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替代性补偿与压力应对：旅游的中介效应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中介论文,压力论文,社会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使得一些社会行为失范(anomie)，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人们一方面要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同时还要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痛楚”。由于我国数千年来农耕文化主导着社会生活，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挑战、慢节奏、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中国人面对前所未遇的压力挑战时，许多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显然准备不足，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健康问题(杨廷忠，200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压力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美国劳工部(2006)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因员工心理压力给美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50亿美元，超过500家大公司税后利润的五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课题组(2005)在历时多年的研究后发现，我国各类职业群体中有近一半的人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这是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心理障碍、职业枯竭甚至过劳死的主要原因[1]。而在知识型、技术型员工以及企业家群体中过劳与心理压力过度现象分布更为广泛。高层次人才往往拥有较高学历，身居要职；有强烈的成功动机，对职业生涯有非常严谨的规划；常常加班，以自己的健康做抵押，法定假日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他们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共处，导致这类群体往往具有强烈的心理危机感。国际调查机构Experian和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84％的中国内地企业家面对比去年更为沉重的压力，远超全球平均指数56％，位居全球企业家之首(如图1所示)。
休假通常被视作公民放松身心、对抗压力的主要方式。目前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趋势正向全球蔓延(Lanfant，1995)，旅游等闲暇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作为对工业文明副产品的“逃避”，其本质内涵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属性。旅游也不再单纯地被视作一项GDP指标，而是被系统地纳入到社会福利中考虑。那么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旅游能否真正实现压力的转移与疏解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社会生活和企业管理实践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图1 各国企业家压力感知情况调查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Experian和Grant Thornton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著名心理学家Anna Freud(1936)研究表明，人格的压抑可以透过一种“替代性”的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以求在另一个领域获得自主性与自我独立的满足，补偿他在其他领域所遇到的挫折[2]。社会补偿理论(Social compensation theory)认为，当个体对某一对象的情感由于含有危险(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直接向该对象表达时，人们有时会把这种情感或冲动转移到其他对象身上，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宣泄，心理得到平衡，即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学者Folkman(2000)结合压力应对的两种功能——聚焦情绪和聚焦问题，以及两种形式——认知和行为，提出较为全面、具体的压力应对策略(见表1)[3]。可以看出，在问题导向的应对功能中，采取隔离和疏远的方法是一种无效策略；而在聚焦情绪的应对功能中，寻求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补偿机制是积极而有效的应对策略。
旅游社会学代表人物MacCannell(1976)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人类除在制度层面实现对传统社会实质性的超越外，时间秩序(如工作时间的程式化、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分离的制度化)、社会-空间秩序(地域人口的民族化和城市化、城市空间的抽象化、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和精神秩序(世俗化、工具理性化)也发生了剧烈变化[4]。然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Giddens，1990)，它在带给人们以丰裕的物质享受、消费文明和选择自由等“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与这些“好处”如影随形的种种不适、痛苦和怨恨[5]。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异化、失范和工作的程式化、生活的单调化、生态环境的劣质化、人际关系的疏远化等，均是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存在条件不满与怨恨的社会根源[6]。旅游的新迪尔凯姆主义学派(Neo-Durkheimian perspective)认为，“世俗世界”以单调和乏味为特征，表现为“机械的分工”和“刻板的严守准则”，而“神圣世界”则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animation)”的全新景象[7]。正是现代社会高度商业化、现代化的压力，驱使中产阶级通过一种替代方法在满世界里寻找工业化—商业化的“家中”不能得到的“真实”(MacCannell，1976，1991)。旅游作为一种暂时性的休闲活动，能够使人们摆脱日复一日、机械乏味的固定生活模式，“逃离”传统主流社会的义务约束和责任重负，使旅游者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环境中(Nash和Smith，1991)。
进一步地，学者Iso-Ahola(1982)构建了一个压力转移与旅游动机整合模型(简称Iso-Ahola模型)[8]。Iso-Ahola模型认为个体旅游动机包括逃逸因子(escaping)和逐求因子(seeking)两个方面。逃逸因子代表出游者为了摆脱其所处的个人环境(遇到的紧张、麻烦、问题、困难和挫折)或者是人际环境(家庭成员、合作者、朋友和邻里)压力的一种替代心理需求。逐求因子代表出游者想通过旅游活动获得心理回报(包括个人回报和人际回报)的一种心理诉求。个人回报主要包括休息、放松、生理和精神享受、自我恢复与提高等。人际回报主要是指扩大社会交往、获得声誉和他人尊重、提高地位等。
Iso-Ahola模型聚焦于超现实的体验(hyperreal experience)和追求本真性(authenticity)，认为都市状况下人们已经失常，要么过于理智，要么过于癫狂。人们期望通过后现代旅游重拾在都市状况下、在日常生活中迷失的自我。因为后现代旅游的客体或时空存在于当代主流社会制度之外，在这种旅游行程中，心灵和躯体变回了拥有自身权力的主体，脱离了严密的监控。特别地，在他者的后现代旅游中，人们可以恢复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进入没有利益冲突或压力的临时共同体，与他者进行平等而有趣的互动交流。因此，人们旅游的动机是为了摆脱现实环境中的个人或人际矛盾，并获得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补偿和回报。
概括起来，Iso-Ahola模型与社会补偿理论和防御机制学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从微观上揭示游客为摆脱所处不利的个人环境或人际环境，通过旅游获得心理替代性补偿的一种压力转移机制。Iso-Ahola模型一提出，就成为旅游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仅停留在规范的理论构建上，缺乏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研究设计，尝试验证Iso-Ahola模型所蕴含两个基本假设：
Ha：游客旅游后压力感知显著降低。
Hb：旅游在压力感知与压力转移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操作定义与测量
压力感知。压力感知代表个体因内外部环境不协调产生的一种生理反应。压力感知的测量主要借鉴Ivancevich和Matteson(1980)开发的工作压力诊断量表，包括四个维度[9]，其中：工作压力源包括角色混淆、角色冲突、工作过载和职业发展等测量问项；组织压力源包括管理政策、组织架构、变化、领导行为以及职责范围等测量问项；环境压力源包括工作环境、人际关系、职业安全等问项；社会支持压力源包括监管和同侪压力等问项。
旅游行为。旅游是一种特定的消费行为。根据学者Engel，Kollat和Blackwell(1984)提出的消费者决策EKB模型[10]，消费行为包括消费动机和消费感知价值两个维度。因而旅游行为包括事前的旅游动机和事后的旅游感知价值。旅游动机的测量借鉴Beard和Ragheb(1983)开发的量表[11]，采用事前施测；旅游感知价值测量借鉴Zeithaml(1988)开发的感知价值测量量表[12]，旅游结束后施测。
其中i代表游客编号；j代表问项的序号。如果测量结果为正，意味着压力的分散与释放；结果为负，意味着压力强度的加强或量级的增加。
(二)问卷搜集与样本特征
问卷一共包括两部分，分旅游前(包括个人信息、旅游动机及旅游前压力感知)和旅游后(包括旅游感知价值和旅游后压力感知)两阶段调查。本研究主要通过与上海市、四川省六家旅行社签署协议，委托专业导游代为进行配对样本搜集。最终遵循非随机抽样中的便利抽样原则，共发放问卷341份，回收212份。在职游客作为有效问卷的甄别标准，数据分析中对缺失值较少的问卷采用EM算法填充。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37份。
从样本描述性统计看，游客来源包括大陆(73.7％)、港澳台(14.8％)，海外(1.5％)；旅游类型包括自费旅游(50.3％)、商务旅游(14.6％)和带薪度假(35.1％)；旅游地包括中国内地(67.2％)、港澳台(18.2％)以及海外(14.6％)。游客服务行业涉及传统制造业(5.1％)、房地产业(6.6％)、金融业(35.7％)、IT行业(8.0％)、采掘能源(10.9％)、科研教育(9.5％)等。游客在职年限为：1年(不含)以内占1.7％，1年(含)以上，不满5年占11.9％；5年(含)以上，不满10年占35.5％；10年(含)以上，不满20年占28.1％；20年(含)以上，不满30年占16.7％；30年以上占7.1％。
(三)数据结构有效性评估
为克服样本量较少带来的统计误差，我们采取指标Parceling的方法，对问卷问项进行了组合，然后对各构念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评估。评估工具为SPSS19.0和Lisrel8.7。信度检验的主要判别依据是Cronbach's Alpha系数和CR(组合信度)和SMC(多元相关平方)。
结果显示每个测量构念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超过了“门槛值”0.7，组合信度CR超过0.5(见表2)，而每一个题项的SMC均在0.42以上，表明题项均通过了Tabachnica和Fidell(2007)定义的“良好”个别题项信度检验。[13]以上说明问卷的总体信度较高。
效度检验包括收敛效度(convergent)与判别效度(discriminate)检验。收敛效度指不同的观测变量是否可以用来测量同一个构念(潜变量)，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修正模型的标准化负荷值均大于0.55(良好标准)的临界值，统计显著(p＜0.001)。各个构念的AVE(平均萃取变异量)值均大于0.5这一临界标准。各构念反映模型产生的协方差矩阵对原协方差矩阵的拟合程度指标、整体模型的绝对拟合度指标、相对拟合指标、简约拟合指标基本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据此也可判定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14]。
判别效度是指不同构念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是通过比较构念的AVE平方根值与对应构念间相关系数绝对值[15]。本文通过SEM模型计算了各个构念的AVE平方根值，并置于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表的对角线上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见表2)，所有构念的AVE平方根值均满足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量表通过了判别效度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表明，并没有出现单因子的情形，而第一个因子仅解释了一小部分的方差(27.232％)，因而共同方法变异(CMV)不太可能成为数据的一个问题。
(四)假设检验
1.旅游前后压力感知配对样本的Wilcoxon检验。样本正态性检验显示，旅游前压力感知的K-S统计量为0.735(Asymp.sig.=0.652)，旅游后压力感知的K-S统计量为0.750(Asymp.sig.=0.627)，说明旅游前后的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适宜进行非参数检验。
图2 旅游前压力感知的正态分布图
图3 旅游后压力感知的正态分布图
从图2和图3看出，旅游后的压力感知均值为3.30，小于旅游前的压力感知均值3.57，但是两者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还有赖于进行配对设计差值的t检验。原假设如下：
为进一步获得旅游前后压力感知变动的样本信息，本文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了检验和分析。近似概率(Asymp.Sig.)小于0.001的显著水平，与t检验结果一致。从对应旅游前后压力感知的秩的不同关系的秩频数、均值秩以及秩和的统计量可以获得旅游前后压力感知的变动趋势(见表4)。其中压力得到疏解的样本(正秩)为88个，压力增加的样本(负秩)为46个，并显示存在三个结(ties)，即压力感知没有变化。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游客旅游前后压力感知的变动是显著的，即游客旅游后压力感知显著地下降了。由此本文假设Ha得到了验证。但这是否意味着旅游发挥了中介效应，还依赖于进一步的分析。
2.旅游的中介效应检验。旅游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层级回归法。考虑到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旅游行为及压力感知，因此需要控制年龄、性别、在职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变量的影响。为保证层级回归的有效性，在方差齐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所有变量均作标准化处理，并运用VIF和DW值分别评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残差自相关的影响。
结果显示(见表5)，DW统计量接近2，表明残差项间没有自相关；VIF介于1.096-1.921之间，基本拒绝它们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假设。最终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各个模型R[2]的F值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各个回归模型的总体效果非常理想。
在模型一中，控制变量解释了压力转移方差的10.8％(F=5.341，P＜0.01)。模型二加入自变量，模型对压力转移的解释率增加了41.9％(F=15.715，P＜0.001)。其中，工作压力(0.533[***])、组织压力(0.194[*])、社会压力(0.132[*])对压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三单独检验了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旅游行为(0.336[***])对压力转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四同时引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结果发现相对于模型二，模型四对压力转移方差的解释率增加了2.3％(F=15.422，P＜0.001)，与此同时，模型二中对压力转移影响显著的社会压力在模型四中开始变得不显著，工作压力(0.214[**])和组织压力(0.183[**])的显著性在降低，而旅游行为(0.185[**])对压力转移的影响依然显著，由此满足Baron和Kenny(1986)所说的中介效果验证的条件[16]，说明旅游在压力感知和压力转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从而假设Hb得到支持。
四、研究启示
上述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发挥旅游的社会补偿功能，实现身心平衡的工作之道。在验证旅游在压力转移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对旅游类型与压力感知的交互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交互效应是显著的(F=2.429，P＜0.05)。进一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如图4所示)，在三种旅游类型中，带薪休假能够更好地实现压力转移。
带薪休假包含组织支持。研究表明，当个人拥有较高层次的社会支持后，一旦面临压力事件便会感知到较少的压力，且能够较成功地应对压力，使得压力得以有效缓冲[17]。由此，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有助于改善员工工作质量、实现身心平衡的工作之道。
全球电信技术领先厂商阿尔卡特—朗讯公司(ALU)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其员工帮助计划(EAP)项目中包含了多项社会支持计划，如压力管理训练项目(OSMP)、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训练项目、儿童看护设施等。在OSMP项目中，公司主动囊括了带薪休假项目。带薪休假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项目组集体出游计划；二是家庭出游计划，费用由公司支付，目的是密切家人关系，让员工通过享受天伦之乐来去除工作中的烦恼；三是带有拓展训练性质的垮团队旅游计划，目的是密切公司人际关系，寓教于乐。
2.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社会和谐。事实上，旅游作为放松身心、转移压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公民的“社会权利”，是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之一。公民享有带薪度假的权利已写进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除了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外，没有旅游度假机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剥夺”。[18]然而目前我国仅仅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发展，忽视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我国带薪休假制度的提出最早出现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中。由于操作性不强，加之缺乏刚性约束，带薪休假对大多数人而言仅是一项写在纸上的权利。据《中国青年报》通过调查平台对“带薪休假难以落实到位的原因”的网络调查结果(表6)，企业自身执行原因是导致带薪休假难以落实到位的主要因素。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较以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仍存在一些软肋。比如对带薪休假的规定重点仍偏重于划定带薪休假的资格条件，缺乏执行这些规定的刚性约束条款和机制，处罚措施仍不足以起到震慑效应。在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压力下，很难奢望企业心甘情愿地让员工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
从长远看，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需要全社会形成重视劳动者休息权的氛围与文化。企业不能仅囿于带薪休假增加运营成本的隧道视野，还应看到旅游的中介作用机制对工作压力的疏解，进而有助于工作绩效的提升。劳动者自身也要认识到，休息权与劳动权同样是我国《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
3.细分旅游市场，创新旅游产品。旅游的社会属性也为旅游企业的发展带来契机。根据旅游转移压力的属性进行市场细分，设计和开发旅游产品，拓展产品的内涵，有利于旅游企业更好地利用旅游资源，满足游客需求，最终实现个体、组织、旅游企业以及社会四方共赢的格局。
为适应这种契机，客观上要求旅游景区以及相关旅游企业创新服务，对旅游产品进行深层次开发、内涵式升华。自然旅游资源应重视其自然文化导向，深掘其科学、美学内涵，保持其自然属性的本质特色。人文旅游资源应以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地域性和传统性为特色，以历史胜迹、文物艺术、宗教文化、民俗风情、文学艺术等为主题来创意设计具有文化品味和艺术氛围的旅游项目。
五、结语
科技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本文从实证角度，对旅游所包含的社会补偿与整合功能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旅游的中介作用能够显著地实现压力转移，从而肯定了Iso-Ahola模型关于旅游动机中包含逃逸因子的学说，同时也为后现代旅游主义提出的旅游的本真性、旅游被看做是一种“社会治疗”(Krippendorf，1987)、“角色转换”(Moeran，1983)或“社会补偿”(Gottlied，1982)等学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进而也证明了安娜·弗洛伊德学说的有效性——人格的压抑很可能透过一种替代性的防卫机制，以求在另一个领域求得自主性与自我独立的满足，补偿在其他领域所遇到的挫折。
在日益强调旅游社会功能的今天，这一结论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旅游不仅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活动，更是一种修炼“大知”境界的方法，《庄子·齐物论》有云：“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大言”者宽裕广博，言谈美盛。我们应走出局限于旅游经济属性的隧道视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深入挖掘旅游的社会功能，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改善公民工作生活质量，从而全面促进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