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文学论文,语境论文,新时期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0)03-0161-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逐渐淡出文学舞台，美女文学、大话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打工文学、反腐文学、青春文学、盗墓文学、玄幻文学、穿越文学、商文学等“后新时期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学市场，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略的力量。不同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多以“70后”、“80后”或“90后”作家为写作群体，以解构、颠覆经典文学为写作旨趣，以信息技术与网络传媒为传播平台，以市场卖点和商业利益为评价标准，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后新时期文学”样式。①本文拟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外在表现症候为切入点，以“后新时期文学”与经典文学的区别性文学要素为分析对象，通过还原“后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来揭示“新时期文学”过渡到“后新时期文学”的必然性，最后将在一种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中，尝试对其作出价值性的评估。
一、“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症候
从文学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使艾布拉姆斯意义上的文学诸要素——作者、世界、作品、读者及批评家五大方面，构成了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显著区别（图示）：
首先，从作者的角度看，不同于经典文学中将作家的创作视为少数天才的一项自由创造活动，在“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由于公共文化设施日渐普及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全社会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文学人口逐渐走向“全民化”，文学写作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自由化和大众化的格局，文学写作成为了一项非专业化的自由活动。文学人口“全民化”和“非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提供了全民性的作家，作家由少数精英分子操持的局面不再为继，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撰写、甚至发表自己的“作品”，文学成了一项类似工匠的创制活动，写作匠人遂代替文学大师成了文学写作的主体。
其次，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经典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多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讲求文艺要对现实世界进行模仿与再现，要求作家创作出能够体现这一原则的典型环境、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以社会现代化为发展导向，以文化现代性为基本诉求，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为发展鹄的，由此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配置、文化价值迁转……用学界惯用的术语描述，就是文学的语境由“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发生迁延。②受此影响，在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多呈现为一种特有的模拟、戏仿关系，追求一种“仿像”般的真实。
再次，从作品的角度看，经典的文学以深邃的思想、高雅的品味、形式的严谨为特征，而“后新时期文学”则刻意与经典文学拉开距离，讲求形式的自由性、品味的感官性、思想的大众性，追逐时尚、流行，瞄准卖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情感控诉（“伤痕文学”），也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理性思考（“反思文学”），还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直面现实（“改革文学”），更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刍（“寻根文学”），甚至不同于整个经典文学批判精神的一种全新作品形态。
复次，从读者的角度看，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文本的海量供给，文学阅读也逐渐由传统的欣赏品味、凝视细读，转变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体验与匆忙浏览，经典文学时代的那种视阅读为情感陶冶、德性修养、性灵提升乃至精神皈依的神圣活动，演变为“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的感觉“好看”、“有意思”、“闲着玩”的娱乐性、骛奇性、排遣性的消费满足。
最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的批评家已经从经典文学时代的“立法者”角色下降到“阐释者”位置，批评家的意见不再被视为是圭臬。文学作品的“好坏”受制于发行量、点击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与文学作品本身质量及批评家意见关系甚微。受此影响，批评家逐渐放弃了客观化的批评立场，而与作家、出版商结成了一种巧妙的市场“合谋”关系，相对主义的、犬儒主义的评论遂盛行于批评界，“史诗般的作品”、“文学史上的又一部奇书”等吹捧批评、过度阐释成了文学批评的常态。
二、“后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
上述带有明显区别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特征的“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自然产物。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和“文学回归自身”两大使命；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在一个时代转型期“已然涣散”，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1]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视界来看，“后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则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当代建构和个体自主性价值的重新确立这一宏大的现代性历史主题相关，是这一主题所自然含摄之主流意识形态迁延、社会文化思潮转型、知识分子使命调整以及文学界自身理论反思等多种要素交相作用的产物。
第一，从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迁延来看，伴随着意识形态部门对1989政治运动的全面反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正式确立，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悄悄脱掉自己的政治紧身衣，向商业文化迁延，这种迁延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实施“五个一”工程：由意识形态部门出巨资奖赏符合宣传口径和政治规范的作品，而对于一般作品则由市场评判，只要其不违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向。③这种导向的迁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在期刊出版方面，原来由意识形态部门出资主办的文学艺术刊物纷纷被赶向市场，不再吃皇粮，须自谋出路；二是那些原本借靠文学期刊发表文章以赚取稿酬谋生的作家，尝到了唇亡齿寒的滋味。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迫使文学刊物与作家双双进行“转型”——文学刊物刊发具有市场卖点的作品，作家撰写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刊物与作家遂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结成了难兄难弟，为了生存，文学及作家不得不“与政治权利，与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既抵御、又同谋的复杂依存关系”[2]328。
第二，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型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家市场经济的定位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并在社会文化思潮方面逐步实现由传统伦理政治型文化向西方商业型文化的转型。西方商业文化的本质是消费主义，它以经济价值大小与个人利益多寡为根本衡量标准，这与中国传统人文伦理型文化乃至政治集权型文化截然不同，由此造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文精神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读书无用论、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思想浸透人心，文化唯物主义充斥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文人的末世情怀遍被主流文坛，文人生存一时陷入逼仄境地……④作为一种文化策源机制和理论逆反，“人文精神大讨论”适时而发。⑤然而具有戏谑性意味的是：一场被知识界普遍寄予厚望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终无疾而终！这或许再次证明：变化了的社会时代需要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之相适应，当原本支撑作家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失落后，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来为此担当，以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当代建构提供合法性辩护，并为个体的生存合理性赢获一种价值基础。所以，“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登场，并非偶然，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界有意选择的结果。
第三，从知识分子自身角色的调整来看，由于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调整，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传统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在与国家意识形态所代表的社会主流文化，以及与社会大众所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市场博弈中落败。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作家不得不对自身的文化姿态、思想立场、写作导向等作出调整——发生在90年代后的“文人下海”、“文人经商”、“文人做明星”等文学征象，实际上都是其时知识分子不甘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境遇，是试图重新调整思路、步入社会中心的一种努力。所以，中国文学由“新时期文学”转向“后新时期文学”，既是时代的选择，亦是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如作家王小波以“自由人文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创作实践，来解构主流和经典，用一种平庸而又睿智的边缘写作姿态来彰显不同于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他者”立场和边缘群体的存在价值。就是今天游走于文学文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一大群文人知识分子，也多以学术“超男”、“超女”的“文化媒介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身份出现于大众文化语境中，如同时尚广告一样，对社会大众既谄媚又训导，并通过有意标举一种不同于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如“戏说”、“水煮”、“心得”、“品读”、“揭秘”等），来与之划清界限。
第四，从文学界自身的理论反思来看，“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企图改变新时期文学与文学理论沿门托钵的状况，实现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努力。众所周知，经典文学时代关于文学价值的“言志说”、“载道说”、“教育说”、“反映说”、“再现说”、“表现说”等经典文学的评价机制，难以有效言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问题，更难以有效应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学理论“失语症”问题。不仅如此，传统文论话语，本质上是关于文学的社会价值的研究，而非文学自身的价值分析，所以，有必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写文学史”。“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提出⑥，以及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统合并代替“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概念⑦，不仅意在颠覆长久以来形成的、将文学自身的性质与社会政治的进程相裹挟、以文学的社会政治性质判定文学自身性质的文学分期框架，而且第一次把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带进世界文学史的演进中，使中国文学获得了“现代性”的世界视野，同时暗含了这样一种努力：把“后新时期文学”放入中国文学，特别是放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演进脉络中予以评析。这样，“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价值真正凸显了出来。
三、“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现代性价值
从“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的过渡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文学类型向另一种文学类型的逻辑递变，它毋宁是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一种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衍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换句话说，文学实际上承担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文化、多元群体的多种社会想象和多种价值取向的角色。基于此，探讨该类文学的价值就不能简单停留于追问“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应进一步追问“文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首先，“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一种抒写主流文学及文学观念之外的“他者”文学的出现。“后新时期文学”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不被主流文学所创作、不被主流文学观念所认可的、处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他者”的文学。区别于经典文学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精英主义特征，“后新时期文学”有意躲避崇高，有意消解主体性，有意打破元叙事，有意张扬一种边缘和“草根”的“他者”立场。从王小波的“我是一个流氓”到易中天的“我是一个流寇”，从王朔的“我玩故我在”到葛红兵的“我写故我在”，都是用一种自我放逐、自我厌憎乃至自甘堕落的方式述写“他者”境遇，反思自己的命运。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王朔自戕式的痞子文学竟能在文坛流行，何以俗艳的《废都》一出版竟使洛阳纸贵（乃至新近“解禁”再版），何以捍卫传统文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后竟变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从作家积极介入社会、心系国故民瘼的传统立场来看，这背后掩盖的是其末世情怀和退避意识，是其对传统文学精神失落的一种本能性负疚感，也是其对文学放弃主流价值关怀、凄然迈向市场的尝试实验。所以，尽管那些原本携带巨大社会意义和政治诉求的传统文学随着整个文学学科的边缘化而淡出，但并未留下文学的真空，那些携带巨大“他者”精神的青春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都市文学、反腐文学、三农文学等，成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显学。
其次，“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一种不被主流历史及文化观念所记述的“他者”历史书写的出现。
“后新时期文学”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不被主流历史记述、不被主流文化认同、处于边缘地带的“他者”的历史书写，这种书写不光是要对真实历史和真实现实生活进行补充记录，更重要的，它还要通过这种历史主义的书写方式，来提醒处于这种文化情境中的“他者”反思自己的命运，预见自己的前途，继而行动起来，为自身生存的价值进行辩护。如上个世纪末文坛流行的“民间”写作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批作家鉴于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与底层民众利益的错位，而故意采取的一种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维护“草根”阶层的生存利益。又如新世纪的“穿越文学”用时空错置的方式将现代人拉回到古代，从而实现在现代社会中普通人难以成就的梦想，给人极大的植入感。还有晚近出现的那些基于中国上古神话故事、传统志怪小说和武侠小说基础之上的“玄幻文学”，也在现代网络传播技术的支撑下，借鉴西方魔幻文学的写作技巧，使用诗性的想象塑造手法，实现人们在传统的时空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在未来与过去、现代与历史之间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甚至那些被冠以玄幻文学“姊妹花”的“盗墓文学”，通过呈现一些神奇诡异、色彩斑斓的奇观世界而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80后”、“90后”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无奈与敏锐思考。此外，新现实主义文学、打工文学、反腐文学、三农文学、都市文学及“身体写作”等都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诉求，不同在于，它们是以自律性的形式表达他律性的诉求。鉴于此，我们不应将“后新时期文学”完全判定为“垃圾”，也很难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3]9，恰恰相反，它是被边缘化的作者以一种更加隐蔽的策略试图更深入地介入现实的尝试。
最后，“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一种述写当代人类及人的生存境况的现代—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出现。
“后新时期文学”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传统经典文本中所具有的“宏大叙事”（如主题明确、叙述清晰、结构完整等），而是符合当代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真实境况（如生活中的差异、矛盾、断裂、无主题感、无意义感、边缘化等），其写作要旨不在于美化、提升现实，而在于揭露、批判现实，以引起人们的反思。在此意义上，“后新时期文学”又是一部最能反映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当代史。因为经典文学所固有的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热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热爱，在“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方面，成长于价值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文化氛围中的“80后”、“90后”作家，很难累积起关于国家、社会等沉重历史的共同记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政治、国家等现代性宏大叙事自行制定并颁发自己所期许的规训与律则，无须也不允许尚处于社会边缘阶层的“80后”、“90后”置喙。于是，寻找能够证明自身存在价值和身份合法性的文学写作方式，就成了这一代作家的必然与无奈选择。并非偶然，从新现实主义文学后，极易吸引眼球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欲望化写作”集体上阵，因为在这些作家看来，唯有身体的官能性存在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能够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最有力方式。可以说，隐蔽在“80后”、“90后”作家的那种带有情欲、狂乱、奢靡和绝望气息的欲望化写作背后，是一种积压深厚的、带有浓烈后殖民主义色彩的颓废与悲凉！既然理性放逐了，价值失范了，道德隐匿了，而个体自主性价值又不能建立起来，人自然就只能作为一副躯壳性的存在，自然就会追问“我的人生谁作主”的沉重问题。也许唯有像“大话文学”那样，用一种戏拟、拼贴、混杂文体方式对经典文学中的文学话语、文学叙事、文学特性以及文学价值进行戏弄和颠覆；也许唯有像以励志为主旨的“商文学”那样，在描绘商场或职场百态，揭示行业规则和潜规则，反映企业兴衰际遇和个人荣辱，但同时不忘讽刺性地去体现金融危机下人的边缘化、生存的差异、矛盾、断裂乃至无意义。
四、结语
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以知识、道德、审美的分化为逻辑前提。现代性的文学叙事亦不宜简单纠缠于三者的关系之中，不宜单纯张扬一种利维斯主义的文学评价方式。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意图，本文申述了“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及其文学价值。但本文申述“后新时期文学”及其文学史价值并不限于为其简单辩护，而是要通过梳理其发生发展的脉络来赢获一种文学的现代性视野。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并未“终结”，也并未远离我们，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欧洲19世纪通俗文学的发展曾经孕育了现代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主精神和普世价值，“后新时期文学”也必将随着现代社会和文学自身发展而逐渐显露其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人们关注“后新时期文学”，就既关系到文学发展的未来，亦与人的生存境况改善攸关。
收稿日期：2010-01-19
注释：
①1992年9月12日，由北京大学语言文学所和《作家报》联合举办的题为“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走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以区别于“新时期文学”，以此说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与变异。讨论情况详见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兼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当然，文学概念史往往不等同于文学发展史，早在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界出现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市民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文学潮流，就均以反思、批判“新时期文学”为特征，并且带有明显的商业化转型和放弃崇高话语追求的特征，虽然此时还不能说它们就是“后新时期文学”，但已是初露端倪了。
②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变革问题，学界存有共识；但对于是否可以用“后新时期文学”概念来指称这一变化，学界尚有争议。关于“后新时期文学”问题的提出及详细讨论，请参阅谢冕、张颐武合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宁的《“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2期）、姚鹤鸣的《世纪之交的足印：姚鹤鸣后新时期文学批评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③“五个一工程”是中宣部等主流意识形态部门于1991年提出、自1992年起开始对全社会精神文明产品中的“精品佳作”所给予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制度。奖励的目的在于调动意识形态的“指挥棒”，使文艺创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催促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浓郁生活气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的问世，发挥激励、导向、示范、精品、育才五大作用。详参：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1年3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的通知》［文政发(1991)10号］。
④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同年，《新观察》、《文汇月刊》、《海南纪实》等带有激进改良主义的文学期刊被要求停刊。1990年，曾与《读书》齐名的南方刊物《书林》停刊（1990年第三期）。此后，《昆仑》、《漓江》、《小说》等刊物至1998年也相继停刊。
⑤1993年，王晓明等人发起《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反思并检讨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问题。讨论情况详刊于《上海文学》第6期，后收入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论文集《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⑥1985年9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遂以正式的文学命题形式提出。
⑦1988年4月，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文艺报》开设“中国作家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研究”专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设“名著重读”专栏为其提供讨论氛围。讨论一直延续到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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