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会议论文,史学论文,工作者论文,青年论文,第三届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1)02-0108(06)
由中国史学会主办、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于2000年11月3日至6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省、市，共60余名。李文海、金冲及、龚书铎、魏宏运、王汝丰、邹逸麟等十多位老专家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主持，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在大会上热情致辞。这次会议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主要议题是：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与21世纪史学展望、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学者们还就其他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与21世纪史学展望
20世纪是中国史学国际化、近代化的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何继承这笔丰厚的遗产？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发展？这是史界同仁非常关注的。会上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精彩的见解。
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与21世纪史学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就中国史前考古学80年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史前图景的变化做了总结和概括，展示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中国史前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如何受到了考古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李学功对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所形成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检讨，总结了20世纪中国史学家在古史分期研究上的功过得失。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钟少异指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认为，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失之偏颇，对战争起因、战前形势、战争筹划、军力部署、进军路线、战后影响等都能详细分析、深入考证，但对战争具体方式未能探讨，以致我们今天无法翔实地复原中国古代任何一场大战的图景。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仝晰纲对20世纪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认为，20世纪国内外对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许多问题如乡里民众的社会生活、乡里风俗、致仕官员对乡里的影响、民众的乡里观念等没有涉及或没有深入研究下去。今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应对小农经济与乡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强韧凝固性的关系、都市经济不发达时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乡里的必然性、乡里社会与国家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上应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乡里社会进行全方位剖析。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高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做了回顾，认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研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1995年以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初步确认了中国古代存在性比例失调的问题并对其产生的个别原因简单推测；1995年以后为后期，开始转向对人口性比例失调的特点、产生的多种原因以及在具体历史时期人口性比例失调对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人口史的进一步研究，也反映了研究手法的改进、研究思路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冯培红回顾了20世纪的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分散零碎，不易收集，未能形成专题文献，使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存在一定困难。但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对推动中古时期的职官制度、西北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客家学是一门新兴的正在建设中的学科，它的发生、发展经历了近两个世纪。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罗勇回顾和总结了客家学研究的历程，指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成就与不足，并对客家学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展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彭武麟认为，民族关系史作为新中国史学的重要领域，过去的研究多偏重于古代，近代相对薄弱。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无疑是新世纪史学的新视点之一。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演变表明，民族主义愈来愈成为各个国家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文化符号。我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边疆开发与民族关系的问题，以有效调动民族资源。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且具有现实意义。
新时期军事后勤历史研究是我国、我军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后勤指挥学院周璞芬回顾、展望了新时期军事后勤历史的研究，认为，在新时期，军事后勤史学的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研究机构专门化，研究内容科学化，研究成果系列化。并认为，在21世纪，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从记述史学向理论史学拓展；研究方法将进一步改进，除了传统的阶级分析、历史、逻辑方法外，系统分析、比较研究、量化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军事历史研究。
复旦大学赵立行对1949年以来国内文艺复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的述评和展望。认为，从1949年以来，对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诸传统论题的研究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并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一些相对固定的观点和看法进行反思，拓展和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的概念、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具体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几个新的研究热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探讨；教皇和暴君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及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潮如五四运动、明清之际儒家人文观和市民文化等的比较，从比较和类比的角度揭示文艺复兴的地位和影响。尽管1949年以来国内学者们对文艺复兴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还应对人文主义个体思想深入探讨；加强对文艺复兴时代过渡特征的研究；注重对欧洲其他国家文艺复兴的研究及文艺复兴以及人文主义衰落阶段的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院赫晓琳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这一百年的中国史学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后一时期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分成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时代的发展给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21世纪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应将研究重点由政治转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少数英雄人物转向人民群众，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发展；应打破旧的封闭的、单一的思维模式，积极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联合，最大限度地开阔视野，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应最大限度地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多种研究手段，以服务于研究工作。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蓝勇对20世纪运用人地关系思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做了述评，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和宇宙星系一体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有决定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或延续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有决定作用；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只能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越是在更广泛领域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影响人类社会、上层建筑，一方面直接影响民族性格，造就文明的差异，但两者并不冲突，这更能体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松岩认为，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阶级斗争问题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为指导的，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研究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扩大化”的主要表现是：把阶级的观点缩小为阶级斗争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的观点视为唯物史观的惟一核心内容；在考察阶级社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时，特别重视奴隶社会中奴隶的反抗斗争，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的斗争，而对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重视不够；随着曲解、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及相关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人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知不断深化，历史学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普遍为学者们摈弃。
河北师范大学邓红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对“文革史学”做了探讨。她对“文革”10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的年度分布、内容分布、作者分布及历史学者的遭遇进行了考察，揭示了文革史学的特征、影响。
20世纪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
总结20世纪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是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构建新世纪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学者也对之备加关注。
“史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一直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的创立者，其《新史学》被认为是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北京大学历史系尚小明通过整理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发现，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历史的范围、历史发展的趋势、地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且在文字上有多处雷同，或文字略有改动而含意完全一样。因此，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是直接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移植过来的。梁启超在“破”的方面，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在“立”的方面，只是做了一些移植、引进的工作，将新史学理论的“创立者”这顶桂冠戴在梁启超的头上显然不太合适。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何建明比较了20世纪著名学术史大师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的清学史研究，认为他们的清学史研究有诸多共同之点：都充分体现了学问的渊博，并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感与现实感；都把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演进的一个特殊阶段，试图揭示其渊源和流变；都通过对清代学术主流、演变路径和趋势的探讨，使清学史和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史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比较而言，梁氏之史是近代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学术史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革新史，钱氏之史是近代保守主义学术史和旧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史，张氏之史则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和旧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与新文化传统的重建史；梁氏之史是有清三百年学术之政治史，钱氏之史是有清三百年学术之思想史，而张氏之史则是有清三百年学术之传记史等，反映了20世纪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三种不同思想立场和学术史观，及从旧学术文化传统的革新、至优秀学术文化传统的弘扬、再到旧学术文化传统的扬弃与新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的历史进程，展示了学术史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
河北师大历史系周书灿通过对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学术思想及实践的研究，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他认为，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态度，治史方法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等。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会呈现如是大趋势：微观研究将受到普遍重视；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王日根分析了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他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经济变动与人的社会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这些方面与学界推崇的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西蒙的管理哲学理论有颇多切合之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提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适应学术发展潮流，积极主动地更新知识结构，有意识地跨越分析时代的学科界限，做出既有深厚学术积累，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成绩，从而确立历史学的存在地位。
二、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
历史研究有什么用？历史学的功能何在？这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学术界已做过不少探讨。但在史学仍处于低谷的今天，依然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浙江大学历史系杨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历史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是活着的过去。基于历史概念的这一定位，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基础科学，也是重要的应用科学。历史的功能不在于说明过去，不在预言未来，而在于认清现实，认识国情；历史学作为社会的记录，是先辈实践经验、成就和创造性文明的贮存库，后人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智慧与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是相对而言的，它与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新的世纪里，历史智慧依然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邵丽英从广义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学的功能、20世纪中国历史学功能的实现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广义的历史学或大历史学是泛指社会各界对于历史的了解、认识以及表达，它不仅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对于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除了历史学专著、论文之外，政治家的讲话、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电影、话剧、电视剧、绘画、音乐都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学自诞生以来就具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探究、理解历史治乱兴衰的原因，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价值功能：为人类生存意义提供根据，并对人类行为形成道德约束；审美价值：历史被当作艺术品，进入审美欣赏领域。历史学的教化功能分散于上述三种功能之中。20世纪中国历史学功能的实现分为四个阶段。191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围绕着改良和革命的主题，中国历史学一变清代的乾嘉考据风格，转而以探求历史发展规律为主基调，并涉足世界史领域。这一时期历史学的三种功能发挥得比较均衡，一些历史认识的结论被社会接受，一些历史价值观形成，社会各界在历史学的研究与接受方面形成的互动较为正常。但理性的历史认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历史仍是各种社会力量盲目作用的产物。1919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功能开始失衡，认识功能决定了一切。社会各界关于历史学研究的互动格局发生变化，历史学学术界与政界开始分离，并且进入艺术界，独立的历史学术界以学术和艺术为舞台，宣讲自己的历史认识，而政界对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按自己的看法行事。1949至1979年为第三阶段。建国后，历史学逐渐成为政界的专利，独立的历史学学术界已不存在，只是按政界的意志图解历史，社会其他各界成为被动的听众，历史的价值功能突出。1979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独立的历史学逐渐恢复，政界放弃了原来的僵化理论，社会各界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互动又进入了正常发展的状态，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发挥得比较充分，但价值功能则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未来应以各种方法促进社会各界关于历史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历史学价值功能的强化，以便各种功能均衡发挥作用。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韩杰认为，历史学是史学工作者在对人类以往经历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本质、历史所具有的意义作出的一种理论解释和精神体验，是人们认识、感受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历史学还提供关于人类以往岁月的知识与经验、智慧与思想，可以使人们扩大视野，丰富人生经历，在精神世界里获得超越和永恒。
辽宁大学历史系葛洪源认为，历史学应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定位，历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学界对历史学的几种偏差：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追求历史学是“纯科学”；只承认历史学在考据层面上是科学的等应予以纠正。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体发展向历史学提出了承担科学研究和弘扬人文精神的社会功能。人类要走向整体幸福，不仅要依靠科学，还要依靠人文。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价值，历史学应采用和吸纳数学、统计、文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
三、其他问题的讨论
这次会议除了就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21世纪中国史学展望及历史学的定位、功能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外，还讨论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世界史等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
宁夏大学历史系刘志虎从探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学说入手，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他认为，统一与分裂虽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常态，但由于中国久已凝结成为文化的、民族的中国，所以分裂不是对统一的否定。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认同度低，那么统一也不是对分裂的否定。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正是这一对立与统一的矛盾的体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固然不对，但强说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主要的，更是奇谈怪论，不足为信。
官商一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山西社科院孙丽萍从官商一体化的渊源、官商一体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商一体化的成因、结果。她认为，官商一体始于秦汉，全盛于明清，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与经济畸形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负面影响居多，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机体中的毒瘤。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征战频仍，国土变动十分剧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李晓杰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日本学者有关战国史料编年的最新成果，对魏国疆域变迁做了详尽考证。认为，魏国疆域极富特点，由东（魏都大梁及附近地区）、西（魏旧都安邑及附近地区）并不相连的两大块组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为魏通过上党一线连接东西两地的观点，实无依据，难以成立。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黄纯艳探讨了唐宋专卖制度的演变，她认为，专卖制度始于汉代。在汉代，盐、铁、酒是鼎足而立的三大专卖品，专卖制度以官搬官卖的直接专卖为主要形式。唐宋是我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的转折时期，专卖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茶叶在专卖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新的大宗专卖品，取代了铁在专卖品中的地位，与盐、酒构成新的三大专卖品；专卖制度则以官商联合的间接专卖制为主。影响唐宋专卖制度演变的主要因素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后期财政结构的变动和藩镇割据。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文论述了宋朝仓储体系与荒政的时空特征，认为两宋时期荒政的时间特征呈现出中央救荒系统的作用逐渐下降，而地方救荒体系的作用逐渐上升。空间上，地方性仓储多分布于福建、荆湖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两浙、四川等经济发达地区则较少分布。说明荒政系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利用文献资料，从行政法、刑事法、经济法、民事法四个方面梳理了元朝对回回人的立法过程和内容，论证了回回人的法律地位；研究了回回社会内部存在的具有伊斯兰法律文化特征的约束机制、习惯法及回回社会“汉法”和“回回法”、“回回法”与蒙古法之间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展示了元代法律文化的多元色彩。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庆新探讨了明后期的广州交易会及其税制改革，认为，正德、嘉靖间，广州对外贸易完成了从贡舶贸易到商舶贸易的转型。万历六年以后，广州每年举办春、夏两届交易会，准许各国商人到广州贸易，使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广州实施了贸易税制改革，对外商征税，改抽分为丈量，按大小征收船税和货物进出口税；中国商船凭引票。这一税制为清代关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样板。
苏州大学历史系王卫平以抢醮为例，分析了清代江南的社会问题。认为，抢醮现象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乡村地区人们对妇女再婚的宽容；江南地区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建国对清代在西北地区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得失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在西北地区大力推行的以“因俗治边”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对平定西北，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仅把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只想借此求得边地一时安宁，缺乏系统、长远建设和巩固边疆的规划，只注重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安抚，而不注重争取广大的普通民众；多注重军事镇抚，而较少顾及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着明显的缺憾。
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一容从谈判学的角度对1850至1860年的对外谈判做了全面论述。
天津师大历史系田涛对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有关国际法的言行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国际法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外交观念和外交行为发生转变，是晚清政府试图建立“公法外交”的开始。但对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而言，国际法不可能成为摆脱自身困境的出路。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吴善中探讨了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认为，哥老会刚产生时，不过是长江上游四川等地的地方性秘密组织，19世纪60至70年代在湖广地区迅速发展，且展开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及斋教等秘密组织之上；大致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延伸到长江下游，并成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主力军。
民众启蒙是清末新政时期兴起的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安徽大学历史系吴春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末民众启蒙的对象主要是绝大多数缺少受教育机会的民众，内容不仅包括带有扫盲性质的识字教育、提高劳动者水平的技能培训、适应时代需要的公民教育，也包括为普及教育服务的白话报刊的创办和宣讲所、阅报室的建立以及风俗的改良等。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不仅表明改革已触及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即人的近代化上，且由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吴效马从纵向比较与中西比较两方面入手，探讨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分析了蒋介石与宋明儒之间复杂的思想传承关系，认为，从总体上看，蒋介石对程朱理学态度冷淡，对陆王心学则十分推崇，这和现代中国思想趋向是一致的。但蒋介石并没有接受陆王心学表现出的个体自主的思想启蒙精神，他推崇王阳明，尊其为精神导师，主要是从其重行、尚动这方面而言的，对王学豪迈不羁的哲学性格多所回避。而蒋虽对程朱理学屡有微词，但主要是批评程朱静中求理的认识论，对理学最为现代人所诟病的修养持敬工夫却心领神会。因此，表面上看，蒋崇王抑朱，但实际上，对陆王力行精神的认同与对朱学修养工夫的继承，在蒋思想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重庆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张瑾从民国时期“下江人”概念的形成、内涵特征及其变迁等方面，探讨了“下江人”及其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徐行阐述了“一国两制”政策的形成过程与背景。
在世界史方面：
论题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梁占军论述了1935年萨尔全民公决与英国外交，认为，英国在萨尔问题上所做的政策调整，是贯彻其对德绥靖政策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希望萨尔问题的顺利解决能够为恢复与德国的裁军谈判创造条件。但是，萨尔的顺利回归助长了德国毁约扩军的野心，最终使英国的盘算落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加拿大历史上的转折点，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潘迎春探讨了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随着战争的爆发，加拿大作为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英国等盟国精诚合作，为抗击法西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加拿大的国力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工业化进程加速；战时的加拿大还极力保持其内政、外交的独立性，开始独立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在非洲各国的对外关系中，南非的对外关系有着特殊的地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沐涛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南非自主外交形成的背景及其对国际社会和南非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舶依据英国最新解密的外交档案，从大国决策史的角度，剖析了当时英国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及政策。
美国何以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第一军事大国？有诸多解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孟庆龙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找到了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发展理论的“指导”，即“国家安全”。他全面地论述了“国家安全”与美国崛起的关系。
老专家们在会上也做了极有深度的发言。有的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地希望；有的指出了青年史学工作者的长处与不足等等。在此不一一介绍。
总之，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且达到了较高水准，充分展示了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才华。这是一次迎接新世纪的成功的会议。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史学一定会迎来一个让史学工作者欢欣鼓舞的明媚的春天。
收稿日期：20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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