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国学论文,试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国学”之研究方法问题
传统中国学人，拥有一套博闻强记的做学问的功夫，一字不识就以为耻。在清代更是形成考据学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这在方法来讲，就像钻牛角尖一般，虽有点蜗角虚名，但是全面开放逻辑的研究，就一直是不知道。问题是近代西方所形成的活跃的多方位的研究方法拥进中国，西方人研究中国已经出现许多成果，让中国人看得十分吃惊，其中虽有幼稚处，但其方法思想是有优势的。有见于此，“国学”的鼓吹者们，对于“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再拘泥于传统思维方法，而是直接引进西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标题，来与旧方法概念相混合，其意图应该是“中体西用”的“西用”部分吧。只是要注意，近代中国已经有一批介绍“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那些著作里所介绍的新方法标题，虽然与“国学”中相类，但是内涵是有很大不同的。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成功的作用，五四运动时期鼓吹的“科学”是有着伟大影响的。不过，既然“国学”引进西方新研究方法的皮毛，也还是对于“国学”本身影响不小，恐怕也是当时“中西学术合作”最成功的一部分。今天读者去看“国学”类书，恐怕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就在于方法问题，因为其中归纳许多研究学术时的基本功和经验教训，这在古今中外是差不多的。本文篇幅所限，仅介绍三位先生的观点。尤其是今天想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年青人，不可轻视忽略。当然，在以“国学”为旗帜之外，依然有更多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介绍，同样需要我们去学习。
章太炎提出研究“国学”的方法有五种：
1、辨书籍的真伪；2、通小学；3、明地理；4、知古今人情的变迁；5、辨文学应用。（注：见“国学讲习会序”， 原载《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7—15页。）
章先生的意思相当明白，但是作为方法讲则含糊。章先生是在1922年发表此演讲的，而早于他的王星拱、黄昌谷以及中国科学社同人等，介绍宣传近代方法的书籍文章已经广为流传了，并且明显比较章先生的系统清晰实用，无怪乎当年听章先生演讲的人数日趋减少。笔者在此毫无贬低章先生历史功绩之意，章先生在“中国国学界”开拓之功不可没。
章氏的弟子曹聚仁力图进一步阐明他的国学方法，在其书中专门写四章，并有列表和许多证明案例：
至于考证方法论，曹先生更是从汉宋儒的考证，讲到清儒段玉裁、崔东璧、钱大昕等人的考证成就，以及胡适、梁启超的考证评论，再引用弥儿（Mill）的《名学》书中的逻辑观点，得出结论道：“以科学方法考证国故，则其成就必远胜于清代学者。近如胡适之治诸子学，顾颉刚之治史，所用皆为科学方法，皆国故学中之曙光也。”（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23—26页。（未见下卷）））而关于整理方法和采究方法，更是罗列许多具体案例。确实说明曹先生所下的大功夫，其缺点依然是对于近代研究方法了解不足。
笔者比较愿意研读的书是马瀛的《国学概论》，他在书中用15章来介绍研究方法：
观察：选择、浏览、圈点及钩识、精读、钞录。
会通：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
怀疑：疑古、疑今。
辨伪：作伪之原因、辨伪之巨著、辨伪之方法、前人已考定著名伪书表。
明诬：寓言、支词、诬妄、传讹、虚构、疏忽。
勘误：校勘之证据、错误之由来。
归纳：钱大昕考古音、王引之考古词、俞樾考词品、胡适考词格。
比较：思想疏密、理论长短、学说异同、传注得失、文辞优劣、事迹真伪。
分类：演绎的分类、归纳的分类。
整理：索引式、图表式、总帐式、专史式。
辑补、辑佚、补作。
统计：前人已作之统计、吾人可作之统计。
调查：方言、风俗。
发掘：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渑池石器。
评判：主观的评判、客观的评判。（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 月一版，第34—191页。）
马先生另外还用10章来讲述“研究工具”：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文法学、言语学、考据学、目录学、文法与工具之关系。从中可以领略到马先生不再纠缠中学西学的差别，他把近代各种研究方法和成就，能够用到“国学”上就用，心平气和地介绍分析，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人尽一位教师的职责。如果将此书放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献学书籍中，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再说得明白一点，其实就是使用西方传来的逻辑结构、语文表达方式、思想推理等，比较冷静地将中国传统学说内容重新排列，去掉一批含混不清的常识，凸显一批中国人愿意继承的知识。并且使传统的小范围的知识垄断局面，改变成向大范围的新一代学子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知识大普及，融合新旧知识方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至于是否“国粹”？是否“国渣”？那是当时次要的问题了。
六、“国学”之内涵问题
既然中国国学的产生是由于政治需要，国学的定义互相矛盾，国学的分类含混不清，国学的研究方法跟不上形势需要，那么表现出来的国学内涵也就必然千奇百怪。这是要看每一位作者的意图与功力如何了。而今天想全部介绍当时国学内涵，恐怕笔者也是无力做到的，故而本文只能略举数例而已。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性知识，到近代学者手中，就都首先分科变成各种“学”，四书五经就变成“经学”，先秦诸子到宋明清儒家都是“哲学”，正史野史都属于“史学”，小说诗词全是“文学”，图书考证是“版本学”，中文字音义是“文字学”，等等。这是件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深究中西方对于“学术、学科”的定义、概念、内涵有什么区别的话。当年的国学研究者们，就是在“学”的名义下，利用西方知识概念，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内涵大清理，开始形成近代新的中国文献学研究。既然有“学”之名义，就自然需要给出新定义、新概念、新内涵等系列见解，这就有大发挥余地了。
其中对“国学”内涵深入研究分析有突出成就者，恐怕要首推钱穆，因为他的《国学概论》中，正文准确深刻，论断清晰，从古代讲到近代，系统明确，发人深思，为中国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典范；而他书中所自引注释，更是显现钱先生的过硬学力，字字有来历证据，不偏不差。现代人尤应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确实给我们许多必须学习的指导。
在《国学导读》一书中，作者为了说明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各自论证的差别，特别在书中罗列“古文大师章先生与今文大师廖继平先生两家互纠自明之语三十二则，对照观之，庶知其强弱形势所在焉！每则对照之语，皆自章廖书中刺出，有自白，有互纠，皆紧紧针对者。”（注：邵祖平著：《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一版，第144页。）这恰是传统做学问的考据对比，将繁琐的纠缠和盘端出。
而《国学表解》一书，则是利用图表式，将各种概念提纲挈领地介绍，自然是对于学生记忆有帮助。例如：
经的意义
1、尊称——汉儒训经为常，以为经中所叙述， 都是万古不可变
易的道理，倘不出于圣人，自不可称经。
2、共称——章太炎则谓经皆写诸竹简，用丝连缀， 好像用经纬
以成布。是经为共称，不必一定出诸圣人。
3、定论——清章学诚则谓经在古时，并非尊称，到了后儒， 因
尊崇圣人，不敢触发，始以经为尊。其说可为定论。 （注：谢韦丰著：《国学表解》，上海学生书局，1947年4月一版，第1页。）
而那些努力将“学”硬按进“国”之中的书生们，对于其内涵倒还是下功夫，所以多数人整理的经学内涵和经学史、史学内涵和史学史、文学内涵和文学史、文字学内涵和文字学史等，基本是可以用到今天的。只有那些他们硬拉进来而又不熟悉的中国科学史、中国医学史等，才容易漏洞百出。更是要注意，他们的努力在当时就并非处于中国学术前沿和非主流。近代中国学术主流的代表，笔者倾向以当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名单为依据。（注：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上名单如下：
哲学：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中国文史：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
历史：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语言：李元桂、赵元任；
考古：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美术史：梁思成；
法律：王世杰、王宠惠；
政治：周鲠生、钱端升、肖公权；
经济：马寅初；
社会：陈达、陶孟和；）其中当然有可讨论的人选，以及当时已经逝世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但没有一人是因“国学”鼓吹而入选的。其中有些人获得“国学大师”帽子，是现代爱好国学者50年后硬扣给他们的。那些院士的研究成就，至今偏偏很可惜缺乏介绍，而仅从“国学”一隅说起，这也太显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知识贫乏了。
七、小结
启功先生曾对笔者言道：“这些所谓‘国学’书籍，其实就是当年的一批教科书。当年用过了，也就结束了。今天拿来再用，是很不明智的。除非当做历史史料来研究，作为近代教育史中一部分而已。”笔者相当同意此言，并且正是拿来当史料用之。
钱穆《国学概论》在开头就声明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注：钱穆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北京重印本，弁言第1页。）钱先生说得准确明白，如果后来的国学爱好者们，愿意按照前人逆耳真言办，就根本用不着到90年代还装模作样来鼓吹什么“新国学”了。
笔者为21世纪的年轻人而撰写此文，也是因为自己曾吃过学术走回头路之苦。确有发展进取的道路，也有倒退的道路，而绝没有原地打转的学术道路。把“新”“国”“学”三个互相矛盾的概念，硬是以金钱来搅到一锅，那是更可怜的下策。历史恰可为证。
当年的教训应该总结，何为成功？何为失误？当年历史过程应该展示，何为学术正途？何为斜门歪道？现代读者读后，肯定会有自己作出清晰的判断，而无需教师爷来代劳。连当年鼓吹最热烈的曹聚仁也在其书前声明：“‘国故’是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虽然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可是它决不会变成‘万应灵膏’，千万莫用它来普渡众生！”（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23—26页。（未见下卷））难道今天反倒会让僵石来普渡众生？
其实在40年代，许地山先生就仔细地分析过“国粹与国学”，给出了足够冷静的判断，可谓给鼓吹者一剂凉药。这里仅能录几段许先生的话：“一、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国粹。……二、一个民族在久远时代所留下底遗风流俗不必是国粹。……三、一个民族所认为美丽的事物不必是国粹。……精神文化不是简单地复现祖先所曾做，曾以为天经地义底事，必得有个理性来维系它，批评它，才可以。民族所遗留下来底好精神，若离开理智的指导，结果必流入虚伪和夸张。……评定一个地方文化高低不在看那里底社会能够保存多少样国粹，只要看他们保留了多少外国的与本国的国渣便可以知道。……‘不需无学，不学无术’，我想这八个字应为为学者底金言；但要注意后四个字底新解说是不学问就没有技术，不是骂人底话。……今日中国学术界底弊在人人以为他可以治国学，为学底方法与目的还没弄清，便想写‘不朽之作’。……学术除掉民族特有的经史之外是没有国界底。民族文化与思想渊源，固然要由本国底经史中寻觅，但我们不能保证新学术绝对可以从其中产生出来。新学术要求学术上的问题底有无，与人间底需要底缓急而产生，决不是无端天外飞来底。一个民族底文化底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底久远与经典底充斥。”（注：许地山著：《国粹与国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8月重庆一版，1947年6月上海一版，第152—164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原则和特色，现代中国的文献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等，已经多与世界学术潮流接轨，虽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空白区，但总是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起到良好作用。如果还有几位爱好者醉迷于“国学”，那也没有什么大碍，有人爱出钱供养，那就自我陶醉吧。只是希望不要以为他们在领导世界新潮流。至于像袁行霈主编那样，发表谈话说：“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研究国学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因此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这样，就是有别于旧国学的新国学了。”（注：见《国学研究》三卷，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一版，为袁主编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第657页。）笔者是无法相信，旧国学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力量，将来更不可能靠新国学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作学问依靠的是自己对真理的探求，无分旧新，更不是自己规定贡献的。
研究用书目
《国学讲义》 江起鹏 新学会
《国学概论》 王 易 神州
《国学概论》 章太炎讲 泰东
《国学概论》 钱 穆 商务
《国学概论》 陈延杰 商务
《国学概论》 马 瀛 大华
《国学概论》 王敏时 新亚
《国学概论》 钟 泰 中华
《国学概论》 林之棠 华盛
《国学概论讲话》 谭正璧 光明
《国学概论新编》 谭正璧 北新
《国学概要》 陈庸生
《国学概要》 李 维北平
《国学大纲》 汪震、王正己人文
《国学大纲》孙德谦
《国学大纲》徐澄宇华通
《国学入门》蒋梅笙正中
《国学入门讲稿》沈亦云 南屏女中
《国学研究法》洪北平民智
《国学研究》 顾荩臣 世界
《国学篡要》 徐畏潜 南京
《国学论丛》 黄毅民 燕友
《国学纲要》 薛无竞 （油印）
《国故学大纲》 曹聚仁 梁溪
《国故新探》 唐钺 商务
《国故论丛》 屠孝实等 学艺社
《国故谈苑》 程树德
《国学举隅》 方冲之
《国学导读》 邵祖平 商务
《国学论衡》 国学会 苏州
《国学表解》 谢韦丰 学生
《国学教学法》 陈 柱
《国学常识》 陈鹤声
《国学常识》 曹 朴 文光
《国学常识问答》 张振镛 商务
《国学常识问答续编》 张振镛 商务
《国学问答》 黄莜兰 汉文
《国学要题简答》 方明述 元新
《国学功用及读法》 李 时 君中
《国学研究会演讲录》 东南大学
《国学论文索引》 北平图书馆
《中国学术大纲》 蔡尚思 启智
〈国粹学报〉
〈国学研究〉
《国故学讨论集》 许啸天 群学社
《中国学术讨论集》群众图书
《国学纲要》 刘明水 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