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产者的八大论题——访经济学家钟朋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产者论文,论题论文,经济学家论文,钟朋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有产者是怎样形成的？
记者：改革开放2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拥有越来越多的有产者。以积极的态度正视这一现实，意味着我们必须澄清一系列问题。这里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有产者从总体上说是“干净”的？
钟朋荣：任何社会，个人财富的积累无非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生产领域创造，二是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分割。
从我国有产者的发迹情况看，通过自己创造而发迹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在农民中，通过种植业和养殖业而致富的有一部分。如种粮大户、养猪大户、养鱼大户等等，这些人的钱是用血和汗换来的，真正是勤劳致富。
长途贩运，是一部分农民积累原始资本的渠道。80年代初，我国交通条件相当差，许多地方都没有通公路，火车的车次也很少。那时主要是计划经济，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加上那时信息手段也很落后，大部分农村都没有电话和电视；更重要的是，因体制和观念的束缚，几乎没有人经商和从事长途贩运。因此，有些产品，甲地堆积如山，乙地却极为罕见。因而商品在不同地区价格差很大。这时，一些有眼光、有胆识、敢于冒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就进行了货物的长途贩运业务。从中也赚了不少钱。他们所赚的也是血汗钱，甚至是性命钱。因为当时长途贩运并未完全合法，弄得不好要坐牢。通过他们的工作，把甲地剩余的，甚至要烂掉的产品倒到乙地，既为甲地的产品找到了销路，也为乙地的百姓满足了需求。
通过工业致富，也是一部分农民的致富之道。温州、石狮等地的人主要是走这条道。他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小商品，也有服装。如温州桥头镇千家万户都生产钮扣产销量占全国的80%；柳市镇主要生产低压电器；龙港镇主要生产中低档毛毯；水头镇主要生产皮革及其制品等。这些农民通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并通过一乡一品甚至一县一品的办法，实现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战略，走上了致富之道。在初期，他们当中也有些人靠假冒伪劣起家，后来经过各级政府的打击和管理，加上他们自己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追求质量和名牌，假冒伪劣逐步减少。
在农村。靠建筑致富的人不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建设日新月异。站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制高点上一看都会发现，像样的房子，像样的路，各种像样的建筑物，都是80年代以后修的。这么多的工程，也为一大批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农村的许多能工巧匠，如木工、泥工等，他们先是到城里做工，后来一部分比较精明能干、善于交际的人就当上了工头。他们主要是到处拉关系，捕捉信息，承接工程。一个项目承接下来，再在本地找一大批能工巧匠和一股农民来完成。既为本地许多过剩劳动力提供了脱贫致富的机会，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大富翁。
城镇的有产者大部分是通过商业起家的。他们先是用一块布在马路边摆地摊，本钱也就几十元或几百元。赚了一点钱以后，租个小铁屋或小木屋；再后来，租个店面。这些人以前没有固定职业，本来就是被计划经济体制抛弃的人，被称为“无业人员”。在那些有国家正式工作的人看来，他们是等外人；更有甚者，干脆把他们看成“不三不四的人”。这些人在体制外谋生，受尽了各种艰辛，大部分人至今仍然只能养家糊口，小部分人因经营有方或机遇较好而成为富翁。
城里也有一部分人是靠知识致富。他们或者发明专利，或者设计图纸。起初，他们靠专利或图纸的转让费获得一定的收益。后来，也有一部分人，干脆自己办个公司，自己开发专利技术。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些人与那些靠拼体力致富的农民和城镇个体户相比，起点比较高，富起来也比较快。
还有一种人，以项目起家。即一开始就找个好项目，然后找贷款。通过贷款，一下子就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创办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然后雇佣成百上千的工人，每年赚取巨额利润。他们自己虽然也从事企业管理和产品的经营，但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也得益于巨额的贷款和大量工人的支持。
以上这几类，都是通过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富起来的。这些人致富，富得都比较辛苦，富得也比较平稳。他们不是暴发，而是通过十多年的逐步积累和滚动起来的。这几类有产者在我国全部有产者中占了绝大多数。
我国的另一类富人，则主要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炒作致富，靠机遇致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好几次发财致富的大机遇，如股票机遇、房地产机遇、特区机遇等等。
1992年以前，人们对股票一直持怀疑态度，愿意主动买票的人极少。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发行股票先行了一步。为了能将股票发下去，政府动员党政干部身先士卒，带头买股票。有的单位甚至采取了强行摊派的办法。但时隔不久，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批判股份制的声音立即消失，大家对股票的看法随之好转，从而争相购买，股票价格扶摇直上。像深圳发展银行等公司的股票，最高时涨了160倍，甚至更多。 当时如果你拿出1万元买了股票，在几个月后，你一下子就可成为百万富翁。 深圳许多人就是这样成为百万富翁的。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仅使大批人通过股票而致富，也使一批人通过房地产而致富。
海口和北海，是当时制造亿万富翁的两个最热的地方。据说，北海在一年之内造就了几个亿万富翁、几十个千万富翁、几百个百万富翁。1991年，在北海的房地产公司还不到10家，1992年下半年发展到1 千多家。全市卖地近百平方公里。许多人拿着土地规划部门批准的红线图或蓝线图，今天1000万买进来，明天1500万卖出去，倒手就赚500万， 至于土地在什么地方，甚至有没有这块地，全不管。当时有一种笑话，说在北海就连傻子也能当房地产公司的经理。
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通过炒房地产大发其财的，远远不止北海和海口两地。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炒房地产都能发财。最火爆的地方，除了北海和海口外，还有三亚、惠州、珠海、珲春、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一大批大、中、小城市。
第三类富人，是通过钻政策的空子致富的。所谓钻政策的空子，主要是钻双轨制的空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经过了一个过渡性体制，即双轨制。以钢材为例，有计划内钢材和计划外钢材之分。计划内钢材，每吨售价只有几百元。计划外钢材的价格随行就市。我国钢材的市场价在1993年曾达到每吨4000多元。这样，市场价与计划价相差若干倍。如果能拿到1 吨计划内钢材指标，在市场上就可以卖几千元，这个指标的价值，实际上也就是市场价与计划价的差额。于是，许多人通过种种门路，到计划部门，到物资部门，到钢厂，到机械厂等可以分到计划内钢材的企业，寻找计划指标或计划内钢材，然后拿到市场上倒卖。
当时可以进行双轨倒卖的东西远不止钢材一种，有木材、有水泥、有煤炭、有车皮、有外汇、有化肥、有粮食、有彩电、有白糖等等，凡是计划与市场价有差距的产品，都可以成为倒卖的对象，都可以从倒卖中发大财。
然而，最大的倒卖对象还要算银行的资金。我国银行的贷款实行国家计划利率，即官方利率。而由于资金市场和民间融资的发展，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市场利率。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一般为10个百分点。我国官方利率一般在10%左右，而市场利率一般在20%左右。如果将银行的资金按官方利率贷出来后，再按市场利率倒给企业，特别是倒给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却又很难从银行得到资金的个体私营企业，就能获取巨额利润。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已超过7万亿元，按10%的利差计算， 每年就有7000亿元利差。这些利差如果有10%流入个人腰包，则每年有700亿转为个人收入。就是1%流入个人腰包，每年也有70亿转为个人收入。无论700亿还是70亿，都可以造就一大批富翁。
还有一种致富渠道，即通过转移国有资产而致富。
《中国软科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陈剑先生编著了一本《流失的中国》。书中提出，80年代，我国的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元；90 年代以来，每年流失800—1000亿元。当然， 这些资金并非都直接进入个人腰包，转化为个人资产。其中有的是因决策失误而浪费，有的因设备闲置而浪费，有的被吃喝、游玩、买车等而花费，有的是公款买房、公房私用，等等，真正流入个人腰包，转化为个人资产的只是一部分。到底有多少，书中并没有系统分析。其他方面也未见到此类全国性统计数据。应该看到，能够转移国有资产的是极少数人，他们在全部有产者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很小。
以上列举了我国富翁形成的几个主要渠道。通过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富翁中存在两上绝大多数：第一，绝大多数是合法致富，通过贪污、盗窃、走私贩毒而非法致富的只是极少数；第二，在合法致富者当中，绝大多数是勤劳致富， 靠1992 年的股市和1993年房地产致富的，靠双轨制致富的，毕竟是少数人。
有产者的存在是有害于社会还是有利于社会？
记者：按照传统的观念，有产者是吸血鬼，他们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但我们在与许多民营企业家的接触中，感到他们整天在忙于事业，有的一个晚上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有的甚至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有的把大笔财产捐献给希望工程和社会福利事业，个人消费几乎压到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他们把企业搞得那么大，对社会也是一种奉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倒有点像“活雷锋”。你认为，有产者的存在是有害于社会，还是有利于社会？
钟朋荣：有产者分为两类：一类人躺在财产薄上贪图享乐。他的财产如何得来暂且不论，但他们当前的现实是，只消耗财富，不创造财富；只向社会索取，不向社会奉献。说他们是吸血鬼可能有点过分，但至少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的纯消耗阶层，或者叫食利者阶层。
另一类有产者是把财富作为自己施展才华，奉献社会的物质条件。财富对他们来说，不是福利，而是责任。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些财产看管好，使它们能不断地增值、膨胀。怎样使财产增值？那就是要忘我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经营。我曾经为广州绿丹兰集团作过两年咨询工作。绿丹兰总裁李贵辉先生是香港年轻的企业家。他最初在香港打工，后来自己创业，自有资产发展到数亿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在广州期间，我经常看到他的办公室外面在晚上12点以后还排着长队，又是浙江的分公司经理要汇报项目，又是武汉分公司的经理要汇报市场营销计划等等。晚上三点钟以后睡觉是常事。像这样一些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极强的有产者，说他们是活雷锋一点也不过份。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发现一般人所没有发现的潜在的社会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组合成某种产品或某种服务，然后又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创建企业，并管理好企业，通过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待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了税收。
我到海南椰风集团，与总裁刘扬武进行过多次接触。他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不吸烟、不喝酒、穿着朴素。他的企业为几千名海南贫困山区的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每人月收入千余元。在那么贫困山区，一人到椰风集团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都有了着落。许多小青年，原来打架斗殴、赌博、吸毒、家中父母都管教不好。这些人到集团后，通过严格的管理和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前的坏毛病都克服了，这些小青年的家长都非常感激。像这样的有产者，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活雷锋，我觉得并不过份。
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有产者都是劳动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资产收入，但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依靠资产，而是依靠劳动所得。因此，我国大多数有产者，即使不能列入活雷锋之列，也绝不属于吸血鬼之列。
为了反映有产者对社会的贡献，在经济学上应创建一个“财富创造——消耗系数”公式：
某人的“财富创造——消耗系数”＝该人在一定时段或毕生所消耗的财富／此人在同一时段或毕生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
这一公式，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创造财富多而消耗相对很少的人，“财富创造——消耗系数”就低，就说明此人对社会贡献大。
现行政策是否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有产者？
记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产者三个字与革命及光荣几乎是同义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各级政府也把他们作为大众的楷模，给他们带大红花。因此，我们事实上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有产者，还是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无产者？
钟朋荣：我认为，人群可以作两种分类：第一种分类，勤劳与懒惰；第二种分类，奢侈与节俭。
在第一个分类中，勤劳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必然创造比较多的财富，成为有钱人。只是因劳动能力的强弱和机遇的好坏，使他们拥有钱财的数量有多有少。懒惰者及一部分虽然勤劳但劳动能力很差者，则比较贫困。
这样，社会中因为勤劳与懒惰的差别以及劳动能力强弱的差别，造成了有钱和贫困的区别。
在第二种分类中，比较奢侈的人赚钱却不会攒钱，今朝有酒今朝醉，全部吃光用尽，自然还是无产者，而勤劳却比较节俭的人则省吃俭用，赚钱舍不得花，攒起来办工厂、开商店，最终成了有产者。
于是，在整个社会的人群中便有以下几种因果关系：因懒惰而贫穷者；因低能而贫穷者；因奢侈而无产者；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者。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或者说，在多数人群中具有这种因果关系。但也有例外：有的人既勤劳又能干，但因市场机遇或其他机遇不好而倾家荡产。相反。也有的人并不那么勤劳，也并不那么能干，甚至还比较奢侈，但因市场机遇好而成为暴发户。但这种幸运儿和倒霉鬼在人群中毕竟是少数，在有产者中也是少数。
从社会的发展看，在上述几类人群中，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越快，社会就富强：相反，因懒惰而贫穷和因奢侈而无产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慢，整个社会也贫困。
一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讲过一句话：一个亿万富翁可能会带出几个千万富翁、几十个百万富翁，还可能提供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我马上想到。如果中国社会有更多的李嘉诚和王永庆，中国社会不是更富有吗？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勤劳的节俭，通过把握市场规律而成为有产者；同时还要鼓励更多的有产者成为更大的有产者，这样中国社会才有希望。
讲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从初中生到高级党校的干部所灌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企业利润以及整个资本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工人起来把资产分掉，对资产者给予必要的惩罚，是分之有理，罚之有理，这叫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已经很难统一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在民营企业家中，有的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先进人物；有的当上了政协委员甚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进入了国家的领导层。这些现象无疑说明，社会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持肯定态度的，是承认它们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但按照上述理论，我们终究存在着对有产者进行清算的那一天。
上述理论不仅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相脱节，而且与中华民族勤劳和节俭的传统美德也发生冲突。
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常常这么讲：你要勤劳，不要懒惰。子女听了父母的话，结果也赚了不少钱。父母又教育子女：你要节俭，把这些钱用于办点事业，不要都吃掉了。子女又听了父母的话，把赚到的钱用于办工厂、办商店。工厂和商店办大了，自己忙不过来，自然要雇人。结果，他成了有产者。按照上述理论，也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么说来，他们的父母是否在把他往邪路上引呢？
所以，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十三亿中国人，在勤劳与懒惰之间，是鼓励人们勤劳不是鼓励人们懒惰；在节俭和奢侈之间，是鼓励人们节俭不是鼓励他们奢侈。中国人向谁看齐，向何处去。我们经常讲舆论导向，这是最大的舆论导向。它关系到把这个国家导向何处，导向贫穷还是导向富强；把这个国家的国民导向何处，导向艰苦奋斗，还是导向懒惰奢侈？这决不是几句口号的问题，而是由一套经济运行机制和人们思想观念相结合而成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
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私有公用制？
记者：最近，你提出“公有私用制”和“私有公用制”两个概念，并提出了“不求归谁所有，但看为谁所用”的口号，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你认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是否真正存在“私有公用制”？
钟朋荣：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学概念中只有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并长期形成一个观念，即公有制好，私有制坏。
其实，如果不仅仅观察财产的所有制形式，而是进一步观察财产的实际用途，则公有制和私有制还可进一步细分。公有制财产可以分为“公有公用制”和“公有私用制”。
比如，有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掷千金，买高档豪华车，产权是国家的，但却由少数人或个别人长期享受，公有财产实际上是个人使用，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私用制，加在一起可以叫做“公有私用制”。
公有私用制最普遍的是城市住房。1996年末，全国城市住宅建筑面积33.5402亿平方米，这些住宅大部分都是公有的， 但它们长期或永远为个人所用。结果，有人趁虚而入，一人占用几套住房。对这些住宅，所有者虽然也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金，但这租金连房屋的维修费都不够，实际上是免费使用。
公有私用制最典型的是吃喝。一桌高档宴席花费上万元，这桌宴席是公家买单，在吃掉以前是公有制，在吃掉以后是什么所有制？
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这个企业的财产是否是公有制，而要根据这些财产的实际运用，进一步分为公有公用制和公有私用制，并根据公有财产的实际运用，统计两种财产的比重及金额。这种统计，比简单的公有财产的统计更有意义，更能说明公有财产的实际功能的归宿。
与此相反，私有财产按照其最终用途和归宿，也可以分为两类，即私有私用制和私有公用制。私有公用制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私有财产最终捐献于公益事业。这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而改变其最终用途和归宿。如我国许多大学都有邵逸夫捐建的图书馆。又如美国著名金融炒家索罗斯已经将巨额个人资产捐献于世界的公益事业，并计划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全部资产都捐献出去。前不久，又传来美国股票大王巴菲特捐献个人财产的消息。巴菲特向他的子女宣布，他们别想得到他的一个子儿，他要将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
第二种，财产的私有制性质没有改变，或称所有制形式没有改变，仍然归个人所有，但所有者永远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例如，台湾首富王永庆有700多亿新台币的个人财产，但他80多岁的高龄， 仍然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不但不会消费他的财产，他也不会消费这些财产的所得。他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兢兢业业地经营，又有那么好的业绩，如果这企业是别人的，老板至少会给他年薪1000万，可他的个人消费一年怎么也超不过1000万。所以，他虽然有700多亿新台币的个人资产， 但他仍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的财产，名义上归他个人所有，实际上在为社会所用，包括：为社会生产出各种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税收。这些财产对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责任，即他有责任为社会来看管好这些财产，让它高效地运转，让它保值增值，让它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多的就业。
所以，如果按照私有制财产的最终用途，上述财产属于私有公用制之列。
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一种所有制形式，而财产的公用制和私用制，是指财产的实际用途和最终归宿。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制度，公用制和私用制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机制。没有任何法律和制度规定私有财产必须公用，而是财产所有者因种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财产交给了公用。
产生这种机制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第一，财产所有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将自己的财产用于生产性经营活动，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成就事业，实现自我。强烈的事业心使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企业办大，因为企业办得越大，就越能证明自己的事业成功。
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存在并发展下去，必须不断地上规模上档次。这样，自己就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财力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而用于消费和个人享受的部分就极为有限，特别是在时间和精力方面更是如此。如果把竞争比作火车头，把企业及企业家比作车厢，则每个企业老板都被这架车头拉着拼命地转。
第三，社会荣誉感和人们的好胜心理，也促使许多老板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如我经常去温州几个县调查，与那里的老板接触比较多。每个县都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私人企业，这几个企业的老板在政府部门比较有影响力，在社会上也比较受尊重。因此，其他一大批中小老板都力求进入这几个大老板的行列。而这几个大老板依据其财力的大小，也有一个排序。如张三是老大，李四是老二，王五是老三。他们几位明争暗赛，谁都希望在本县当老大，而当老大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规模做大。
最近看到一本刊物，名叫《’96台湾十大实业富豪》。其中王永庆得票556票，排在第一位；施振荣得票426票排在第二位； 高清愿得票215票排在第三位。他们每年这么排名，今个张三上了排名榜， 李四被挤下去了；明年李四上了排名榜，王五又被挤下去。对这些大老板来说，他们增加积累决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使生活过得好一些，而是为了争一个名，甚至为了争一口气。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一旦进入财富积累的轨道，似乎就身不由已，就必须把企业办大。为企业每年多创造利润，就得多积累少消费。而且，你整天忙于办企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消费和享乐。这时，真正的个人享乐甚至不是来自于消费，而是来自于事业的成功。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即拼命创造财富和拼命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耗财富的机制。结果，巨额财富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这就是私有公用制。
（未完，待续。本文承蒙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顾问沈祖伦先生推荐刊用，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