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制度转型的质量——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度量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绩效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方面的定量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对制度转型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市场化进程测度基础上的①，其实质是将制度转型等同于经济市场化。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将制度转型等同于经济自由化，从而引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Freedom House)来说明制度转型的绩效。我们认为，以上的研究都是以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为制度转型的目标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因而市场化程度高或者自由化程度高并不能说明制度转型的质量就一定高，这种单向式的测度所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有可能产生争议。在国外的研究中，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编制的转型指数(Transition indicators)就没有设定“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转型的终点，但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欧、波罗的海三国和独联体国家，无法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提供直接支持②。
我们的研究从更现实的角度来度量制度转型的质量。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我们并不认为单向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自由化程度提高就一定意味着制度转型质量的提高。事实上正如詹科夫等(Djankov et al.， 2003)所指出的那样，过度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会造成无序，这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一个高质量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公共制度和私有制度之间的权衡，从而同时控制无序(Disorder)和专制(Dictatorship)这两方面的危险。我们将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来度量制度转型的质量，从而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和绩效。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詹科夫等所提出的理论加以简要说明，第三部分选取不同的指标将詹科夫等人的(Djankov et al.， 2003)理论中的变量加以量化，第四部分具体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路径和绩效，第五部分对全文加以总结。
二、理论基础
如何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增长?对此，诺思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的研究指出了制度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我们所列举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詹科夫等(2003)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制度设计的关键是要解决对无序和专制进行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所谓无序，是指个人以及财产遭受谋杀、盗窃、违约、民事侵权以及垄断定价等形式的私人侵占的危险。无序还表现为个人通过行贿、盗窃来扰乱法院等公共机构，从而使进行侵占的个人逃脱惩罚。显然，无序会造成混乱从而影响经济效率，需要对无序加以控制以维护市场的有序高效运行。但是对无序的控制会产生另一问题，即专制。一个拥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无序的政府也有可能会引致更强的专制来滥用职权。所谓专制，是指个人及其财产被征服机构及其代理人通过谋杀、征税、财产侵害等形式来侵占的危险。专制还表现为通过国家以及利用监管者来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因此，一个高质量的制度实际上是无序与专制相权衡的结果。
图1描述了一个社会或社会中一个部门的制度可能性边界( IPF)。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他们在转型前所面对的是以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政府对经济生活存在着过度干预，政府替代社会、计划排斥市场(孙景宇， 2008; 2009)，因此，其制度转型的起点应当位于图1中的“国家所有制”位置。而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国有制，用市场来代替政府计划从而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显然，转型会使得中国和俄罗斯沿着横轴向左移动，这个政府权力逐渐减少的过程，就是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但是应当看到，随着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无序损失也在增加，因而经济的过度市场化和自由化反而会使制度转型的质量下降。这说明，单向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自由化程度提高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制度转型质量的提高，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制度转型只有向着IPF与45°线的切点趋近，其质量才越高。下面，我们将选择相应的指标，来对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和绩效加以比较。
三、指标构造
(一)度量专制
制度转型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用市场自发的力量来配置资源。我们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自由度指数(Index of Freedom House)来对此加以度量。该指数覆盖了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劳动自由度、产权、政府支出、腐败防范十个方面的内容，具有广泛的影响。我们选择的是其总指标，数值从0至100，数值越高，表明经济自由度越高，从而专制的损失越低。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参见下页图2。
(二)度量无序
社会的过度自由会造成无序。我们选取世界银行开发的国家治理指数(WGI)的部分指标来对此加以度量。国家治理指数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话语权、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控制腐败。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是经济过度自由情况下的社会无序情况，因而将主要刻画政治方面情况的“话语权”和主要刻画政府经济职能有效性的“监管质量”两项指标剔除。重新加总后的国家治理指标参见图3，其数值从-2.5到2.5，数值越高，说明无序损失越小。
(三)契约密集型货币(CIM)
契约密集型货币(Contract Intensive Money)是由克莱格等(Clague et al.， 1999)提出来的一个客观度量契约实施及产权安排安全性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表示广义货币供给量、C为银行外公众持有的现金。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建立在以下三个命题的基础上:①CIM的值可以用来度量依赖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比率大小，一个国家的CIM越高，依赖第三方实施的产业——比如那些涉及保险和资本市场的产业——创造的GDP就越高；②CIM越高，一个国家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进而资本存量、生产率及人均收入就越高;③CIM越高，企业筹集资本的能力就越高，投资率就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赶超增长的机会就越多)。由于安全的个人契约实施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助于大多数人获得只能在长期中才能完成的贸易和专业化的收益，因此，我们引入CIM来度量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情况①，参见图4(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
四、结果分析
从对专制程度的度量来看，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差别不大，都是在20世纪末达到最高点，进入新世纪后经济自由度有所下降。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虽然俄罗斯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但无论是从波动区间来看，还是从最高值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度都要略逊于中国。从对无序程度的度量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差异比较明显。中国的无序损失从总体上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2005年降到最低点，之后才有所改善。俄罗斯的无序损失表现为先下降(2000年达到谷底)又上升(2003年达到峰顶)、再下降的趋势。但总的来看，中国的无序损失要小于俄罗斯，即使中国的最低值也要高于俄罗斯的最高值。从契约密集型货币(CIM)来看，虽然两国都表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但中国的指标要远远高于俄罗斯。
我们一贯的观点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④。这里，结合转型的阶段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绩效作进一步的比较:①我们认为，转型与改革是不同的发展阶段，“休克疗法”的实行标志着俄罗斯转型的正式启动，而中国1992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标志着中国转型的正式启动。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和俄罗斯都进入到转型战略的调整阶段。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转型都进入到深化和完善阶段。
通过参考CIM指标，我们将相关数据放在IPF曲线上，得到图5。图5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考察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和绩效。从图中可以看出，总的来看，中国制度转型的绩效要高于俄罗斯。但是制度质量的提高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从共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并且在世纪之交都存在着经济自由化过度的问题。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路径开始出现差异，中国表现为无序损失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俄罗斯则表现为无序损失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中国和俄罗斯为了应对转型新阶段的挑战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有关。我们把制度转型看作一个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过程——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作用范围及相互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孙景宇， 2008;2009)。对中国而言，中国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主要表现在通过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来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而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转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社会公共领域的治理，新世纪以来无序损失的增加正是政府和社会关系调整的一个反映，而无序损失的最终下降则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制度转型的发展趋向是好的。对俄罗斯来说，其制度转型最初表现为一个“去政府化”过程，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注意发挥政府对制度转型和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因此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实际上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无序损失的减少实际上是其重新加强对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造成的⑤，而无序损失的最终上升，则表明俄罗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仍然是不成功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很可能又出现了“过度”的倾向。在国治理模式重构的道路上，中国要领先于俄罗斯一大步。
五、小 结
经济自由化并不是制度转型的目的，制度转型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经济自由化来提高制度的质量，从而为一国的长期繁荣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那些通过测度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程度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绩效的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单向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制度转型的质量就越高。基于詹科夫等人(Djankov et al.， 2003)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克莱格等人(Clague et al.， 1999)提出来的契约密集型(CIM)指标，我们从无序损失和专制损失两个方面来综合度量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和绩效。我们的研究发现：第一，从总的来看，中国制度转型的质量要高于俄罗斯；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转型路径差别不大，并且在世纪之交都出现了经济自由化过度的情况；第三，中国和俄罗斯在新世纪以来制度转型的路径呈现出明显差异，我们认为，中国的制度转型路径是其调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体现，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路径是其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现。因此，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从而建立起支撑一国长期发展的制度结构方面，中国要领先于俄罗斯。
注释:
①对中国市场化进程测度的相关文献和结论可参见孙景宇(2004)。
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对制度转型进行过定量研究，但比较而言，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编制的转型指数(Transition indicators)因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而被广泛引用。
③事实上，CIM指标本身就能够反映一国制度的质量，但是由于CIM的提高也可能是通货膨胀、利率和货币政策的综合产物(Claugue et al.， 1999)，而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利率和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因而我们仅仅CIM来作为反映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趋近最优点程度的一个参考。
④对转型阶段性的划分参见景维民、孙景宇(2008)。
⑤自从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通过采取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等方式，实现国有资本向命脉企业的扩张和垄断，并以“重新国有化”的方式收回被寡头集团所瓜分的重要国有资产。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参见田春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