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民族文化与民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文化与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虽然几经曲折，但因为得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取向，而逐渐明确并日益变得不可逆转了。尤其是1992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认定，彻底突破了理论界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非“社”即“资”的逻辑怪圈。这一突破，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待重新思考的新问题，还把如何推动、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任务，摆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面前。致力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以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使命的中国民族学，也面临着更新学科意识和研究范畴，丰富学科内容和研究命题，强化民族学的现代参与，充分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学科属性的任务。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水火不相容地对立了起来。这种观念或认识的误区，除了受到简单庸俗化的“阶级论”的影响之外，还完全忽视了或者说是完全无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以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为基本内容，以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为主要杠杆，才得以实现的。
就是说，市场经济构成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当今世界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最为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态。我国各族人民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逐步跻身于先进与发达民族之列，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与途径，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由市场来调节经济，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并通过此种调节来确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显然，市场调节反映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并在交换中实现价值增值，亦即获得利润；交换必须在流通过程中，亦即在市场上去实现。商品的流通与市场交换，遵循价值规律，遵循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和优胜劣汰的原则。虽然为防止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可能掀起的某些经济与社会震荡，也需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计划和调控，但是，现代化走向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仍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则，培育和酿成由无数市场主体，亦即由无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组成的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市场经济推动现代化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其能量的巨大，来自竞争导致发展的根本原理。
市场经济不仅具有调节社会供求关系的敏感机制，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合理的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与经济资源的功能，而且，市场经济还是沟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民族及区域之间的强有力的经济纽带。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条件下，我国各民族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也刻不容缓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通过市场调节，逐步改变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合理的价格双轨现象即不等价交换。这将有利于我国多民族聚居的西部诸省区，包括许多民族自治地方，逐步改变在计划体制下“失血过多”的状况，从而增强发展的机会、活力与后劲。我国多民族聚居的西部广大地区，同时也是我国“两源”（资源与能源）富集的地区，在由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与生产布局的过程中，西部多民族地区也将逐步改变在全国经济格局里的现有地位。不过，还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一个时期内会出现各生产要素朝投资效益较好的东南较发达地区流动的倾向。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将逐步超越以地方性与民族性为特质的区域性市场，进而将把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日甚一日地卷入其中，从而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将更加紧密。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都将日益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力量，我国许多民族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封闭性，将被彻底打破，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不可能孤立或隔离于世界其他民族而实现。打破民族壁垒的市场经济，必定使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共同性不断增强。
第三，市场经济将对我国现存的民族关系格局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现实生存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也客观地要求对我国现存的以优惠照顾为特点的民族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
现存的我国民族关系，以政治上的团结，法律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互惠为指向。就是说政治上的团结，要通过法律和经济这两条途径去实现。在法律上已经基本实现各民族平等的状况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由于历史与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也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规则，我国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现状，存在一定的差距。除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指标以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指标，而且，由于发展的不同速率，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有所扩大。
虽说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互惠的，但我国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与照顾，也是明显的事实，应该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效率原则和民族政策的优惠与照顾原则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用优惠与照顾性的民族政策，去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就有可能弱化少数民族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必然以发展的低速迟缓为代价，客观地说，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基数已逼近一亿大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说，来自主体社会的平调优惠，实际上也只能是很有限的，或者说是力不从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只是追求“事实上”的或现实结局的“平等”，而不是竞争规则的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平等，那么，“平等”就有可能蜕变成“平均”，显然，它将阻碍各民族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因为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根本原理。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级别和官本位，它只承认价值规律，只承认市场主体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平等，承认竞争机会与规则的平等，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面前，没有任何民族的特权，民族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市场经济也具有分化性的功能，由于在条件、基础和经验等方面的现存差距，在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成本规则的作用下，总有某些参与市场竞争的人们会被无情地淘汰，就是说，市场经济可能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不断地产生出差距。此种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虽然有可能导致某些政治上的后果，但它和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
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政策的目标，或许就在于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则，使各族人民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是说要使各族人民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竞争，促进各民族的发展，又要注意防止市场竞争在民族之间造成过于悬殊的差距，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手段，扶助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恢复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自信。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发展的速率与民族的团结之间，寻找到一条或若干条较为可行的途径。
二
我国各族人民在他们各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各民族相互间源远流长的交流与借鉴中，既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它不仅为我国各族人民在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还构成我国各族人民所致力于建设和追求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影响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具体途径与方式。
毋庸讳言，包括汉民族在内，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大都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在各民族的传统的社会生活形态中，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生产很有限，市场规模小且发育不完善。与此相适应，不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多以非商品生产或前市场经济，乃至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核心或者以其为基本特征。
虽然把文化划分为精华与糟粕的“两分法”有过于粗暴和简单之嫌，但是，在某些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常有一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内容，这仍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某些民族的基本文化趋向或其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相抵触时，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就必然会给他们的现代化之路造成很大的障碍。
大多数有关现代化的理论，都承认发展同时也是十分深刻的文化变迁过程，就是说，实现民族文化从传统形态朝现代形态的转型，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定包括的侧面之一。比如，在我国某些民族的观念形态里，从商是可耻的与丢人的，人们视经商所获得的财富为不义之财，认为“为富”就一定“不仁”。不少人宁愿受苦受穷，也轻易不愿或不敢涉足商品的生产与经营。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酿就了一套头头是道的农“本”商“末”与重“本”抑“末”的学说，它对我国大多数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形态的民族，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某些非农的如畜牧民族中，仍然存在着商品与市场观念比较淡薄之类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传统观念中的财富形态就是牲畜的多少，而较少考虑它们的商品率，所以，常常有宰杀甚至炫耀的动机强于将它们赶到市场上去获得利润的动机的情形。
与生产的目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相关联，有不少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分配领域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可以满足最低限度的“温饱”，有利于在困难条件下群体的生存；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阻碍群体的发展，因为平均主义有可能保护落后，鼓励懒惰，打击进取精神。显然，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格格不入的。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有许多类似于“共食”的大锅饭习俗，它们虽被说成是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其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体现了平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且表明此种价值观已经化作民俗，深植于这些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之中。
我国有不少民族，分布在内陆、边疆和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也由于在经济生活方面基本上自给自足，还由于外部信息难以进入，于是，就逐渐在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中，形成了内向自守，安于现状和容易满足等心态。此种保守倾向的社会与民族心理状态，主要基于群体的心理自卫本能而形成，与他们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族际生存环境相适应。
但是，市场经济将带来全新的族际生存环境。一方面，市场经济必定要无情地打破各民族间的一切壁垒，把各族人民带入一个更为族际化的，竞争也更为激烈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会使各民族间的经济利益和在发展上的距离日趋明显，或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大趋势里，我国各族人民的心理状态，面临两个最为主要的考验：一是变保守自足的心态为积极进取的心态，从而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竞争的承受力；二是正确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对多民族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市场的建立，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等许多方面的族际联系，必定会更加密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心理的偏重从对民族、宗教与故乡（地域）的认同，逐渐朝着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的过渡或转移，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须伴随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化理论的立场说，我国许多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外生”性的特征。虽说也有来自该民族社会内部的创新，即内生的或内在的发展动机，但是，总的看来，来自外部的诱导、压力与干预，的确构成了巨大的推动力。除了来自多民族国家的扶持与干预之外，高发展的或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市场经济而发挥的扩散与传播效应，也是极为重要的。
来自族际环境或族际社会的文化移入（观念，创意，技术，信息，市场经济的规则，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法律，某种生产要素如机器、技术等等），将会导致在各民族社会的内部，或在其与族际社会相互置换文化信息的过程中，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迁；有时候，民族文化的这种变迁，还可能伴随着一着紊乱、痛苦或者震荡。
有证据表明，民族精英（如民族干部与民族知识分子）们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负有特殊的使命。但是，我国的民族干部与民族知识分子，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在文化观念上的更新，就具有了特别关键的示范性的意义。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由市场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时代里，比起“民族干部”来，或许更应培养大批的民族企业家。
把民族文化一概视为有碍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还是短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顺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大势的同时，各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由于民族文化的影响，总会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特色。就是说，现代化并不绝对排斥民族文化，市场经济也能够容许发展道路的不同民族特色，在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各民族文化的独特创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正是它们的总和，才构成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从这个基本的立场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在扬弃或更生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现代化发展的生长点。比方说，我国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由于伊斯兰文化中“重商主义”的影响，而相对擅长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我国大多数民族的社会基层结构，都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在实行承包到户和联产责任制的条件下，家庭或家族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无数的市场主体，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存在的集市贸易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起步基础与生长基点。不言而喻，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尤其是物质形态的文化创造，在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也有可能被迅速商品化。
三
以我国各民族及其文化创造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学，在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里，自然也有了更为重要的科学使命。中国民族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共生共荣和共同的幸福为宗旨，至今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50年代的民族学大调查，不仅为民族学几十年来的进步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还为我国以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的研究主题，在介入我国多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现实生活，借鉴海外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及其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进步。尽管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涌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大背景下，民族学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作出新建树。
我国民族学虽说已有较大的进步，但相对于时代要求来说，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毋庸讳言，在现存的民族学研究里，有不少水平尚需要提高，尤其是学科意识亟待更新。比如说，我们曾过多过久地停留在“五种”社会形态的框架里，满足于对已经成为“过去”的社会形态，进行静态和定性的描述。在许多情形或场合下，我们或多或少地习惯于对某一民族文化中的“古老”成分，给予更多的关注或更高的评价，而往往忽视了该民族社会文化中那些正在发生着活泼变化的事实与现象。当我们进入某一民族的某一社区（如村落）时，我们常常可能有意无意地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眼镜”，去评判与我们不同民族的文化，从而得出不符合“真实”的结论，当我们研究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时，也往往会犯夸大本文化的错误。有时候，我们可能曾经不恰当地把我们调查过的某一民族，某一社区，甚至某些特例，当作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发现”，加以极度的发挥，有时候，当我们从事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又可能放弃了可比性的科学原则，将来源不同的“材料”加以自由的缀和或编排，等等，类似的问题，的确还可以举出很多。
要提高民族学的科学水平，切实发挥民族学在促进各民族加快现代化进程方面的作用，就必须逐步改变民族学研究中的上述不足之处。我们以为，除了坚持民族学为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事业服务的宗旨，进一步明确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平等原则，强化民族学家的职业道德意识等等以外，应该特别注意从以下若干方面做起：
首先，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具有科学性。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简单说来，可以用费孝通教授于1993年9月8日，在日本福冈接受亚洲文化大奖时发表的纪念讲演中的一段话来表述：即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获取研究的材料，进而通过分析，产生出对于对象社会的理解，然后，再根据自己对对象社会的理解，去帮助各民族的人们提高他们对于他们自身发展道路的认识。
在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包含了“实证”，“介入观察”（田野调查）以及“学以致用”地为人民服务和强调“发展”问题的研究等多层深意。在这个方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就有可能逐步弥补民族学研究中较重定性而量化研究不足的弱点，同时，在讨论市场经济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的影响时，必要的统计分析，也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免浮泛之论。
此外，还应该逐步明确民族学的比较方法所应遵循的若干规则，从而使比较民族学获得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真正科学的民族学比较研究，既能使研究者摆脱本民族与本文化中心的影响，又能使研究者清醒地不把自己在一时一地所获得的材料与心得绝对化。
其次，更新民族学的研究课题，把民族学研究的主题转移到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与现代化问题上来。目前，尤其突出地迫切需要加强对以下课题的重点研究：
市场经济对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已经或即将带来哪些影响？例如，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给偏远地区的乡村集贸及其相关的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交换习俗与价值观念等，已经或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与各民族核心的文化价值之间有哪些契合与同构的关系？又有哪些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关系？怎样才能在市场经济与各民族的文化价值之间找到相互接受的“基点”？怎样才能在各民族传统的文化里找到或培育出市场经济的“生长点”？
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立场出发，有可能在既定的课题中发现新的意义，比如，“民族教育”，若能够看到“学校教育”与各民族的乡土社会里“传统教育”的不同，若能够看到“学校教育”作为主体社会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的意义，我们也就能够在“民族教育”研究的“老”课题里，开拓出全新的天地，从而也就有可能超越迄今为止在“民族教育”研究方面的许多老生常谈。
在市场经济推动国内外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怎样朝着旅游的文化资源即商品化发生转化的？此种转化给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哪些“损失”？又带来了哪些“新意”？海内外的旅游者与当地的人们之间，是如何发生互动的？
国家或较发达地区，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投资开发的涉及各族切身利益的建设项目，怎样才能在不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前提下，较多较快地释放出可能被当地各族所吸收的生产要素？各相关的少数民族，需要有哪些社会基础和文化准备，才能接受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要素，从而实现生产要素间的嫁接或移植？
在重视“外”来文化因素的意义的同时，注意发现民族社会内部的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动机与苗头，注意“外”来的因素如何被“内”化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化的条件。因为来自某一民族社会与文化内部的创意和将“外”来因素加以“内”化的努力，是最应珍贵的。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与都市化的独特经验，多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应该摆上民族学研究的议事日程。
再者，突出强调民族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学科属性。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不仅表现在研究课题以现实的和现代的为主，还在于现实的和现代的研究，能够成为介入政策过程的基本依据，从而成为促进各族人民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在与民族相关的各项政策（如人口、宗教、教育、环境、文化等等）的制定、执行及调整过程中，将民族学及其成果排除在外的习惯或倾向；二是民族学自我游离于现实的与现代的研究之外，对各民族所面临的各种迫切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熟视无睹或无力作出回答的现状或事实。我们认为，克服这两个难题，需要民族学界同仁与民族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它们被克服之日，定是我国民族学的真正繁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