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清官的重民思想和务实作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官论文,作风论文,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四史的《循吏传》，记载了历代清官廉吏的众多卓异事迹[①a]，其重民思想和务实作风颇为突出感人。现摘要简述如下，希能对当前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有所借鉴。
一 重民思想及言行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很早就产生了“民为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②a]，理解人心向背对于社稷安危的至关重要。尤其可贵的是，在重视整个社会民众的情况下，更形成了“人为国本、食为人命、农为急务”的明确意识[③a]，认识到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这种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是古代优秀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历代的清官廉吏，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与贪官污吏的轻民、仇民思想和害民、扰民暴行相对立，怀着爱民、忧民意识，采取种种养民、利用措施，解除黎民痛苦，改善百姓生活，达到民安邦宁的目的。
（一） 救民水火，赈灾济贫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抗灾能力很小，水旱风雹地震蝗虫经常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苦难。清官们向来以赈灾济贫为要务，每遇灾荒，便打开官仓，放粮赈民，而为此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东汉的张掖太守第五访就是一个典型。史载“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④a]北齐的南清河太守苏琼，也自甘获罪而大力救灾。史载：“郡界大水，人灾，绝食者千余家。”苏琼让郡中的富户先拿出许多粮食，做为自己向他们的借贷，全部散给饥民。然后把民户交纳的官租，用来归还富户，不再上交朝廷。下级官吏提醒他，这样做虽然怜悯饥民，但恐怕他受到连累获罪朝廷。他却坚定地说：“一身获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后来他向朝廷上表说明了情况，使朝廷免予检查，达到“人户保安”[⑤a]。清官们除开官仓放赈外，还常以自己“所得俸禄，赈济贫乏”[⑥a]，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灾民。北魏太守阎庆胤，“在政五年，清勤厉俗。频年饥馑，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民赖以济。其部民杨宝龙等一千余人，申讼美政。”[⑦a]北魏的另一太守路邕，也以出家粟赈贫而受到朝廷的嘉奖，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灵太后下诏褒美说：“邕莅政清勤，善绥民俗。比经年俭，郡内饥馑，群庶嗷嗷，将就沟壑，而邕自出家粟，赈赐贫窘，民以获济。虽古之良守，何以尚兹。”[⑧a]
（二） 忧民忧国，为民请命
封建时代天灾不断，人祸更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奢侈挥霍，是加重人民负担，造成人民痛苦的重要根源。清官良吏忧怜民众，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甚至不惜冒着生死危险为民请命。《南史》就记有两件令人震惊而感奋的事。其一是虞愿面斥皇帝崇佛害民。南朝宋明帝佞佛，所建湘宫寺“费极奢侈”。他为了要超过当时高达七层的庄严刹，本想把湘宫寺建为十层，但因十层太高“不可立”，于是分建两寺各五层。寺建成后，明帝很得意，对新安太守巢尚之夸耀说：“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当时在侧的太常丞虞愿很不以为然，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在坐的尚书令袁粲，听到虞愿出言不恭，吓得大惊失色。果然明帝大怒，令人把虞愿“驱曳下殿”，但虞愿却从容而去，面不改色[①b]。其二是，郭祖深抬着棺材上朝进谏。梁武帝是一个残暴而又伪善的统治者。他怂恿贵族官僚奢侈腐化，贪污成风，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危机已达到“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程度。梁武帝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一方面对人民的反抗实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却伪装成极其节俭仁慈的样子，十分虔诚地信仰佛教。他宣布佛教为国教，本人则三次舍身同泰寺，要出家为僧。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佛教势力迅猛膨胀，仅都城建康就拥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郡县地方更为严重，人民纷纷出家为僧，“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当时在朝的郭祖深，对梁武帝这种“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毅然决然“舆櫬诣阙上封事”。他对梁武帝说：“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接着他直指梁武帝，说在他佞佛“慕法”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的危险局面，致使梁朝出现了“游食转众，耕夫日少，纾轴日空”的严重危机。于是他态度坚决地请求梁武帝，大量裁减寺院僧尼，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要统统还俗，从事农业生产。他指出，如果能这样劝农重桑，“广兴屯田”，“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国富人殷”。否则“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②b]。郭祖深上封事二十九条，虽未被采纳，但他赤胆忠心，忧国怜民，其公而无私的忘我精神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为人所深深敬佩。
当残暴昏庸的皇帝不听劝阻，硬是要把繁重的赋税徭役加在人民身上，良吏们则尽可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以减轻人民的负担。隋末杨广大兴土木，四处巡游，使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异常沉重。再加上“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是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而唯有贵乡县，由于县令魏德深怜惜民力，而竟能做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扰，称为大治”[③b]。
封建朝廷有时也想做一点好事，但主观武断，操之过急，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清官们便尽量想法弥补，减轻人民的苦难。如北齐皇帝在“河清三年（564年），敕人间养驴，催买甚切”。人民急于所迫，无法可施。东郡太守孟业，则下令各县先拿出官库中的钱，借贷给百姓买驴以应急需。他说：“吾既为人父母，岂可坐看此急。令宜权出库钱，贷人去办，后日有罪，吾自当之。”后来果然被人弹劾。但他急人民之所急，为百姓而自甘获罪的行为感动了人民。被捕之日，“郡人皆泣而随之”。数百人远道相送，“攀援号哭，悲动行路”，而“诣阙诉冤者非一人”，朝廷被迫下令放还[①c]。
至于边陲地区，清官们更尽量多做利民之事，以减轻人民负担。东汉桂阳太守卫飒就是如此。桂阳郡所属的含洭，浈阳、曲江三县有很多山地，“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到任后，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②c]
（三） 利民养民，发展农业
清官良吏大力排除天灾人祸的同时，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农业生产。
兴修水利：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引渒水修芍陂，开稻田，“陂径百里，灌田万顷”[③c]。东汉庐江太守王景，又“驱率吏民”，对“芍陂稻田”，“修起芜废”，“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④c]。东汉武威太守任延，在河西地区也兴修水利。“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⑤c]
推广犁耕：任延先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⑥c]王景任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景乃驱率吏民……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⑦c]
督倡蚕织：王景在庐江，“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⑧c]
（四） 便民惠民，繁荣商业
孙叔敖任楚相，入冬农闲劝民上山采伐竹木，春夏雨多水大，人民便乘河流涨水运出竹木，“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有一年，楚庄王嫌通行的钱币太轻，改小币为大币，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生”，商人破产，商业萧条，市场混乱。孙叔敖发现这一严重情况后奏报庄王，请求立即恢复原来的钱币。庄王批准了他的意见，即刻下达命令，三天后市场又恢复了原来的繁荣[⑨c]。
东汉合浦郡太守孟尝，为民除弊兴利，使“去珠复还”，更是一个奇特的例子。合浦靠近南海，郡内不产粮食，而海中多出珠宝。合浦人以采珠为业，与相邻的交址郡人民通商贸易，卖珠买粮。但因郡守贪财好货，派人无限制地采取珠宝，结果珠宝“渐徙于交址郡界”。合浦人无以为生，“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任后，访求民情，革除弊政，不到一年，“去珠复还”，人民恢复了采珠易粮的事业，商业也活跃过来了[⑩c]。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政权对立，双方以淮水做为禁止通行的界限，商贩们不能自由贸易。北齐的苏琼，在徐州做官时，开放禁令，首先允许淮南受灾的人们，到淮北买粮度荒。“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11)c]
（五） 教民化民，移风易俗
清官们对百姓不仅怜之养之，而且要教之化之。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大的理想就是推行“德政”[(12)c]，“以德化人”[(13)c]。“德政”的内容很广，包括提倡孝敬父母，兄弟和睦，人们之间仁爱礼让，人民服从政府法令，政府官吏平和施政，等等。总之，通过建立和好的家庭和有序的社会，达到风俗淳厚，“德化大行”[(14)c]的目的。
二十四史中记载的第一个清官孙叔敖，首先树立了榜样。孙叔敖“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15)c]以后的清官廉吏纷纷效法。东汉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百姓怀爱，莫有欺犯。”[①d]西晋的杜轸任建宁令，“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②d]
“德化”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是实行“教化”，兴学施教，传授知识，陶冶情操。在这方面，西汉的文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就想法加以改变。他在成都修建学校，到各县招收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成绩好的被选为郡县官吏。到各县去巡查，也带着学校的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些学生出入官府，传布教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於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之始云。”[③d]文翁兴学重教，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班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④d]文翁此举影响深远，后代良吏大多效法。隋朝相州刺史梁彦光，就是依靠办学移风易俗的突出典型。史载：“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廓。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於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缺，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于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苦无自容。彦光训谕而遣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吏人感悦，略无诤讼[⑤d]。
明清王朝，由于把兴学施教做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清官良吏要加注意兴办学校。明朝福山知县段坚，“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诵声。”后任南阳知府，“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指，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居数年，大治。”[⑥d]清朝的张埙，康熙时任登封知县，“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俾行化导，浇风一变。”陈汝咸任漳浦知县，修文庙，修朱子祠，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教养兼施，风俗为之一变”[⑦d]。
（六） 重视判案，调解纠纷，为人民排忧解难
隋朝的辛公义，升任并州刺史后，一上任先到牢狱抓紧判案。史载：“迁并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受领新讼。……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阁。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欲诤讼者，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⑧d]
对民间的纠纷，清官们往往讲道理进行开导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如东汉刘矩，“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⑨d]隋朝划旷任平乡令，“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诤讼绝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张罗……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①e]又如北齐的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对众人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还同住。”[②e]为了调解纠纷，良吏们甚至拿出自己的家财。如北魏张长年任汝南太守时，“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讼于郡庭。长年见之，凄然曰：‘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各应得一，岂有讼理。’即以家牛一头赐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咸敦敬让。”[③e]
二 多办实事的务实作风
从以上叙述已可看出，清官循吏的爱民重农，绝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见之于行动。为民兴利除弊重在办实事，正是清官良吏的优良作风。身为朝廷命官，竟能“居官如家”[④e]、“视民如子”[⑤e]，深入民户，访贫问苦，排忧解难。从社会生产，到文化教育，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以及风俗习惯、社会时尚，方方面面，无不关切。这种为黎民办实事的务实作风，是很值得称道的。
西汉的龚遂、召信臣等就是这样一批突出的典型。宣帝时，渤海郡发生灾荒，百姓饥饿起而反抗，郡守难以制服。宣帝想选用一个能治理的人，经丞相推荐，宣帝任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上任前宣帝召见他说：“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答道：“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於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宣帝听后高兴地说：“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龚遂说：“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龚遂的请求得到宣帝许可后就去上任。行至渤海地界，官吏们听说新太守来了，调集大批军队迎接。但龚遂却把这些军队遣还原地，又立即命令各县，全部撤掉以前设立的专门镇压人民反抗的官吏，并明确地指示，要把拥有兵器的人和那些手持镰锄田器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反抗的，后者为良民，官吏不得查问。之后，他一个人乘车到了官府，郡中一片安定和平气氛。一些多日反抗的人，本来也疲惫厌战了，听到龚遂的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於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龚遂又见当地风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下令每口人种一棵榆树，一百根山菜，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必须养二只母猪五只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蓤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⑥e]经过龚遂的治理，渤海大治。
南阳太守召信臣，“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所办实事有：“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於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由于信臣勤政廉政，治理有方，不过几年，“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⑦e]。
隋朝的辛公义和公孙景茂，也是“子爱百姓”的务实清官。公义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厅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疾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①f]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时，“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单骑巡人，家至户入，阅视百姓产业。有修理者，於都会时乃褒扬称述。如有过恶，随即训导，而不彰也。由是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②f]
三 严于自律，洁己爱民
清官廉吏之所以具有爱民重农思想和为民兴利的务实作风，是由于他们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了从严自律、洁己爱民的思想品质。
史载：文翁“少好学，通春秋”[③f]。龚遂和召信臣皆“以明经为官”[④f]。任延则“为诸生，学於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⑤f]公孙景茂“少好学，博
经史”，“时人称为书库”[⑥f]。
良好的教育，既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又提高了道德素质。因而他们都具有纯洁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刚直的性格和朴实的作风。其表现主要特点是，对个人严于律己，勤俭朴素，对百姓仁爱宽惠，怜弱济贫。史载西汉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不苛，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⑦f]东汉的刘宠，“以仁惠为吏民所爱”，从地方大员，升到朝廷卿相，但一生“清约省素，家无货积。”[⑧f]北魏张应，任鲁郡太守，履行贞素，妻子樵采以自供”，“迁京兆太守，所在清白”[⑨f]。羊敦，“性尚闲素”，“公平正直”，任广平太守，“雅性清俭，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⑩f]杜纂“性俭约，尤爱贫老，至能问民疾苦，对之泣涕。”历任太守，“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11)f]。张恂“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他在北魏屡任太守，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吏治不清，“惟恂当官清白，百姓亲爱之，其治为当时第一”[(12)f]。裴佗屡任太守，“性刚直，不好俗人交游”。“所得俸禄，分恤贫穷”。“清白任真，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暑不张盖，寒不衣裘，其贞俭若此。”[(13)f]南朝的江秉之，从县令升到郡太守，但始终“以俭约见称，以善政著名。”“有人劝其营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库。”[(14)f]裴昭明南齐历任太守，“历郡皆有勤绩，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治产业。”[(15)f]庾荜齐梁时任官，“清身率下，杜绝请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出任会稽郡丞”“百姓凶荒，所在谷贵，民多流散，荜抚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禄，清节逾厉，至有经日不举火。太守闻而馈之，荜谢不受。天监元年卒，停尸无以殓，柩不能归。”[(16)f]何远萧梁时任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民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乾鱼数片而已。”“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远性耿介，“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是以多为俗士所疾恶。“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①g]
四 历史的启示
爱民重农多办实事，是清官廉吏的自觉行为，是受其安贫乐道、洁己爱民的崇高思想所支配的，而这种崇高思想，又是他们严于自身修养，接受优秀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发扬民族正气的结果。
《梁书》说，何远“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天性是什么？就是美德、正气、精神、灵魂。古代清官都具有这种天性。唐朝的冯元淑，先后任清漳、浚仪、始平三县令，“皆单骑赴职，未尝以妻子之官。”“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俸禄之余，皆供公用，并给与贫士。人或讥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为苦也。’”[②g]“清朝的陆在新，任江西庐陵知县，“誓不以一钱自污，钱谷耗羡，革除都尽。”[③g]可见，俭约朴素，自甘清苦，轻财洁己，一尘不染，正是清官廉吏的天性（本性）、美德。这种天性、美德是极其可贵的。廉洁才会奉公，洁己始能爱民。只有具备了这种天性、美德，才能产生报国之志，爱民之心；才能无所畏惧，为民请命；才能居官如家，视民如子；才能不辞劳苦，不怕风险，为民众多办实事。总之，清官廉吏具有的这种优秀本性，纯洁灵魂，高尚精神和美好道德，是他们创造辉煌政绩的内在动力。
由以上认识，进而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启示：要搞好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并能持久地巩固下去，使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④g]江泽民同志也说：“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⑤g]而培养和选拔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因为路线、制度都是靠人（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优秀思想品质的干部队伍）来制定和贯彻执行的，法律的尊严也是要靠人来维护的。只有造就大批廉洁自律、一心为国、舍己为民的好干部，他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崇高精神，才会呕心沥血，千方百计，为国效力，为民谋利，进而才能长期保持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民族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大治局面。司马迁说过：“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⑥g]此话可谓真知灼见，值得反复深思。
注释：
①a《循吏传》，实为清官廉吏之传，司马迁撰《史记》首创，以后的正史，即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除个别例外，大都相继撰述。《魏书》、《旧唐书》、《元史》等名《良吏传》、《南齐书》又名《良政传》，名异而实同。本篇引用资料，主要取自从《史记》到《隋书》的《循吏传》。笔者又据从两唐书到《清史稿》的《循吏传》，写成另文《清官美名千古扬》。两文可视为姊妹篇。
②a重民思想，或称民本思想。《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③a《南史·循吏传》。
④a《后汉书·循吏传》。
⑤a《北史·循吏传》。
⑥a《隋书·循吏传》。
⑦a ⑧a《魏书·良吏传》。
①b ②b《南史·循吏传》。
③b《隋书·循吏传》。
①c《北史·循吏传》。
②c ③c ④c ⑤c《后汉书·循吏传》。
⑥c ⑦c ⑧c《后汉书·循吏传》。
⑨c《史记·循吏传》。
⑩c《后汉书·循吏传》。
(11)c《北齐书·循吏传》。
(12)c (14)c《北史·循吏传》。
(13)c《随书·循吏梁彦光传》。
(15)c《史记·循吏传》。
①d ⑨d《后汉书·循吏传》。
②d《晋书·良吏传》。
③d ④d《汉书·循吏传》。
⑤d《隋书·循吏传》。
⑥d《明史·循吏传》。
⑦d《清史稿·循吏传》。
⑧d《北史·循吏传》。
①e《隋书·循吏传》。
②e《北史·循吏传》。
③e《魏书·良吏传》。
④e《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⑤e ⑥e ⑦e《汉书·循吏传》。
①f ②f ⑥f《隋书·循吏传》。
③f ④f ⑤f ⑦f《汉书·循吏传》。
⑧f《后汉书·循吏传》。
⑨f ⑩f (11)f (12)f (13)f《魏书·循吏传》。
(14)f《宋书·良吏传》。
(15)f《南齐书·良政传》。
(16)f《梁书·良吏传》。
①g《梁书·良吏传》，《南史·循吏传》。
②g《旧唐书·良吏上》。
③g《清史稿·循吏传》。
④g《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⑤g《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⑥g《史记·循吏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