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建设构成挑战的若干严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严峻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之一：社会阶层分化与工农群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使全民获益，20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获益的程度差距很大，这样的差距在阶层分化中客观上存在利得阶层和利失阶层比较的问题。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处于利失阶层的恰恰是执政党主要依靠力量的两大阶层：工人和农民。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一部分工人、农民凭借竞争优势实现了阶层地位的上升，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由于拥有社会资源的劣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下降，并还可能呈继续发展的趋势。而且，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工人、农民的阶层位序处在底层。这样的利益获失现实和阶层位序结构显然与执政党一贯的方针和宗旨相违背。一方面，工人、农民阶层仍然是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这两个阶层在人口总数中仍占多数。根据目前的估计，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为22.6%，农民阶层则占44%，两者相加达66.6%，在阶层规模上大大超过其他社会阶层。忽视这样的现实，不作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不切实采取措施维护和保障工农阶层的利益，执政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就会受到削弱和动摇。
问题之二：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引导的冲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社会主义的认知出现了价值观的重大变化。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理论突破，使传统社会主义的利益标准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自身的阶层定位选择和阶层攀升期望，更多地受市场取向的支配。市场取向的调节杠杆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的最明显特征是私利性。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害关系中，市场取向很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忽略前两者而突出个人利益。如何使以市场取向为轴承的阶层分化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相协调，就成为一个难题。同时，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必然导致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标准、生活样式和情操格调的多元化，执政党既要承认这种多元化的合理存在，又要防止多元化导致脱离和危害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
问题之三：阶层分化的现实与传统理念和传统机制的矛盾。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正在发生时代性的变化。原先形成的理念和机制如果不作实质性的调整，“以不变应万变”，就会置执政党于被动。例如，执政党仍然必须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工人、农民又是当代中国的阶层分化中最基本的生长母体，许多新生的社会阶层缘发于这个母体。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赋予工农联盟以新的涵义。一方面，许多新生的社会阶层与工农阶层有着血缘关系，联盟的外延从理论上说大大扩展；另一方面，这些新生的社会阶层又因具有独立的阶层特征与工农阶层相分离，联盟的内涵从实际上说又相对缩减。又如，发挥政治优势是党传统的雄厚执政资源，改革开放前突出政治身分和地位的阶层划分为党发挥政治优势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在打破身分制的同时，也削弱了发挥政治优势的传统基础。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组优化这一执政资源，增强阶层分化中的政治优势作用，是对执政党的一个严峻考验。再如，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任务，面临着从社会阶层固定的静态守衡到社会阶层分化的动态变常的新情况。社会成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分经常变动，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基本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队伍发展和党员先进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有新的运作机制。党的基层组织的传统建制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单位人”相配套的，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现实明显相脱节，如果不作改变就难以完成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问题之四：资源配置的样式多元化对执政党凝聚力撮合的影响。社会阶层分化与资源配置的样式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配置具有“全控型”的特征，社会成员的利益分享都由固定划一的制度作出明确而基本不变的安排。在这种“全控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分享与执政党的指向紧密相连。因此，高度集权的体制架构便于执政党凝聚力的撮合，党对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渗透效率极高。随着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的运作，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从“全控型”向“分散型”变化。阶层分化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分享处于差异极大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中，利用和享有社会资源的多重选择对不同阶层的组合起着向心力的作用。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具有的直接渗透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力度受到极大的削弱，这对党的凝聚力撮合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问题之五：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的碰撞。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其肩负着“两个先锋队”的使命。她不仅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两个先锋队”使命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在单一所有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下，完全封闭的阶层由于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具有高度的利益趋同性，工人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利害冲突不明显，差别的弥合也比较适当，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广泛性由于阶层利益的趋同性而顺利地得到统一。但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使社会群众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落差、资源竞争、价值错位，必然促使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内潜而外化。必须看到，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就是阶层差异的明显化，阶层差异就是阶层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构成的矛盾便发生了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怎样协调的问题。执政党既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又要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和眼前利益，两者放弃任何一方都会违背执政党的宗旨，这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给执政党建设提出的又一道难题。
二
首先，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推进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解决思想认识是当务之急。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长期拘泥于平均主义误区的社会主义认知，更由于利益差距拉大而实际暴露的心态不平衡，人们对社会阶层分化的认识往往不能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以致对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阶层既缺乏自我认同感，也拒绝对其他阶层的认同。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滞后的认识可能还会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呈严重趋势。因此，排除思想障碍，培育健康的心态，树立正确的导向，提高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认识和认同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把握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整合的辩证统一。社会阶层分化决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肯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否认阶层分化可能产生的弊端。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隐伏的矛盾很多，面临的难题也很棘手。例如，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待业、失业群体和游民群体的出现、阶层分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不公正竞争而导致阶层位移的无序、社会成员利益驱动下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国家主导意识的冲突、富有阶层中某些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样式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等等，都需要加以高度的重视。因此，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要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这是辩证的统一。
第三，继续利用制度安排、政策倾斜和行政力量等资源优势，发挥社会各阶层之间协调平衡的杠杆作用，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当在继续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对因制度性原因、地理环境原因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给予大力度的帮助和扶持。党和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建立和完善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严密个人所得税的法规、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利益调节杠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地区开发等等，在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使弱势群体也能享受社会进步的利益，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调整力度，适应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日益发育健全，初期社会阶层分化不规范的无序状态初步得到克服，正在走上规范化、秩序化的轨道。应该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户籍制度，使各个社会成员获得阶层流动中同等的机会和同等的待遇。同时还要创造进取向上的竞争氛围，要提供充分的教育培训条件，鼓励社会成员晋阶升层的意识，以此来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第五，拓宽阶层协调的各种渠道，建立有效的机制，疏通与社会多元化利益群体的联系。执政党如果不能与各阶层形成直接联系的沟通渠道，就容易积蓄隐患，引发矛盾冲突，甚至激化为恶性事件。疏通阶层协调的渠道，一是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有诉求表达的合法途径，除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外，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使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具有社会广泛性，而且具有群体代表性；二是要通过政策法规沟通各个阶层之间的交往，使不同的阶层达成相互理解。执政党制定的政策法规，应该有利于阶层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总之，能不能驾驭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战略上考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群体利益多元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差异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阶层分化向恶性状态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地扮演好执政党的社会角色。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