颜色而“无声”为“缺憾”（《桥》）。
孤独，一般说来，并不是一种正面的、积极健康的情感，但孤独若是从人的生命中汩汩流出，又寓含着深刻的人生况味，则这种情感又另当别论了。废名作品中孤独的情感正是在后一层意义上获得提升的，并成为废名生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影响着他的艺术观照方式。可以说，废名作品中的孤独是他童年孤独、寂寞生活在成年时代的无意识呈现，它是一段驱之不散的情感之结，是他生命中情感生活的合理延伸，同时，它又是生活在现代都市，避乱于乡村的废名对人生况味的一种难以言说的体悟。
二、生命感伤
向来哲人、文人对生命的流逝都是十分敏感的，孔子对着不息的川流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屈子踟蹰江畔，徒然哀求：“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李商隐怅望野原，颓然感喟“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废名的小说，在艺术观照上也表现出对生命流逝的强烈关注。
《桃园》里营造的桃园世界，从春日黄昏到秋日黄昏，从骄阳似火到残阳如血，从落红满地到枯叶飘零，阿毛的生命经历焦灼、冥想、疲惫、倦怠，最后至于憔悴、凋谢，展示了生命流逝的悲剧全过程。《桥》写到三哑叔与程小林在早春时节，站在史家庄的河岸边两个人的交互观感：三哑叔从眼前“顶天立地的小林哥儿”回想到“还离开他不远”的童年小林，又联系着河边的两株小杨柳已经“长大参天”，真是10年弹指一挥间，不由得他不百感交集。程小林则从时间飞逝，“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然而史家奶奶都70岁了，三哑叔也老了，自己离家，还乡，一去一来也已10年了，感觉到生命流逝的“可哀”。而更为可怕的还在于：时间飞逝不止，生命却呈相对停滞状态。三哑叔还是三哑叔，史家庄人也“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与生命的流逝感相伴随，废名小说在环境的设色上，通过对绿色与白色的反差描写，也浸透了他对生命流逝的感悟。绿是草色，废名时有“草相思”，他笔下的程小林“最爱春草”；绿，又是生命的元色，象征着青春与朝气，故阿毛姑娘为病火烧灼的心刻意移植几丛绿橘，好使满目疮痍的秋日桃园一派生机（《桃园》）；在程小林的意念里，女子的“发林”也是绿色的（《桥》）。白，在废名笔下往往代表老人的发色，是衰颓疲惫之色。它是生命疲软的象征，惯常有桑榆暮景，日薄西山的意味，给人顾影自怜，孤独寂寞的满腹愁情，史家奶奶的白发白得使昏暗的油灯发亮，琴子看着“很惘然”。从白发与绿草的互相映衬中，我们不难悟出：这就是“白发与少女的标记”（《桥》）。代表青春、生命的绿色，与代表衰老、孤独的白色，产生情感的落差，情感于两极产生巨大的张力，从而造成对生命流逝的强烈感悟。
三、死亡体悟
有对生的眷恋，就必然会有对死的思索、探究。孔子面对生死问题时，说“不知生，焉知死”？他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使他企图以生的执着来回避死的困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言及自己受辱而苛活的原因时，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价值论，初步建立起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死亡价值观；而陶渊明则仿佛一位看透了死亡本相的末世老衲，以多少带一点幽默的黑色笔调感叹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废名的小说，在艺术观照上也十分突出地表现出对死亡这一人生永恒题目的思索、探究。
废名是死亡意识最强烈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他曾在《中国文章》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在这里，他对执着人生现世，不信归宿的传统人生哲学进行了批判，对重人生感怀，少死亡冥想的文学传统表明了叛离的心迹。因此，在他多少带有自传色彩的《莫须有先生传》里，莫须有先生常在忙里偷闲，漫游于“生死之岸”，想象那“不可言说的境地”。北游的旅客面对友人之墓，产生“共运命”的“实实在在的意识”（《墓》）。总起来看，废名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废名笔下，“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生命的“忽然”，“不可知”而又“必然”的终结。
废名小说中的“死”跟“生”一样，一终一始，一去一来，皆行色匆匆，无牵挂，不恐惧，缺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浣衣母》写没出息的酒鬼李爷“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不争气的酒鬼哥儿又在李妈不经意的诅咒下“真的死了”，天真的驼背姑娘也在某天某时遽然“死了”，一家人都死得无声无息，了无痕迹。《竹林的故事》用“绿团团地坡上从此不见了老程的踪迹”一句，告示老程的死。《阿妹》写幼小的阿妹“并不等候”尚在煎熬的“菩萨的药”，被“哄哄地扛走了”。废名以过分客观、冷静的笔致，写出极端轻捷、迅疾，安宁坦然以至于枯寂状态的死，反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死，仿佛抽掉了全部内涵，出现情感真空。这随随便便到不可思议地步的“死”，既体现了儒家以“死”为息，乐生安死的价值观，也蕴含了道家“齐生死，等物我”的无为哲学。
第二，在废名笔下，“死亡”又是琐碎人生的彻底解脱。
废名笔下的“死亡”，有时又表现出某种厌世的倾向。7 岁的小阿妹饱尝疾病与寂寞之苦，对“死”有着朦胧的感悟，“很欣然去接近”，并不怕（《阿妹》）。沉湎床第的病人把“死”想象为无边无际的“慈母的怀抱”，认定“死”是一条干净利索的“脱路”（《病人》）。莫须有先生也说：“无论世上的穷人富人，苦的乐的，甚至于我所赞美的好看的女人，如果阎王要我抽签，要我把生活重过一遍，没有一支签中我的意。”（《莫须有先生传》）。废名认为，在人生之幕上，爬满了五光十色的卑微与繁冗，冷漠与陈腐，匮乏与乖戾……它们标志着生命力的萎缩，故“世界未必不可厌”（《谈新诗·（妆台）及其他》）。既然如此，“死”作为“生”的解脱，作为无生命状态的否定与断离，也就拥有了积极意义。
第三，在废名笔下，“死亡”还是一缕永恒的寂寞思绪。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大诗人李白尚且如此，何况平凡人生！废名考察“死后”，发现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孤独感，是对生命的孤独体验。死，“那从来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乌有之乡”（哈姆雷特语）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视野，毫不可知，所谓死后寂寞，无非也是生者的想象推理。
年幼的阿妹不怕死，但当母亲把“死”具象描绘为“一个人睡在山上、下雨下雪都这样睡”时，她却不能不愕然无以对了（《阿妹》）。“送路灯”风俗缘于这样的幻想：死者去彼岸世界，需途径村庙向土地神挂号登记，活着的人便送路灯，替他们在漫漫征途上“留一道光明”（《桥》）。人死了，独自长眠，独自投村庙，这是多么寂寞孤苦，多么可怜的事！人生本寂寞，人死又复归于永恒的孤独。
废名笔下对“死亡”的寂寞思绪，还表现在对生者健忘的叙写之中，通过对生者的寡情薄幸的描写，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写出这份寂寞，因为“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鲁迅《空谈》）。废名写生者的淡漠，更多着笔于冥事风俗上。城里人出殡，孝男孝女穿孝衣以示阔绰，沿街观众会心微笑（《毛儿的爸爸》），扛杠子，抬棺木的人群中竟有“夹在当中打瞌睡”的（《浪子笔记》、《北平通信》）；清明节上坟、焚香、烧纸、鸣炮，次序井然，却有“好事者”，把祭奠死人的腌肉、鲤鱼、就香火烤了吃；送路灯，亲朋挚友头裹白布，手持灯笼，排队进村庙，谈笑风生，烧香喝酒而散（《桥》）……废名的眼光，略带黑色幽默，每一种丧葬仪式都是一出荒诞的闹剧，一幅滑稽的漫画。
第四，在废名笔下，“死亡”还是一种美。作为生命的终结，它具有亘古不变，绝对神圣意义，在永恒的观念上，“死亡”与美达到了内在的一致。
在废名笔下，诗人之死“自成世界”，其灵魂跟黄土“疏远”（《墓》）；少女之死是一瓣“不可思议的空白”，一个“无边色相之夜”，一幅“画得一朵空花的艺术杰作”（《莫须有先生传》）；少男之死是“长春”，“对于青草永远是一个青年”（《桥》）；孩子之死是一个“游戏”，美丽而悲哀（《打锣的故事》）。废名以“唯美”的眼睛审视死亡，渲染出一个梦幻般的艺术世界。
最后，废名笔下的“死亡”还是一种精神境界，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和升华。
废名的生命哲学中，对死亡还有着独特的解释。一方面，“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莫须有先生悟出世界的本质是“理”不是“物”，是“心”不是“形”，而对于“理”与“心”来说，则“无所谓死与生”（《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样看来，死只是物灭与形无，并非“心灭”与“理无”。生死的界限一经模糊，死亡便成为生命的另一存在方式，另一形态的延续。生命在死后飞扬，在脱胎换骨中更生，意味着生命经过超越过程走向精神的永恒。另一方面，对生者而言，思索死亡也是一种自我超越。死亡本是无法确定的神秘领地，充满了偶然与未知，绝难把握，但生命的不朽原表现为精神的执着求索，从对永恒的苦思彻悟中实现理想的升华。废名的生命哲学，恰以“死”为基点，思索存在，思索人，从自我之死，看到自我之生，从虚无窥见存在。死亡是生存最高的限界，思索死亡，实是人生的逆向透视。
废名小说中的人物，像莫须有、程小林一类都是哲学家，他们通过思辩死亡，探索虚无以检省自我，向往永恒，从而实现了生命对死亡的超越。
四、禅与解脱
废名生长在禅宗五祖的故乡——湖北黄梅，童年的寂寞遭遇和忧郁内向的性情，使他与禅宗很早就结下了难解之缘。他喜说五祖、六祖故事，曾钻研佛学，著有《阿赖耶识论》，并实践过禅定之事（俗称打坐）[4]。
禅宗教义，亲自然，求解脱，空物我，重顿悟。其修行之法，不求“有为”，而在于“无心作事，就是自然地作事，自然地生活”[5]。据佛典记载，四祖道信起初请三祖僧璨授以解脱之法门，僧璨说：“没人绑你，求什解脱法门？”道信顿悟。而舂米和尚慧能只因口吐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针对五祖大弟子神秀所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言的），便得到了五祖传下的袈裟而成为六祖。这就是所谓“无心作事”，“自然地生活”，而“求解脱”，“勤拂拭”，则都不过是自寻烦恼，离开了“无心”和“自然”的禅机。
废名的小说创作当然也受到禅宗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现世自我解脱的人生境界，表现出识破尘缘，任运随缘，超然世外，清静本心的人生旨趣，渗透了禅宗的宇宙观念和人生态度。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废名的作品在艺术观照方式上达到了生命哲学的彻底解脱和超然妙悟的极致。
废名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大多寓含禅意，渗透了禅的达观、飘逸、自然本心。周作人曾说，废名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6]。 这种“空气”，这种“隐逸性”，当然并不就是佛性和禅意，但其中不无禅的影响和因缘。为什么是“悲哀的空气”呢？因为人世本是悲苦的，劳动人民更是悲苦中度日。废名写其互相亲近和解，不是不见或是忘了他们的悲苦，而是以慈悲之心写人间悲苦在美好的人性人情中得到消解。这种不刻意创造典型人物的笔法，在艺术上使废名的小说缺乏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颇具田园风味，同时也极易模糊小说和散文的界线；但从作者对生命哲学的感悟来看，它却将生命的存在形式推向解脱的极致，即以禅的达观、自然，写出了人生的悲苦况味。这里，我们仅以他的长篇小说《桥》为例，来看看他的禅意世界：
许许多多的火聚成一个光，照出了树林，照出了绿坡，坡上小小一个白庙，——不照它，它也在这块，琴子想告诉小林的正是如此。（《桥·送路灯》）
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在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那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搴杨柳而喝。（《桥·黄昏》）
琴子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
走进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唯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桥·茶铺》）
这样的笔墨，在《桥》里触目即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空气”，弥漫于其中的是诗的意境与禅的意趣的结合，清凉的人生与静默的哲学的交融。在这里，形相归于空无，空无化为形相，光明里见暗夜，暗夜里现光明。既然在禅意世界里，宇宙万物一片化机，那么寂寞人生还有什么不能解脱呢？
然而，废名又并不是一名飘逸出世的释家弟子或一位离群索居的现代隐士。他的小说于孤独寂寞中企求心灵超脱，又蕴含着现实人生体验的忧伤，渗透了作家对生活、生命的挚受。诚如他谈到他的《掐花》一诗时所说：“‘我’饮花怕成仙，是不愿弃舍爱，希望死后还是个凡人，实是表现自己‘忠于人生’”[7]。
收稿日期：1997—11—03
注释：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10月影印本。
[2]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3]王泽龙《废名的诗与禅》，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
[4]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黄冈师专学报，1993 年第3期。
[5]冯友兰《阐宗：静默的哲学》，《中国哲学简史》。
[6]周作人《苦雨斋跋文·桃园·跋》，天马书店，1934年3月版。
[7]引自《谈新诗·（妆台）及其他》，人民出版社，1957年11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