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看两岸贸易与投资_劳动密集型论文

从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看两岸贸易与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贸易论文,两岸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一国生产结构类型将发生变化,并必然引起贸易结构类型的变化。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逆转,将对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带来机遇与挑战。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既有互补性,也具有竞争性。两岸之间既要加强在贸易和投资上的经济合作,又要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组成经济圈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比较利益的存在是两岸之间贸易发生的动因,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不仅取决于相对生产力水平,还取决于经济结构本身。所以,结构问题将是今后两岸经贸往来中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生产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原理

1.资本技术构成与生产贸易结构

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总是与一定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相对应,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以及发展水平必然表现在该国资本技术构成水平提高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价格(P/L)、劳动力价值(V/L)和劳动力追加价值生产率对一国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产生决定性影响,根据它们对资本技术构成水平的变化影响,工业化过程大致分为4 个阶段:如表1~1所示。

表1~1工业化发展阶段表

从生产结构类型看,低构成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x, 高构成国家主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y,z);从贸易结构类型看,低构成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y,z),高构成国家主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y,z), 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见表1~2所示。

表1~2 资本技术构成与生产贸易结构类型表

贸易结构

生产结构 出口进口

低构成x x y,z

高构成 y,z y,z x

2.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

随着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各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生产结构变化的累积所形成的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以及由贸易结构变化的累积所形成的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它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所致。

(1)生产结构类型逆转

从生产方面看:

图1~1 生产结构类型逆转

图中:MN为第Ⅰ阶段等国民价值曲线,M'N'为第Ⅱ阶段等国民价值曲线。

M'N'的斜率大于MN的斜率,表示以x产品单位数表示的单位y产品的国内交换价值下降。

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均衡生产点E和均衡需求点e相对于中立工业化生产效果(σ=1,σ[x]=σ[y])和中立工业化需求效果(ε=1,ε[x]=ε[y])的均衡生产点和需求点的反向移动,就是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

(2)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

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带来了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根据图1~1,按照国民经济宏观平均内在规律的要求,在工业化的第Ⅰ阶段应有贸易三角形

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将对贸易条件,比较优势产生影响。

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将使贸易条件发生逆转,见图1~2。

图1~2 贸易条件逆转

设国际交换价值和国内交换价值不变,AA'为国际交换价值线,BB'为国内交换价值线

结论: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引起的贸易条件的逆转是指从贸易国民价值亏损(贸易条件<1)向贸易国民价值盈余(贸易条件>1)转化。

随着工业化发展程度的提高,以x产品单位数表示的单位y产品的国内交换价值线沿ABC移动。由于ctga[,3]tga[,2],故出口y产品进口x产品的对外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明对该贸易结构类型来说,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加强。

以上也正说明工业化发展程度提高的过程必然也是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过程。

一国生产结构类型与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程度的强弱决定了贸易中动态比较优势地位的强弱,而逆转程度的强弱取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生产效果和需求效果的强弱,如图1~3。

图1~3 逆转程度与工业化生产需求效果和动态比较优势关系图

一国生产结构类型与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也是由于逆转前阶段经济发展及各项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内需求的增加效果在产业结构类型的逆转中起主要作用,而外资导入则在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中起主要作用。

二、两岸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所引发的经济贸易关系

1.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对台湾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影响

台湾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有相当典型的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与之相应的是其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所以,目前国际上一致认为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且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产生贸易结构变化。表2~1和表2~2表示了台湾制造业生产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

表2~1 台湾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变化

(1952~1979年) 单位:%

1952~

1956~1961~

1966 ~ 1971 ~ 1976~

1955年

1960年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79年

A.劳动密

集型低技 66.10

59.74 55.0144.4442.54 43.28

B.劳动密

集型高技 9.1013.80 15.4624.20 27.2628.40

C.资本密

集型低技 9.1014.46 12.8310.58 11.4612.72

D.资本密

集型高技 14.4312.0016.60 20.88 18.7715.60

术产业(K—H)

表2~2 台湾进出口结构的变化

(1953~1980年)单位%

1953~

1956~ 1961~

1955年

1960年 1965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进口

出口

A.劳动密集型低

17.61 3.35

14.02 14.25 13.86 26.41

技术产业(L—L)

B.劳动密集型高

3.73- 3.67

-

3.66 6.43

技术产业(L—H)

C.资本密集型低

16.70 0.02

23.50 0.3723.85 2.58

技术产业(K—L)

D.资本密集型高

22.01 4.34

25.81 4.86

19.70 5.90

技术产业(K—H)

E.传统产品

39.95 92.29 33.00 80.52

38.93 68.98

1966~

1971~ 1976~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进口

出口

A.劳动密集型低

15.92 28.65 14.88 24.42

13.08 23.64

技术产业(L—L)

B.劳动密集型高

3.17

21.60 3.90

33.97

4.40

37.39

技术产业(L—H)

C.资本密集型低

33.93 13.2932.56

20.99

28.81 23.38

技术产业(K—L)

D.资本密集型高

11.05 3.50 21.24

2.4630.72 3.90

技术产业(K—H)

E.传统产品

35.93 32.9627.42 18.1622.99 11.69

从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高技术产业(L—H)(诸如:机器、电机、电气器具、运输工具)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出口在台湾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L—L产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下降至50%以下作为生产结构类型逆转的标志,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的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是在1966~1970年之间,在此L—L产业为44.44%,70年代以后, 台湾的制造业部门主要转向了以生产资本密集型低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高技术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品为主。

台湾贸易结构的逆转可以说是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同步进行的。1966年~1970年间台湾的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产品的出口额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密集型高技术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上升,两者合计达34.89%。70年代以后, 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逐步确立了(L—H)和(K—L)产品出口比例的主导性地位,两者交叉配合,相互促进,改善了贸易条件,由此提高了产品的相对竞争力,特别是在机械、运输设备的出口方面,更具显著性。工业增长和贸易扩张互为因果,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工业化比重迅速提高。

台湾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使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向外向型发展也有其自身特色,具体如下:

第一,以“农轻重”渐进型的经济发展序列为主,以农业优先发展和定向相对成熟化来启动工业增长。所以,农业对台湾工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成为向其它产业输送劳动力、资金和原料,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二,制造业内部以重化工业为主,经济结构重型化程度较高。因此,80年代后台湾着力改善重工业过重格局,通过转移投资和实现结构重组,以优化工业结构,取得适度规模效应。

第三,台湾经济是一种“公营”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类型。这种经济类型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进行有效地调节。产业调整借助于政府的行政力量,提前启动了产业转型契机,缩短了结构高级化时间,使得改变结构相对量的微观政策和改变绝对量的宏观政策相互融合,有机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波动性。但是这种调节又不致越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范。

2.大陆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及其对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影响

中国大陆的生产结构逆转发生在1956~1958年间,也就是说在此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发展阶段,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超过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如:1955年两者之比是48.2%:51.8%;1956 年两者之比则为51.3%:48.7%),并且在工业产值中, 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超过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但是,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却滞后于生产结构的逆转,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大陆贸易结构逆转的滞后程度开始与工农业总产值同步波动。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90年代后中国大陆贸易结构类型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在扩大,上述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以及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滞后程度与工农业总产值同步波动,特别是1982年以后随着工农业总产值提高,贸易结构类型相对于生产结构类型逆转的滞后程度在扩大主要是基于以下3个原因:

第一,从1953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封闭条件下的全面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导致贸易结构类型滞后程度的扩大。

第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使工业生产继续在结构失衡中发展。

第三,过度出口的影响,使得在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上升时大批劳动密集型的边际生产企业加入出口品的生产,从而使出口总值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上升;而在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时,由于政府出口激励强度减弱和过度出口缓和,使得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边际生产企业退出出口产品生产,从而使出口总值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下降。

1992年中国大陆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也开始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具有巨大容量和潜力的国内市场相联系的高投资率,而这种投资增长所形成的高积累特征是与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积累为特征的高积累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80年代出现的高积累有较大差别;二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对中国大陆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产业的发展;三是与外资、技术引进和先进管理经验借鉴相联系的经济后发性优势;四是能够继续释放巨大发展潜能的改革效应等等。

目前,在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方面,正体现出以制造业中重化工业领先发展的基本特征。90年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依赖大规模的机器设备更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所以90年代的生产结构类型已经或将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从而有助于消除贸易结构类型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

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方面,也体现出90年代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引起的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及结构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在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利用国际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绩效显著。目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已达83.47%的较高水平。1993 ~1995年在全部出口的工业品中,加工层次较高的机电产品增加较快。另外,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经济,这与台湾的“公营性”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市场经济相类似。相类似的因素还有中国大陆的开放型经济也是由农业发展启动工业增长。并且,自1990年以后对外贸易也已开始形成平稳的贸易顺差,而在此以前多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以上分析说明了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贸易结构类型逆转并未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可以说二者基本是同步的,而且与台湾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这就为改善和发展两岸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可能。

3.关于两岸经贸往来

根据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理论,应对两岸经贸交流作如下思考。

(1)两岸经贸关系的界定

大陆和台湾地区(包括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个国家内部几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它与建立在国与国关系之上,涉及国家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合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合作的模式应是一种联系紧密但结构松散的经济合作。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经济合作的外围是一个面向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中华经济圈,如图2~1所示。

图2~1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界定图

其中A表示大陆自身的经济;B表示台湾自身的经济;D 表示亚太及世界市场

在此,C=A∩B表示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合作;A与D 之间是中国大陆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对外贸易的关系;B与D之间是台湾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对外贸易的关系;C与D的关系则表示由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合作共同构成的中华经济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A与B之间的关系。

(2)两岸资本技术构成所形成的阶梯分工和市场分类

A.由于处于不同资本技术构成水平的国家有与其构成水平相适应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因此资本技术构成的阶梯又形成贸易的分工的基础。根据特化系数(Index of 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

式中分子表示i国j商品出口额占j商品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 分母表示i国总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R[,ij]>1时表示i国在j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显示出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如果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分类法,应用特化系数计算可得台湾介于第Ⅱ阶梯和第Ⅲ阶梯之间,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

图2~2 大陆和台湾贸易分工阶梯图

而中国大陆估计基本上介于第Ⅰ阶梯和第Ⅱ阶梯之间,传统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所形成的贸易分工阶梯中分别处于第Ⅰ、第Ⅱ阶梯之间和第Ⅱ、第Ⅲ阶梯之间,其中有重合部分,如图2~2所示。这也基本上符合两岸目前的贸易结构。

B.国际贸易理论中市场类型一般依据两个指标,即各国和地区间的相互贸易依赖程度和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强度。两岸经济贸易的市场既是竞争性市场又是非竞争性市场。由于在贸易分工阶梯中的差异,两岸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依赖程度,见表2~3。

表2~3 两岸贸易依赖程度 单位:%

台湾对大台湾对大

大陆对台大陆对台

陆出口 陆进口 湾出口 湾进口

1984

1.40

0.58

0.491.55

1985

3.21

0.58

0.422.34

1986

2.04

0.60

0.461.89

1987

2.28

0.83

0.732.84

1988

3.70

0.96

1.014.06

1989

4.33

1.12

1.124.85

1990

4.88

1.40

1.236.14

1991

6.13

1.79

1.577.32

1992

7.72

1.55

1.327.80

另外,由于在阶梯中有重合部分,所以在两岸第一类商品的出口上又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例如:在美国和日本市场上,大陆上海与台湾地区的出口商品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

以上分析说明,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既有相互之间进行经济贸易的互补性,同时也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所以,既要加强两岸之间在贸易和投资上的经济合作,又要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组成经济圈与其它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大陆和台湾之间客观上已形成国际市场上“合则优,分则劣”的经济格局。

(3)两岸的贸易结构分析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分工的类型主要取决于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层次和生产要素禀赋。但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上的比较利益基础上的贸易分工是通过密集使用占优势的丰富的资源要素进行生产从而在贸易中以低成本而取得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是一种垂直型的分工体系,它是发生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一种贸易关系,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很小。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尽管要素禀赋极为相似,但它们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却很紧密。究其原因,主要是通过产业内的专业化生产即水平分工体系以及通过古诺式的寡头垄断以获得差别利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这也就是Elhanan Helpman和Paul R Krugman 所提出的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大陆和台湾的贸易关系根据前已阐述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应该是一种既是垂直分工又是水平分工体系的相互交织的复合型分工体系,而且水平分工关系将以比较强劲的势头发展。

单纯从两岸间的资源禀赋与经济环境比较,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劳动力资源,但缺乏资本和经营管理人才。因此,以往的贸易中台湾输入大陆的产品主要以原料制成品与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主,而大陆经香港对台湾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非食用原料与食品和食用活动物,这样的贸易结构显示了两岸的比较优势,即台湾的优势是工业产品和机械设备,而大陆的优势是原料与食品物。1984年以后,台湾经香港输入大陆的商品中,原料制成品的比率开始下降,而机械与运输设备、化学产品和杂项制品的出口比率则相对地逐年扩张。大陆对台湾的出口产品中,食品物的出口比率呈倒U字型发展,非食用的原料的出口则呈下降趋势。同时,化学产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对台出口比率呈上升趋势。这种贸易关系显示两岸的贸易已由互通有无逐渐转变为连续的分工生产关系,并且两岸的经贸交流也更趋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大陆经济发展,而且维持了台湾的出口贸易增长,促进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两岸贸易额1992年为74亿美元,而1978年只有15.2亿美元。1993年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额升至144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 台湾对外贸易在近20年多处于顺差状态,特别是1984年以后外汇积累更为迅速,虽然90年代以后美、日经济相继衰退,台湾仍拥有相当的贸易顺差,这主要来源于两岸经贸发展。然而,根据世界市场供需状况特别是大陆所进行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调整,未来大陆出口增长将以机电产品为重点,从而必将引起进口需求的变化,现有的两岸单一的垂直分工格局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从两岸经贸发展趋势看,台湾应因势利导并善用大陆在轻工业制品、机械装配业等方面的发展优势,以维持台湾原有的国际市场,如此可以使两岸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连线生产与产销分工的功能,否则未来的经贸发展将使两岸在国际市场上如同台湾与新加坡、韩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4)台湾资本流动与大陆引进台资的分析

资本流动是贸易国国民经济宏观平衡趋势内在作用的结果,由于存在着低构成国家的贸易国民价值亏损和高构成国家的贸易国民价值盈余,仅仅依靠商品交换,贸易国并不可能达到国民经济内平衡和外平衡的一致。此理论若应用于两岸经贸往来,并且拟使两岸内平衡和外平衡一致,则台湾资本向大陆的流动是实现内外平衡一致的方法之一。

在两岸阶梯型的分工中,由于大陆处于第Ⅰ、第Ⅱ阶梯之间,台湾处于第Ⅱ、第Ⅲ阶梯之间,这也是台资向大陆流动的直接动因,表2 ~4表示了两岸之间资本的流向。

表2~4 大陆和台湾资本流向

台湾

贸贸易后X产品供求平 贸易后Y产品供求平

易衡 衡

后(台)Y部门→(大陆) (台)X部门→(大陆),

X Y部门,属逆贸易型投Y部门,属贸易摩擦型

产资,使台湾出口减少 投资,使台湾的进口增

大 品,大陆进口减少,减少加和大陆的进口减少,

供两岸贸易 造成两岸贸易不平衡.

易(台)Y部门→(大陆) (台)X部门→(大陆)X部门,

后yX部门,属贸易摩擦 属顺贸易型投资,使台湾

产型投资,使台湾出口 的进口和大陆的出口同时

品减少和大陆出口增加,

增加,促进两岸贸易发展.

供造成两岸贸易不平衡.

从以上分析得知,台资向大陆的流动以及大陆引进台资应向顺贸易型投资发展,即台湾的资本应在两岸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供求平衡的条件下,从台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向大陆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动,同时促进两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

以往台湾对外投资多以美国和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为主。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陆采取吸引台商资本的政策和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台资大量涌入大陆。据台湾方面的有关材料,迄至1993年底台湾净流入大陆资金达135亿美元,其中,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约110亿美元。自1991年台湾开始对大陆投资后,美国、菲律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比率则大幅度下降,分别从1989年的54.64 %和7.12 %降至1992年的17.02%和0.11%。该年台湾在大陆投资金额仅次于马来西亚、美国和香港居第4位,到1992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则以21.78%的比率跃居台湾对外投资的首位。

台湾对大陆投资经历了缓慢发展阶段(1983~1987年),加速发展阶段(1988~1991年)和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3个阶段。 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第三阶段,大陆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台湾以“正面表列”准予部分制造业产品项目到大陆投资,使得1992年投资项目达5000余项,协议台资金额约达50亿美元,1993年投资项目达117000多项, 协议台资金额127亿美元,1994年台商投资大陆的步伐减缓,1995 年又有所回升。这一阶段台商投资大陆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投资方式、领域、地域、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如:投资方式基本上直接以台湾企业法人身份进行;投资领域除继续投资生产型领域外,还扩大了对旅游、商业、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投资,并且开始深入到大陆内地省份;投资规模也已开始出现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另外,投资动作模式已从早期的“单兵作战”走向合纵联横的“大兵团作战”,开始出现上中下游企业联合投资,形成集团式的动作模式。上述情况表明,第三阶段的台商投资大陆正从低层次向高层上升。

大陆吸引台湾资本,使台资流入大陆,特别是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如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上海等地,某些产业领域已迅速发展起来,带动了两岸的经贸关系,一个新型的闽台经济区的雏型已经开始出现,使得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和产业联结进一步加强;而就台湾来说,由于台资流入大陆,大量剩余的台湾资本获得了有利和可靠的投资场所,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也增强了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我们认为,今后大陆在利用台资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因资而异,择资而用,重视和加强对台资的政策引导。

第二,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利用台资,一方面要有利于增强大陆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三,不断优化用资结构,可考虑和台湾联合向海外资本市场筹资。大陆企业在国际商界中的知名度不高,故有必要联合台湾的企业集团共同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以适应国际证券筹资的发展趋势。

第四,重视对台投资,从而以资本双向流动的平衡机制,增强大陆利用台湾资本市场的主动性。

三、现实经济中比较利益的评价

海峡两岸商品交换的比较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两岸贸易发生的动因。但是比较利益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易效益的必然实现,由潜在的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的国民经济效益有赖于国内经济条件的保证,即价格信号的作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模型说明的是关于发生于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两国之间的贸易,并且落后国家也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但它并没有说明交换的比例,更没有说明这种交换给两个贸易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怎样实现的。

实际运作当中,贸易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性并不能保证比较利益理论的前提。首先,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中,要素流动的充分性受到各种体制因素的制约,例如计划、错误的价格信号和行政障碍等,当要素受到这些制约因素影响而不能充分流动时,生产点则不能转换到与世界价格线相同的生产替代点上。因而,贸易利益也就不能充分体现;其次,贸易是否增加一国的福利,只有新的消费点高于贸易前的消费点,即新的无差异曲线高于原有的无差异曲线,才能说明通过贸易增加了一国的福利,但这种无差异曲线移动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就逻辑结构本身而言,比较利益论的核心是“比率的比率”,而不是绝对成本差或价格差,即国内商品的价格比是大于还是小于国际商品价格比而由此决定出口或进口。在现实的所有商品中,由于价格的本质是这些所有商品的货币尺度的相互比例,而不是某一种商品的货币尺度,所以一种商品的对外贸易只是一国整个价格结构的表现而不是这个商品本身的定价问题。

因此,比较利益并不等于外贸效益或外贸的经济效益,从潜在的比较利益到现实的经济效益是与整个经济过程相联系的,只有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正确地表现为价格差才构成比较利益,只有发生贸易才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

从潜在的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关键在于价格机制。贸易价格及贸易条件决定了贸易国获利的大小,贸易双方的价格差不仅取决于相对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价格结构本身。生产率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均是通过价格结构形成贸易结构的,所以说价格结构是决定比较利益的直接因素,一旦价格是扭曲的,则由价格差所表现出的比较利益也是扭曲的。

综上所述,在讨论两岸经贸和投资中,不应单纯从比较利益论出发,而是应从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从整体上来理解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从而促进两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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