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国略：可持续发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试图对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起点。在长期从事实地研究基础上，站在经济学、历史学、环境学、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运用社会学独特视角和大量经验性材料，重新审视人类发展历程，探讨以智力资源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生态统一为核心的新发展理论。并界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诸因素中，论证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可持续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寻求同短缺资源与过剩人口矛盾加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模式。人口与环境是总体可持续发展前提，可持续发展由环境问题而生。力图以全新战略，重组工业文明。经济是可持续发展基础。分析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及其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从社会关系大分化角度把握市场经济，完善社会运行机制缩短社会转型期“阵痛”，培育社会文明因素。注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力的生长和人文价值的重塑，把全面进步和国民全面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最终价值取向。分析市场经济给消除贫困带来的利弊，思考有效地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计划，协调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关系。解剖影响农业粮食保障及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人口压力问题，为人口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战线和政策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人口 资源 环境 经济 农业 科教 文化力 反贫困
学科分类号 F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人口膨胀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兼顾当代和后代利益，人类必须遵循新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它是21世纪无论发达还是后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和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社会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化前途所在。它提醒人们，发展不仅是“空间”概念，同时也要强调“时间”概念；发展不能单纯立足现实，更要着眼未来；发展在注重经济增长时，还要谋求社会文明同步。人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合理地解决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大事。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目的，不仅只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而且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口发展既要适应社会发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人口发展，进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发展只能是片面的或不可持续的。
一、发展观的新趋势
发展是文明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它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发展目标总体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新理论、新战略和新政策纷纷涌现。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渐进深化过程。
1.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
发展学从发展经济学开始，实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把“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以联合国规定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忽视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指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关于发展的公式，反映了战后头20余年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当时，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现象。这种传统发展战略及其实践模式逐步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弊大于利。其一，以GNP为中心的发展日益受到有限资源的限制，不惜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足够资源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其二，加快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代价惨重，影响人类生存。其三，GNP的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造成两极分化。其四，经济畸增与文明衰落共生。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的涵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上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发展，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不仅有量的增长，而且有质的提高。进入70年代后，社会发展和文明增长概念进入现代发展观视野。美国学者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价值体系。联合国在“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报告中指出：社会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发展应与这些方面保护均衡。进一步扩大了发展的概念和范围。80年代伊始，“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联合国推出了《新发展观》，此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尔后各国学者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发展主题，以及经济与政治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等新发展观，即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本世纪末，“综合发展观”又有新的拓展。在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是把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
2.从以发展的“客体”为目标到以发展的“主体”为内核
发展的“客体”即发展对象，“主体”指发展中的人。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大优先地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社会各方面发展两方面。而人的潜力发挥就是要解决人生各个阶段中出现的贫困，不仅是经济贫困，还包括存在、交往、了解和生趣贫困。这些贫困构成了人生各个阶段的内在危机。解决这些危机，人就将进入下一阶段，从而促进人的发展。马尔曼的观念指的是个体发展。实际上，人的一生不仅是个体发展，而且也是在生物社会的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发展过程，不能孤立地看。从根本上说，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二是人的素质提高；三是人的潜力发挥。迈尔斯在《人的发展与社会指标》一书中指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这种发展强调社会平等、国际平等、关心未来和注重现在四个方面。西方未来学家预言：目前人类正处在“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生态危机标志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今后人生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人的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发展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正在西方悄然兴起。
3.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最早是由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来的。1972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1978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关键采用，并给了它10个以上不同“定义”和“指标”。说明其内涵的丰富与复杂。对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1992年的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最后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并加强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落实。1994年开罗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突出了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联合国预测1998年世界人口可达60亿，2050年指向100亿，与此同时，某些国家人力资源浪费严重，需要合理开发利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贯彻，已成为国际软科学课题的先锋选择，也是各国在制定发展计划时优先考虑的基本准则。中国的基本国情表明，在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资源有限、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剧、发展波动历久不衰的情况下，我国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道路，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期间，中国的发展偏重于以经济总量增长为主的观念。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六·五”时期前采用的指标是“社会总产值”。它反映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发展总成果，包括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个部门产值的总和。但它不包括整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不反映人民起码生活水平。“文革”结束后，发展重为焦点。“六·五”计划开始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提。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也制定了包括人口、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内容的社会发展计划。“七·五”计划推行了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它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改变了精神生产即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质的劳动不创造社会价值的错误观点。这个转变至“八·五”计划时更为明显。但国民生产总值还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它主要突出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引起分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跨世纪的眼光，把社会发展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并把人的发展放到战略主导地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国情有机结合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因素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人口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寓于资源、环境之中，三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矛盾、联系和制约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系统。
1.共存与互助，失衡与协调
人口是整个系统的主体和核心，是人类及其群体的泛称。资源是指一定技术条件下，能为人类利用的物资、能量和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是指人类周围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要素的总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由此可见，人口既是这个系统独立的基本要素，又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环境要素，三者呈同心圆状共存结构，且存在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发展有个方向性问题。若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其失调和障碍因素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和范围内，称之为系统的良性循环；若三者之间基本协调，虽有若干不协调因素，但无危害和破坏整个系统的常态进行，可称之为中性循环；若三者之间基本失调，已危及或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常态进行，称之为恶性循环。三者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长期的。出现不平稳是正常的，但失衡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将对经济和社会构成较大危害。引起三者之间失衡原因很多，一般来说可将其分为自然性失衡、经济性失衡和社会性失衡三大类。从系统论角度看，三者之间的协调表现在以下四方面：其一，结构性协调。指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较严密的组织构成，较合理的比例关系和较高的有序性。这种协调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二，功能性协调。指三者组成的系统中内部各要素的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是其运行状态的直接标志。结构作为基础隐藏较深，功能在表层，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它是灵活多变的。其三，区域性协调。三者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地区不能单独达到理想目标，须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互利互惠，否则将发生区域间制约作用，而不能走向良性循环。其四，时段协调。三者发展具有时段性，不同社会经济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
2.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终极：资源的物质变换
人口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都离不开资源。一切发展都是资源的物质变换。从环境问题产生原因探讨可持续发展，包括了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诸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将他们看作是形式不同的资源短缺。例如，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是生态系统更新和平衡能力的短缺。污染则是环境自净能力的短缺。环境问题可被理解为发展过程中广义性资源短缺。将这种短缺现象分解为两个分量：一个分量是为了在一定生活质量基准上支持现有人口所必需的，另一分量则成因于资源的滥用。资源丰富不等于发展快，资源贫乏不等于发展慢。就个案分析，很难找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发达程度同资源的固定模式，但无论资源与发展等式与否的国家或地区，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资源。资源贫乏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使短缺资源得到补充，然后在物质变换中提高其附加值，换取更多的资源。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走的正是这种“贸易发展道路”。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贸易输出多余资源往往输入几经物质变换，附加值大大提高了的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资源，许多资源型发展中国家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3.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资源价值体系的建立
为资源建立价值体系应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其理由来自资源维持和发展的需要。如果未来人口不增长，可持续发展至少意味着未来人至少拥有当代人同样的资源基础，从而获得同样的福利产业。如果人口还将持续一段时期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上升，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人类的资源基础必须获得相应发展。而资源的维持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一句话，意味着足以补偿资源损耗的相应投入。传统经济核算中被称为“利润”的那部分产业中有一部分应被视为“资源转移”或“资源折旧”。由于资源损耗量和补偿性投入这一对应关系，使我们可以计算出某种资源的“价格”，由此计算的资源价值并不违反劳动价值论。这一价值的产生实际上是劳动投入资源维持的结果。由于资源被定了价，就会产生一系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其一，由于资源的有价使用，资源的发展就变得较为现实了。在技术力量进步的推动下，与生产设备的折旧费使用一样，“资源折旧”的使用可以导致资源的发展而非仅仅保持存量。在供求关系调节下，对某些资源的商业性经营会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形成资源产业，以专门从事资源的发展。其二，在资源合理定价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需要以企业净利润中扣除相关生产原资源消耗。在作了这类扣除后余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称之为净当前社会价值。如果能成功地使用企业的净利润等于NPSN，就能强有力地遏制企业依靠消耗资源获取最大利润的倾向。资源费用就会成为有力的鞭子，驱赶企业以资源密集型走向资源效益型。其三，最深刻的变化是价格和市场体系的改变。资源有价值使用一旦合理到位，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基础产品价格的上升。受供求关系调节，依赖紧缺资源的产品价格上升较大，这种价格变动是系统性的，通过一般平衡过程将形成新的价格体系。此时，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得不发生大的变化，某些物品变得使人感到再也浪费不起，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再是物质享受增加的同义语，而转向依靠低消耗资源的服务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将形成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的价格体系、市场体系和生活方式。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资源价值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4.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今天与明天的资源优化设置
将可持续发展过程视为将资源价值引入价格体系，以此重构市场体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配合，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发挥积极作用，重构人们价值观念体系，可持续发展过程这一描述甚为理想化，其中隐含着一些重要假设。例如，这应是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社会，某些物品价格变动能通过一般平衡原理有效影响整体资源配置。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普遍享有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质量，社会的技术进步潜力是巨大的。仅从这些假设中，已不难体会可持续发展是艰难的，其最大障碍是不发达状态。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仅占二成，其余皆是发展程度不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低，实现可持续发展难度越大。其原因是，其一，传统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技术和资本缺乏，人口主体生计依靠简单劳力，因人口增长而扩张的需求压力迫使人们以传统方式强化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贫困和生态退化间的恶性循环，严重缺乏治理所需的国力。可持续发展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当前与未来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贫国来说，显然其策略缺乏吸引力。他们连现在都不敢保证，怎能顾及未来。其二，技术资源对环境保护是一种中性力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如果社会主流追求更多的资源消费，则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下，资本将起到加速消耗资源的作用，但以可持续发展策略改造市场后，同样在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资本作用会转向有利于环境方向。资本和技术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对任何发展模式都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由于资本和技术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拥有，在向可持续发展转轨途中，发达国家较顺利，发展中国家较艰难，穷国几乎走不通此路。其三，市场发育程度影响资源价值变化。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是不充分的，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具有消极影响，广大农村腹地几乎无市场可言。其四，人的现代化方面差异也不可忽视。第三世界在转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述困难。对此，西方学者有两种观点：一是穷国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二是提出国际间“均贫富”式的再分配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对后一类倾向观点，如果理解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损失，与自然和谐，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要求第三世界无视自己的实际情况牺牲发展权以降低全球对环境消耗的观点，不但带有浓厚的新殖民主义色彩，且本身有害于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成功地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就不能清除，贫困条件下人口与生态退化间的恶性循环就不能制止。因此，坚持发展优先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命线。
5.寻求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路子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与国土面积一样，大致排在世界第3位。种类较齐全，具备主要依靠自己资源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而世界多数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资源相对短缺。一是表现为绝对数量上的短缺。如目前9540万公顷耕地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1%，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仅1/2。二是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可区分为总体资源结构性短缺，即某些重要资源不足。同类资源结构性短缺，即较强替代性同类资源中，劣质资源比优质资源所占比例高。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资源开采利用难，成本高。与资源相对应的是人口过剩，而且同资源稀缺难以补偿一样，人口过剩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扭转。国内外的预测大同小异，一般预计2050年增加到16亿左右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这一前景几乎是不可改变的，稍有疏漏还有突破的危险。毫无疑问，人口继续增长将直接导致人均占有的非更生性资源下降，可更生性资源若更生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也难以摆脱下降的命运。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出很强的加权效应。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源，1960年至198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增加到48亿，增长60%；同期世界能源消耗增长130%，倍加于人口的增长，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均消耗能源增长45%的“分母加权效应”所致。中国正全力奔向“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处于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较快，人口城市化加速进行，消费结构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时期，三者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消费超出一般预料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正如田雪原所说⑧，对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市场和强有力刺激，并且体现着发展的根本目的，理应为之奋斗和保证合理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不要忘记，生活水平提高的背后是人均资源消耗以加权速度的增长，人口过剩与资源稀缺矛盾的加剧，因而需要审视传统消费模式的利弊，寻求一条与人口增长“分母加权效应”相适应的节约型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三、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人口则处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宽裕的人口条件。
1.人口因素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一方面，人口数量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口数量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没有社会活动，就没有社会内部分工，就不能有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同时，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但在另一些条件下，人口数量众多，则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因为人口数量过多必然带来教育、就业、交通、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影响。首先人口质量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一是如果人口质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就会阻碍或延缓生产力发展；反之则推动或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次，人口质量影响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如果人口素质低，则不能自觉调整或盲目调整。其结果都不利于生产关系的完善，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最大。人口是社会主体，是社会生产力构成的能动要素和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人们的经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都与人，特别是人口质量因素有关。在社会生产领域，人口质量的作用则更为明显，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平的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状况，对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关系极大。一般地说，高质量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则起着延缓甚至阻碍作用。
目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用过剩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加以概括。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其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一端为一定时空的人口规模，另一端为最终产品的生活资料，在宏观上二者最能体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程度。面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对生活资料的加权需求，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不足将长期存在。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适度消费，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生产三者结合起来，实现其良性循环。其二，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有两种循环模式。一是：“高生育率—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初级循环模式。二是“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高级循环模式。目前中国在总体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其三，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生产年龄人口与就业手段、结构的可持续发展。机遇与挑战、动力与压力并存。一方面，由于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致使老年人和少年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下降，社会负担减轻，是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劳动力在过剩情况下继续大幅度增加，21世纪前20年，就业问题将白热化。应抓住机遇，运用动力，迎接挑战，缓解压力。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起来人口老龄化具有提前到来和峰值较高的特点。为应付“银发浪潮”，应建立起社养、家养、自养“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它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变动或人口城市化，关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应正视和调整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使之合理化。
3.主要不安定因素：社会群体结构利益冲突
对任何社会制度而言，矛盾、冲突从来都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个社会结构的完整变迁周期都包括四个阶段，即适应、分化、冲突和整合。目前中国社会不稳定问题正是因社会处在分化、冲突和整合三个环节交错并存的过渡期所造成的。新旧体制的冲突、新旧观念的交锋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政策的重心已放在调整社会深层利益结构方面，所引起的社会分化明显朝着利益分化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群体结构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目前社会主要不安定因素。中国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长期动荡和经济水平严重衰退那种阴暗前景。但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理想前景，并非易事。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成功转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局部动荡、冲突、无序、贫富差别继续拉大这两种局面并存和交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无论是经济增长决定论，还是政治控制万能论，都是行不通的。经济的调整增长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民主、共同富裕和稳定、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控制乃至采取高压手段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至多维持表面的暂时的稳定。倘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不稳定因素，一个重要前提保持社会结构变迁的稳定性。
4.社会结构变迁稳定性的基本因素
从现代系统科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稳定即社会的结构稳定有序、功能正常，可以说，社会稳定首先就是社会结构稳定。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社会诸要素稳定的关系及构成方式，即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顺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体系。依此来看，社会稳定应具备这样几种基本因素：其一，有序性。社会稳定与其说是相对于动态变迁过程而言的静止不变状态，不如说是与混乱动荡状态根本对立的“井然有序”的状态，只有无机物的“稳定”才是一种从有序向无序退化而成的封闭式的静态平衡，而生物界特别是社会领域的“稳定”则从来都是通过由无序向有序的进化才能形成和实现。因此，区分社会稳定与否不在于看社会变迁的快慢，而在于看其变迁是否有序。改革17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速度很快，但社会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因为改革是有步骤有计划依序而进行的。事实上，社会要取决于社会结构有序。表现在：(1)在经济利益结构方面，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团体间利益稳定明晰；(2)社会制度结构、组织结构成熟完备，规范系统明确，具有权威和控制力；(3)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明确、稳定，有广泛认同或基本认同一面。当然这种有序并非指社会只允许一种制度、组织、观念、规范存在，而是说社会在多元发展和异质要素并存的情况下，仍有一种主导力量的存在。而社会的无序混乱往往是多种制度和观念并存冲突，缺乏主导力量和方向。
其二，可控性。社会的有序从来都需要一定的控制手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同属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相统一的过程。所谓分化，就是指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割独立，互动关系的增加和多功能化，社会整合即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来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一般来说，社会的分化总是先于结构的整合，社会结构的愈益复杂化及其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多样性、丰富性，正是一个社会体系成熟先进的标志；并且，社会结构越分化，社会各部分要素间相互制约依赖性就越强，社会便越具有整合能力，社会亦便容易被控制线约束。与此相反，社会的失控和无序一般都发生在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时期，特别是在社会极度和快速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荡然无存时，情况尤为明显。
其三，协调—平衡性。协调、稳定、平衡是三个有密切联系的概念，可以说，协调、平衡即是稳定的表现，又是实现稳定的途径。从这一点说，协调、平衡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控制。具体来说，平衡是基于结构内部各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相适应关系而言的，而协调更侧重结构整体本身的自我控制调节和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过渡时那种可控性和平稳性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是重建社会深层利益结构，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需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由于利益分化和差别所引起的摩擦、冲突和社会动荡。
其四，适应性。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前提与特点是：社会结构内部各要素在结构—功能意义上相互适应以及对外部环境影响的能动适应和对异质要素的能动接纳。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体系各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为先决条件的。适应性是现代社会结构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的稳定则以社会结构要素的高度同质性并同对外部环境影响相隔绝为特点，因为它适应不了外部环境的影响，而现代社会的适应性特征是社会结构能够容纳和吸收并可以控制利用内部和环境不断产生新的结构要素，并在更高形态和运行水平上重新形成稳定发展的特性与结构。
5.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政府行为与社会力量双管齐下
其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分化，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彻底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使企业从政府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四自”的经济实体和独立法人。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削弱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其实，这会更利于政府发挥自己的宏观调控作用，更有效地保证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实践证明，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各方面的活动，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由于包袱过重，管了许多管不好的管不了的事，严重防碍它本来正常职能的发挥。
其二，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保护国家利益，防止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发挥国有企业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经济秩序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经济稳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目前，经济秩序的混乱表现之一是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公私难分。各种腐败犯罪现象滋生，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家财力严重下降，都与此有关。因此，合理鉴定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有效运作范围，明确公私的界限，至关重要。这既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抓好基础公益部门的建设，保证经济稳定，又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使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
其三，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的社会声望，增强政府的社会管理控制的效率和能力。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社会稳定都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来维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独立发挥各自的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加强政府的廉洁自律，坚决惩治腐败，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形象、凝聚力所要求的，而且是一个政权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常和强有力的标志。因此，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更艰巨的反腐败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社会财富的控制者。
其四，尽快实现由行政整合机制向法律契约化整合机制过渡，提高社会自身的协调组织整合能力，使社会自觉用法律手段自我解决因分化迅速而引起的冲突、无序、混乱问题。为此，要加快社会基层组织、中层组织、民间组织及各种非政治性组织的规范化、合法化、制度化发展步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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