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路径论文,影响力论文,利益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假如有一部时间机器，能够请修昔底德、孙子、克劳塞维茨、列宁这些关注战争问题的历史名人来当代生活几十年，他们很可能都会惊讶地发现：为什么世界上的这些大国这么长时间也不爆发一场战争，哪怕它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矛盾？的确，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大国间的战争可谓司空见惯。相比之下，如今大国间的战争就显得十分罕见。①如果1950年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的中国和1962年的印度勉强能被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②不仅回顾历史如此，而且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以至于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诸如大国间战争已近乎消亡这样的判断。③大国间战争变得如此稀有和困难，这无疑是当代国际政治与此前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有可能会对大国的行为逻辑产生重要影响。作为研究国家安全行为的基础性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和平是脆弱的，暴力冲突和战争随时可能发生。④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学者才会将国家实力，特别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作为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⑤并将战争作为国家扩大权力的重要手段。⑥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进程已显著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大国间的互动几乎已经不再包含战争这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想问，在一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国家的相对实力是否还能像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地决定大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大国的影响力？如果不能，那么在当今时代，大国有效维护和提高本国影响力的主要路径又是什么呢？这构成了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鉴于“大国无战争”是上述问题存在的前提，因此本文在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之前，将首先简要地回顾学界对“大国无战争”这一现象所做的判断和解释。在此之后，本文将以这一判断作为分析的前提，从理论上对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路径做出系统阐释。通过区分国家实力的三种不同作用，笔者将指出，武力胁迫和利益交换分别是1945年之前和之后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主要路径。文章的最后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各自阵营中影响力的消长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对比，揭示了大国无战争时代武力胁迫和利益交换两种路径对于大国提升和维持影响力所具有的不同作用效果。
一、大国之间为什么不再有战争
有统计显示，自二战结束以降，不仅大国⑦间的战争次数在不断减少，而且所有国际性战争的数量在整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并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⑧因此，在探讨大国之间为什么不再有战争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所有国际战争都在减少的原因。事实上，学界对战争爆发原因的研究远远多于对战争不爆发原因的研究。⑨这一方面反映出历史上战争爆发的频繁和普遍，而另一方面也源于技术层面的困难，即研究为什么某件事情不发生，比研究为什么某件事情发生，在方法论上的难度要大得多。⑩但尽管如此，仍有众多学者对此做出了努力，并发展出许多颇富影响力的理论学说。
例如，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归因于特定的国际结构，冷战时期的和平源于美苏两极的均势，(11)冷战后的和平则拜美国的单极优势所赐。(12)但同样是从结构视角出发，其他学者却得出了多极结构比单极和两极更稳定的结论。(13)这不仅使我们难以确定究竟哪种国际结构最有利于和平，(14)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这三种国际结构下和平都有可能得到维持，那么国际结构本身就不可能对和平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又如，自由主义学者从民主国家的特性、(15)国际制度的约束作用(16)等角度，也对大国间无战争的现象做出了解释。这两种自由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缺陷在于其解释的范围。中国和俄罗斯不属于民主国家，而东亚地区也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安全机制，中俄与其他大国之间、中俄与日本之间长逾半个世纪无战争的现象显然无法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
笔者认为，相较于上述几种有明显硬伤的解释，以下三种解释可能更为根本和普遍。
(一)社会进化
与华尔兹等学者将国际政治看作一个千年不变的封闭式系统不同，(17)其他一些学者倾向于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政治。在这些学者看来，包括战争在内的诸多国际现象都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发生改变，只不过他们对造成这种改变的具体原因存在不同的看法。
约翰·缪勒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曾经有过的正面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进行战争已经逐渐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超越理性计算的规范。这是导致战争，至少是大国间战争，变得过时的根本原因。(18)卡尔·凯森则认为，战争之所以会过时，并非源于战争本身的巨大破坏力，而是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战争不再是国家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19)罗伯特·杰维斯同样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指出，未来发达国家之间很难会有战争，这种进化源于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化。(20)相较于上述学者，唐世平从更宏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政治进化的总体机制。在他看来，导致1945年后大国征服性战争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历史上大国长期的相互吞并，使得征服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这种客观现实逐渐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价值判断。(21)
笔者赞同这种社会进化的视角。(22)事实上，大国间战争趋于消亡这一现象，正是国际政治不断进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政治的进化只是一种总体的趋势，而任何进化的过程都无法完全规避特例和异常的出现。因此，如果把1945年至今大国之间长逾60年的总体和平完全归因于国际政治的这种进化趋势，恐怕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和放心的。我们还想确定地知道，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抑制了几乎每一次大国彼此发动战争的冲动。
(二)经济相互依赖
经济相互依赖的安全效应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长期关注的议题，由此也涌现出不少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23)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将战争与贸易看作国家获取利益的两种备选的策略选项，从成本比较的角度指出，在同样都能获利的情况下，贸易的成本远低于战争，这使得战争不再是国家的理性选择。(24)与罗斯克兰斯的角度略有不同的是，爱德华·曼斯菲尔德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之所以能够促进和平，是因为贸易的存在会提高战争的成本。(25)埃里克·加兹克等学者从信号理论的角度，更细致地考察了贸易降低战争概率的因果机制。他们指出，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国家释放出的动武信号会在经济收益方面产生显著的成本，从而使得决策者发出的威胁动武的言辞变得可以置信，这有助于降低国家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26)菲利普·马丁、所罗门·波拉切克等学者则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选择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成本，是抑制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27)
对经济相互依赖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一般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和平的结果而非原因，经济联系的密切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国家间冲突的概率，经济因素并非国家选择战争的唯一动机等。(28)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些批评，但并不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对于抑制战争没有丝毫的辅助作用。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相互依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至少给决策者增加了一个需要考虑的参数，因而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国的安全决策过程；(29)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贸关系使得相当一部分利益争夺由零和变为了正和，这甚至是导致英美这两个近现代全球性霸权在领土扩张方面相当克制的重要原因。(30)
(三)核威慑
核武器对大国战争的威慑作用，大概是所有研究战后安全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在某些学者看来，核威慑对战争的慑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31)但对于二战后大国间和平的具体解释，学者们还存在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核威慑是和平的充分条件，这一个变量就足以防止战争。(32)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核威慑必须同国家常规实力一起，才能起到防止战争的作用。(33)
对核威慑和平论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批判认为，核威慑与二战后大国间的和平从根本上无关。缪勒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他从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的视角指出，即使没有核武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常规实力同样能够慑止苏联的进攻；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记忆足以令大国彻底放弃战争。(34)针对缪勒的这一观点，杰维斯从理论上指出，核战争的彻底破坏力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所有常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在核武器出现以前，如果一个国家有意改变现状，那么即使有非常巨大的成本它也可能愿意支付。但这个逻辑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便不复存在。(35)约翰·加迪斯则从史实的角度指出，二战并不像缪勒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场终止了所有战争的战争。在核武器发明并运用之前，美国等大国仍在积极准备后续的战争。(36)笔者对缪勒的反驳是，缪勒的反事实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核威慑不是抑制战争的必要条件，(37)但不能证明核威慑不是抑制战争的充分条件。为此我们不妨做另一个反事实分析，假设20世纪30年代法国、英国、苏联这三个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希特勒德国仍会如历史上那样肆无忌惮地对它们发动军事打击。
另一些学者承认核威慑的一般原理，但质疑核威慑在抑制大国间战争方面的作用范围。他们认为，由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机制，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之间的确难以爆发核战争以及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大规模常规战争。但由于核禁忌规范的存在，大国对小规模军事打击使用核报复是难以令被威慑方置信的，这就使得核武器难以慑止小规模战争。(38)反对这种批评的学者认为，即使是小规模地动用常规武器，也一样有失控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出于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大国即使是采取小规模军事行动也会变得非常审慎。(39)笔者认为，即使核武器真的只能慑止威胁到大国生存安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作用也已经非常重要了。至少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大国不会再担心自己的生存安全，而我们也能据此非常有信心地预言，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了。
综合上述三种视角的分析，大国之间之所以不再有战争，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政治进化至今的产物，而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现，此外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也可能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尽管仍然可能会有学者对上述解释乃至大国无战争这一判断本身抱有疑虑，但毕竟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解释使得我们可以做出这种相对乐观的假定。在本文的以下部分，笔者将不再讨论“大国无战争”这一命题的真伪，而是将其作为给定的前提，据此分析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大国无战争时代里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二、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理论阐释
基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代：1945年以前可暂称之为“战争频发时代”，1945年至今则暂时命名为“大国无战争时代”。在本节中，笔者将首先对国家实力的三种作用做出区分，然后以此为基础，分别阐释在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里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不同路径。
(一)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实力的三种作用
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具有影响力，这必然意味着该国能够获得这些国家对它某种意愿或某些政策的支持或者认可。(40)毫无疑问，在没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社会中，拥有足够大的国家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强弱的客观前提。因此，在探讨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具体路径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国家实力的主要作用。
作用1：维护本国安全，赢得战争并以此获得利益。(41)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安全总是稀缺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42)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足够雄厚的实力是保障本国安全最重要的一种手段。(43)有的现实主义学者甚至认为，为了确保本国的生存，大国应该追求实力的最大化。(44)除此之外，由于国际政治缺乏最高权威，因此国家间的利益分歧，例如领土争端、殖民地竞争等，(45)常常都要通过武力和战争方式来解决，甚至霸权的归属都要通过战争来决定。(46)而国家实力又是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47)因此国家实力在维护本国安全之余，还能帮助大国获取新的利益。(48)
作用2：为其他国家提供某种好处，以此换取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支持。尽管现实主义学者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自助”特征，但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他助”在国际体系中同样非常普遍，例如19世纪英国、俄国等欧洲大国都曾为欧洲弱小国家提供保护，维持欧洲均势。(49)这种“他助”现象其实已经被理论家所注意。例如霸权稳定论就认为，霸权国可以而且应该向国际社会提供诸如安全保障、经济秩序这样的国际公共物品，这是维持霸权体系稳定的重要条件。(50)安全保证(reassurance)(51)理论也认为，国家可以试探性地为其他某个国家提供一定的好处，从而影响对方决策的成本—收益计算，同时释放善意信号，以此实现国家关系的改善。(52)这些理论所反映出的实质就是，大国可以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或“服务”，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意愿的支持。这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其他国家享受大国所提供的好处，而大国则以此换取其他小国对自己的支持和服从。
作用3：制造其他国家的恐惧感，增加本国的体系压力。与前两个积极作用不同，作用3是国家实力的负作用。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彼此难以确定对方的真正意图，因此即使一国对他国并无恶意，其实力的增长也会加重他国的恐惧。他国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也会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国家间会很容易陷入类似军备竞赛这样的恶性螺旋中，最终使得彼此的安全环境都变得更加恶劣。(53)除此之外，无论是均势理论还是霸权稳定论都强调，如果某个国家实力迅速提升并改变实力分配的现状，它将很有可能遭到其他大国的制衡或遏制。(54)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存在，且国家有追求权力地位的意愿，国家实力的这种负作用就会一直存在。
(二)战争频发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在这一时代，由于战争频发，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现实而紧迫，因此大国自身的实力规模就显得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在这一时代，武力和战争是国家间解决利益争端的首选和常用手段，(55)谁能赢得战争，谁就能最终决定利益的归属。由此可见，国家实力的作用1在这一时代非常显著。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赢得战争，或者通过使用和炫耀武力，大国可以获得权威或威望。(56)而如果一个大国在霸权战争中获胜，并由此展示出其具备将自己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就具备了获得霸权地位的首要条件。(57)威望能够强化大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实力强大的印象，(58)从而使得弱国意识到和强国的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强国甚至能够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就约束弱国的诉求，从而强化自己的国际影响力。(59)正如托马斯·谢林所说，拥有足够军事力量的国家可以无需讨价还价。(60)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频发，安全威胁紧迫，因此国家的贴现因子很小，即只重视短期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结果。(61)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朋友很有可能明天就成为敌人，即使是军事盟友，也随时有可能出于利己的考虑而背叛整个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背叛德意奥三国同盟宣布中立就是典型的例子。(62)这意味着，在这一时代，大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后很难获得稳定可靠的回报。不仅如此，大国与小国进行利益交换还可能会缩小大国的相对实力优势，这对于战争频发时代的大国而言是有相当风险的，(63)因此在这个时代大国也不太敢与小国进行太多的利益交换。总之，战争频发时代国家实力的作用2并不显著。
综上，战争频发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主要是借助国家实力的作用1。据此可以总结出这一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见图-1)。在这一路径中，大国国际影响力提高的核心机制是赢得战争和武力胁迫。其内在的因果逻辑是：“因为害怕你，所以支持你”。
图-1 战争频发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代战争频繁发生，而且战争的爆发不受单独某个国家的控制，因此这种“武力胁迫”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运转的，它独立于大国的主观战略意志。只要战争频发，那么大国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能够在战争中获胜，那么小国就很难不按照它的意志做出选择，它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形成的。正因如此，在这个时代，以实力来定义利益是可行的，国家实力和它的国际影响力大致成正比。
(三)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如上所述，在战争频发时代，导致国家实力的作用1显著而作用2不显著的根本原因，是这一时代战争频繁发生以至于大国的生存威胁显著而紧迫。那么到了大国无战争时代，当这个因素发生变化时，国家实力的作用1和作用2的作用效果也必然会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作用1不再显著。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的生存安全不再紧迫和致命，因此国家实力的增量对国家安全的边际效用开始变得非常有限。此外，大国间不再有战争，国际战争的频率也有所下降，这就使得大国通过军事手段获得利益和资源的机制变得不再畅通。不仅如此，由于战争越来越稀少，特别是不再有大国间的战争，这一方面使得大国越来越难以通过诉诸武力的方式来展示和炫耀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也使得包括小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不惧怕大国言辞上的恫吓和要挟。(64)总之，在这一时代，实力的作用1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武力胁迫不再是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其次，作用2变得显著。由于大国间不再有战争，大国的安全威胁不再紧迫和致命，国际体系的总体和平与稳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得到维持，(65)这使得大国开始关注较为长远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也敢于与其他国家发生潜在的利益交换。一方面，由于安全不再生死攸关，那些享受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为了更长时间地享受这种帮助，不再会那么轻易地背叛为其提供帮助的国家；另一方面，即使出现了背叛，对于提供帮助的国家来说也不会是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会逐渐发育为成员功能彼此分化的国际社会。(66)很显然，在这个时代，一个大国能够为他国提供的好处和帮助越多，同时接受这种好处和帮助的国家越多，那么它就越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67)
综上可知，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国家实力的作用2在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路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图-2所示)。在这一路径中，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机制是为他国提供好处或帮助，以换取他国的支持。其内在逻辑是：“因为需要你，所以支持你”。
图-2 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战争频发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机制是自动生成的不同，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机制是否运转，取决于大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大国是否愿意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实力为他国提供帮助，如何为他国提供帮助，以及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些都是由大国自身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和模糊。大国如果没有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意愿，那么它就很难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
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国家实力的三个作用中，前两个是积极作用，后一个是消极作用。在大国无战争时代，作用1已经微乎其微，而如果一个大国又忽视了对作用2的利用，那么国家实力便只剩下作用3这个负作用在发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不断积累实力的主要结果就是，它的实力越强大，它所承受的国际压力就越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越恶劣。因此，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利益交换”都是大国维持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四)对“利益交换”机制的具体阐释
1.大国为小国提供的最重要的好处是安全保障
如前所述，利益交换之所以会让小国支持大国，是因为大国能够满足小国的某种需要。这意味着，大国要想通过利益交换这一路径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不仅自身要有为小国提供帮助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还要看小国是否需要这种帮助。也就是说，大国在利用利益交换这种机制时，需要像企业决策时那样考虑供求关系。如果某种好处是小国的刚性需求，而这种好处在国际社会中又非常稀缺，小国靠自身能力很难获取，那么小国对提供这种好处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就会很大，大国以提供这种好处来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效率也会很高。
在经济世界中，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而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国家需求的种类则相对有限。亚历山大·温特将人的需要按重要程度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自我尊重需要和超越需要五类。(68)笔者曾将这五类进一步简化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本体安全需要三类。(69)毫无疑问，生存安全是所有国家的首要需要。尤其对于小国来说，由于自身实力的客观限制，它们仅凭“自助”是无法在危机中确保自己的生存安全的。即使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尽管大国与大国之间不再有战争，但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却并没有消亡。这意味着小国所面临的潜在生存安全威胁要远大于大国的安全威胁，生存需要是小国首要和最直接的需求。
相比而言，小国当然也很需要经济上的发展，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需求。而且在全球化日益密切的当代，小国获取经济资源和经济援助的渠道日趋多元化，这使得大国难以用经济利益来可靠地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70)至于本体安全，则由于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实际供给方面不容易实现。(71)总之，大国要想通过利益交换这条路径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这种好处。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二战后美国为西欧、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苏联为东欧、中国等地区和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缺乏明显安全威胁的情况下，非但没有放弃为其盟友承担军事义务，反而加强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同时还吸纳了新的盟友。(72)这显然难以完全从安全的角度去理解，而只能从利益交换的视角加以解释。日本之所以长期甘愿在政治和外交上追随美国，就是因为日本在安全问题上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则始终愿意并且能够为日本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美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影响欧盟对华武器出口政策，同样离不开美国与西欧盟国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利益交换。
2.为他国提供好处≠提供国际公共物品
或许是受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太大，不少学者在有意无意间把为他国提供好处和提供公共物品这两者等同了起来，认为承担国际责任就是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73)诚然，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诸如经济秩序、国际和平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是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的一种实现形式。但这绝不意味着，为他国提供好处和帮助就只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这一种方式来实现。事实上，提供国际公共物品，非但不是大国为他国提供好处以提升本国影响力的唯一方式，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方式。
首先，从概念上看，为他国提供好处的范围远远大于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范围。一个物品能够成为公共物品，必须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属性。(74)以此为标准，大国为他国所提供的大多数好处都不能被称为公共物品。例如，大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军事保障协议、为特定范围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与某些国家共享相同的意识形态，这些形式的好处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只有特定的国际社会成员才能够享受到这些好处。而又如为其他国家开放本国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供给本国能源，这些形式的好处又都具有鲜明的竞争性，一国对这种好处的享用会缩减其他国家享用这种好处的数量和机会。
其次，从战略层面来看，大国不应将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作为提升自己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大国之所以要为他国提供服务，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国际主义和国际责任感的影响，但其根本目标还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为了本国影响力的提升。如前所述，为他国提供好处之所以能够换回他国对本国的支持，是因为这种好处不仅是被提供国所需要的，而且是它们在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这种好处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越强，享受到这些好处的国家对提供这些好处的国家的依赖性才会越强，前者对后者的支持程度才会越大。而由于公共物品的自身属性，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免费搭车”，能够非常容易和廉价地享受到大国所提供的好处。(75)在这种情况下，享受到好处的国家会把这些好处的获得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从而难以及时意识到这种好处的“供给者”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通过提供公共物品这种方式来换取他国支持的效率会非常有限。美国在二战后固然建立了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GATT/WTO机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等诸多国际公共物品，但真正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只是那些在安全上受其直接保障的国家，而其他同样享受上述公共物品的国家中，有不少都与美国有着尖锐的矛盾。总之，要想更加高效地换取他国的支持，大国应当首先选择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没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
3.大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目标是换取小国在政治上的支持
大国为小国提供好处以换取小国的支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社会交换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等性，即只有在对方会做出等价的回报的情况下，行为体的付出和交换才是理性的。(76)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大国究竟如何才能相信，自己的付出一定能够换回对方等价的回报。(77)诚然，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国家的背叛和搭便车行为是很常见也很容易的。可既然如此，历史上诸如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为什么仍然会放心地和小国缔结军事联盟并甘愿为其承担安全保障的责任，而不用担心无法得到回报？
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大国追求的并不是即时的、对等的和物质性的回报，而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谋求小国对其存在及发展的认可。小国当然可以享受大国提供的好处而不予回报，但它出于自私的考虑，为了以后能够继续稳定地享受这种好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为其提供好处的大国能够保持提供这种好处的能力和意愿。而这正是大国进行利益交换所要实现的核心目标。大国对小国基本需要(主要是安全需要)的满足程度越大，小国就越难以反对大国的存在和强大。这种“交换”的实现，并不需要多么强的“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或者多么可靠的协调机制。只要小国是理性的，那么大国就能够从这种交换中换回它所想要的东西。
4.为他国提供好处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
大国为小国提供好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利己行为，既不能将其还原为理想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行径，也不能将其视为损害本国利益的绥靖行为。事实上，如前所述，在难以诉诸战争和武力的情况下，利益交换恰恰是大国缓和国际压力、维持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手段。
但是，获得任何好处或利益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努力也不可能例外。在战争频发时代，大国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需要付出军备竞赛乃至战争这样的成本。相比之下，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成本，至少要可控得多。但仍然需要付出为他国提供好处所必需的代价，包括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提供各种发展帮助等。反过来，如果大国不愿支付必要的成本，而仅仅只是积累和增强自身的国家实力，那么受国家实力作用3的影响，其结果只会是体系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环境越来越恶劣。那时大国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其为他国提供适当好处所支付的成本。
三、案例研究：冷战时期美苏在各自盟国中影响力的消长
如前所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是利益交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上对大国的支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处于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影响力的获取、维持和衰落就应该遵循这一作用机制。为此，笔者将考察美苏两国在各自阵营内部，(78)究竟是如何利用自身实力(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来塑造自身影响力的。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较深的读者可能会坚持认为，美苏两国在东西方影响力的建立和维持，主要是通过对盟友实施强大的武力约束和威慑并对背叛者实施武力惩罚来实现的。这构成了我们案例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竞争性假设。
(一)利益交换与美国影响力的巩固和扩大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内对苏联军事威胁的程度以及美国对盟国实施军事援助的具体政策还存在分歧，因此在是否为西欧承担防御责任、是否给予其军事援助等问题上曾一度表现得比较迟缓和犹豫。(79)在无法获得美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迫于对苏联军事入侵的恐惧，1948年3月，英、法、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国成立了“西方联盟”。(80)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在其他国家安全需要十分迫切的情况下，如果大国不能及时而积极地为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转而选择“自助”，该大国就将因此而失去对其施加影响的机会。
当然在此之后不久，美国就及时调整了战略，决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签订，公约明确规定，任何对某一成员国的侵略都将被认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侵略。(81)同年10月，美国国会又批准了《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明确授权政府为美国的“友邦”提供军事援助。自此美国全面肩负起为西欧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北约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和平时期参与的国际军事同盟。(82)
在东亚，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台湾签署了双边防御条约，从而形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其中，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军事同盟体系的核心。(83)1951年，美国先是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随后便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美日同盟正式建立。此后，日美同盟关系不断得到加强。1960年两国又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84年和1986年两国又先后签署《日美联合作战计划》和《保卫海上通道联合研究报告》。(84)
任何同盟关系内部都难免出现矛盾和分歧，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也不例外。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在处理同盟内部矛盾时所采取的做法，并非如现实主义所预言的那样，依靠其强大的武力对有分歧的盟友实行高压威迫，也没有通过炫耀和威胁使用武力来控制盟友的政策选择。1966年法国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事件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由于在欧洲安全防务中的地位问题，戴高乐执政的法国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85)1959年法国退出北约地中海舰队司令部并拒绝美国在法国境内部署核武器。1962年，法国决定不把从阿尔及利亚撤回来的军队派往北约。1964年，法国退出大西洋舰队。1966年3月，戴高乐表示：法国决定恢复在它的领土上全面行使主权，法国不再参加统一的指挥部，法国军队也不再受北约的支配。(86)
面对法国退出北约体系的举动，美国的反应十分温和克制，仅仅只是表示遗憾，并很快从法国撤出了驻军和相关设施。(87)约翰逊总统表示：“当一个人想让你离开他的房子，你不必争论；拿起帽子离开就是了。”“争辩法国政府在北约中所起的不良作用对美国及盟国都没有好处。”(88)他后来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攻击了戴高乐，那只会进一步激起法国的民族主义，挫伤法国的自豪感。”(89)正是由于美国及北约对法国退出事件的温和处理，才使得随后法国与北约的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最终戴高乐表示法国是美国的一个更加可靠的盟友，法美关系因此还得到了强化。(90)
这一案例也体现出，美国对其盟友的控制并不是依靠武力胁迫，而是通过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积极为其提供各种帮助以满足其需求，以此对盟友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孔华润所说，美国的历任决策者都很清楚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但这些决策者中却很少有人将美国视作统治西方世界、控制数十亿人命运的帝国。在他们看来，那些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只是美国的盟友，而非臣属，盟国的领导人更非可任意操纵的傀儡。(91)正因如此，自同盟关系建立至今，美国与其盟友虽然龃龉不断，但其同盟关系却始终能够保持稳定。
(二)武力胁迫与苏联影响力的削弱和丧失
在冷战初期，苏联对盟友采取了与美国相似的战略，即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1955年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签订了华沙条约。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得1958-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最终得以和平解决。(92)此外，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93)1958年台海危机爆发后，苏联曾承诺，如果中国遭到美国的核打击，苏联将对美国实施核报复。(94)在冷战初期，苏联正是通过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迅速建立起能与西方相对峙的东方阵营。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利益交换道路，而是在随后不久，采取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方式，以武力和武力胁迫来控制其盟友，试图以此巩固和维持其在盟友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同盟内部出现分歧时，苏联的这种方式就体现得尤为明显。1956年波兹南事件爆发后，苏联为了防止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就曾一度利用在波兰的驻军武力干涉波兰高层的人事变动。后由于波兰方面的交涉和反对，苏联最终放弃了此次武装干涉。(95)紧接着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在匈牙利亲苏政府的授权下，调动苏联驻匈部队以及部署在苏匈边界和罗匈边界部队组成5个师，进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一武装干涉行动在匈牙利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苏军的介入被视为对匈牙利民族独立的威胁。(96)
如果说苏联出兵匈牙利至少在法理上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授权，那么1968年8月20日苏联夜袭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次完全的军事入侵行为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有限政权论”，认为“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时……这就已经不仅是这个国家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97)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偏离苏联模式的改革后，苏联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手段。8月20日，苏联联合罗马尼亚以外的华约成员国，动用25万大军，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劫持到莫斯科，强迫他同意按苏联模式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并承认苏联入侵的合法性。布拉格市民因而打出了“俄国人滚回去”、“美国在越南，我们这里有苏联”的口号，将苏联视为与美国一样的军事入侵者。(98)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当东欧阵营出现分歧时，苏联常常倾向于利用其军事实力来控制和胁迫其东欧盟国。华约组织的最初功能是对外抗衡北约，但在实践中却逐渐转变为对内维护苏联模式。(99)
对于其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中国，苏联同样是通过武力来解决彼此的分歧、维持自己的权威。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条约》，进而在蒙古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和军事基地。(100)在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之后，苏联便不断增加在中苏边境的驻军，(101)从1967年的15个师增至1972年的44个师，而同时期苏联在东欧只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已从西方调至东方。还有迹象表明，苏联甚至一度计划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对中国罗布泊地区的核设施进行袭击。(102)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军在珍宝岛地区武装入侵中国边境的行为甚至还引起了苏中军队的武力交火。(103)
苏联的军事实力以及整体国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巅峰，但它强大的军事实力非但没有帮助苏联巩固和扩大其在盟国的影响力，反而成为增加其盟国离心力的重要工具。正如著名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如果苏联要谋求在各强国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寻找新的工具，因为这些国家不会被军事力量所轻易吓倒，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最大的教训就在于用军事毁灭威胁他国不可信，并且适得其反。(104)事实上，自1968年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台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大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和大部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东德人一样，对任何苏联乃至俄罗斯的东西都采取无比蔑视的态度。”(105)正因如此，社会主义阵营也就在20世纪60年代早早解体。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武力束缚的松动，苏东关系便迅速土崩瓦解，原东欧国家纷纷倒向西方阵营。
综上所述，在建立和维护各自在同盟阵营中的影响力方面，美苏两国所采取的方式差异很大。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期和处方，在同盟关系出现裂痕时并没有动用武力强迫盟友，而是积极迎合盟友的安全需要，通过为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来换取盟友的支持和追随。苏联虽然在冷战初期也通过类似的方式建立起同盟体系，但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盟友采用了武力胁迫的方式来维持其影响力。其结果是盟友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东欧的剧变。可见，在大国间战争显著稀少的时代，大国的实力和武力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如果大国实力运用不当，没有为其他国家很好地提供安全保障，甚至有可能会把已经争取到的盟友变成反对自己的敌人。
四、结论
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的稀缺性，是新现实主义及其分支理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的逻辑起点。但这一理论假定已经越来越不符合1945年以来的国际体系进程。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濒临灭绝。这意味着大国的生存安全威胁已经不再如现实主义所声称的那样紧迫和致命。随着和平时间的不断延续，大国将越来越不担心自己会遭遇“灭顶之灾”。经验事实对理论假定的背离，必然会导致传统国际安全理论在解释和预测大国安全行为上出现偏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就是冷战后大国对美国制衡行为的缺失。(106)既然国际政治本身都在发生这样重大的转变，我们对它的研究当然也应随之做出调整。笔者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大国无战争”是一个不应忽视和回避的重要前提。大国之间不再打仗，这非但不意味着国际安全研究将因此而走向没落，恰恰相反，国际政治的这一重大变化，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宝贵的经验困惑和历史契机。
本文是遵循这一视角所做的一次努力。本文研究认为，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大国赖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手段，已经不再是基于武力的威胁和强迫，而是通过为他国提供服务和帮助，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以此换取他国对自己的认可和支持。导致影响力提升方式发生变化的关键原因，就是大国间战争频率的显著下降。如果不考虑这一重要变化，而仍然按照传统理论的建议，只一味地积累实力而不积极运用实力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大国的实力积累得越强大，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恶劣，反对而不是支持它的国家就会越多。苏联在其盟友中影响力的衰落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战略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为避免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而长期保持低调和内敛。应当承认，这种战略在中国实力积累的初期阶段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实力规模的不断扩展，如果中国继续长期坚持低调和韬晦而不愿为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那么国家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安全困境就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就会因此而越发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发不利。2010年以来东南亚国家“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就是这种苗头的直接反映。当然，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是否已经积累得足够雄厚，这当然还可以再研究和争论，但从大的方向上，只要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减轻而不是加重国际压力，提高而不是降低本国的国际影响力，那么“利益交换”就应当最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逻辑。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积极运用自己的实力资源为他国提供帮助，勇于承担责任，(107)这既不是绥靖政策，也不只是“学雷锋做好事”，更不是自找负担，而是缓解安全困境和崛起困境、巩固和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自强之道。(108)
注释：
①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这一时期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296)，而1946-1992年这一概率骤降至0.077(这一时期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089)。这一结果突显了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困难。见Marie T.Henehan and John Vasquez,"The Changing Probability of Interstate War,1986-1992",in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288。
②Raimo Vayrynen,"Introduction",in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p.14.
③例如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4,No.2,2009,p.298; Martin van Creveld,"The Waning of Major War",in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p.110; Robert Jervi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New Era,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5,pp.12—13; Robert Jervis,"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1,2002,p.1; Michael Mandelbaum,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Peace,Democracy,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2,pp.121—122; Michael Mandelbaum,"Is Major War Obsolete?" Survival,Vol.40,No.4,1998/1999,p.20; John Keegan,A History of Warfare,New York:Knopf,1993,p.59; 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Free Press,1991,p.2; Michael Howard,The Lessons of Histo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176.
④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Chap.6,especially p.113；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9—52,especially p.44。甚至在不少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的历史就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史，见Robert Jervi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New Era,p.8。
⑤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97—99.
⑥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p.147—152.
⑦大国(major/great power)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却是不定义的，学者们通常依据常识来判断某一时期哪些国家属于大国。不过这种常识性判断的共识程度很高。对近代历史各时期大国名单的列举，可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62; Edward D.Mansfield,Power,Trade,an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60。至于冷战后的大国，除美国外，学者们列举的名单基本都会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参见[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Raimo Vayrynen,"Introduction",p.13;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29。不过，还是有学者尝试对大国做过定义，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就曾将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战胜另一个大国的国家。见[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9、24页。这个不甚完美的定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上战争对于大国的成长有过多么重要的影响。
⑧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p.301; Marie T.Henehan and John Vasquez,"The Changing Probability of Interstate War,1986-1992",in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p.284.
⑨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p.5.学界对战争爆发原因最新的梳理，见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Causes of War,Malden,MA:Wiley Blackwell,2010。
⑩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17.
(11)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Vol.93,No.3,1964,pp.881—909; John Lewis Gaddis,"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0,No.4,1986,pp.105—110.
(12)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5—41; 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28—57.
(13)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World Politics,Vol.16,No.3,1964,pp.390—406.
(14)对这三种结构视角解释的梳理和评估，见Michael Haas,"International Subsystems:Stability and Polarit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4,No.1,1970,pp.98—123; Charles W.Ostrom,Jr.and John H.Aldric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and Stability in the Major Power International Syste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2,No.4,1978,pp.743—771;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1993,pp.5—51。
(15)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1946-1986",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3,1993,pp.624—638; 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Bruce Russett and John R.Oneal,T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W.W.Norton,2001.最近一部关于自由和平论的专著发展了民主和平论，见Patrick J.McDonald,The Invisible Hand of Peace:Capitalism,the War Machin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1994,pp.5—49; David Spiro,"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1994,pp.50—86; William R.Thompson and Richard M.Tucker,"A Tale of Two Democratic Peace Critiqu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3,1997,pp.428—454。较新的批判见Michael C.Desch,Power and Military Effectiveness:The Fallacy of Democratic Triumphal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
(16)E.Adler and M.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H.Haftendorn,R.O.Keohane,and C.A.Wallander,eds.,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对国际制度作用的批判，参见Joseph M.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7;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17)相关表述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66;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2。
(18)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另可参见John Mueller,The Remnants of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pp.297—321。
(19)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1990,pp.42—69.
(20)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1991/1992,pp.39—78.
(21)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31—55.
(22)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接受这些学者对社会进化所做出的具体解释。笔者提出的另一种国际政治的进化机制，见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50—151页。
(23)除以下回顾的文献外，有关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关系的集中讨论，还可参见Edward D.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ed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24)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
(25)Edward D.Mansfield,Power,Trade,and War,Chap.4.相似角度的论述见Alfred Tovias,"The Economic Aspects of Stable Peace-Making",in Arie.M.Kacowicz,et al.,eds.,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pp.150—164。
(26)Eric Gartzke,Quan Li,and Charles Boehmer,"Investing in the Peace: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2,2001,pp.391—438;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War,Peace,and the Invisible Hand: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4,2003,pp.561—586.将经济相互依赖与信号理论相结合研究大国安全行为的文献,还可见Paul A.Papayoanou,Power Tie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Balancing,and W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27)Philippe Martin,Thierry Mayer,and Mathias Thoenig,"Make Trade Not Wa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5,No.3,2008,pp.865—900; Solomon Polachek and Jun Xiang,"How Opportunity Costs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ar in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1,2010,pp.133—144.
(28)参见Kenneth N.Waltz,"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in Kenneth N.Waltz,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8,pp.152—163; Barry Buzan,"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4,1984,pp.597—624; Katherine Barbieri,The Liberal Illusion:Does Trade Promote Peace,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02。
(29)有学者通过统计研究发现，至少在东亚这个国际政治安全矛盾非常复杂的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与其政治关系互为因果。见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6页。
(30)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3—234.
(31)例如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Technology,Strategy,and the Use of Force",in 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eds.,The Use of Force,2[nd] edition,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3,p.28; Kenneth N.Waltz,"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4,No.3,1990,p.740; Robert L.O'Connell,"War:Institution Without Portfolio",in Richard W.Bulliet,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253—258。
(32)Philippe Delmas,The Rosy Future of War,New York:Free Press,1995,p.146; Martin van Creveld,"The Waning of Major War",in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pp.97—98.
(33)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pp.232—233.
(34)John Mueller,"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2,1988,pp.55—79.另可参见John Mueller,Atomic Obsession:Nuclear Alarmism from Hiroshima to Al Qaed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35)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2,1988,pp.83—88.
(36)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Cold War:Implications,R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08.而实证研究也显示，核威慑，尤其在50年代氢弹和远程导弹研制成功之后，的确起到了抑制大国间战争的作用。见John Lewis Gaddis,"Conclusion",in John Lewis Gaddis,Philip H.Gordon,Ernest R.May,and Jonathan Rosenberg,eds.,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60—271。
(37)即证明没有核武器大国间一样有可能维持和平。但即使证明了这一点也毫不稀奇。在同样不存在核武器的19世纪，欧洲也曾有过所谓的“百年和平”。换言之，即使缪勒的这一反事实分析正确，其带来的批判也是没有太大冲击力的。
(38)李彬、肖铁峰：《重审核武器的作用》，《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4—5页。相应的实证检验见Robert Rauchhaus,"Evaluating the Nuclear Peace Hypothesis:A Quantitative Approach",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3,No.2,2009,pp.258—277。
(39)Martin van Creveld,"The Future of War",in Robert G.Patman,ed.,Security in a Post-Cold War World,New York:St.Martin's,1999,p.31; Martin van Creveld,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44; 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p.84.
(40)需要注意的是，“影响力”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只要一个国家的存在及其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决策构成了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具有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而狭义的影响力则是指，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做出符合该国意愿的行为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影响仅指积极影响。关于影响力的第二种含义，参见James W.Davis,Jr,Threats and Promises: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这里及下文所提及的影响力，除特别指明外，都是指狭义的影响力。
(41)事实上，作用1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保卫本国安全和获得更多利益两种作用。但由于这两种作用的实现都是基于潜在或实际的武力使用，因此为了简约起见，将其笼统归为一种作用。
(42)[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倪世雄、林至敏、王建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43)罗伯特·阿特总结了武力保障本国安全的四项功能，分别是防御、威慑、强迫和虚张声势。见Robert J.Art,"The Four functions of Force",in Robert J.Art and Robert Jervis,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7[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Education,Inc.,2005,pp.141—148。
(44)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ap.2.
(45)关于近现代引发战争的利益问题的类型，可参见Kalevi J.Holsti,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8。
(46)Robert Gilpin,"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38.
(47)John A.Vasquez,The War Puzz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11.
(48)正因如此，所以有学者指出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性实力都具有可转换性，见Robert J.Art,"The Fungibility of Force",in 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eds.,The Use of Force: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6[th] edi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pp.6—7。
(49)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125—126.
(50)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45;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74,368; Michael Webb and Stephen D.Krasner,"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An Empirical Assess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5,No.2,1989,pp.56—76.
(51)“reassurance”一词似乎没有特别贴切的中文词汇与之对应。“reassure”的英语释义为“通过语言或行动使他人不再担心某事”("say or do things to make others stop worrying about something")。见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London:Harper Collins,1995,p.1373。Quoted from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132.这里意译为“安全保证”。
(52)Janice Gross Stein,"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6,No.3,1991,pp.431—451; Andrew 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2000,pp.325—357;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Chap.5.
(53)这是学界所公认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基本原理。对安全困境概念较新的梳理和讨论，见Ken Booth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Shiping Tang,"The Security Dilemma:A Conceptual Analysis",Security Studies,Vol.18,No.3,2009,pp.587—623。
(54)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大国的“崛起困境”，见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1816-1991)》，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10月。
(55)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3.
(56)[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6页。
(57)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34.
(58)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110页。
(5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3.
(60)Thomas C.Schelling,"The Diplomacy of Violence",in 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eds.,The Use of Force,2nd edition,p.101.
(61)Stephen Brooks,"Dueling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 3,1997,pp.446—450.
(62)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272页。
(63)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40.
(64)近些年来因核扩散问题而与美国产生尖锐矛盾的伊朗和朝鲜是这类小国的典型例子。
(65)这当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军事安全上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安全上的疑虑和担心。事实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仍然普遍存在。参见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pp.91—92。
(66)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p.327—352.
(67)参见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第137—152页。
(6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3—164页。See also,Dale C.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2000,p.197.
(69)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第140页。
(70)在资源、能源、低端商品和低技术含量商品等领域，发达国家甚至还反过来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71)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0—61页。本体安全是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这种感觉能够使人确信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并使人能够根据自我认知到的身份采取行动、做出选择。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行为体需要将进入到自己理性评估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到可接受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体安全感的建立。当行为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被路径化之后，行为体的本体安全感就产生了，它能够使行为体在潜意识里将那些与其自身身份、思想观念等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剔除在理性评估的范畴之外，从而使决策变得可行。基于上述原理，国家会像其他任何社会个体一样，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行为体与自己拥有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国际关系学界对本体安全需要的讨论，参见Brent J.Steele,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Je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3,2006,pp.341—370；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Jef Huysman,"Security! What do you Mean? From Concept to Thick Signifer",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2,1998,pp.226—255。
(72)冷战后北约的东扩是突出的例证。
(73)参见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3页；薛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责任论”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66、69页；肖洋：《从“免费搭车”到“有偿推车”——对大国合作的另一种思考》，载贾庆国主编：《全球治理与大国责任：中国青年学者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4—45页。
(74)Scott Barrett,Why Cooperate: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
(75)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and Marc A.Stern,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6-7.
(76)参见Daniel Druckman,"Social Exchange Theory:Premises and Prospects",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Vol.3,No.2,1998,pp.253-266。
(77)这一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参见Russell Leng,"Reciprocity in Recurring Crisis",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Vol.3,No.2,1998,pp.198-202。
(78)本文之所以不考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扩展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力都伴随着武力的使用，这使得我们难以区分和比较武力胁迫和利益交换的作用效果。
(79)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80)Michael L.Dockrill and Michael F.Hopkins,The Cold War,1951-1991,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3.
(81)刘金质：《冷战史(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82)Warren I.Cohe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ume Ⅳ,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1945-199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48;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4、92—93页。
(83)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422页。
(84)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177、340、614页。
(8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81页。
(86)任向群：《冷战对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87)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p.219.
(88)Administrative Histories,Department of State,Vol.1,Chapter 3,Europe,"France",LBJL,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Thomas A.Schwartz,"Lyndon Johnson and Europe:Alliance Politics,Political Economy and 'Growing Out of the Cold War'",in H.W.Brands,ed.,The Foreign Policies of Lyndon Johnson:Beyond Vietnam,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99.转引自[法]弗雷德里克·伯佐：《1966-1967年北约危机：一个法国人的视角》，周娜译，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89)任向群：《冷战对峙》，第406页。
(90)弗雷德里克·伯佐：《1966-1967年北约危机》，第41页。
(91)Warren I.Cohen,America's Failing Empire:U.S.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Cold War,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9.
(92)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145页。
(93)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94)Vladislav Zubok,"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 6—7,Winter 1995/1996,pp.219,226—227; AVPRF,f.0100,op.51,pap.432,d.6,p.121.Quoted from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in 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1.
(95)吴伟：《苏波关系：从卡廷事件到十月事件》，载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96)李锐：《匈牙利事件：苏匈关系的一面镜子》，载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56页。
(97)《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大上的讲话》，[苏]《真理报》，1968年11月13日。转引自关贵海：《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载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98)叶书宗：《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载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98—203页。
(99)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第148页。
(100)陈开仁：《冷战——实力与谋略的较量》，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101)Michael L.Dockrill and Michael F.Hopkins,The Cold War,p.93.
(10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492页。
(103)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第245页。
(104)[美]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105)转引自[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86页。
(106)在均势理论看来，大国之所以会制衡拥有实力优势的国家，是因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随时有可能会遭到拥有实力优势国家的军事打击，确保自身安全不受威胁是大国制衡的根本动机。而当大国间很难再爆发战争时，大国所面临的潜在安全威胁程度也就极大地降低了。制衡的动机没有了，制衡行为本身也就难以发生。学界对制衡缺失问题的讨论，可参见：Daniel H.Nexon,"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World Politics,Vol.61,No.2,2009,pp.330—359；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1—125页；孙学峰、杨原：《大国规避制衡之谜》，《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3—121页。
(107)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讨论日益热烈，相关文献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编：《负责任大国的路径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潘忠岐主编：《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贾庆国主编：《全球治理与大国责任：中国青年学者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金灿荣等：《大国的责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但承担国际责任和为他国提供服务并不完全等同。承担责任只是提供服务的前提，而且提供服务更强调大国在外交行为上的主动性。
(108)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正视国际社会对中国疏于承担国际责任的批评。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第6页，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417145.html,2011年6月22日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