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建国前的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金建国前创作了大量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有：《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生之忏悔》、《忆》、《点滴》、《控诉》、《短简》、《梦与醉》、《旅途通讯》、《感想》、《黑土》、《无题》、《龙·虎·狗》、《旅途杂记》、《怀念》、《静夜的悲剧》，此外，还有他为译介的画集《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曙光》里每幅画写的题词，以及建国后结集出版的《序跋集》〔1〕中的一部分，约有21种。 这个数字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相当惊人的。
日本的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里指出，在著名的散文随笔作家的随笔小品里都有着一个“思索体验的世界”的。在我们看来，巴金建国前的散文创作就是一个广阔深邃、多姿多彩的“思索体验的世界”。这里，我们无意于对巴金建国前散文创作作纵向考察，只想从巴金散文创作中的“情”和“理”的辩证关系，巴金散文创作和梦思，巴金散文创作中近似的同类意象和意念的反复这几个侧面来论述问题。
一
人们公认巴金有一颗崇高、博大、真诚、 热烈的“燃烧的心”。 1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其中的人民英雄丹柯。1956年巴金以《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所得到的》为题，纪念高尔基逝世20周年。他以敬仰之情评论高尔基的短篇：“他的人物喜欢发议论，可是他本人并不说教，他让你感染到他强烈的爱和恨，他让你看见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最后用他人格的力量逼着你思考，逼着你正视现实。他就像他的《草原的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巴金自己也是这样。他用“把心交给读者”来概括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认识巴金这颗“燃烧的心”，是理解包括散文在内的巴金一切创作的关键。
先哲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这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因此，巴金那颗“燃烧的心”，不仅像“雪下的火山”那样，沸腾着激情的岩浆，也迸射着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文学创作，以及生命价值的探索的“哲学思考”〔2〕火花。如果巴金的散文只是单纯激情的宣泄和倾吐， 而缺少激情的诗意升华和“形而上”的哲思的灌注，那么这样的散文固然也有其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毕竟缺少作家的思想生命和人格力量构成的坚实深至的哲思内核；如果我们只是从“唯情论”观点出发来欣赏巴金的散文，只是注重作家的激情抒发，而不过细品味隐含其中的“形而上”哲思，则无疑是舍本求末了。1940年巴金在为他所评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而写的《前记》里指出，克氏该书“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理性的书。”因此，他称《面包与自由》是一首“真理的诗”。我们并不认为巴金散文就是“真理的诗”，但是说巴金的散文包含着“热情”和“理性”这既矛盾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那是符合实际的；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全面的、深入的、符合作家创作本体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如同鲁迅一样，也是一位始终都在紧张探索的作家。他探索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探索青春和生命的价值，他的种种探索又无不同无情的自我解剖结合在一起，他经常“自己探索自己的心”。
1934年元旦，巴金在《新年试笔》里反复谈到他的探索：“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无终结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混乱的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由于这种种探索，巴金的心灵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种种矛盾和冲突像网一样把巴金罩住了。巴金把他这种由于探索而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命运称之为“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这里巴金自述他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特别值得注意。从一个备受外国列强欺凌，愚昧、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独立、自由、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新中国，这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过渡时代”。要完成这一历史“过渡”，需要中华民族的各种政治派别、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切志士仁人从事千辛万苦、艰苦卓绝的探索。就文学界而论，鲁迅和巴金等人就是这一“过渡时代”艰苦卓绝的探索者的典型。巴金的小说和散文就是他作为“过渡时代”的热情敏感多思的探索者灵魂的文学表现，就是他的激情和理性的形象结晶。
巴金从未掩饰过他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国、俄车的卢梭、马拉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他以它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南。它们给了巴金同这些封建旧势力，以及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新军阀进行斗争的信念、力量和勇气。关于巴金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人们谈论的够多了，至于巴金散文创作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等人们则相对注意不够。巴金在1926年编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1934年写过历史小说《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1939年创作了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歌代与亚当·鲁克斯》，1947年写了《静夜的悲剧》的散文。足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的教训”一直牵动巴金的心。巴金的这些创作显然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无须多说，巴金的这种探索，既洋溢着激情，又有着深刻的理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巴金在散文里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来写法国大革命前后几个代表人物的悲剧命运，其中凝聚着他对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的教训”的总结。巴金称卢骚是“近代思想之父”，“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我的鼓舞的源泉”，称罗伯斯庇尔是卢骚的学生，他钦佩罗氏的雄伟崇高人格，但又批评他的严重失误，巴金称马拉是卢骚学生，“人民的朋友”，“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赞扬马拉献身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殉道者人格，深挚同情他的被杀，至于哥代和鲁克斯，他们虽然自称是卢骚的学生，但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哥代刺死“人民之友”马拉干了亲痛仇快的蠢事，鲁克斯愚蠢地为哥代殉情，是个十足的糊涂虫。
巴金在这些散文里总结了有着深刻意义和永远新鲜的“历史的教训”。在《〈沉默〉序（二）》里，巴金指出公认是“廉洁的人”的罗伯斯庇尔，声称要“把头颅献给共和国”，但他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企图以“恐怖政策”“解决问题”，他使人民失望了。他们怨愤地说：“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以杀戳来养我们。”脱离了人民的罗伯斯庇尔终于被反对派送上断头台，酿成了一场历史悲剧。马拉被刺的“历史的教训”在于他并不是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反动的封建贵族杀害的，而是被自称是卢骚的学生以“拯救人民”的“革命的名义”的天真少女哥代的匕首刺死的，这同样也是意味深长的，富于历史智慧的。
巴金的这些历史散文采用的是现在人们称为“意识流”的那种写法。在那里，巴金“静夜”在书房读书及其周围的环境气氛，同150 多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被处死和马拉被刺的历史场面，交错穿插在一起，巴金的自我“意识”如一股湍流在散文中“流”动，他不是在冷静读书，冷静评价15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 他那颗敏感多思的心在燃烧在跳动，他深深介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因而巴金的这类散文就显得情理相胜，别具一格。至于巴金对于生命价值的充满激情的探索和思考，则集中在《梦与醉》集和《龙·虎·狗》集的《死》、《生》、《醉》、《梦》等议论随笔和随感录里。这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详加评说。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巴金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安那其主义注重实际行动，轻视文学创作。这种形而上学的偏见对巴金有深刻的影响。巴金原来想步克鲁泡特金等的后尘，成为一个改造中国的改革家，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越是这样，巴金就越是陷入他想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的初衷，和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之间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刻矛盾。在文学创作中，巴金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巴金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他的创作在广大青年之中引起巨大反响，但有时也遭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严令查禁，遭到他的朋友和某些左翼文艺批评家的误解和批评，有时甚而陷入某种不怀好意的“围攻”；在文学创作中，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他对光明未来的呼唤，他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同当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的黑暗现实构成尖锐的矛盾，这就是巴金自己常常诉说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爱和憎的矛盾”，光明和黑暗的矛盾。巴金的许多序跋，他的散文集《生之忏悔》里的《我的心》、《我的自剖》、《我的梦》、《我的呼号》、《我的自辩》、《新年试笔》、《灵魂的呼号》，散文集《忆》里的《忆》、《断片的记录》等，就是对这一系列多重复合的复杂矛盾的情理兼容的倾吐、探索和解剖。
雨果在《莎士比亚论》里曾引述拉丁文里的一句名言：“整体由对立面构成。”的确在人世间矛盾是永远普遍的存在。意识到这矛盾的存在，有时对人是一种感情上的磨炼，又是促使人追求探索的一种动力，在追求探索之后，还会如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说的有一种“发见的大欢喜”。但是要勇敢自觉地正视矛盾，解剖矛盾，克服矛盾，则需要弃旧图新、追求真理的激情和勇气，需要清明的机智和智慧。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谈到“机智和智慧”时就指出：“机智抓到矛盾，使事物彼此关联”，“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巴金在他的众多的散文中，对读者“打开灵魂的一隅”，摆出他心灵深处的一系列多重复合的尖锐深刻矛盾，并对之进行解剖和探索，表现了他的机智和智慧，表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热忱和意志品格。正如巴金在《〈雨〉的序》里说的：“我写文章如同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断挣扎，同样我在创作里也不断挣扎。挣扎的结果一定会给我自己打开一条路。”在《龙·虎·狗》集的《路》里，他也说：“在《梦》里我说我要‘在重重矛盾中苦斗’，我希望我会‘克服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达到生之完成。’这些话我至今还觉得没有说错。这里并没有‘彷惶’和‘懦弱’。”清醒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存在的种种矛盾，并对之作无情的解剖和坚定的探索，在这点上巴金近似于鲁迅。正因为巴金在许多散文中对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作大密度的深入解剖和探索，这就保证了他散文的感情和思想有一定的浓度，借用周作人在《〈杂拌儿之二〉序》里评价俞平伯的散文《中年》的话来说，巴金的散文里边也“兼有思想之美”。与此同时，由于巴金如此坦诚地毫无保留地展示他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如此无情地解剖他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他把读者视为最可信赖的朋友，把自己的心整个儿地交给读者，也由于巴金探索思考的出发点是让他的生命如何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发挥更大的价值，完全出于一片赤诚，而决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得失，显示了巴金高尚的人格和襟怀，因而巴金的这类散文也就有着一种至真至诚的感情力量和人格力量，有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二
一般说巴金建国前的散文，都有质朴、清新、流畅、抒情的特点。但巴金散文数量众多，内容、体式、写法丰富多样。巴金是一位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内省特点的作家，他有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能力。在巴金散文中，除了自然本色、质朴清新、直抒胸臆的散文外，还有一批专写梦景、梦思、变形幻觉的带着鲜明的浪漫象征色彩的散文。这类散文不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如实再现，而主要是作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也不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直接宣泄和倾吐，而是其巧妙的升华和象征。巴金的这类散文精品常为一般人所忽视，然而它们却有着神奇、玄妙、幽深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这可以说是我国散文中自庄周的《庄子》到鲁迅的《野草》的一个重要传统。
同鲁迅一样，巴金爱做梦，爱说梦，爱写梦。在《龙·虎·狗》集的《梦》中，巴金说：“据说至人无梦。幸而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有我的梦中世界”。在巴金散文中确有只属于他的“梦中世界”的。
巴金在散文《忆》中说：他不可能象俄国的革命党人妃格念尔那样，能够有“无梦的睡眠”，他“每夜都做梦。”敏感多思的巴金从小就爱做梦，他的梦有“好梦”“噩梦”和“怪梦”，他对梦有特别丰富的体验，他爱写梦是很自然的。
巴金不同意弗洛伊德等人以“性”的“压抑”和“满足”来释梦。他认为梦是人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理现象。他所说的“好梦”，实际上是指人们美好记忆的重现，美好愿望的满足，美好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寄托和象征。他赞扬和肯定这样的好梦，以及写这种梦。在《〈草原的故事〉小引》里，巴金写道：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只有象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建造仙话，才能从专制和受笞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的国土。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够做梦的人都能了解。在《〈长生塔〉序》里，巴金说明他爱写“美丽”的“梦景”、“梦话”、“童话”的缘由：
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充分的自由。
……如果有人说梦话太荒唐，我也不否认。然而梦话常常是大胆的，没有拘束的。那些快要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倒不妨在这些小孩的梦景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巴金写的这类美好梦景多半带有悲壮的色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废园外》集里的《寻梦》和《龙·虎·狗》集里的《龙》。《寻梦》写的是“梦中找梦”的故事。一个深夜，“我”发现丢了一个“梦”，就四出找寻。荒郊野外，浓雾弥漫，大雪纷飞。“我”不畏艰险，涉水登山，就是要找到那个“会飞的梦”，“特别亮的梦”。在高山顶上，“我”见到苍鹰在无垠天海翱翔，他找不到那个神秘奇妙的梦，却被苍鹰攫住，跌下万丈深谷，终于睁开眼睛醒了。篇文构想奇倔，寓意悲壮。“我”要找的那个神秘奇妙的梦，显然是指那能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进步光明的中国的理想境界。《龙·虎·狗》集里的《撇弃》的寓意也同《寻梦》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撇弃》里，巴金写的是一种幻觉而不是梦景。
《龙》所展示的意境较《寻梦》更雄伟更壮阔了。一个“无月无星的黑夜”，自称是“无名氏”的“我”，“梦见了龙”。他同被罚而困在泥沼里的龙展开了极富哲学意蕴的对话。原来“无名氏”不甘于在无聊的空谈中浪费光阴，他立志冒一切风险去探求“丰富、充实的生命”，让自己“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爱冻的人一件衣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龙以前进路上的火焰山、毒蛇猛兽、汪洋大海等诉不尽的艰险，和它自己失败的经历劝诫“无名氏”知难而退。但“无名氏”却对龙表示了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定追求生命的丰富和充实的不可动摇意志。这激励鼓舞了沉沦泥沼数万年的巨龙重振雄风，飞上天去。于是，在“我”面前，黑夜不见了，泥沼不见了，草原的新绿中点缀着无数白色的花朵，是一派又新又美的景象，“我”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篇文的核心是作者关于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意志的诗化哲学思考。作者的这种思考不是以逻辑推演来表达的，而是把它安置在一个有着浪漫传奇情节，有着悠久寥廓时空的诗化梦景里加以艺术体现的。龙是我国民间传说中威力巨大的生灵，它不会讲话，也不可能同人交流思想，但在梦里和诗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作者把龙人格化了，梦化了，诗化了，使之成为象征性意象。这样，按照日常生活知识，人和龙根本不可能互相对话、互相激励，但在这篇有着特殊的艺术逻辑的梦化和诗化散文里，我们看到了不可能的可能，没道理的道理，神秘荒诞里的凝重庄严，非写实的真实。这种构想奇特、意境开阔深邃的梦化、诗化散文，确有不同于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写实型散文的特异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巴金的散文中有不少是写荒唐的“怪梦”，写可怕的“噩梦”（“恶梦”），写给作家心灵带来“苦刑”般的“痛苦”的“梦”的。在这些梦化和诗化的散文里，散文家灼热深刻的思想感情由于升华象征而形成了给人耳目一新、曲折深至的思想艺术境界。
《点滴》集里的《木乃伊》和《龙·虎·狗》集里的《死去》都是写“怪梦”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在《木乃伊》里，死去几千年的木乃伊竟然复活了，在“梦”里同“我”相会，向“我”诉说他几千年来苦苦追求的失败和绝望。几千年来，他苦苦追求一个比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还要美的绝世佳人，但那美人就是不爱他，不肯给他活命的“灵魂”，而没了“灵魂”，那木乃伊就活不下去，终于化为一堆森森白骨。这个“怪梦”的故事是象征性的。木乃伊是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幽闭在象牙之塔里的唯美文艺家，那位绝世美人就是文艺女神了，她对木乃伊的苦苦追求不屑一顾，不给他“灵魂”，不给他生命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表达的是巴金一贯坚持的革命文学思想。在《死去》里，被某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恶意围攻、咒骂的作家“我”，在“梦”中死去了，那些人把“我”埋了。在坟前，那些人又串演了死后声讨、挖墓鞭尸的勾当，“我”忍无可忍，从棺材中站起来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有趣的是，篇文中的“我”分明已经“死去”，但他却仍有知觉，竟看得见那些人的种种丑恶表演，听得见他们的种种议论，嗅得着种种气味，他仍象活人一样，有知觉，能思维，有情感。巴金虽然是借这一“怪梦”对某些恶意围攻和咒骂他的人表示他的蔑视和嘲弄。
《梦与醉》集里《梦》和《静夜的悲剧》集里的《月夜鬼哭》，都写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月夜鬼哭》写于1946年6 月，那时八年抗战刚结束不久，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死活，正在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准备把人民再次淹在战争的血与泪的深渊。于是在一个深夜的“噩梦”之中，巴金听见了许多男女冤鬼的哭泣和控诉：
我们是谁？难道你忘了我们？我们是断掉的手和腿，是给炸弹片撕掉的肉和皮；我们是瞎了的眼睛，是野狗吃掉的心肺；我们是被烧成了灰的骨头，是像水一样淌出来的血；我们是砍掉的头，是活埋的尸首；我们是睡在异乡、荒冢里的枯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一段令人恐怖颤栗的精彩文字。巴金有意不以人的整体，而用人的机体的某一部分，例如在战争中断掉的手和腿，被炸弹撕掉的肉和皮，被打瞎了的眼睛，被野狗吃掉的心肺等等来指代被残酷战争吞噬掉生命的苦命人，却反而更 突出渲染强调了他们被战争毁灭的阴森恐怖。
巴金写“怪梦”“噩梦”、“痛苦”的“梦”的散文，不少与他内心矛盾的“激斗”和探索关。如上所述，巴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从事社会改造的实际活动，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中徘徊、探索。从巴金的信仰来说，他应该放弃创作，像他的那些安那其主义朋友那样，从事社会改造的实际活动，他应该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然而过去的痛苦回忆和现实中国家、民族、人民的苦难却像鞭子在抽打他，他不得不回到写作上来，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上，这样巴金就陷入了“内心的激斗”，这种激斗又是“长久的”“痛苦的”，常常出现在他的梦景之中。巴金不少写梦和写幻觉的散文篇章，都是对上述潜藏在深层心理的自我矛盾的自觉而严峻的深刻解剖，表现了作者的无比真诚和道德上的纯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书评）》里评论托尔斯泰早年小说创作特点时这样说：
心理生活隐秘变化的深刻知识和天真未凿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是现在赋予托尔斯泰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两个特点，它们（永远）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特征，不管他的才华在今后发展中表现出怎样新的方面。
巴金自然不是托尔斯泰，但在巴金散文中，确也有着深刻的自我深层心理解剖和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两大特点，尤其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这两大特点就显示得更加突出，更引人注目了。
三
巴金在散文集《忆》中的《我离了北平》对他在北京的朋友说：“……不错，我写过一两百万字，而且我甚至反复地写着某一些话。你们在我的文章里很容易看出来重复的地方。”在这里，巴金道出了他的创作，特别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说来，那就是在他的散文中，某些同类近似的意象和意念的不断有意反复。
这种创作中某些同类近似的意象和意念的不断有意反复，在古今中外某些文学大师身上是司空见惯的带规律性的文学历史现象。诸如巴尔札克笔下的暴发户，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贵族，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与此同时，文学是人学，文学总要表现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表现人类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美好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从而文学是有其“永恒的主题”的；古今中外文学大家的创作，总是会以自己的审美掌握方式重复这众多的母题，又对之作出自己的独特开掘，奉献出自己的道德感情和聪明智慧的。英国著名随笔作家本森在《随笔作家的艺术》里说：“the point ofview（观察点）实在是精研小品文学的神髓。”我们从巴金散文创作中某些同类近似的意象和意念的有意反复系列作为“观察点”，来研究巴金散文创作本体，大约是可以揭示其某一思想和艺术特点的吧。
巴金散文中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有四个系列。其中第一组是那些散发着光和热，能给人们温暖和光明的意象，例如“日”“月”“星”“灯”。《海行杂记》集中的《海上的日出》是人们公认的写景美文中的名篇。在篇文中，巴金不仅逼真如画地层层再现了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观，而且融进了他热烈深沉的情思，这真是“景语皆情语也”。《龙·虎·狗》集里的《日》，不直接写太阳，而赞美扑向灯火的灯蛾，渴死旸谷的夸父，表达了他要给“黑暗的寒冷的世界”带来“光和热”，他要像灯蛾那样“轰轰烈烈的死”的浪漫情怀。巴金有时也喜欢月亮。在宁静的月夜，皓月把柔美的清辉洒向海洋和大地，是会唤起诸多美丽联想和惆怅情思的。在《海行杂记》集里的《海上生明月》和《乡心》里，巴金如印象派画师绘出海上月夜的光和色之美，美丽的月色也撩起了作者那游子思乡的诗心：“‘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3〕，‘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4〕——锋镝余生的我，对此情景，能不与古诗人同声一哭！”《点滴》集的《月夜》也写日本横滨和厦门鼓浪屿的月夜，但更主要是写他的安那其朋友的社会改革活动。《龙·虎·狗》集里的《月》则批评“月”的“光”是一种“死的光”，这正反衬出巴金对光和热的渴求。巴金写过众多赞美星星的抒情篇章，如《海行杂记》集的《繁星》，《点滴》集里的《繁星》，《龙·虎·狗》集里的《星》；巴金也爱写灯光、火把（炬），如《废园外》集里的《灯》，《龙·虎·狗》集里的《爱尔克的灯光》。第二组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是那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春天、大榕树、激流、现代都市里的桥梁和机器。巴金在不少散文里不断重复“春天是我们的！”这句话。《旅途随笔》集里的《鸟的天堂》这样写大榕树：
这棵榕树好像把它的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眼前闪耀，似乎每一个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在《〈激流〉总序》和《梦与醉》集的《生》里，巴金都赞美生命奔腾不息的激流。《〈激流〉总序》这样写激流：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
巴金在《旅途随笔》里的《机器的诗》中赞美工人操纵机器进行创造性劳动，说那是他们在谱写“机器的诗”，因为它也像诗歌一样，“给人以创造的喜悦”，在“散布生命”。无论是巴金对春天、对榕树、对激流、对“机器的诗”的赞美，都是同美好的充沛的生命联结在一起，都是在反复咏唱热烈而深沉的生命之歌。第三组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是探索。在巴金散文中，他作为探索者的自我形象无须多说是异常鲜明突出的，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龙》、《寻梦》、《撇弃》里反复出现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定执着，义无反顾地探索革命道路和人生真理的探索者、殉道者形象，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四组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是巴金憎恶痛恨的黑暗长夜和严冷寒夜，如《废园外》集里的《长夜》、《〈寒夜〉序》、《静夜的悲剧》集里的《静夜的悲剧》所写的“长夜”和“寒夜”，它们实际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象征，巴金对它们的憎恶痛恨，实际上寄托了他对光明自由的新中国的热切期盼。
对光和热的赞美，对生命力的赞美，对探索者和殉道者的赞美，对漫漫长夜和严冷寒夜的憎恶，这就是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四组意象系列，这构成巴金散文忧郁而热情的青春气息，这也是巴金小说和散文特别受青年人欢迎的奥妙所在。
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其核心和灵魂是时刻激动着作家的坚定执着的意念。不过在作家的散文创作中，意象融逻辑判断于审美判断之中，以某种形象的片断形式出现；而意念则融审美判断于逻辑判断之中，以某种带审美性的论理系统或论理片断存在。不论是意象或意念都植根于作家的人格思想力量。
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有：关于“友情”的意念，《旅途随笔》集里的《朋友》、散文集《忆》里的《我离了北平》，《点滴》集里的《生命》、《旅途通讯·序》、《旅途杂记·序》、《怀念·序》等等都涉及到“友情”这个意念，在这些散文里，巴金一再感谢朋友们对他的珍贵友情，说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活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关于正视矛盾、解剖矛盾、在探索中克服消解矛盾的意念，这散在巴金众多的自白、自剖，以及自我回忆的散文之中；关于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文艺家”，以及文学创作应注重思想深刻、感情真诚和不太注重文学的“形式”和“技巧”的文学观念的反复强调；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是巴金建国前散文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最重要意念。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是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经常重复的带有永恒普遍意义的亘古常新的思想母题。巴金对这一母题的重视和开掘，反映了他道德感情的纯洁性和他对人格自我完善的执着追求。
早在1930年，巴金就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在当时的巴金看来，克氏不平凡一生，是体现丰富、充实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典型，他翻译此书，如他在《〈我的自传〉代序》里说的，是为了给他的“小弟弟”和中国青年，“指示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给你看，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处世的态度。”巴金在众多的散文中一再引述法国哲学家居友（1854—1888）的名言：“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继之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这牺牲就是真实的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巴金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梦与醉》集和《龙·虎·狗》集的题目相同的《醉》、《生》、《梦》、《死》里，特别是其中的《死》和《生》。
《梦与醉》集收的是一些议论性随笔。这种议论随笔有自由开阔的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空间，在议论的展开中，作者自由驱遣他的阅历、知识、思索、体验，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有议论，有记叙，有抒情，有描写，有引证，有对话，营造出一个开阔舒展、情理兼胜的论理系统，呈现出知识之美，智慧之美，思想之美，情趣之美。《梦与醉》集的《死》与《生》就是这种议论随笔散文的珍品。
巴金写《死》是为了破解“死”这个斯芬克司之“谜”的。“死”是什么，可怕不可怕？巴金以自己的见闻、思索和体验，以加本特的研究，惠特曼的观察，日本恐怖主义者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阿·帕尔森司死前写的诗篇为例证，论述“死”不可怕，“死”不过是“真正的休息”和“永久性的和平”。巴金还写下了他对“死”的诗化哲学思考：
我更爱下面的一种说法：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
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它一切东西。山、海、星、
树都成了这个人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人的心灵和所有的生物的心灵
接近了。这种经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在它面前一切小的问题
和疑惑都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了。
这确是对长期困扰着人们的“死”这一斯芬克司之“谜”所作的豁达健朗的思考和回答。在《龙·虎·狗》集里的随感录《死》中，巴金更以“死是永生的门”这更斩截精粹的警句，给这一斯芬克斯之“谜”以更积极更明确的回答。
正如古人所说，“不知生，焉知死？”只有“生的光荣”，才能“死的伟大”，只有无限热爱生命，坚定执着追求生命的丰实和壮丽，他的生命才能超越“死”的局限，才能叩开“永生的门”。因此，巴金又写了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议论随笔名篇《生》。
《生》是以议论为精魂的，有着鲜明的政论色彩，但不枯燥抽象，而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政论的诗，诗的政论。在《生》里，巴金完整表达了他的生命哲学，抒写了他的人生襟怀和情操，他唱出了他心中最美的歌。
巴金认为“生”是美丽的，“乐生”是人的天性，但其中有“真正知道生的人”和“不了解”生的人的区别，这导致不同人生态度和人生结果的根本对立。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企求“长生术”，修造“长生塔”；有的人“为非作歹”，用“平民的血肉”为自己和子孙修造“长生塔”，但那是在“沙上建塔”，是愚昧自私和卑劣；有的人如法国启蒙学者龚多塞宣传“科学会征服死”，他的壮举虽未完成，但为人类的“长生塔”奠下“基石”；另一种如妃格念尔、萨珂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他们热爱生命，不能容忍黑暗暴力对生命的摧残，奋起抗争，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巴金赞美他们的爱是博大的、崇高的、美丽的，永同太阳、星星一道闪耀，获得了“永生”和“不朽”。
巴金把“生”的问题放在“生之法则”的“论理”高度来阐发。所谓“生之法则”，就是法国居友说的个人生命应该为他人、为群体“放散”“牺牲”，这样生命才不会从“内部干枯”，才会“开花”，再就是克鲁泡特金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里说的人类应该“团结”“互助”的生存发展原则。联系到当时的抗日战争，巴金指出维护民族的生存，是“顺着生之法则”，抗战是“中华民族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日寇的侵略则是“违反了生之法则”，所以“每个人应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个人就可以获得“永生”，“丰富”“满溢”的个人生命激流就可以汇入浩瀚的人生大海，从而达到生命境界的极致。巴金的生命哲学显然受到居友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但又来自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战斗实践和他的独立思考。他是道出了人生哲理的某些本质方面的，主流是积极的。
巴金在《信仰与活动》中说《新青年》杂志译载的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他在《〈克鲁泡特金全集〉总序》里用差不多相同的话语评价克氏文字风格。巴金的《死》和《生》等议论随笔显然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巴金是一位知识渊博、热情多思、想象丰富的散文大家，他的这种智慧结构在议论随笔《生》里有突出表现。巴金为了阐扬他的生命哲学，“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调动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科学知识，他“为情而造文”，在篇文中灌注了他鲜明的爱憎和褒贬，“神与物游”，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论理情感化和具象化，获得诗情的生命和形象的血肉，所以议论随笔《生》，也可以说是一首“真理的诗”。
1949年，巴金翻译了德国革命作家洛克尔的代表作《六人》，在该书的《译后记》里他援引了《六人》的英译者蔡斯对《六人》的如是评价：“《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蔡斯阐释说：
前面有一个介绍主题的序乐。构成交响乐的六个乐章，每一个
乐章最后都把主题重复了一遍，每一个乐章有自己的音阶法和拍子。
在主题的最末一次的重复之后接着来一个欢欣的、和谐的终曲。我
不会，我只知道我读完整个作品好像听了一次管弦乐队的大演奏。
巴金散文创作中同类近似的意象和意念的经常反复是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其中最基本的、统摄一切的是，巴金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和赞美，巴金对丰实、壮丽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求，以及巴金对一切阻碍和摧残青春与生命的“旧的传统观念”、“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不妥协”的“攻击”〔5〕。这样， 我们读巴金的散文，也会有蔡斯读洛伯尔的《六人》时那样的感受：我们是在欣赏“一曲伟大的交响乐”的“大演奏”。
以上我们从思想和艺术结合的三个方面来考察巴金建国前的散文创作。耐人寻味的是，巴金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谈自己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时，一再强调文学的“真实”“自然”境界，一再申说“没有技巧”，“无技巧”。王瑶在《论巴金的小说》里评论说：“作者自己所谓‘没有技巧’只能理解为没有形式主义地单纯追求技巧，而并不是说作者的写作能力还不够圆熟。”这个理解是准确的， 符合实际的。 1959年巴金在《谈我的散文》里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1990年巴金在《致树基（代跋）一》里说《春秋左传》的“春秋笔法”是“只要瞄准箭垛，一字更能诛心，用不着那些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巴金晚年的散文杰作就是这种“春秋笔法”的典型，是人们公认的当代散文创作的一座高峰。读巴金的《随想录》不免让人想起黑格尔《逻辑学》里的一些话：“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那个使自己复归到最单纯的深处的东西，是最强有力和最占优势的。”巴金《随想录》里那种丰富的单纯和单纯的丰富令人赞叹不已，确是巴金散文创作的新高峰，值得认真研究，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注释：
〔1〕巴金的《序跋集》，1982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收巴金1928—1982年部分著译序跋。
〔2〕巴金在《〈爱情三部曲〉总序》（1935）中称他的一个朋友自称其人生哲学是“小小哲学”，而巴金自己则是“奋斗的哲学”。
〔3〕见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望月怀远》。
〔4〕见白居易的七言律诗《因望月有感》。
〔5〕《巴金短篇小说第一集》：《写作生活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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